【編者按】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彼得·鮑德溫（Peter Baldwin）長于從歷史角度理解當代問題，他在2009年出版的《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 How America and Europe Are Alike》中通過統計數據對美國和歐洲在經濟、衛生保健、其他社會福利、犯罪、教育、文化、宗教、環境等方面進行了有趣的比較。該書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9月出版的彼得·鮑德溫“社會政策比較研究”系列中的一本，中文書名是《西方國家都一樣？——歐洲與美國之間的17個差異》。本文摘自該書的引言部分，有刪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標題為編者所加。

大西洋變寬了，不僅是地理層面的，如海平面上升、海岸線退卻，還有觀念層面的。歐洲和美國之間似乎從未像現在這樣相互競爭。在大西洋的一側，資本市場沒有受到適當社會政策的約束，容許激烈的競爭、貧困、污染、暴力、等級分化、社會失范。而在另一側，歐洲培育出一種社會的方式、一種有監管的勞動力市場和精心的福利網絡。也許它的經濟稍欠活力，但是其社會更為團結和和諧。代表英國左派自由主義發聲的《衛報》將歐洲的這種模式稱為“我們的社會性模式”（our social model），將美國的模式描述為“野性的資本主義”（feral capitalism）。

歐洲的道路已經從第三條道路提升到了第二條道路。英國則曖昧地漂移在大西洋兩岸之間：大西洋兩岸觀察家蒂莫西·加頓·阿什稱之為“兩面派英國”（Janus Britain）。英國左派說，它是歐洲的一部分；其歐洲大陸的對手說，盎格魯 - 撒克遜人是對岸的共謀者。

美國與歐洲之間存在主要差異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但在過去的十年里，這樣的差異變得更加二元對立。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對之火上澆油：伊朗、伊拉克、以色列、朝鮮。還有一個更為普遍的問題，即在美國仍未受到挑戰的情況下，這個現存的超級大國應扮演何種角色。羅伯特·凱根有一個著名的觀點：當涉及外交政策時，美國人和歐洲人來自不同的星球。美國人運用硬實力，并面對隨之而來的艱難選擇。在大多數地緣政治沖突的庇護下，歐洲人享受著以更溫和的方式解決沖突的奢侈：火星的單邊主義對峙金星的多邊主義。但是，這一爭端超出了外交和軍事戰略的范疇。它觸及了這兩種社會的本質。配備最強大的軍隊會改變擁有它們的國家嗎？畢竟，美國不只是軍事力量強大。與歐洲相比，它也是嚴酷的，以市場為主導，犯罪猖獗，暴力橫行，社會不團結，競爭非常激烈。競爭是一種官方認可的國家意識形態，而暴力則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一觀點大概是這樣的：世界觀和社會實踐方面的嚴重分歧造成了美國與歐洲之間的分化。

美歐互相鄙視的歷史

北大西洋兩岸在社會文化上是分道揚鑣的，這一觀點在歐洲和美國都得到了詳細的闡釋，其原因既與本土的政治需求和策略有關，也與它們實際的差異有關。如果能被聽到的話，美國對歐洲的批評，通常涉及外交政策或貿易問題。美國保守派偶爾會把歐洲大陸視為他們眼中福利國家和法定監管過度的象征。但歐洲長期以來對美國的批評已經變得更加激烈和廣泛，現在左右兩派都持相同的觀點。既然歐洲在冷戰后的世界中不再需要美國的保護，歐洲人便熱衷于尋找一種美國霸權的替代品。深受內部分裂和意見分歧的困擾，他們重新發現了一個真理：沒有什么比有共同的敵人更能團結起來。

換言之，這不是一個對等的爭論。美國的反歐情緒確實存在，但與歐洲的反美情緒相比，它就顯得蒼白無力了。正如拉塞爾·伯曼（Russell Berman）所言：“沒有反歐的示威游行，沒有焚燒法國或德國國旗的行為，沒有憤怒的暴徒帶著干草叉和拖拉機站在路易威登專賣店或寶馬車專賣店前。美國的‘反歐主義’不是一種對等的情緒，而是事后對歐洲現象的一種乏力的思考。”

2006 年在國會自助餐廳對炸薯條（french fries）重新命名（2006 年被取消）大概就是這樣的事情了。甚至說法國人是吃奶酪的投降猴子（cheese-eating surrender monkeys）也是一種自我諷刺，《辛普森一家》中同樣嘲笑美國人是穴居人。偶爾，理查德·珀爾（五角大樓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或他的同僚會讓一些歐洲人很難在外交政策上與美國政府意見相左。華盛頓智囊團的政策專家可能會爭論放寬勞動力管制的好處，稱贊所謂美國的靈活性，而不是歐洲的僵化。但他們仍然用微波爐加熱牛角面包做早餐，而沒有考慮到牛角面包是更大文化的象征，他們也渴望在普羅旺斯度假。這場爭論很少以相反的方式進行。當談論大西洋兩岸可能出現的鴻溝時，人們幾乎從來沒有聽說過那些傾向于損害歐洲自尊心的分歧。關注槍支管制或死刑的歐洲人在美國觀察家中幾乎沒有對手，他們指出，新的極右翼極端政黨在歐洲的存在（強大和不斷增加）與其在美國的完全缺席，表明大西洋兩岸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或者詳細說明穆斯林在美國的綜合地位，他們幾乎完全被歸入大西洋彼岸（至少在英國以外）的社會邊緣群體。

正如歐洲左派常將美國晾在一邊，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保守派廣播脫口秀主播）、比爾·奧雷利（Bill O'Reilly，保守派喉舌）以及其他的美國右派總是抨擊歐洲。這并不奇怪。這種敵對也出現于主流媒體。《衛報》《世界報》《明鏡周刊》所表達的正統觀點，會被美國人某些先入為主的觀念嚴重歪曲，它們的美國同行，不管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還是《新聞周刊》，所持見解并不相同。美國沒有約瑟·博韋（José Bové，法國左派政治家）這樣的人，拿小小的漢堡包開刀，開啟了從麥當勞到孟山都、從全球化到外來援助的一場世界觀之戰，并且獲得一群烏合之眾的支持。“漢堡包是引發仇視美國的一個特殊根源。”齊亞烏丁·薩達爾（Ziauddin Sardar）和梅里爾·溫·戴維斯（Merryl Wyn Davies）明確地告訴讀者，“漢堡包是整個美國最集中或者說最具凝練性的唯一象征。”美國也沒有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英國劇作家）或瑪格麗特·德拉布爾（Margaret Drabble，英國知名作家）這樣的人，其對美國的痛恨甚至引發憤怒和惡心，文章中的鞭撻更是酣暢淋漓。大多數（91%）的美國人希望與歐洲建立更密切的關系。在歐洲，只有約三分之一（39%）的法國人、剛剛過半（51%）的英國人同意這一觀點，德國人（74%）和西班牙人（67%）則更為友好。

《獨立宣言》

美國工人階級大多不太關心歐洲，而歐洲的工人階級則常常十分喜歡美國。他們蜂擁至佛羅里達的沙灘，喜歡游覽這個坦然迎合大眾口味的國家——較少受到文化市民階層（Bildungsbürgertum）的嚴格約束。主要的態度差異來自更高的社會階層。整體上，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人積極傾向于歐洲。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話，他們是謙遜的。只需想想美國學者在文化上的卑躬屈節。是的，美國右派知識分子偶爾也會抨擊歐洲。然而他們這樣做，不是為了給極不關心此事的普通群眾看，而是為了刺激自由精英分子。反歐洲主義是左派和右派斗爭的一個焦點。相反，歐洲左派和右派都是反美的。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可能是認為右派沒有文化的平民主義十分庸俗，可能是譴責左派不受限制市場的剝削欲。但是他們在厭惡上團結一致，因此確信他們至少有共同的歐洲身份。在美國，反對歐洲的陣營是分化的；在歐洲，反對美國的觀點是一致的。

令美國人困惑的是，歐洲對美國的批評常常是選擇性的，甚至經常是一知半解的。對于歐洲人來說，在對美國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去描繪美國幾成一種傳統。卡爾·麥（Karl May）是一位極受歡迎的德國作家，寫過很多關于牛仔（老沙特漢德）和印第安人（溫尼托）的探險故事，受到從愛因斯坦到希特勒等幾乎每個人的喜愛。在他的時代，旅行是困難的。人們也許可以原諒他在 1908 年涉足美國之前對狂野西部天馬行空的幻想，甚至在 1908 年，他也沒有到過比紐約州北部的布法羅更往西的內陸，盡管布法羅（水牛城）有這樣的名字，卻肯定不是他筆下的西部。但是，享有國際聲譽的電影導演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拍攝了一系列背景設在美國且批評美國的電影——《黑暗中的舞者》（Dancer in the Dark）、《狗鎮》（Dogville）、《曼德勒》（Manderlay），卻從沒到過美國，人們開始懷疑某種類似于故意無知的東西。這并不是說，只有知情才是形成對美國相關認識的前提。法國作家喬治·杜亞美（Georges Duhamel）在 1930 年對他的讀者說道：“我說這些不需要去美國，我可以不用離開巴黎就能寫作這本書的大部分章節。”閱讀歐洲大眾媒體的專家評論，美國人常常摸索著認出自己的國家：貧民窟時尚說唱雜以城市貧困或阿巴拉契亞拖車公園，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帶高爾夫球場的封閉式住宅區佐以卡路里過剩和監獄暴行。所有這些社會學研究上的一本正經有時會被搖頭晃腦的拉斯維加斯那喜劇救濟的怪誕所打斷。

《黑暗中的舞者》海報

對等的這類人在美國根本找不到：在其他方面學識淵博，不可抑制地想對歐洲發表意見，卻對這一主題一無所知。以觀察歐洲為職業的美國人，如簡·克萊默（Jane Kramer）、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等，憑著長期的經驗和細心的關注，工作都充滿熱情。甚至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美國新保守主義學者，也許是美國最尖銳的歐洲批評者），也是住在布魯塞爾，知道自己在說什么。偶爾，美國的保守派講演者也批評歐洲。政客們會努力追求影響力，正如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在 2007 年底短暫的總統初選中抨擊法國醫療保健。有時，博客作者或專欄作家會以歐洲的失敗大放厥詞。不過這種情況很少發生。

人們通常認為拉什·林堡和他的同僚毒害了美國人的思想，將不敬上帝的、懶惰的、監管過度的歐洲與品行端正的美國兩相對照。現實情況是，正如對數據的深入研究顯示，林堡和同僚太過褊狹和自戀，無法放眼美國之外的世界。拉什·林堡的歐洲左派對手是柏林《日報》（Tageszeitung），德國歷史悠久的新左派的喉舌，以批評美國為主要宗旨。如果我們搜索拉什·林堡和《日報》談論美國、歐洲和相關內容的網頁，會發現拉什·林堡談論美國的次數通常是談論歐洲的 13 倍。相比之下，《日報》談及德國的次數通常是談及美國的 1.5 倍。事實上，它談及美國的次數幾乎和拉什·林堡一樣。換句話說，歐洲是美國右派的邊緣關注點，但美國卻是歐洲左派一以貫之的關注點。美國人對歐洲的態度也許最好可以描述為受夠了懷舊之情的漠不關心。歐洲是一個落在后面的世界，有時遭受創傷，只是一個受到邊緣關注的地區。相比之下，對于歐洲人而言，從首次接觸的那一刻起，意見就相當激烈而矛盾：對新事物的可能性表示欽佩，也對新事物的實際運作感到厭惡。也許美國人對歐洲的興趣度不如歐洲人對美國的興趣度。但是，即便美國人不對舊世界長篇大論，至少他們不會說出太多不正確或失真的東西。

美歐之間的爭端不只是造成了北大西洋兩岸國家的相互對立。這場斗爭也波及現在擴大的歐洲。加入歐盟的新國家經常采取與舊成員國類似的政策，并為實現相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目標而奮斗。然而，在應對本國舊政權過于保守的國家主義時，它們也傾向于采用一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在許多情況下，它們拒絕了歐洲的福利國家模式，轉向英美管制較少的資本主義模式。在“一戰”結束后的初期，匈牙利和捷克的改革者比里根和撒切爾更信奉新自由主義。波羅的海諸國雖然很欣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但一直是激進的自由市場改革者。的確，近年來，這些新國家已經緩和了它們的新自由主義。然而，愛沙尼亞實行統一低稅率和簡化征收制度的稅收政策將是任何美國保守派的夢想。因此，歐美之間的爭端不僅僅使美國與歐洲敵對，它們還在不斷擴大的歐盟內部制造斗爭。

盡管大西洋兩岸的此類爭端是由于外交政策上的分歧而引發的，但它們觸及的是更為根本和持久的問題。畢竟，歐洲對美國的批評與美國的歷史年頭一樣長。可以說，我們今天所見的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爭論在當代的體現，它將兩種不同的社會模式對立起來二選一。讓我來清點一下人們認為美國和歐洲之間所存的差異：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態的和宗教的。美國相信自由市場；歐洲接受資本主義，但遏制過度放任。由于市場占主導地位，環境在美國受到破壞，在歐洲則受到關注。預言美國將走向衰落的伊曼努爾·托德（Emmanuel Todd，法國著名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向我們保證：“美國的發展一直都是通過開墾土地、消耗石油和在國外尋求所需勞動力來實現的。”他還補充說，歐洲人過去都是農民，以溫和的、崇拜的方式親近自然。

美國人競爭激烈、道德滑坡，歐洲人則團結一致。在美國，積極進取和良好品質可能會收到更好的回報，但是那些無法在公開市場上競爭的人更有可能跌入谷底。在歐洲，社會安全網（Safety Net）可以防止這種不幸，盡管它也可能限制成功者的高度。由于美國的社會分化更大，因此犯罪問題比歐洲更嚴重。美國社會更加暴力。在美國，社會各項措施要么不存在，要么比歐洲更加私有化。例如，教育常常被描述為分層的，很大程度上是私有化的；而在歐洲，教育是普及的和國家資助的。美國缺乏全民健康保險，這意味著平均預期壽命很低，缺少照看的人將在悲慘中死去。美國人孜孜不倦地工作，而歐洲人放棄高收入以換取休閑。正如一本談及這一主題的書所指出的，如果歐洲人是懶惰的（lazy），美國人就是瘋狂的（crazy）。歐洲人是世俗的，美國人則更加相信上帝，并接受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發揮功用。

當然，美國右派抨擊歐洲之時，當然會以相同的二分法變換一種新的形式：歐洲人是懶惰的和失敗的，美國人是積極進取的和樂觀向上的。歐洲人腐化墮落、漠視宗教，美國人誠實正直、虔信宗教。歐洲人應對外來移民無能為力；美國人正在本國和墨西哥之間修建一道隔離墻，或者成功地融合外來移民，這取決于保守派在移民問題上的立場。

1861年，英國蘭開夏郡的紡織廠因美國封鎖了為其提供原棉的南部口岸而被迫關閉，大批工人失業。

因此，人們認為這兩個社會截然不同：競爭對合作，個人主義對和衷共濟，自治對團結。 正如美國作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所說：“歐洲夢強調群體關系而非獨立自主，強調文化多元而非同化，強調生活質量而非財富積累，強調可持續發展而非無限制的物質增長，強調投入的享受（deep play）而不是瘋狂的苦干，強調普遍人權和自然權利而不是私有產權，強調全球合作而不是單邊主義的權力濫用。”和大多數歐洲觀點一樣，他對技術發展抱有一定的悲觀態度。

如今，歐洲對美國的批評已經持續兩個多世紀，而且抨擊的主題此前曾以不同的形式表達過。歐洲長期的文化保守主義傳統痛斥了現代世界的假定屬性和影響。在 19 世紀，歐洲的左派和右派都從自身的角度批評現代性，右派的農耕浪漫主義（agrarian romanticism）認為現代性是世界性的、漂浮無根的和道德失范的，左派認為現代性是無情的、剝削的和商業的。無論是否愿意，新世界都被迫走向現代化。 但是許多歐洲人認為他們有選擇。 現代性以及關于歐洲是否參與、如何參與其中的持續辯論，長期以來一直是對歐洲文化的羅夏墨跡測驗——歐洲人已經轉移了對自己所面臨變化的恐懼和不安。

今天，美國代表著茶葉，歐洲在其中讀到了可怕的未來。例如，當德國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出口經濟體的公民）以美國的方式攻擊全球化（也就是說，他們有能力在世界各地銷售其優質產品）時，顯然美國并不是因為它本來的面目（作為全球經濟體中一個相當強硬和漫不經心的參與者，僅憑其內部市場的規模，它就永遠不會像許多歐洲國家那樣對全球化產生興趣）而受到攻擊，而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對世界市場不成熟的恐懼。歐洲人批評美國，這通常是想表達對現代世界普遍擔憂的一種捷徑。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經常是真正的批評對象。美國是他們熟悉的魔鬼，而不是未知的未知。而且，無論如何，爭端的焦點實際上是歐洲想要什么樣的現代化以及它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地位。因此，將美國描述為歐洲自定義的對立面，也是歐洲大陸內部就其自身社會的性質、在世界的角色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的一種持續爭論。

有鑒于此，我們最好弄清楚過去幾年出版的眾多書籍，討論是否有一條社會文化的盧比肯河將（大陸的）歐洲與（盎格魯）美洲的野蠻人分開。伊曼努爾·托德警告說，美國不加管制的資本主義是對歐洲的威脅。統一的西方概念已經失去了曾經的意義，德國社會學家克勞斯·奧菲（Claus Offe）補充道。最近給英國《金融時報》寫信的一位作家對此表示同意，盡管將英國置于了歐洲大陸這一邊。這位作家聲稱，共同的語言不應掩蓋英美之間的距離：美國人持有槍支、處死囚犯、入不敷出、駕駛大型汽車，甚至居住在更大的房子中。美國男性接受割包皮手術，工人階級普遍很窮。相比之下，信奉人道主義和世俗的歐洲人享受公共醫院、學校和福利制度。他們繳納高額稅款，壽命更長，并乘坐火車。我們的漢堡包專家齊亞烏丁·薩達爾和梅里爾·溫·戴維斯得出結論：“美國的本性中有令人討厭的東西，它的神話給世界其他地區造成威脅生命的危險，這種主張似乎很自然。”人們會思考，是什么心照不宣的動機激發了這些信件、文章和書籍。安德烈·馬科維茨（Andrei Markovits）寫作了新近談論該主題最有趣的著作之一，認為反美主義有助于點燃泛歐洲民族主義的引擎。歐洲人的共同點比那些雄心勃勃的歐盟帝國建設者所期望的要少。但是至少他們同意與美國人有所不同。他們真的同意嗎？

統計數據表明美歐差異沒那么大

大眾書籍和報章雜志描述了很多大西洋兩岸的差異。但是這些描述，無論多么發自內心，都令人擔憂地缺乏事實依據和實質內容。爭論和謾罵比比皆是，漫畫而非肖像成為主要體裁。現在是該更仔細地審查我們所知道的了。本書嘗試列舉數字。在書中，我仔細考慮了歐洲是否與美國不同，以及如何與美國不同。我提供大量可比較和可量化的數據，以一種統計入門手冊的方式將大西洋兩岸的數據并列起來。

……并非所有的差異都可以通過數字來確認。但是，至少統計數據能讓我們第一時間了解情況，給我們可靠地進行比較的機會。目光短淺但可論證的量化研究將我們從奇聞怪事和主觀印象的束縛中釋放出來，進入事實和可驗證的領域。……我的野心不在于一勞永逸地解決大西洋兩岸的爭端（盡管好像有可能實現）。相反，我希望運用迅速而精準的一招空手道對付事實和數字，以消除大西洋兩岸的期刊、大眾書籍、脫口秀和對話中十分盛行的偏見和錯誤臆度。

……我關心的不是這些專業領域的細節，而是人們對大西洋兩岸差異的普遍看法，以及這些看法如何影響大眾媒體、電視報道、博客圈，以及那些互相了解并形成觀點的美國人和歐洲人的態度。……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主要分界線在意識形態上就是一個整體，它已被確定沿著北大西洋延伸。每個方面都被看作對其他方面的強化和肯定。僅解決其中的一兩個問題將無濟于事。統計學上的鳥瞰會對我們有所幫助。

本書的證據表明了兩點：第一，歐洲不是一個凝聚一體或統一的大陸。即使是西歐，存在的差異也要比通常認為的廣得多。第二，除了少數例外，美國能夠用我找到的大多數可量化的方法進行研究。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要么不存在一致的歐洲認同，如果有，那么美國與尋常的候選國一樣也是一個歐洲國家。我們可以換一種說法，歐洲和美國實際上同屬一個共同的大帳篷（big tent）集團——可以稱之為西方（West）、大西洋共同體（Atlantic community）、發達國家或者諸如此類的。當然，美國不是瑞典。但是意大利、法國甚至德國都不是瑞典。誰說瑞典是歐洲，就像佛蒙特是美國？

……

本書的數據主要來自為數不多的致力于提供國際可比數據的組織：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盟統計局、薩頓信托基金、世界價值觀調查、國際勞工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國際肥胖癥研究協會、世界資源學會、國際能源機構、國際社會調查計劃，以及最為重要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擁有令人震驚的數據庫）。多虧了它們的工作，我的以下內容才具有嚴謹性。但是，與那些在致謝中一貫虛假恭維的學者不同，我不會隱瞞它們的弱點。數據的錯誤、缺陷和不足也是它們的錯誤、缺陷和不足。但至少，它們在收集資料方面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但是，在這個不斷全球化的世界，我們需要更好和更全面的數據來了解各國間的異同。

毫無疑問，這里的許多統計數據可能會遭到反對。但是這些反對意見是雙向的。例如，美國的失業數字不包括許多在獄中的年輕人，因此被低估了。同樣，如果囊括許多被視為殘障者的人，瑞典的失業率將會更高（并且更加真實）。（如果你相信原始數據，瑞典是工業化世界中殘疾人最多的國家，超過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沒有工作能力。）在美國，有0.7% 的人口被監禁；在瑞典，只有 0.08%（2005—2006 年的數據）的人被監禁。在美國，有 10.7% 的成年人是殘障人士（20 世紀 90 年代末期的數字）；在瑞典，這一數字高出一倍（20.6%）。如果美國有瑞典這樣的監禁率，并將剩余囚犯算作失業者，那么 2005 年美國的失業率將從5.1% 上升到 5.8%。或者，如果我們假設瑞典有美國這樣的殘疾人比例，并且將其他獲得殘疾人津貼的瑞典人視為失業者，那么瑞典的失業率將從 7.4% 上升到 17.3%。實際上，麥肯錫公司預測，瑞典的實際失業率大約為 17%。不同的國家以不同的方式篡改賬簿。

另一個例子：美國很大一部分（2005 年約為 13%）的外援資金流向了中東的兩個國家：埃及和以色列。盡管在定量比較中它很容易消失，但是這種觀察應該能夠部分解釋美國的對外援助政策：這是出于地緣政治和人道主義兩種動機的推動。同樣，出于歷史、戰略和地緣政治的原因，英國和法國有幾乎三分之二的外援資金流向了它們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的前殖民地。相比之下，德國和美國對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的援助資金占比各為 40% 和 25%。法國四分之一的援助資金首先是為了讓受援國償還法國發放的貸款，而從統計上看，預測法國援助的最佳指標是受援國是否講法語。人們可能繼續在現有的統計數據中挑毛病，直到沒有可靠的數據留下來。不管是好是壞，我接受了這些國際組織提供的數字，我們認為是最好的，并據此進行工作。歸根結底，在一個方向和另一個方向都會犯同樣多的錯誤。總體趨勢是什么能讓人信服。就像學術界經常所見，一個人可以具有精確度或廣度，但不能兩者兼具。

接下來的比較假設每個國家都是同樣有趣且有關聯的，無論是大型國家（例如美國或德國），還是小型國家（例如丹麥或荷蘭）。正如統計學家所說，這些比較沒有強調該國人口統計的重要性。挪威人口不到 500萬，并沒有在美國這個龐大的國家面前消失。當然，當我們試圖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時，規模并不總是無關緊要的。在人種單一、面積很小的冰島行得通的，可能就不適合更加分散的美國或者也不適合瑞士。

但是規模也不是一切。僅僅因為一個國家小于或大于另一個國家，并不能自動消除它們之間進行比較的價值。例如，當經濟學家在討論放寬監管的優點時，各個經濟體的規模在他們的考慮中并不是最重要的。當然，斯堪的納維亞的國家在知識和社會政策方面的重要性可以用這種方式得到最好的理解。如果沒有這種隱含的假設，即這些小國可以教給世界其他國家一些東西，就很難解釋它們為何能夠抓住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想象力。盡管面積小、地處偏遠、少為人知，但它們在社會政策討論中還是發揮了重要作用。人們憑這些國家本身的實力認真對待它們，而不僅是根據其地緣政治影響力來進行評判。我在本書中也提出了相同的假設。當我們試圖找出共同點和權衡差異時，我們談論的是組織社會的方式、國家的類型或公民身份的種類，而不僅僅是人口統計、國內生產總值和軍事實力。在這方面，小國可能會和大國做出的貢獻同樣多。

當地時間2023年8月16日，美國紐約市皇后區的羅斯福大道上，一名街頭小販在出售商品，這是一個新近移民人數眾多的地區。

現在，當我繼續比較歐洲和美國時，我只談西歐，因為它與歐盟最近擴張前的 15 個成員國基本重合。情況允許的話，我會囊括一些非成員國（挪威、瑞士、冰島）的數據，因為我的研究對象是西歐，而不是歐盟，把重點放在西歐是最公平的做法。如果我把歐盟的新成員國也包括進來，歐洲和美國的差異就更不明顯了，我的論點幾乎會在默認情況下獲勝。新加入的歐盟國家與老歐洲國家相比，還不只是更有可能在外交政策上與美國達成一致。新歐洲人的舉止也更像美國人。他們更加信奉宗教，對干預型國家更加懷疑，在經濟上更加自由放任。隨著不斷擴展，新的歐盟也變得更加多元化，從這個意義上講，它也更像美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