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哲學理論為真的根據是什么？哲學理論是否需要科學方法、科學證據來為之提供辯護？實驗哲學作為21世紀興起的一種哲學科學化的思潮，對上述問題給出了系統的解決方案。山西大學梅劍華教授的《直覺與理由：實驗語言哲學的批判性研究》一書深入該領域，條理清晰地介紹了相關背景、方法論及挑戰，對重要的語言哲學問題（如指稱問題、翻譯不確定、信念之謎，等等）展開了批判性研究，在實驗哲學家普遍針對人類“直覺”展開考察的基礎上引入“理由”維度，系統建立了實驗哲學的“四重證據法”，突顯了實驗哲學的跨學科特色。8月13日，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教授梅劍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聶敏里圍繞梅劍華的新書《直覺與理由：實驗語言哲學的批判性研究》，以及實驗語言哲學研究展開討論，本次活動由編輯齊群主持。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電影《維特根斯坦》劇照

齊群：實驗語言哲學是二十世紀以來發展的非常新的一個哲學分支，也是目前國際哲學界研究的一個非常前沿的領域。我想先請這本書的作者梅劍華老師，介紹一下實驗語言哲學的研究方向，本書主標題中的“直覺和理由”，這兩個看起來有點背反的詞匯，又是怎樣成為了您的研究主題？

梅劍華：我想從本書的標題談起，這個標題涉及兩個研究領域：一個叫實驗哲學，一個叫語言哲學。

在二十世紀，哲學經歷了很大的變化，即語言轉向，最近刀郎的《羅剎海市》很火，“生兒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就是語言哲學中非常核心的人物，語言轉向造成了兩種類型的語言哲學，維特根斯坦早期的語言哲學訴諸理想語言，他后期的語言哲學訴諸日常語言。語言轉向之后形成了兩個很重要的語言哲學流派，一種是形式的語言哲學，另一種是日常的語言哲學。語言哲學就成為二十世紀分析哲學里面的一個基本盤，達米特說語言哲學是第一哲學。

舉個簡單例子，你跟我討論哲學問題，你總得跟我說話，通過語言和我交流，然后就分析你話里邊這些基本語詞的意思，分析來分析去發現，你其實自己都沒搞明白這些詞，你根本都不太懂你說的這個話，最后發現你的問題可能是虛假的。可想而知，這樣一種語言分析，它的摧毀性是很強的，我們很多傳統的哲學問題，都可能被摧毀了。

我今天講的實驗語言哲學，實際上是實驗哲學和語言哲學的結合，從二十一世紀初期到現在，有一個新的哲學潮流叫實驗哲學。什么叫實驗哲學？就是哲學家要做實驗，做調查，像心理學家一樣調查，調查什么東西，是對以往哲學家就某些哲學問題提出的不同主張和思想進行調查和分析。比如，關于意識，有唯心主義、唯物主義；自由意志里有自由意志論者和決定論者，關于名字有指稱的描述論和指稱的因果論，兩個主張是相互對立的。

如果是科學，我們肯定能判定真假，一個理論對，一個理論錯，沒問題，我們可以進行重復實驗來進行驗證。哲學里面怎么判定？這兩個理論誰說得對誰說得錯，康德是對的還是黑格爾是對的，就某一個立場來說怎么判定，這就是一個麻煩。通常來說，我們訴諸人的一種直覺，一種直觀，我們覺得這個論斷應該是為真的。比如我們認為如果一個人是被決定的，他就是不自由的，這似乎很容易被看作是我們的常識。如果你認為你是被決定的就是不自由的，那么你就會有一個不相容的直覺，決定和自由是不相容的。今天來的路上，跟我們以前首師大的程廣云老師電話討論了一下，他說：“我不接受這種看法，我覺得一個人即便是被決定的，還是有自由的，我還是有想法，人總是有選擇的，這是人的特點。”程老師有一種相容論的直覺。到底哪個直覺是對的，人類是有一種不相容的直覺還是有一種相容的直覺？

哲學家做論證時，辯護相容論，因為老百姓就具有相容論的直覺。另外一個哲學家說，我認為老百姓具有不相容的直覺，因此這對我關于自由意志的不相容論是一個支持。實驗哲學家可能站出來說，你們別僅僅訴諸自己的直覺，哲學家的立場可能來自個人的想象，有他的局限。康德有康德的洞見，但也有他的局限。哲學家都有他自己的民族，他自己的文化，因而是從他自己的個性化認知出發，得到一個所謂普遍的哲學立場。

我們是不是應該看一看真實的人類是怎么生活的，實驗語言哲學是要從一種哲學家的哲學，回歸到一種大眾的哲學。這里要先講一個科學和哲學的區別，科學有獨立的真假標準，但哲學的很多理論來自生活，比如我們認為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生活中每個人都在做這些事情，比如我們說話，我們有語言，語言上的理論應該也跟生活有關。因此，去檢驗哲學上某一個立場的標準，就應該看實際上人們是怎么生活的，人們怎么理解的。

實驗哲學家說，我們可以設計一些實驗，去發放調查問卷，去問真實的生活中的人，是怎么思考問題的，因此這就造成了一個轉變，叫實驗轉向。我們不要去思辨，去沉思，做扶手椅哲學，我們要去實驗室，我們要去大千世界看一看。這樣一種哲學，跟當代的心理學很相關，我們用心理學調查的方法去看實際上人們是怎么去做選擇。比如那個經典的電車難題，到底是救一個人還是救五個人，會發現不同的群體，反應是非常不一樣的。

這樣一種立場，勢必會對以往的哲學理論造成一種摧毀作用，它的摧毀作用跟早期的語言分析有類似的功效。早期是通過分析句子的邏輯發現哲學問題不成立。現在則是通過做實驗發現你所認為的通常我們會如此的時候，實際上并非如此。實驗哲學就變成一種方法，所有的哲學問題都可以用它來去研究，甚至包括邏輯推理也可以。因為邏輯推理也是一種規則。不同民族的推理方式、思維方式是不太一樣的。我最初的動機是回應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文化比較。當時民主與科學思潮進入中國，很多儒家的代表人物講中西文化差異，中國人重直覺，西方人重推理，這些話都是很宏觀的說法，沒有得到驗證。一百年之后，我們有了實驗手段，有了神經科學、認知科學，我們就可以去驗證它，我們就可以看中國人和西方人，在什么意義上存在差別，例如中國人更傾向于做一些類比的、關聯的推理，西方人更傾向于做一個因果的、線性的推理，這些思維的差異背后又反映了什么樣的深層認知機制。

因此，實驗哲學有兩個特點，一個是人民性，我們的哲學立場應該來自于大眾。第二是科學性，你要通過科學去驗證，你要像心理學家一樣，你要做抽樣，要做樣本分析，要有P值檢驗。

這樣一個學科，本身就是跨學科，是跨在哲學和心理學，或者哲學和認知科學之間的，實驗哲學是一個跨學科產物。它研究人在面對世界的時候的系統性反應，我們把它一個一個研究出來，就是現在在科學時代的系統哲學思考。

我們都很關心大的問題、根本的問題，諸如中西的差別是什么，有沒有普遍性的理論，科學的價值在什么地方。我這本書是依托在實驗語言哲學上，去談了一些我自己的終極關懷，這個話題看起來比較抽象，也比較瑣碎。但我覺得跟剛才陳老師的《江河行地》有類似之處，我也關注草根傳統，更關注民間。沉默的大多數才代表真相。如果你只是去看二十四史，你看不到真實的歷史，它只是一部分，你需要讀大量的民間的材料。哲學也是一樣的，你不能光看柏拉圖說了什么，亞里士多德說了什么，要看那個時代的精神形態，它在民間有什么樣的土壤。這個是西學東漸一百多年來，可能是被忽視的面向。這樣一個面向通過一種新的形式——實驗語言哲學會得到一種新的理解。

為什么叫直覺與理由，現在的實驗哲學主流都是調查大眾的直覺，很多調查是心理學的問卷。我發現這個不太對，實際上我們說大眾對于一個理論有一個前理論的直覺，這個直覺背后有我們對事情的看法和思考，我們可以和民眾進行訪談和討論，他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就像劉震云說他二舅是他的人生導師一樣。他對生活的理解一點不差，甚至比很多讀了理論書的人，更有深刻的思考，他知道怎么去應對他周遭的世界，把他的所思所想記錄出來，會發現他展現了一個地方的精神風貌、倫理風貌。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實驗哲學研究，應該從直覺的調查轉向理由，去調查那些真實的群體，他們對世界的看法，這種調查肯定不是完全量化方法的，而是要結合質性方法。我從王國維先生那里借用了二重證據法，既重視科學也重視概念分析，后來我拓展為四重證據法，有量化研究，有質性分析，還要有蘇格拉底對話法，彼此對話，互相辯難，最后還有概念論證，結合在一起，才能對一個哲學理論有一個比較綜合的論證。

這本書的最后一節，我寫了一個哲學方法跟歷史和考古方法論的對話，它們有相似之處。歷史的基礎是要史料的真實性，史料不真實，其它的就沒有辦法做了。哲學如果要建構一個理論，就要把前提的真實性搞清楚，怎么搞清楚呢，首先立場要從精英立場轉向大眾立場。第二，研究方法要從單一的概念分析轉向一種系統的多元方法進行研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反映出人類的思考、認知和行動。

《直覺與理由：實驗語言哲學的批判性研究》；作者: 梅劍華；商務印書館；2023年7月版

齊群：聽了梅老師的講述，會發現哲學，不止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這二十年最新的突破，對于我們一般人在閱讀古典哲學和近現代哲學的時候，有了一個非常大的顛覆，聶老師自己最初的主業是做亞里士多德，是一個古典哲學的進路，您在讀梅老師這本書的時候，沖擊感是什么樣的，以及您怎么理解不只是二十世紀，甚至二十一世紀這樣一個非常新的哲學的轉向呢？

聶敏里：書的主題是“直覺與理由”。梅老師這么多年來，在他所關注的語言哲學和實驗哲學中，這是他兩個核心的問題。剛才梅老師主要解釋了什么叫做實驗語言哲學。主持人也說了，這個概念好像很新。什么叫做實驗語言哲學？我在這里提示兩點。這里面存在一個交叉，這就是語言哲學和實驗哲學的交叉。大家知道二十世紀以來的哲學，被達米特概括為語言學的轉向。不僅僅英美哲學講語言學的轉向，歐陸哲學也講語言學的轉向。當然它們的路徑不同。英美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大家知道，主要是分析哲學的路徑。但歐陸的語言學轉向，更多是偏向于一種解釋學的、甚至一種修辭學的傳統。

剛才梅老師提到刀郎的歌。這個歌最近比較火，里面說的維特根斯坦，就是分析哲學的傳統。這首歌核心是講語言意義的顛倒。語言通常表達的意思，在某一個國度突然不是這個意思了。歐陸語言哲學的傳統，特別到了法國以后，會講話語結構，話語理論，講話語怎么樣被權力塑造，怎么樣創造一些新的話語結構范式來表達一些新的東西。

我這么點一下，大家就可以知道，剛才我說到英美哲學、歐陸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內涵是不一樣的。分析哲學，基本上秉持的就是梅老師講的路徑，自然主義的、經驗主義的，還有科學的路徑，歐陸哲學的解釋學的傳統、修辭學的傳統就很復雜了，里面既包括對權力的解構，同時有一個負效應，這就是同時也是對真理的解構。沒有真假，什么都可以由著你來說。

現在回到實驗語言哲學，這里面恰好是一個分析哲學的語言哲學的傳統和二十世紀以來新興的實驗哲學的結合，這里面科學的路徑和邏輯分析的路徑是非常嚴謹、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這就是這本書很重要的價值。

我在這里題外說一下。梅老師是國內的實驗哲學的主要的推動者，因為實驗哲學在國外也是剛開始不久，在90年代后期，特別是在2000年以后，才作為一個方興未艾的哲學運動興起。國內的發展也是十幾年歷史，梅老師是主要的推動者。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是國內實驗哲學的第一本書。實驗哲學在國內十幾年的歷史，國外也就二十多年歷史，但是我們在這里現在有了這么一本書，而且這本書很好地切入到了實驗哲學最核心的主題，也就是實驗語言哲學。

實驗哲學可以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別。廣義的，像剛才主持人說的，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也可以說有某種實驗的成分，比如亞里士多德是醫學世家，他的父親是馬其頓國王的御醫，所以他有很強烈的醫學背景，大家可以看到在亞里士多德著作中經常舉醫術的例子。大家知道，亞歷山大東征的時候，每到一個地方。發現一個新的沒見過的動物，就把動物的尸體或者活物送過去，給亞里士多德解剖。所以，亞里士多德解剖過動物。他的整個形而上學哲學理論，是建立在他對動物學、生物學研究的基礎上的。因此，其中就有實驗的成分。

在廣義上來說，實驗哲學，就是哲學和經驗的結合。哲學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夠離開經驗，甚至所謂的“扶手椅哲學家”，在沉思中也需要訴諸經驗。在這個意義上就存在廣義的實驗哲學。無論是歐陸的、比如講先驗的哲學家，還是歐美的分析的哲學家，當他們進行概念分析的時候，即便不走田野調查的路子，也會有一個經常在做的事情，就是思想實驗，他們構造一些在經驗中可能不是那么典型地發生、但是在思想的構造中可以典型地發生的事件，甚至一些在經驗中絕沒有條件可以發生的事件，比如梅老師在書里說到的普特南的幾個思想實驗，缸中之腦、孿生地球，等等。這些事情都不可能在經驗中發生，但是哲學家可以在思想中構造。所以，這里就有一個廣義的實驗哲學，可以說它的歷史很悠久。

但是，我們為什么又說實驗哲學是近二十年才發展起來的呢？這實際上是就狹義的實驗哲學來說的。這種實驗哲學是和語言哲學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剛才梅老師講到，語言是一種表達，但是大家知道，表達最基本的一個功能就是要傳遞意義。對于語言哲學來說，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它的意義理論，意義是怎么樣用符號表達的，我們是怎么樣產生理解的。

梅老師這里說到的指稱論和描述論都跟意義有關系。一旦涉及意義，和實驗哲學相關至少就有兩個路徑。一個路徑，哲學家經常講“顯而易見”，或者說“我直覺地認為這個怎么樣”。但是，也許這只是對于這個哲學家或者對于很少數的人是顯而易見的，卻被這個哲學家誤以為對所有人是顯而易見的。在這個時候，我們便可以去調查，可以做問卷，對某一個哲學家說是顯而易見的觀點調查一下，看看究竟是不是對其他人來說也顯而易見的。這就是一個調查的路徑。

另外一個路徑與我們獲知意義的心理過程有關。它不屬于問卷調查，而是可以進入到認知科學、神經科學、心理學的實驗的路徑。進入二十世紀以后，關于語義學、語言的意義就存在這樣一種實驗路徑。例如，在意義把握過程中，我們可以進行心理學實驗，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大腦認知系統究竟是以怎樣一種生理、心理的方式發生的。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去實驗室進行的研究。這就是實驗語言哲學的兩個路徑。

在這里要特別強調，這兩個路徑對于西方開展是比較早的。例如關于意義的理解、意義的把握的理論研究在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就開始了，比如普特南做的一系列工作，其中就有關于意義把握的思想實驗。關于意義的心理生成機制，包括結合腦神經的實驗研究，也是進行很久了。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對意義理解的純粹哲學的思考如何刺激腦神經科學等等的發展。而這個研究到今天是有成果的，這就是現在每個人都在討論的人工智能的問題、ChatGPT的問題。比如ChatGPT的問題，當ChatGPT和你對話的時候，你會很自然地產生一個問題：ChatGPT本身理解它講的那些東西嗎？這就是機器人思維的問題。梅老師這本書里也談到了，圖靈測試就涉及這樣一些廣泛的問題。

因此，這本書體現了二十一世紀以來哲學發展的新的趨向，是這個新的趨向在國內的第一個成果。它討論了很多很重要的語言哲學的問題，還有人工智能的問題等等。

齊群：感謝聶老師的精彩點評，還有非常多的延伸，讓我們對于梅老師的這本書有了一個更加厚重的理解。

剛才聶老師的分析中，讓我感覺到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哲學在誕生之初一直和人類的現實經驗有著各種各樣的交織，在這個交織過程中，有著各種各樣新的學科的誕生，比如從最早期的希臘哲學的本體論，到自然哲學，比較古典時期的科學，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到了十九世紀，社會學家涂爾干也稱他的社會學研究是道德科學，是十九世紀對于倫理學最新發展的一種科學化的努力和嘗試。到了二十世紀早期，我們也知道，心理學跟當代哲學有了一個非常緊密的互動。

到了當下，語言哲學的轉向加入到了哲學跟經驗的互動的過程中，您能不能向我們進一步嘗試闡述一下，語言哲學到底給哲學和經驗的互動帶來了哪些新的內容，以及這樣新的內容和當下一些新興的應用，比如人工智能，新的實驗，有哪些關系？

梅劍華：我簡單說一下，剛才聶老師說實驗哲學，廣義的是從古希臘開始，實際上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現在的實驗哲學，是往古希臘時期那個古老的哲學回歸，那時哲學和科學是不分家的。但是從古希臘以來，物理學、天文學、化學、生物學，不斷成熟，從哲學這個母體剝離。到了20世紀之后，最后像霍金說的，我們傳統的哲學家都關注那些根本的巨大的問題，偉大的問題，時空的本質，結果到了20世紀，哲學家變成了語言分析，好像就是哲學變得越來越小。

在我看來，實驗語言哲學是想回應這種問題的，當代的語言哲學和語言學的結合是很緊密的，大家可能知道喬姆斯基，很有名的語言學家，他在語言哲學里面扮演很核心的作用。

為什么會轉到語言，我們一開始是本體論，認識世界有什么，后來發現我們認識世界有什么，取決于我們的認識能力，我們到底有沒有認識能力，從笛卡爾到康德，考察我們的認識能力，只有弄明白我們有一些什么樣的認識能力，才能知道我們能看到什么東西，能認識什么東西，康德說我們有先天直觀形式，有這么一個時空形式，我們才能把世界看作成如此這般的。

語言轉向是說，我們對世界認知都表現在語言里面，研究語言的結構，就會獲得我們對哲學問題的新的理解。很多傳統的哲學問題，通過一種邏輯分析，把我們日常的語言轉化成我們的邏輯語言，本體論上承諾的東西就不需要承諾其存在了。像羅素這些人，他們這些工作，就是要把哲學中很多陳述，轉換成邏輯陳述，取消了一些哲學問題。

剛才商務印書館的趙星宇老師還講過，羅素到中國來，中國之行，是由商務印書館資助的。羅素就是我們分析哲學的祖師爺之一，弗雷格、他和維特根斯坦締造了現在的分析哲學，他在中國的演講，如“心的分析”，“物的分析”，到現在都是值得認真對待的文獻。他最有名的一篇文章——《論指稱》，1905年寫成的，解決一個傳統存在問題，當我說“金山如何如何”，“金山是每個人都想要的”，“孫悟空是很反叛的”，“亞里士多德是偉大的”，這種說法的語句結構好像是一樣的。但很明顯，我們知道孫悟空不存在，金山也是不存在的，可是他們都和“亞里士多德”這個詞一樣放在主詞的位置上，好像就應該對應一個存在物。羅素說不對，我們用邏輯手段對它進行改寫，最后我們不需要去承諾孫悟空是實際的存在物，他就把一個哲學問題變成了一個邏輯問題，這就是他們那一代人對哲學的一個解決方法。

這就是用邏輯語言，數學語言，后來像維特根斯坦，他發現實際上這些語言的邏輯形式，有可能不一定對。我們日常語言本身有它的合法性，我們日常就這么使的，我們就能夠通過日常使用的反思，就能對這些問題有所解決。維特根斯坦的轉變，跟他教書的經歷有關系，我自己做一點兒童哲學，維特根斯坦早期出版《邏輯哲學論》之后，認為解決了哲學的根本問題，沒有什么哲學可以值得做了。于是，他就去小學教書，他教孩子去識詞，教他們基本的語言，他還編了一本德語詞典，給小孩學的。他通過教小孩發現，其實我們的語言不是這樣，不是一種邏輯的語言，語言的意義在于使用，我們有不同的語言游戲，不同的場景，這個詞可以有不同的用法，通過不同場景的用法，就能夠對意義進行固定。

到這兒就可以明確地說，為什么實驗哲學會進到語言哲學里面，這個立場其實很多人不一定認可，但是我要講一下，你能想象多少種語言場景，你怎么知道在那個場景里面它們就那么使用的。怎么辦？做實驗，你做大量的實驗，甚至我們在這兒談話，可能有一個錄音機，去搜集我們所有人談話的語料，區分這些材料。也可以編制一個場景，看受試者對這個場景的反應，到底一個詞是怎么根據不同場景反應的，這就使得實驗跟語言聯系緊密。

我們在實驗哲學里面叫實驗語言哲學，可是在語言學里面，實驗語言學早就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學科了，只是說它稍微不同的一點是，實驗語言學是專門討論語言學里面的現象。我們有一個理論叫指稱論，我們認為一個名字，比如“梅劍華”這個名字，你們知道這個名字的時候，是通過什么知道的，這個人是山西大學的老師，這個人是這本書的作者，你們就跟這個名字建立了聯系。你理解這個名字，你知道跟他相關的一些意義，一些描述，這叫意義的描述論，是非常主流的觀點。

另外一種認為，這個名字不管我是不是山西大學的老師，不管我今天來沒來，這些描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梅劍華是梅劍華本人，他可以不具有我在現實世界中所干的任何事所對應的描述，因為我父母給我命名這個名字之后，這個命名就固定我這個個體了，使得所有人談梅劍華都談到我，所以其實你們對我有很多錯誤描述不重要，那不是核心的，核心的是我名字的意義就是我這個人，我這個人可能不具有任何實際的描述。

這就是兩種對語言不同的觀念，一種人認為這些描述決定了你這個名字的意義，另外一種人說你這個對象本身決定名字的意義，前一種叫描述論，后一種是因果歷史理論。前一種像羅素、弗雷格這些人比較支持，后一種是克里普克、普特南支持這種理論。

克里普克說，他說因果歷史理論是普遍的，我們都接受，因為我們都接受這個理論背后的因果歷史直覺。尼克松可以不是1972年的美國總統，但他不能不是尼克松本人。你可以失去現實生活中所有屬性，但你還是你本人。他說所有人都應該是訴諸這種直覺的，他這個講稿是在1971年做的報告，40年之后，實驗哲學家說，我們能不能設計一個思想實驗去測試，是不是所有人都具有這個直覺。2004年的一個實驗調查表明結果不是這樣的，實驗哲學家做了中西的對比，發現中國人，當時在香港做的，傾向于接受一種描述直覺，比如我們認識聶敏里老師，都會認為他是古希臘哲學專家，人民大學的教授等等描述，我們認為這些東西構成了他的本質，是對他的認識。我們發現中國人都接受這種認識，但是你看他們在美國大學里面調查，發現很多西方人都接受因果歷史直覺，認為一個人可以不具有這些那些屬性，但他還是那個人本身。最近華東師范大學語言學系的李金彩老師，她在哈佛大學心理學系和她的合作導師一起做了這方面的心理實驗，發現在6歲的孩子身上存在這種語言直覺的文化差異。中國人會選這個答案，美國人歐洲人會選另外一個答案，這使得我們要反思，我們做一個理論的時候，你敢說這個理論是普遍的嗎？其實我們的科學理論，嚴格來說，不是普遍的，是有條件的，給定什么條件下，在宏觀條件下，在微觀條件下，量子現象在什么情況下成立，也是要給定條件的。

語言學上的指稱理論也是依賴條件的。因此這樣一種經驗調查就比較實質地進入到語言學理論、語言哲學理論中間。自然科學可預測，可解釋，它有獨立的檢驗標準。我們每個人是說話者，我們怎么認識世界的，會產生不同認知的方式，不同的認知方式會連接在我們的使用里面，把它找出來之后加以系統化，就變成不同的哲學理論。

在這個意義上，實驗語言哲學雖然也很重視科學，跟科學聯合，但是這種哲學理論也跟科學有一定的不同，就是哲學理論的前提可以從老百姓那里找到證據，證明這個理論可能是對的或錯的，但是我們不可能從老百姓那里找到證據說科學是對的或錯的。

齊群：感謝梅老師精彩的解讀，新的轉向給我們帶來的一個新的思考，可能在未來或者當下就在發生的這樣一個技術革命的時代，都會給我們日常生活帶來最直接的影響。

最后請聶老師能不能做一個小小的暢想，在當下這樣一個實驗語言哲學的前沿之外，整個西方哲學下一步的發展，除了這個前沿之外，有沒有更新的發展？

聶敏里：我嘗試回答一下。因為這個問題是沒有標準答案的，我只能夠表達我個人的看法。

關于哲學的未來。我不好去暢想哲學未來，但是我可以對當前的哲學提出一個批評，在這個批評上，我和梅老師應該是意見比較一致的，即，長期以來國內做哲學研究的學者中普遍有一種哲學的傲慢，尤其是對科學很傲慢，經常說“我們是做哲學的，不是搞科學的”，認為哲學跟科學沒關系，哲學有一種優越于科學的獨特性。

這主要是來自歐陸哲學的一種思維方式，尤其是來自十九世紀德國的先驗唯心論傳統，這個傳統認為哲學處理的是科學之上甚或科學之外的事物，這些事物體現的是一些高貴的精神品質，而科學則相反，關注的是一些很具體、很實際、很物質性的東西。

我的描述可能不是很準確，但是大家可以根據實際碰到的這類做哲學研究的人大概想象我說的是怎么一種情況。這種傲慢從二十世紀以后不斷地遭受挫敗。科學每天在發展，哲學每天不發展，甚至哲學越來越退步。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的哲學，很多人講的是古希臘的東西，講的是中世紀的東西，固守傳統的哲學文本，傳達另外一種意義的哲學傲慢，即認為過去的哲學經典已經把人類的最高知識窮盡了，我們只需要學習這些經典、重復這些經典就行了。大家也知道我現在描述的不僅是在西方的某一種思潮，而且也是國內現在的一種主導的思潮。

二十世紀以后，一部分哲學不僅不進步，而且還在退步，而且這種退步還很古怪地跟一種傲慢聯系在一起。當深藍下棋下敗了人以后，哲學感覺到挫敗了；腦機結合實驗，又感覺到挫敗了；現在是ChatGPT，再度感覺到挫敗。哲學的傲慢實際上是一種精神勝利法，即，強調哲學討論的是不同領域的東西，科學再怎么發展，觸及不了哲學那個神圣的領域。

我不好暢想未來哲學應該是怎么樣的。許多人認為二十世紀以來哲學受到科學擴張的挑戰，面臨危機，但我要說，哲學面臨的真正危機是哲學自身跟不上科學發展的步伐。搞哲學的很大一部分人的科學教養還停留在十七、十八世紀的科學，完全不了解二十世紀以來、尤其二十一世紀以來在心智科學方面的發展，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學習和領會。這是當前哲學界、尤其是國內哲學界存在的很大的問題。搞哲學的人，科學知識的背景、科學知識的教養停留在十七、十八世紀，這就是問題。

未來哲學怎么樣？至少，哲學家能不能把二十世紀以來科學發展的成就仔細消化、吸收了？我們知道，從古代以來，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做哲學的人同時也是做科學的人。甚至到了笛卡爾時代，做哲學的人同時也是做科學的人，而且也代表著科學最新的發展，笛卡爾也是當時最新的物理學家。但現在我們有沒有把握說，現在最偉大的哲學家同時也是最偉大的科學家呢？沒有，這就是問題。

做哲學的人需要好好反思一下，你有沒有跟上二十世紀以來科學的迅猛發展。我們不好暢想未來哲學怎么樣，但我們知道現在哲學肯定出問題了。這個問題，做哲學的人不能再用哲學的傲慢去應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