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川集：哲學與思想史研究學記》，何俊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版

《望川集》在何俊老師六十大壽之際問世，誠然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學界盛事。我拜入何師門下23年，始終同居武林，從事科研工作，平日問學聆教機會很多，但困于學力不足，對他的治學旨趣一直缺乏系統梳理。此次捧誦《望川集》，始知此系何老師對治學經歷的自我總結以及求學歷程的自我省發，材料非常全面豐富，故借本書出版的機緣，結合自己平日求教的經驗，談一談何師哲學與思想史研究的旨趣和優長，以就正于方家。

一、于精思不舍中提煉問題意識

何老師從事專業工作三十多年來，發文和出書數量并不算多，單部著作更不以篇幅字數見長，個中緣故，是因為他始終堅持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

問題意識形塑了內在理路。何老師的每一本書都有清晰貫通的內在理路，不走樣不散亂。每一本書都是一個嚴謹的邏輯結構，任何一個章節都與總命題、其他章節密切相關，就如同一串珠子，拎起來任何一顆珠子，就拎起了一串項鏈。譬如《南宋儒學建構》寫朱熹只用了三節篇幅，作為這本書最早的讀者之一，何老師在美國寫完一章就發給我，希望得到我的意見，但我看完朱熹這一章是不理解的，畢竟朱熹留下上千萬字作品， 區區三節如何足以全面反映？這種不理解的情緒在回復的電子郵件中有所流露。過了很多年，始體會到只有“精思不舍”，才能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特別是第三節《行道不以用舍為加損》，此語出自勉齋《朱子行狀》，“行道不以用舍為加損”就是上將首級，具體到這本書的整體邏輯結構和內在理路，神完氣足，只有精思到了很高的層次，始能如此。

問題意識來自“精思不舍”。學而不思則罔，博覽群書是思的基礎，但思是博覽群書的升華，何老師的思不僅僅是寫作過程中精思深慮，而是造次必思、顛沛必思，動亦思，靜亦思。我體會，何老師堅持貫動靜、徹始末的“思”，同一段史料，極其常見，一般人解讀是一個面相，何老師的解讀就能做到面相更豐富，層次更深邃，勾連更深廣。

問題意識來自“學術史的識見”。《望川集》對余先生如何凝練問題意識做過專門討論，即要從“學術史的識見”中獲得啟發，而這些“識見”必產生于學術大師筆下，散落在學術經典名著之中。對于“學術史的識見”不僅要“照著講”，加以光大闡明，還要秉持“批判的精神”，對前輩大師有所修正、有所商榷，乃至有所否定。（《余英時的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望川集》p126 ）

問題意識體現在堅持“轉化陳言，自鑄偉詞”。思是打磨措辭，思是清理主線，思是去偽存真。何老師寫文章下筆非常慎重，非常重視標題的凝練，重視修辭，重視行文的創新。譬如，何老師的論文從來不以雙引號的專有名詞或術語作標題。個中原因，何老師向我開示過多次，大意是：雙引號中是古代名詞，以古代名詞入題，不過是引得之學、檢索之功，是取法乎下；要化古代名詞為今天的語言、自己的語言。在《望川集 序》中，他更是明確提出：“留意真實的思想本身，而盡可能回避抽象概念的襲用。”（p3）譬如在2022年發表的論文《象山心學中本心與認知格局的關系》中，何老師使用了“矢量性空間、時間”，乍看新尖，甚至有求異之嫌疑，細品則滋味甚長。2002年我發表了一篇論文《王安石某某思想新論》，發表出來前送何老師審閱，老師就批評我：“給論文起題目太不動腦筋、太隨意。”不幸我既懶又蠢，當時并未琢磨題目就發出去了。實際上，文章的標題起好了，就成功了一半。

二、言性命者必究于史

這是章學誠《文史通義·浙東學術》里的名言。“性命”是中國哲學的研究對象之一，“究于史”則不僅研究思想觀念的 流變，也包括了對產生思想觀念的外緣情境和社會背景的考察。然而，在今日學科壁壘小院高墻的現狀下，兼跨中國哲學與中國歷史兩個傳統深厚的老牌學科，殊為不易。我覺得，何老師于治學實踐中至少做到了“打穿后壁”，在墻上挖開了一個洞。

在徐規、陳植鍔等先生栽培下，何老師建立了在歷史脈絡中錨定研究對象的旨趣，即始終研究哲學史范疇的人、事、書，從這些對象的研究中，往往抽象出跨越時空的方法論、學術范式和思想資源，而最終著眼于古人思想的當代活化。由于有著歷史思維的形塑，根據我的觀察，有三類文章何老師是從來不寫的。

一是不寫抽象的中西思想比較。何老師研究過中西思想對話，但那是在晚明這個特定歷史時空中，中西歷史人物發生歷史時空上的接觸和對話，絕非隔空虛構。關于此點，詳見《中國近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師門從學記》（望川集》p58）。

二是不用某個古代觀念為當代病癥開藥方。何老師始終有古為今用的問題意識，但一直是引而不發的，文章畫上最后一個句號的地方，絕不是諄諄教誨當代人如何學習古人。因為歷史學的訓練規范著，歷史思維影響著他，使他在潛意識里清楚，不能將一個觀念從產生它的歷史時空中抽象出來，直接運用到當代生活中。

三是不評價某人某觀念的地位和作用。何老師強調，首先要避免對思想對象作評頭論足式的議論，而強調羅素的“假設的同情”（《望川集》p44）。思想史研究中有一種用今天的尺子和篩子去量古代的思想家的進路，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思想史的任務是，構建一個全新的對歷史的論述和譜寫。對這種路數，何老師在《西學映照下的宋明浙學與思想史研究》中承認其歷史合理性和歷史貢獻，但也有所批評（《望川集》p242）。

既然這些類型的文章不寫，那么他專注于寫什么樣的文章呢？何師的主要成果呈現為對人物和文獻的研究，而人物和文獻只能在歷史時空中的存在，進而他關心概念對歷史的影響和推動，在這個方向上持續推進，不知不覺中，何師的研究會與中國古代史宋史研究發生共情。2009年在當年第6期《歷史研究》發表筆談《宋學：認知的對象與維度》（收入《望川集》p259），《中國史研究》于2004、2006兩度發表何師論文，這在中國哲學史界似為異數。一個有趣的個案，《南宋儒學建構》（P177-178）針對狄百瑞“朱熹致力于讓地方單位享有自主的地方，分享政府的權威”的觀點，指出傳統中國本是“一體貫通的社會”，朱熹的行道，雖然重心在于基層，其路線卻是自下而上，志在“治國平天下”。而這一揭示與有關歷史學者的觀察也有不謀而合之妙。

三、打穿后壁而不是推倒后壁

大概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期，何老師多次在聊天中告訴我，非常猶豫是不是應該轉型宋史研究，說明當時他走到一個職業人生的十字路口。躊躇再三，打穿后壁也只是打穿一個洞而已，何老師終于沒有推倒整個后壁。各種原因，請讀在《望川集》中的這段話：

雖然存在著一般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但思想之所以成為思想史中的“思想”而得到標舉，一定不在于它的一般性，而恰恰在于它對一般性所構成或呈現的超越性，即對于一般的知識、思想與信仰有所批判與創新，這種具有超越性的思想無疑主要存在于思想者的傳世文集中。（《中國近世思想方法論》，《望川集》p32）

這段話解釋了為什么這個后壁沒有最終被推倒。何老師的問題意識，或者引發他創作的直接動機，并不是來自歷史時空和個案的歸納邏輯，而是一種特殊的演繹邏輯。用他自己的話說：“借助前人的提示，形成自己的理解”是學術研究的頭緒所在（ 《望川集》p45-46），在《中國近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師門從學記?》中，他認為任何思想系統都有歷時性和共時性兩個結構：

思想的系統化可以作歷時性與共時性兩種理解，思想史的研究作為歷史學的一個部分，對于歷時性的關注是它的基本特性，而共時性的結構觀念容易忽視。然而，對于思想史的研究而言，如果不滿足于流于表面的敘述，真正比較深入地理解某一思想或某一時段的思想，共時性的結構性認識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為什么要標示思想的結構性認識的原因。（《望川集》p48）。

“共時性結構”是思想“超越性”的寄托，它是預設的，潛在于人和社會之中。此處容我狗尾續貂：盡管思想的“共時性結構”也脫胎于特定的歷史環境，但因為它自定型后已經自發地指導和支配著歷史人物的行為，因此在某一特定歷史時空中，思想的“共時性結構”塑造著歷史，而不是被歷史所塑造的，據此，思想的“共時性結構”體現的是一種演繹邏輯。而坊間常見的以觀念為對象的思想史論著（也是我本人寫起來自覺順手的類型），卻是依循這樣的邏輯而展開：歷史上張三李四王五好多重要人物都提出了、提到了同一個觀念，而且這些人分處不同朝代，于是我們推斷這個觀念在歷史上很重要，一定曾經推動和影響歷史，這是一種普遍考察眾多個案形成的歸納邏輯。這種論文的學科歸屬頗為模糊，似乎中哲與歷史學的思想史都能夠包容，實際上更偏重歷史學中的思想史。寫這種歸納邏輯的論文，對何老師而言易如反掌，但他絕少輕易嘗試，因為這一歸納邏輯從根本上顛倒了思想的“共時性結構”總是支配歷史、形塑歷史的本質。

四、撤去門戶與尊師重道

尊師重道四個字，久已是學術界的共識，而在《望川集》中，“尊師”與“重道”是相互定義、互為因果的，且特別強調“重道”是“尊師”靈魂和實質，假如不“重道”而只知“尊師”，則“尊師”是形式化的、空洞的。何老師在《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兩部大書是下過精研窮索的苦功夫、真功夫的。只有在兩部《學案》上功夫下到位了，才能樹立正確的尊師重道觀念。《望川集》就是一部的學案。

首先，何老師非常重視師承和學脈的。2002年，徐規先生整理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正式出版，我于反復研讀之余，也發現了一些斷句標點的錯誤，為此寫了一篇小文，投給某期刊，臨發表前，我想起應該征求何老師的意見。結果何老師說：“最好別發。徐先生是我的老師，你是我的學生，發表這樣的糾繆性質的補白，于師道有虧。”我遂謹遵師命撤回了稿件。此事雖小，可以喻大。

其次，“尊師”最終落實為“重道”。這一點特別鮮明地體現在《望川集》的《問學記》《進學編》兩組文章中。書中回顧了沈善洪、徐規、陳村富、陳植鍔、余英時五位老師對他的教益。這五位老師中，沈校長是純正的中哲背景，但因時代條件的限制，師承不甚明確（或者說不受學界公認），擔任領導職務后，學術成果產出有限；陳村富教授主攻希臘哲學；陳植鍔教授的底子是古代文學，而宛轉歸宗于宋史領域徐絜民、鄧恭三兩位先生，《北宋文化史述論》一書證明這位先生是兼跨文史哲三界的大神，不幸英年早逝，他的名字對于中哲學者是陌生的。論到名氣和發軔于錢賓四先生的道統，五師之中，余先生獨占鰲頭；但何老師拜了余先生之后，不但念念不忘前面四位老師，《望川集》細心地介紹了五個老師每人對學術道路的貢獻和教益，自己向五位老師分別學習了什么，系統總結了這五位老師的優長。

在何老師看來，師門授受必須由傳道授業的實際內容來充實，沒有思想認同、價值認同、方法認同，就沒有傳道之實，“尊師”被抽去了“重道”的靈魂，就會淪為宗派圖、傳燈錄那種把戲，21世紀的學者不應該去湊這種熱鬧。我本人也是被何老師尊師重道的嚴正態度和理性立場所影響、所觸動，所以寫了《師統與學統的調適》，表彰一下那些能夠跳出“單傳直指、親傳衣缽”狹隘道統迷思的杰出朱子學者。

拉雜寫到這里，要說的話也已說完，但心里又生起不安，經我這樣一二三四羅列，仿佛要總結出一篇“師門之教典”，但這與何師平日的主張不合，在《望川集序》中，他寫道： 

當然，無論是哲學的概念分析，還是思想的梳理，以及思想與境遇的互動，重心究竟落在哪里，概念、觀念、思想又分別主要在哪個指意上理解，也都是因具體研究而異的，很難刻意于某一執念更沒有必要為了立異而定要貼上什么。（《望川集》p3）

可見，迄今所形成的治學路徑，并非何師幾十年前規劃想定而成的，而純乎是學者因應外緣情境，將良知發用于具體研究對象上而形成的，真孟子所謂“莫之為而為之”者也。何況，六十歲是文史哲研究者涌現創造力、取得大成就的黃金時期，假如因此給何老師的治學路徑另貼標簽，新立人設，貌似自張一軍，實則深中當年夫子“今汝畫”之譏也。我們身為弟子，只能衷心祝愿何師德業日隆，在未來的歲月中精思不舍，為舊學新知在當代中國的發光發熱而再建汩汩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