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男性氣概到底是什么？為什么那些擁有最高權力的男性普遍有厭女癥心態？盡管我們有時對男性的暴力行為和粗俗的想法持批評態度，但現實中我們大部分人對這種現象往往又無能為力，這一切究竟是什么在發揮作用？我們對男性氣質先天和后天的認知界限到底在哪里？

在《生而為男》中，人類學家顧德民獨辟蹊徑，堅信所謂男兒本色，首先是文化上的縱容而非生理上的安排。從上海公園的相親角，到海地聯合國維和人員的性丑聞，從墨西哥城專為女性而設的地鐵車廂到印度的海吉拉，從奧克蘭的康復項目到伊拉克戰爭的前線……顧德民帶領我們對男性特征進行了一次全球性探索。

《生而為男：男性氣概的人類學真相》

[美]顧德民 著

宋熙 張颯 譯

雅理×大方 2023年6月

他以事實證明，男性特征并非鐵板一塊、一成不變，而是因地而異，甚至因種族而異。書中一再揭示，社會對男性特征的普遍誤解，不僅強化了父權價值觀，令女性感到畏懼，更對男性自身設定了不必要的限制。

男人用哪個部位思考？

文/顧德民

（本文節選自《生而為男》第9章）

我在墨西哥城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我當時的妻子米歇爾和我們六個月大的女兒莉莉安娜回美國探親幾周。在我們居住的街道上，我們一家很顯眼，一舉一動都會被街坊鄰居觀察議論。為什么我們不像其他人一樣把自來水燒開30秒？莉莉安娜身上的疹子好了嗎？還有昨天來看你的那個人是誰？你晾在屋頂上的紅色內褲是哪里來的？生活在城市里，隱私就只有這樣。住在我們這樣的社區，感覺就像住在魚缸里。

米歇爾和莉莉安娜回了北卡羅來納州，而我很期待可以全心全意地進行田野調查以及享受一段不用照顧小嬰兒的時光，要知道她的綽號可是“小老板”。送走她們后，我便去了每周三和周六在粉紅色油布下搭建的市場，那里的水果和蔬菜新鮮又便宜。小販們讓市場看上去非常熱鬧，那真是一個和小販、朋友還有鄰居聊天的好地方。

諾瑪在我看到她之前就發現了我。她走過來，對賣菜的人笑了笑，若無其事地打聽米歇爾和莉莉安娜是否順利踏上了旅程。我說是的。然后諾瑪很快說出了她真正想說的話。她把右手食指放在右眼下，好像指著眼睛那樣簡單而又嚴厲地對我說：“Te estamos vigilando, ?eh?”（“我們會幫米歇爾看著你的。”）她和其他人會把我好好看住，不是為了幫助或保護我，而是為了防止我做任何愚蠢的事情。我需要小心行事了。

雖然很想直接反駁：“你這是在暗示什么，諾瑪？！” 但是我放棄了這一想法，故作輕松地說：“你這是什么意思？”

諾瑪問得直截了當。很顯然，這個對話早有預謀。“如果米歇爾不在的時候發生了什么不該發生的事情，我們會注意到的，那她一回來就會發現。你只要自己注意就好了，馬特奧。當然，我真正需要留意的是那些女人。我知道你們男人管不住自己。”諾瑪就此說出了一個底線：男人管不住自己，所以女人必須想辦法管住他們。

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我被告知男人無法抗拒性的誘惑。諾瑪的警告來自內心深處的擔憂，我毫不懷疑她是認真的。她的母親安吉拉還教了我一個表達同樣意思的常用語：“A quién le dan pan que llore？”（誰會在得到面包的時候哭呢?）這句話一語雙關，既形容在農村，因為貧窮，所以別人給你什么你就得吃什么，也可暗示男人 “天生”對性方面的邀請來者不拒。

諾瑪的話或許有些調侃的意味，但她的警告里有多少是在搞笑呢？諾瑪在多大程度上認為我在米歇爾不在的情況下，會受不了誘惑而胡來呢？諾瑪會不會對每一個幾個星期都沒有妻子在身邊的男人說同樣的話？我不認為她會對那些丈夫外出旅行的女人發出同樣的警告。我們就有一個名聲不佳的鄰居，她的丈夫在美國做工，每年只能回來一個多月。多年來，在丈夫不在身邊的11個月里，這個女人就會游走于眾多情人之間。也許諾瑪打算對那個女人提高警惕，以防她來誘惑我。

這種想法往往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沒有超越時間和空間存在的人體。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會發生生理上的巨變，即使是男性的身體也不例外，這些變化甚至可能是可遺傳的。男性氣質不是生物意義上的特性，但即使它是，我們也并不是兩個部分（生物本性和文化）的簡單組合，而是一個復雜的整體。

理解男人的性和暴力的意義，與我們的頭腦和思想獨立于我們的身體這一觀念相關，幾個世紀以來，這個觀念在西方一直是知識界和日常談話的焦點。當涉及男性身體時，這個觀念更是讓人浮想聯翩。而女性版——“她用陰部思考”——在一般談話中則沒有意義。后一種說法之所以不存在，因為在什么導致和解釋男女性行為的一般態度上存在差異——雖然“一定又到了她的生理期”也常被人掛在嘴邊，這同樣是將女性行為病理化的說法。不同的是，當提到月經周期的時候，我們實際意指女性的生殖能力，而在男性版中，其暗示男人主要由性沖動驅使。如果將陰莖想象成占卜棒，就更容易理解了。

作為一個生理上的（而不僅僅是文化上的）男人，一個父親，一個丈夫，這一角色一直是我在做人類學研究時的核心關注點：不僅因為一旦被人發現與妻子之外的女人亂搞就有被告發的威脅，反過來如果有人向我提出猥瑣的要求，同樣也會被告發，因為“男人就是受不了誘惑”；又因為我是一個男人，便被認為總比孩子的母親差一點，而一旦我超越了這一期待，又會得到不合時宜的表揚。對我的男性特質的假設——往往是定義不清且不可改變的——一直影響著女人以及其他男人對待我的方式。我作為一個男人的性行為屈服于一種理所當然的戀物癖，然后又反過來將這種戀物癖歸咎于我的男性特質本身。

堅持從生理上對男人的異常行為追根溯源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參考下述新聞，我們從中可以窺見為什么在當代美國大規模謀殺會變得如此普遍這一熱點問題：

2012年12月24日

“遺傳學家正在悄悄制定計劃準備研究20歲的亞當·蘭扎的DNA。2012年12月14日，他在康涅狄格州紐敦市殺害了20名兒童和7名成人。此舉很可能重新引發長期的倫理爭議。他們的工作將是努力發掘極端暴力的生物學線索。”來自康涅狄克大學的研究人員很快跟進了這起屠殺事件，他們打算尋找與精神疾病相關的基因突變，或者那些可能使蘭扎更容易產生暴力傾向的基因突變。

2017年10月26日

“拉斯維加斯槍手的大腦將接受檢查，以尋找殺人的線索。”報道的大標題有點虛張聲勢。文章的內容則比較克制。斯坦福大學醫學中心的神經病理學主任漢內斯·沃格爾博士，將對當月早些時候殺害了58名音樂會觀眾的男子的大腦進行檢查。病理學家指出：“這場悲劇的嚴重性讓很多人都想知道它是如何演變的。”他很快補充說道，他不確定自己會有什么發現。但是，“我想，這會打消外界對這件事的所有猜想。”

如果這些科學家真的發現了一些大腦異常的情況呢？這可能會產生什么后果？找出美國大多數大屠殺的幕后黑手——年輕的白人男性的基因？然后呢？大規模檢測所有生活在美國，某一年齡段以下的白人男性的DNA？關于白人（以及男性和青年人）的普遍態度是，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的社會人口結構的狀況并不是理解他們行為的關鍵。想象一下，如果大多數屠殺的兇手都是年輕的非裔美國男性，那么不斷涌現的肯定是圍繞他們的種族，對這些年輕人的背景、家庭和個性的分析。那么為什么對這些白人男青年，就不會有人去深入了解他們的種族和性別的情況了呢？

流行的看法是，腦部疾病、精神障礙和異常心理狀態就足以導致2012年發生在新城、1999年發生在柯倫拜、1995年發生在俄克拉何馬城和2017年發生在拉斯維加斯等地的大規模謀殺案。這不過是眾多事件中的幾個。對于許多人來說，這一解釋似乎具有說服力，但它忽略了關鍵的因素。同樣具有誤導性的是指出世界上42%的槍支集中在美國人手中。擁有槍支與大規模殺戮之間有關聯性，但這一因素本身并不能解釋這些事件何以發生。盡管可以肯定的是，2017年在美國，每100個居民擁有槍支的數量為101支，這是全世界之最。但這個數字不僅不能解釋為什么沙特（每100名居民有35支槍）、芬蘭（每100名居民有34支槍）、烏拉圭（每100名居民有32支槍）和法國（每100名居民有31支槍）發生的大規模謀殺案比美國少，也不能解釋為什么這些地方的大規模謀殺案數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且，雖然在瑞士擁有槍支，并不像傳聞中所稱是強制性的，但確實可以說瑞士人還保有相當活躍的、與狩獵有關的“槍支文化”，而這一文化也從未導致瑞士發生大規模射殺事件。

即使我們發現了影響心智的生物指標，或者我們意識到美國人擁有槍支的數量與世界上大多數地方相比是個天文數字時，這仍然不能解釋為什么在美國，年輕白人男子的精神疾病更易引發大規模殺戮。我們在大腦中發現的異常情況也不能直接解釋行為的異常。沒有人可以宣稱，在美國的大規模屠殺殺手腦中發現的基因異常是出生在美國的人身上所獨有的。然而，除了戰區之外，在美國發生的大規模殺人事件遠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常見。為什么在每一則新聞報道、警方報告和尸檢結果之中，男性、青年和白人沒有被視為關鍵的社會因素？這也許才是最令人感到不安的問題：為什么大規模謀殺的兇手通常是來自美國的年輕白人男子？

也許我們應該對那些尋求大規模謀殺的生物起源的人持更開放的態度。也許他們會有所發現，最不濟，浪費的也只是他們自己的時間。但是，這不僅僅是一個對用生物學解釋包括大規模謀殺在內的社會創傷的可能性持開放態度的問題。其危險性在于，我們認為可以通過生物學分析來解決社會問題，就像我們認為可以通過生物學上的推理來理解和解決社會不平等一樣。美國對智商進行種族側寫的歷史應該有助于我們認識到，依靠這個框架來解決大規模謀殺案的動機和預防問題那令人憂心的后果。然而，我們卻繼續從生物學中尋找更多其實這一學科根本無法提供的答案。

這種將男人的不良行為歸咎于遺傳學和荷爾蒙的情況越來越明顯且有害，包括將暴力普遍病態化，認為它是不正常的，是“犯罪瘋子 ”的行為。就像理智的表現形式不計其數一樣，瘋癲也是如此。瘋狂本身并不會導致暴力或戰爭。如果大屠殺者沒有找到言聽計從的聽眾，他們不過只是孤“芳”自賞。在美國，大規模謀殺的核心問題是以白人、男性和青年為基礎的社會關系。

當今天在上海、墨西哥城或羅德島普羅維登斯的人們說男性暴力是“遺傳的”“先天的” 或“進化的結果”的時候，他們表達的想法是，無論公共政策如何干預，人們還是會做他們想要做的事情，并暗示我們可以停止將寶貴的資源浪費在試圖改變那些不可避免的行為之上，特別是當這些行為實則源于自然選擇這樣最基本且根深蒂固的本性時。不管你喜不喜歡，人們默認這樣的道理，我們首先要接受，男人往往只是按照他們注定的方式行事罷了。

如果說對生物學的盲目信仰是為了更好地解釋與男人和暴力有關的社會問題，主要不是因為今日的科學已經強大到了全然無法忽視，而是因為對男人和暴力的社會分析已經變得太過蒼白無力、毫無說服力了。

原標題：《顧德民：男人用哪個部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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