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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鏡頭”早已不再是亞洲電影的標志

2018-09-22 09:4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2屆北京國際短片聯展于2018年9月14日～24日在北京舉辦，導筒將持續帶來本次BISFF評委及導演們的系列專訪，本期我們將帶來評委郭曉東的采訪。

BISFFx導筒

?評委介紹：

郭曉東

電影導演、制片人、剪輯師、策展人。本科畢業于北京大學電子學系，碩士畢業于瑞士日內瓦美術學院“真實電影”專業；創辦新加坡左旋電影私人有限公司，以制片人的身份參與《梧桐樹》、《丘山》、《模樣》、《樹房子》等亞洲與國際合制電影項目；以獨立剪輯師的身份參與《輕松+愉快》、《清水里的刀子》、《之子于歸》等多部電影的后期制作；作為策展人長期策劃亞洲國家電影展映和論壇活動，作為主要發起人于北京成立亞洲電影共同體“新亞洲影志”。

行動中的亞洲影像

亞洲影像是提倡行動的影像。讓影像發生，始終是亞洲創作者的重要方法論。創造力等于行動力，行動既創作。對于個體如是，對于整個創作群落亦是——如果我們將亞洲影像放入現實語境去考量觀察，將會發現它是始終在奮不顧身的運動之中。這種行動構成了我們最強的聲音，也是最具生命力的部分。

作為“北京國際短片聯展”策劃和主辦的一個長期項目，“行動中的亞洲影像”將成為一個集齊論壇、放映、講座的影展特別策劃單元，此后每年一屆。BISFF將每年特邀亞洲某區域特定影像創作群落在影展期間進行特別推薦和引發交流，聯接群體，產生觀點，促進行動。

?采訪正文

導筒：

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和電影結緣的？

郭曉東：

2002年到巴黎讀研究生時，因為學習法語的原因，看了大量的劇情和紀錄電影，尤其是對圖片攝影師雷蒙·德帕東和威廉·克萊恩導演的紀錄片很感興趣，再后來又接觸到了早期美國先鋒實驗電影。當時我已經大學畢業，這應該說是比較晚的電影啟蒙了。

桑德里娜·伯奈爾和雷蒙·德帕東1990年在戛納海灘

威廉·克萊恩 William Klein

導筒：

2002年從北大電子學系畢業后為什么會去巴黎國際視聽學院進修電影制作技術？

郭曉東：

當時我是法國政府獎學金獲得者，去法國工程師學校深造。學電影不是我的本行，如果轉行就自動放棄獎學金。在這樣的情況下，做電影兩條路，要么在國外打工學電影，要么不學就回國做電影。因為理工科基礎的原因，最后決定了在巴黎從電影技術開始學起。

導筒：

巴黎國際視聽學院和瑞士日內瓦美術學院“真實電影”專業的不同學習經歷給您帶來什么？

郭曉東：

巴黎的學校比較偏重電影技術和實踐，而日內瓦的學校注重電影理念和創新，有著完全不同的教學方式。巴黎的學校一個年級幾十人大多是法國人，而日內瓦的學校一個年級只有八個學生，而且是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也有不少并不是科班學電影的。后來回國的工作經驗讓我感覺到當時在法國和瑞士受到的教育，尤其是日內瓦美術學院的那段時間接觸到的人和超前的電影理念，在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在不停發揮著作用。

導筒：

您的第一部作品《車失》拍攝在您結束校園生活的那年，當時這個片子的故事和創作過程能簡單聊一下嗎？

郭曉東：

那是一個完成在2009年，去了國外的幾個影展，但是在國內只放映過一次的電影，沒記錯的話是2010年在方家胡同猜火車，是我在日內瓦美術學院的畢業作品。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大學畢業后改行做保險銷售的年輕人生活和工作上面臨的雙重困境。當時有很多人問我這是一部紀錄片還是劇情片，對我來說這就是一部電影，我感覺那時在國內對于電影類型的區分還是非此即彼的。現在我們看到了更多的年輕人的電影是模糊劇情和紀錄邊界的，但那時我在國內并沒有看到很多。

郭曉東《車失》（2009）

導筒：

2009年拍攝紀錄片《車失》以后，您開始逐漸以制片、剪輯或策展人的身份參與更多的電影工作，跨度都不小，您是怎么權衡和處理這些位置上的身份變化的？

郭曉東：

國內的獨立電影創作狀態和歐洲國家是很不一樣的，國外的政府基金支持獨立創作，哪怕是學生電影（《車失》就拿到瑞士政府的電影基金）。而國內是沒有政府支持的，獨立電影的行業分工也是不存在的，很多應有的職位因為現實困境沒有人做。我一直認為這些很少人做的事情，比如策展、比如制片、比如剪輯是極其重要的，而這些事情又恰恰是我所學并且擅長的。

《梧桐樹》主創在山形國際紀錄片節，郭曉東擔任制片人

導筒：

以不同身份合作不同導演，一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和細節，可不可和我們分享一些在制片或者剪輯過程中難忘的事情？

郭曉東：

我在制片和剪輯的過程中遇到的更多的是困難和獲得了如何克服困難的經驗，也許別人會覺得有趣，但是親歷者的視角是不同的。大部分沒有做過電影的人認為電影是帶著光環的，但在我看來電影就是一個需要耐得住性子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做電影感覺最幸福的不是電影節入選或者電影獲獎，而是出現難得的靈感，那會讓我覺得我選擇這個行業是對的。做電影很難，但讓我覺得欣慰的是，在我做策展規劃、制片設計和剪輯構思時都曾經出現過非同尋常的靈感，這種東西是稍縱即逝的，不知何時會出現，抓住它就是抓住了電影的靈魂。

蘇青 / 米娜《梧桐樹》 (2018)

導筒：

在這些身份或者說是創作的不同角度中？您更喜歡哪一種身份或者哪一種位置？

郭曉東：

同時做制片人和剪輯師是很難平衡的，因為一個要對資本負責，一個要對藝術負責，往往會出現把壓力施加給自己要扮演的另一個角色的局面。演員做到一人分飾多角在我看來容易一些，而真正生活和工作中能做到這一點真的很難。不停地自我對話、轉換視角看待同一工作、學會用不同的方式給自己解壓是每個多工種電影人都需要掌握的技巧。

郭曉東擔任剪輯——耿軍《輕松+愉快》 (2017)

導筒：

新亞洲影志的核更像是一種文化公共教育和平臺，為什么會取名“新亞洲影志”？您是在什么契機和狀態之下構想并開啟這個項目的？

郭曉東：

每一個簡單的出發點都可以是一個多元平臺的開始，新亞洲影志也是這樣。我在2016年釜山電影節上認識了越南導演張明歸并邀請他來中國做了第一期的亞洲電影人活動，現在一年半的時間已經做到第十六期了，超過二十位的亞洲電影人帶來了超過三十部的亞洲電影。這些電影大部分是從來沒有在中國放映過和完全不被觀眾知道的，因為這些電影與主流電影無關，大部分沒有做過發行，所以在中國的電影院甚至是盜版電影里都是找不到的。

在與這些電影人相處的過程中，我們一起探討電影的可能性，共同拓展電影的邊界。在今年七月，新亞洲影志開始了公開課和工作坊項目，傳遞不同電影理念，分享獨特電影經驗。“新亞洲影志”是一個亞洲電影共同體的概念，它既代表亞洲電影的歷史傳承，也意味著亞洲電影的志向高遠。

張明歸《鏡子之城》 (2016)

張明歸和耿軍擔任導師的新亞洲影志工作坊第一期合影

導筒：

歐洲的一些電影節對東南亞的導演和影像作品的追捧程度比較高，您是怎么看待的？

郭曉東：

曾經有一位頗為了解中國的外國友人說中國的獨立電影并不“獨立”，而是一種“依賴電影”。中國沒有自己的獨立電影生存根基，是否能保持思想和制作的獨立是令人懷疑的；我個人的經驗告訴我，一味相信國外電影節的選擇是有問題的，在那里我們看到了一種經過意識形態篩選的電影。我想即使絕對的獨立并不存在，但有意識的保持距離是有必要的。現在的東南亞電影依然是一種依賴性很強的電影，大部分的東南亞電影人也沒有找到與西方社會平等對話的獨立之道。

新亞洲影志邀請越南導演張明歸在北京宋莊進行新片《樹房子》的粗剪工作

導筒：

您覺得亞洲文化在電影里的表達在未來從影像風格和內容上會有什么拓展空間和發展趨勢？

郭曉東：

我不能預知未來的趨勢，亞洲經濟的崛起會讓包括電影在內的眾多領域獲得更多的話語權，但話語權是雙刃劍，要小心使用。從電影藝術角度來講，亞洲電影就是“長鏡頭”的說法已經是很過時的了，不是因為亞洲電影不再拍攝長鏡頭，而是我們在全世界的電影里越來越多的看到了長鏡頭，那不再是亞洲電影的標志了。電影也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從關注外部環境逐漸走向關注自我內心的轉化，但這也不僅是亞洲電影的變化，而是全世界電影的變化。

郭曉東擔任剪輯——楊弋樞《之子于歸》(2018)

導筒：

針對新亞洲影志第一期工作坊學員的學習過程和成片狀態，您有什么樣的看法？之后的工作坊計劃上會有什么新的變化嗎？

郭曉東：

新亞洲影志第一期工作坊是模版式的電影“合作社”，17位學員在兩周時間內互幫互助、齊心協力創作出了12部短篇電影。工作坊的導師都是專業人士，但是我們設法降低電影的入門門檻，讓所有人都可以參與進來。第一期工作坊的回顧在新亞洲影志的公號里可以看到，也有經過所有參與學員授權的電影在網上可以全片觀看。之后的工作坊每兩個月一期，方式方法同第一期相同，我們堅信自己的直覺判斷，也堅信自己的專業素質。

導筒：

目前手頭的工作除了新亞洲影志以外，接下來有正在籌備或者合作的作品電影項目嗎？

郭曉東：

新亞洲影志平臺上緣起的項目已經開始呈現出增長趨勢，我今年在北京宋莊啟動了電影后期制作駐留計劃，越南導演張明歸的電影《樹房子》上個月在北京做出了第一版粗剪，韓國導演李秀妌拍攝多年的新片也即將在宋莊開始一個月的素材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