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世的“資本論”》，【日】齋藤幸平著，王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6月

日本學者齋藤幸平的《人類世的“資本論”》中文譯本，新近在國內出版。據報道，這本書于2020年9月出版，至2023年年初，在日本銷量超過五十萬冊。一些日本媒體據此認為，日本社會正掀起一股馬克思主義風潮，齋藤幸平被很多人譽為新一代馬克思主義代言人。

“人類世 ”（Anthropocene）是一個不大常用且很隱晦的詞，日文譯為“人新世”，它是由諾貝爾獎得主、荷蘭大氣化學家保羅·克魯岑于2000年提出的，意為人類活動的痕跡完全覆蓋整個地球表面的年代。

齋藤幸平生于1987年，2015年從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自然反對資本：馬克思的生態學——未竟的資本主義批判》。讀博士期間，他參與了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二版（MEGA2）的工作，閱讀了很多馬克思研究生態環境問題的相關資料。2017年，齋藤幸平以博士論文為基礎，在美國出版了《卡爾·馬克思的生態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自然與未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躋身于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學派青年學者之列。

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國家環境問題引起全世界關注以來，“馬克思是否有生態思想”這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內外激起熱烈的爭論。從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思想內容看，其理論路徑體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回到馬恩文本，發掘其中的生態哲學內蘊，并在此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某種生態思想維度的辯護；其二，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也抱有一種發展馬克思主義或重構馬克思主義的理念，即希望將生態這一維度引入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畢竟，在馬克思的時代，生態學也不過是剛剛起步的新科學，生態環境也沒有遭遇到今天這樣的危機。因此，生態馬克思主義所進行的理論建構是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視角和方法，來審視生態環境的諸多問題（《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與當代嬗變》，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8月30日）。總的來說，生態馬克思主義具有特定的意涵、意旨，其所涉及的諸多理論問題都具有深刻的復雜性與挑戰性，如自然價值問題、生態道德問題等。

齋藤幸平

《人類世的“資本論”》一書出版時，齋藤幸平還只有三十三歲，在日本大阪市立大學任副教授。《人類世的“資本論”》這個題目，直譯過來，即“當代的《資本論》”，隱喻“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本書篇幅不大，只有十萬字出頭，文字簡練，體現了日本學者寫作的傳統，適合大眾閱讀。書中引用了大量文獻和著作，對于經濟學和社會學專業的學生而言，無疑很有參考價值。

齋藤幸平書中的上百個小標題，很多都是從學術研究中積累下來的，其中一些很重要，不能用淺顯易懂來形容。如果我們對馬克思和他的《資本論》沒有一個較清晰的認識，就很難對齋藤幸平的書進行適當的評價，無法判斷他的觀點是不是屬于馬克思的。任何關于馬克思、關于《資本論》的討論，都必須持有一種嚴肅、科學的態度，否則就很容易落入庸俗主義的陷阱。

晚年馬克思vs青年馬克思，筆記vs著作

1845年1月，在巴黎流亡的馬克思被法國政府驅逐，一貧如洗，在恩格斯和其他戰友的資助下，赴布魯塞爾落腳。這年春天，二十七歲的馬克思撰寫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提出了一個充滿人文主義精神的命題：“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這是馬克思非常著名的一句話，齋藤幸平的書中也引用了。他認為“百分之三點五的人以非暴力的方式站起來，社會就將發生巨大的變化”。

1849年8月，馬克思又被法國政府驅逐，被迫前往倫敦。在此后的三十四年里，馬克思一家一直住在倫敦，直至1883年去世。馬克思在倫敦期間，一直沒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他最精深的著作《資本論》，就是在這種極度艱辛困苦的環境下完成的。

馬克思在1859年1月為《政治經濟學批判》所撰寫的序言中，開篇便談他的寫作計劃：“我照著這個次序來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資本、土地所有權、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其他三項的相互聯系是一望而知的。”這就是后人所說的馬克思“六冊計劃”。也可以說，三大卷的《資本論》只是馬克思計劃中的“六冊”之中的“第一冊”。《資本論》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第二和第三卷則是在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將馬克思的遺稿整理、編輯后出版。晚年的恩格斯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1894年，即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資本論》第三卷出版。

齋藤幸平的書中說，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的過程中，經歷了一次重大的理論轉變，轉向了生態主義，而恩格斯與馬克思之間存在意見分歧，在編輯《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時，扭曲了馬克思晚年的思考，隱藏了馬克思的“理論搏斗”。齋藤幸平宣稱：只有像他這樣的“少數研究其筆記的專家”才知道，馬克思晚年究竟是怎樣想的。他還進一步說，正是這種對馬克思的巨大誤解，極大地扭曲了馬克思的思想，“催生了斯大林主義這個怪物”，還讓人類面臨著如此殘酷的環境危機。

齋藤幸平的這一番評論，是很多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慣常的做法：用“晚年馬克思”反對“青年馬克思”，用“恩格斯”反對“馬克思”，用馬克思的“筆記”反對馬克思的著作。按齋藤幸平的理解，他參與編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二版的工作，使他取得闡釋“晚年馬克思”思想的專利權。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從來都是復雜的，這些都不難理解，也不難批駁。至于齋藤幸平把目前的環境危機，歸咎于對馬克思的誤解，實在是令人費解。

事實上，馬克思的《資本論》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奠定了最堅實的科學理論基礎。《資本論》三卷是一個整體，恩格斯曾在第二卷前言中說，第一卷的價值理論提出一個根本性的經濟學之謎，答案要到第三卷才出現。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介紹了資本主義經濟最簡單的“異化方面”，即“細胞形式”的商品，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意義，并在這些方面進行了初步的辯證，指出交換價值的不確定性。馬克思在這里，插入了《剩余價值理論》手稿中的“商品拜物教”一節，指出資本主義追求交換價值，是一種異化。資本主義經濟存在著兩個對立的“優化標準”：客觀方面是實際生產財富的最大化，主觀方面是資本主義積累價格的最大化。

齋藤幸平在書中，對商品的價格和效用、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這兩對概念，還是用了不小的篇幅，做了很詳細的說明，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批判。這是馬克思經濟學特有的概念，是關鍵性的理論。從這一理論出發，再進一步，便是剩余價值生產和資本集中，最終，導致無產階級革命不可避免，這樣就大體上滿足了工人運動特有的理論需求。

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從單個資本家的生產過程，提升到整個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過程。闡明社會的全部生產價值，都來自于生產性勞動。這些價值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不變資本”（C），它是由生產過程本身所決定的，包括原材料、人員、機器等等，是維持簡單再生產所必需的。第二部分是“可變資本”（V），它用于勞動力的再生產，包括勞動力的家庭和教育支出。第三部分是“剩余價值”（S），除資本家的個人消費、各種資本品、辦公設施和建筑物之外，社會其他方面的支出，如官僚機構、軍隊、警察、書記員、各種專業人員和服務性工人，也都來自于“剩余價值”。

剩余價值在各個剝削集團之間怎樣分配，以及分配時的競爭如何在生產中引起變動，對于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而言，是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馬克思用了一個公式S/(C+V)，既表現利潤率或“剩余價值率”的水平，也表現社會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擴大再生產的潛力，闡明這是一切社會的必然性特征，是社會發展的最一般規律。在這里，馬克思從“有限的生產”角度，否定了資本主義經濟觀。

齋藤幸平書中說，晚年馬克思在這里發生了“理論轉變”，轉向“去增長”，也就是說，放棄了“擴大再生產”概念。實際上，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費爾巴哈”一節，就提出了這一理論：任何經濟，包括資本主義經濟，在人類發展和知識運動中都有一定的進步條件，用黑格爾的概念，是人類存在的“不變性原則”（principle of invariance）。他所闡發的是一種適合于一切人類社會形式的社會再生產的進化規律，而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價值規律，是這種規律在歷史上唯一的特殊表現。正是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完成了這種進化的社會再生產規律。

卡爾·馬克思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更進一步地從整體上考察資本主義經濟，并完成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沒有第三卷，就不能理解真正占統治地位的利潤率規律，就不能理解分割為利潤、利息和地租的剩余價值，就不能理解價值規律在競爭內部的作用。馬克思揭示出資本主義經濟包含兩個相互對立的進程：一方面，資本家的資本積累的實現和擴大，依賴于社會生產性力量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它又從根本上阻遏這種發展。

簡單地說，提高工人的工資，減少勞動時間，有利于培育具有更高的技術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更有創造性的生產性力量，從而為更大規模的資本積累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正是這一點，決定了資本主義制度比以往任何一種社會經濟制度都優越。但是，資本積累的內在力量，卻總是在尋求“便宜的”勞動力，并試圖使“不發達”的經濟部門保持著“不發達”的狀態。這是典型的“二律背反”問題，是資本主義本身無法克服的矛盾。這也是整個《資本論》所揭示的最突出、最核心的問題。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寫作中，始終貫穿著黑格爾的辯證法。馬克思關于勞動價值論、剝削率、利潤率等這一系列概念的闡述，均為“意識的生產”范疇，旨在提升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樹立“階級意識”，這種方法源于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馬克思政治理論和實踐的核心概念是“自為階級”（class for itself），將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和接受資產階級思想和實踐的被剝削的工人“自在階級”（class in itself）區分開來，這兩個概念源于黑格爾的“自在自為”（Being-in-and-for-itself）。馬克思的思想是連貫的，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第三卷，關于階級意識、有組織的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形式的全部闡述，都表明了同樣的觀點：“自在階級”必須轉化為“自為階級”，而沿著狹隘路線的斗爭無論如何劇烈，本身都永遠不會產生任何階級意識。在這里，馬克思強調了知識分子的歷史任務，發現新世界觀，發現無產階級的歷史潛力，促進社會整體進步，實現人的價值。而為了實現這些設想，還必須相應地提高整個社會的認知能力，否則無論多么偉大的新思想都無法付諸實現。馬克思運用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法，來說明這一原理：普遍性、完備性知識是存量、不變量，是本體，而特殊知識是變量。沒有進步性的特殊知識，社會只能停滯和倒退。

才智與語言：如何理解未完成的《資本論》

齋藤幸平強調，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一部并沒有完成的著作，這是事實，毫無爭議。在馬克思之后，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希法亭的《金融資本》、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布哈林的《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保羅·斯威齊的《資本主義發展論》和林頓·拉魯什的《辯證經濟學》，都被公認為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而羅莎·盧森堡則被公認為是最為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林頓·拉魯什稱贊盧森堡，認為她對馬克思的理解最為全面，因為這不僅僅是才智問題，還有語言問題。

拉魯什提到，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的標準法語譯本中，有一個很長的腳注，說明用現代法語直接翻譯黑格爾的自我意識（Selbstbewusstsein）是不可能的。其他一些哲學概念，從德語譯為英語、法語、俄語過程中，往往也會丟失一部分內容。考慮到馬克思《資本論》的寫作始終貫穿著辯證法，而辯證概念如果不能用其他語言的公認用法范圍內被表達，盡管不能說是至關重要的，但絕不是無關緊要的。

齋藤幸平書中，用“去增長共產主義”，而不是“去增長社會主義”，當是有所考慮的，但無足輕重。他用“共有財富”而不是“公有制”，則反映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徹底蛻化：只有不觸及資本主義制度、不挑戰私有財產的條件下，才能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名義存在，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審視各種現實問題。

羅莎·盧森堡是在瑞士讀的大學，專業為法律和經濟，博士論文題目為《論波蘭工業發展》，精通經濟學，且用德語寫作，不存在語言問題。盧森堡于1913年發表的《資本積累》一書中，沿循馬克思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考察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轉變的最新特征，出色地發揮了《資本論》的思想，構建了適用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分析框架。

羅莎·盧森堡

盧森堡最核心的思想包括以下幾點：一、現代經濟的基本性質是“國際的”，而非“國家的”；二、帝國主義經濟的最新特征是具有了一種“超級結構”，即國際貸款制度。它改變了資本積累的方式，使其能夠從“資本主義的外圍空間”實現原始積累；三、新形式的帝國主義在整體上處于瀕臨瓦解的緊張狀態。在這種危機爆發期間，如果沒有社會主義轉變的發生，從衰退中崛起的資本主義將以一種新形式的“國家主義”和“軍事經濟”的面貌出現。

歷史證明，盧森堡的分析是正確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引發、促成了一次資本主義的整體性危機，即1919-1933年危機。如果說，資本主義通過一種政治制度，以“軍事經濟”的形式從危機中崛起，如1933-1945年的德國，1933年以后的美國，那么，盧森堡對資本主義問題的系統性分析也是準確的，尤其是近年來，我們看到美國領導的北約軍事集團的擴張，軍事支出的急劇擴大。

盧森堡還提出了新形式的帝國主義對“資本主義外圍空間”的控制問題 ，這是“中心-外圍”理論的源頭，是理解現代國際政治經濟的重要路徑之一。保羅·巴蘭的“三個世界”理論、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拉魯什的發展銀行和“歐亞陸橋”計劃，都可上溯到盧森堡。齋藤幸平書中提到了沃勒斯坦的理論，也抨擊了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的剝削。

“去增長”概念不屬于馬克思《資本論》的思想

馬克思的人文主義特質、對科技進步的捍衛、對人類命運的關懷，使之在思想進步的勞動者和有先見之明的知識分子中，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有關馬克思的著作，包括對《資本論》的解釋性書籍和文獻，數量是驚人的。齋藤幸平《人類世的“資本論”》一書之所以值得特別注意，至少有以下幾個理由：

首先是它驚人的銷量，這無疑反映了日本公眾對社會現狀的普遍性擔憂，對書中所揭露的資本主義各種經濟現象形成共鳴，并試圖從馬克思那里尋求出路。

其二，齋藤幸平在書中報告了一些重要的信息。長期以來，馬克思的著作，包括《資本論》的傳播一直存在著巨大的困難，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公開敵意，在學術上設置了各種障礙，另一方面是勞動階級的文化發展水平尚低，無法掌握這樣的思想武器。此外就是整理、編輯和翻譯出版方面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和專業人員。齋藤幸平告訴我們，目前正在德國進行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編輯的工作，計劃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下的文字全部收錄出版，其中，馬克思的筆記將作為單獨的一個部分，共三十二卷。無論如何，這些基礎性的工作，對于未來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理應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其三，齋藤幸平通過閱讀馬克思的文獻所獲取的一些心得，是有啟發意義的。馬克思1881年3月8日給俄國女革命家維·伊·查蘇利奇的信，在早年的俄國革命者中廣為流傳，并被收入1924年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一卷中。馬克思在信中說：

早在《資本論》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贊成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不包括反對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從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進行的專門研究中，我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這種作用，首先必須肅清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后保證它具備自由發展所必需的正常條件。

齋藤幸平書中說，馬克思的信稿寫了三遍，非常慎重。這封信的結論是，俄國可以不經過西歐的資本主義階段，通過公社走向共產主義。書中還有其他一些類似的解讀，也是有新意的。

齋藤幸平的書當然值得一讀，但必須指出的是，他的基本觀點是有疑問的。首先，齋藤幸平和西方大部分環境主義者一樣，把環境與氣候混為一談。資本主義經濟無序發展、對交換價值和利潤的片面追求，造成了環境的破壞，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氣候變化，地球溫度升高，對環境造成影響，也是基本事實。但所謂環境，即“環繞人類生存之境”，基本上限定于地球表面范圍。而氣候變化的問題，則顯然超出了人類活動的范圍。根據早年的科學家觀察，主要是地球的運行軌道有不同的自然周期，每個周期在兩萬年至十萬年之間，偏心率、傾角和春分歲差不同，影響地球的日照量，從而影響地球的氣候。

當地時間2023年7月10日，加拿大安大略省，克勞福德湖成為“金釘子”，標志著地球已經進入“人類世”。

氣候問題非常復雜，盡管有大量的研究報告，仍不能說問題已經解決。聯合國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最初是由英國首相撒切爾倡議成立，當時她正在與英國煤礦工人工會進行斗爭，需要從外界得到政治支持。1988年IPCC成立后，它發表了一份報告，結論不出所料：煤炭對環境是有害的，而核能是可取的。溫室氣體排放權是一個名為“喬伊斯基金會”（the Joyce Foundation）的一個想法，由氣候交易所（Climate Exchange Ltd）實施。每個國家就這個問題立法，可獲得一定數量的排放權，并將其分配給它認為合適的企業，排放權可以在芝加哥一家專門的證券交易所進行交易、轉售。這份章程是由當時尚不知名的“喬伊斯基金會”的律師起草的，他就是后來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而排放權交易所的活動，主要組織者是后來擔任美國副總統的阿爾·戈爾和前高盛銀行總裁大衛·布拉德（David Blood）。今天，隨著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參與，這個機構已經成為西方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圍繞發展權利而激烈斗爭的平臺。齋藤幸平的書以氣候危機破題，切換概念，轉向環境危機，并歸咎于對馬克思《資本論》的誤解，帶有強烈的政治性，這是應當提醒讀者注意的。

其二，齋藤幸平斷定，馬克思之所以沒有完成《資本論》的寫作，是因為晚年的觀點發生了變化，轉向了生態主義，這種說法是沒有說服力的。齋藤書中說，他的觀點是基于對馬克思筆記的發現，認為馬克思的歷史觀，在他去世后被誤解為“線性進步主義”。沒有人懷疑，馬克思讀了大量有關生態學方面的書，他重視與科學進步和物質生產有關的一切知識。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都是從圖書館借書，閱讀、做筆記。無論馬克思做了多少有關生態學的筆記，只能說他重視這個問題。我們知道，馬克思的政治思想是成熟的、一貫的。齋藤幸平據此提出，馬克思變成今天的生態主義者，也就是馬克思批判過的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并放棄了自己的擴大再生產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最后，必須再次強調的是，“去增長”的概念，或許符合當今一些西方國家，包括日本的社會思潮，但并不屬于馬克思《資本論》的思想。齋藤幸平的書有獨到之處，有他自己的貢獻，也有其局限性。在這個問題上，齋藤幸平自己也承認，馬克思沒有以任何完整形式寫下關于去增長共產主義的具體形式。馬克思著作最突出的特征，正是強調科學技術進步和擴大再生產，認為人的素質的發展，必須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馬克思反復指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動物之間的本質區別，就在于是擴大再生產，而非簡單再生產。任何簡單再生產的傾向，都相當于將人類生存的價值降低到與動物同等地位，使人“動物化”（bestializes man），更何況是“去增長”呢？

盧森堡早在1903年就指出，馬克思的科學理論體系是一個巨大的整體，他的貢獻大大超出了實際無產階級斗爭的直接需要，而對于資產階級并無用處。“并不是馬克思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而是由于我們的需要還沒有達到運用馬克思思想的程度。”隨著我們的事業向前發展，進入新階段，提出新問題，我們需要重新到馬克思的思想武器庫里去探索，充分發揮它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