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意義上中國出版史的現代研究，可以追溯至張靜廬，他以一人之力自20世紀50年代起編輯了《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和《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以及《中國出版史料補編》共8卷，他被很多歷史學者認為是新中國最初30年中國出版史界獨步一時的人物。其時上海正在醞釀推動近現代中國出版史研究的計劃，1960年代上海出版局曾專門成立了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負責出版史料的征集和編輯，后來編纂有《近現代上海出版界印象記》的朱聯保曾經參與過編輯所的資料整理工作。動亂年代，由于種種原因，當時征集的不少資料陸續有散失，大陸的出版史研究也陷于停頓，此一期間與海外出版史學者的交流亦幾乎完全處于隔離的狀態。一個典型的案例是1966年在韓國慶州佛國寺釋迦塔出土了一件《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韓國學者認為該經卷應該刻印于8世紀時的新羅王國，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進而提出印刷術起源于朝鮮半島的假設。1967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者雷德雅（Gari Ledyard）和美國漢學家兼印刷史家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將此一重大發現公布于《紐約時報》，成為轟動當時世界的新聞。可惜直至1979年，中國著名的出版史研究者胡道靜通過歸國訪問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錢存訓才得曉此事，并在《書林》雜志上作了介紹。1980年的《書林》和《圖書館研究》相繼發表了十多年前美國學者富路特、韓國學者李弘植的相關論文的譯文，引起了大陸學者的熱烈討論。已故的張秀民、錢存訓、潘吉星等紛紛撰文，指出慶州本陀羅尼經的刊刻地應該在中國。這一段中外學者有關《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的討論，提示著世界范圍內出版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性，缺乏全球視野，意味著一旦出版史相關信息的閉塞，研究的話語權就容易失落。

《中國近代出版史料》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出版史研究曾經掀起過熱潮，并很快在大陸南北形成了相當的規模。1982年由上海出版工作者協會會長宋原放和吉少甫等老出版人推動的出版史研究，其間標志性的事件一是1982年12月《出版史料》在上海的問世；二是在北京則成立了出版科學研究所，在新聞出版署黨史資料征集工作領導小組的領導下，1989年在全國26個省成立了相應的機構，并在征集黨史及近代革命出版傳統資料的同時，也組織近現代出版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新聞出版署還先后在湖南的大庸（張家界）、山西的太原等地召開了幾次近現代出版史的學術研討會，作為會議論文集問世的有《中國近代現代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文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文集》和《近現代中國出版優良傳統研究》。隨著各省出版志開始纂修，各地也有相當力量致力于出版史志研究的開展，其間最有成績的要數江蘇省出版史志編纂委員會編輯部推出的十余種“出版史志叢書”（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以商務印書館90周年紀念為契機，商務印書館也以張元濟和商務印書館為中心展開資料整理和研究，先后問世的有《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商務印書館一百年》《商務印書館一百一十年》《商務印書館120年大事記》等。中國出版史的研究出現了第一個具有系統性和連續性的典型個案研究，為中國出版史研究的縱深發展奠定了基石。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規模性的出版史研究走向低谷，出版史研究演變為學者和部分出版機構的個別行為，其間標志性的出版物有葉再生主編的6期《出版史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從1999年開始為推動出版史研究不懈努力，如出版有孫晶《文化生活出版社與現代文學》、劉納《創造社與泰東圖書局》，該社出版的“20世紀中國出版文化叢書”先后推出了鄒振環《20世紀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汪家熔《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和張志強《20世紀中國的出版研究》等。出版史研究也進入了博士論文的選題，如王建輝《文化的商務》（商務印書館）、史鳳春《商務印書館與中國近代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周其厚《中華書局與近代文化》（中華書局）等。綜觀上述研究，盡管在資料整理方面的成績頗為可觀，且在若干個案的研究上也有獨到的見識，但總體研究上的不足，非常明顯，方法相對陳舊，對于海外的出版史成果的利用非常有限。

為了推進中國出版史和出版文化交流史的研究，2008年11月8日－9日，復旦大學歷史系與上海新聞出版局出版博物館（籌）共同策劃，聯合在上海主辦了“歷史上的中國出版與東亞文化交流”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作為首屆以出版文化交流史為主題的國際會議，受到了中外學界的高度關注，來自日本、美國、德國、挪威、港臺和大陸等地的近百位海內外學者參加了研討會，并提交了高質量的學術論文。之后我和上海新聞出版局出版博物館（籌）負責人林麗成老師先后聯系了香港的鄭培凱、日本的沈國威和陶德民，以及北京的張西平教授等，共同策劃了為期五年的旨在“把出版史研究放在國際交流的平臺上”的學術合作計劃。2009年11月，鄭培凱教授接續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辦了第二屆題為“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與上海”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10月，又與日本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共同策劃，主辦了第三屆題為“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16世紀以后的東亞”國際研討會；經與張西平教授商議，2011年11月又在首都與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合作，主辦了題為“西學東漸與東亞近代知識的形成與交流暨第四屆出版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一為期五年學術合作的最后一次會議，是2012年6月由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中華書局、上海辭書出版社聯合主辦的“中華書局與中國近現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五屆國際學術會議和之后推出的《歷史上的中國出版與東亞文化交流》《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與上海》《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西學東漸與東亞近代知識的形成和交流》《中華書局與中國近現代文化》五部厚重的學術論文集，分別由鄭培凱、周振鶴、張西平、葛兆光等著名學者作序，首次將中國出版史研究放在東西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下，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國際學術交流平臺，以整體的面貌向學界展示了海內外中外出版交流史的研究力量。  

2023年6月30日，上海，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正式對公眾開放。

2019年，隨著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館址的選定和建館工作的全面展開，新一輪的出版史研究計劃得以重啟，2021年5月克服疫情帶來的困難，由復旦大學歷史系和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合作主辦的“近現代馬列主義文獻漢譯出版”研討會在美麗的江南古鎮朱家角舉行。作為“出版博物館·研究系列”，連續編輯出版了上述六部從33萬至60萬字不等篇幅的論文集，先后由百家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華書局推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21世紀前二十年，中國出版文化史研究由于海內外學者的共同參與，已進入了快車道。近期出版史研究熱點在大陸高校和研究機構呈現多點散發的趨勢，如由浙江大學郝田虎、馮國棟以及商務印書館杜非等發起的“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工作坊”，致力于整合國內研究中西文獻學與書籍史的研究力量，開展對話與交流，迄今已分別在浙江大學、河南大學、山東大學、北京印刷學院和上海外國語大學成功舉辦了五屆。

中國出版史研究經歷了若干年快速發展，給中國出版文化交流史研究注入了活力。出版史的研究涉及到印刷技術、裝裱藝術、紙張、雕版、流通、商貿等領域，更重要還需要新的理論和方法。既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都紛紛介入出版史的研究，引入了其他領域，如文化社會學、知識社會學、書籍史、文化傳播學、閱讀史等的新理論與新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外對于出版史的研究有了一個突飛猛進大發展，年鑒學派的有關出版史和書籍史的研究，如費夫賀（Lucien Febvre）和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于1958年在法國出版的《印刷書的誕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研究了平面印刷在歐洲出現后的發展、產生的社會影響、及它如何影響人們對于社會的態度、又如何造成了大的社會歷史變動等一系列問題，它以出版為線索，聯系到了社會的各個不同領域和各個不同的面。受年鑒學派直接影響的美國學者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完成了《啟蒙運動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一書，更以《百科全書》為線索，將其作為一個生意的運作過程和狀況，研究了從啟蒙時代一直到法國大革命之前對法國和整個歐洲社會及文化思維的變遷。這些成果都多少啟發了大陸的出版史研究，也為出版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全球史的視野。

16至19世紀是全球化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以歐洲為中心的西方率先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成為全球化歷史的推動者，如何從中國出版史來觀照整個亞洲和世界，揭示中國出版史在全球背景下的各個側面，展現其與世界其他文明區域所具有的共通性和特殊性，有助于重新理解世界其他區域出版近代化不同的驅動力。全球史視野具有如下特點：一是否定了“國家本位”，以“社會空間”而非“國家”作為審視歷史的基本單元，因此“交流”和“互動”就成為研究的一個重要面向；二是關注的世界大范圍的整體運動，這些年隨著域外研究成果和研究理念的引進，社會文化史、書籍史等研究視角與方法在出版史研究中正在得到日益廣泛的應用，出版交流史的研究范圍也得到了空間的拓展；三是重估出版活動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傳統的古代中外出版交流史研究對象的主體是東亞世界的中國，近代的重點在中國和西方的關系，且西方又主要指西歐部分地區，研究所強調的多是“單向關系”。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這些認識是存在問題的。中國和世界不同地區的文化關系，在1500年以來的大部分時間內是雙向互動而非單向的交流；不是一種方式，而是多種途徑。從16世紀開始，中外交往和互動交流的過程又具有全球性，因此，這種出版交流不能將終端停留在古代的東亞和近世的中西。中國出版文化史“整體史觀”的建立，離不開“全球化”的歷史方法。明清以來以長時段的時空發展為周期，處于東西方海洋活動鏈接的時代，也正是世界開始進入真正全球化的時代。不僅中國出版史的大結構和大進程的敘述需要宏大的全球化視野，即使其中個體的生存與活動，如人物、書籍和機構的生命史的歷史細節，也離不開變動中的宏大背景。

2023年7月20日，上海，參觀者在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

2014年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了蘇亞雷斯（Michael F. Suarez S.J.）和伍德胡森（H.R. Woudhuysen）編的《全球書籍史》（The Book: A Global History），以“區域性”、“本土性”和“國際性”三個不同的維度，講述歐洲各國出版史細致入微，對歐洲印刷業崛起的近現代出版史的敘述十分詳贍；該書詳于歐洲人發明的近代金屬活字印刷，但對非西方文明之外其他世界古代文明在書籍出版所取得的燦爛成就，則一筆帶過，甚至說了若干外行話。這些都說明，摒棄出版史研究領域的歐洲中心主義仍任重而道遠。十多年前我提出“把出版史研究放在國際交流的平臺上”的學術合作計劃，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出版史研究正迎來一個新的起點，即以全球視野重新審視中國的出版史，借鑒域外出版史、書籍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站在人類整體文明演進的高度，積極融入全球學術語境，參與國際學術對話，寫出具有全球胸襟的中國出版史和出版文化交流史，應當把中國出版史和出版交流史的研究放在一個全球視野下來拓展。全球史視野并非各國歷史的簡單相加，還包括各國、各地區在歷史上的溝通交往與相互影響，這是防止研究碎片化的有效途徑。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中國研究者需要以世界史“他者”視角和國別史不同視界的全球眼光，把中國出版史和出版文化交流史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觀照，強調地區、文明、國家之間的豐富聯系與互動。在研究中引入全球視野，從比較的角度提出問題、思考問題，重獲新的書寫思路。

（本文是為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編《近現代出版與新知識傳播》論文集撰寫的序言，論文集即將由中華書局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