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普敦這一擁有480萬人口的海岸城市，城市中心基本為富人獨占，有錢人在這里啜飲一杯咖啡，價格為家政工人小時工資的兩倍之多。”2019年，筆者在澎湃新聞市政廳《占屋史｜開普敦：居住隔離歷史問題的延續》結尾寫下這句時，沒有想到這會成為翻譯《種族隔離：劃界城市的全球史》一書的契機。當時就職于《城市中國》的佟鑫編輯，介紹我與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吳書勇編輯結識，并約下此書翻譯。作為城市規劃師和城市問題研究者，筆者和好友張美華博士合譯本書的過程，是深入理解“種族隔離”和“城市劃界”的難得機會。

自從有了城市，就有了空間隔離

城市空間隔離由來已久，卡洪城可謂經典案例。這座據稱為修金字塔而建的古代埃及城市，建造于距今4000年前，四周是磚砌城墻，內部由高墻劃界。一道南北向的厚墻，將城市分為西側的奴隸區、北側的貴族區及南側的手工業、商人、小官吏等中產階級區。貴族住區只有十幾座深宅大院，道路寬闊，石條鋪砌，涼風徐徐吹來；而奴隸的住區，則是逼仄密集的棚屋，迎著沙漠的熱風。卡洪城無比刺目，無數規劃師因之而生出規劃包容共享城市的職業理想。

卡洪城是距今4000年之前的古埃及十二王朝時期，為建造金字塔而在極短時期內建造的城市。城市平面呈長方形：外城墻為土坯磚砌，有一道同樣厚實堅固的內城墻，將其分隔為東西兩部分。西部面積不到全城的三分之一，一條8米寬的南北主街串聯十幾條1.5米寬的小巷，密集排列著250多座奴隸工匠的44平米的簡陋土屋，用棕櫚枝、蘆葦和黏土建造。據推測，這些工匠是經過戰爭俘虜的奴隸，因此加筑內城墻對其嚴加監控。城的東部有一條石塊鋪裝的9米寬的東西大道，將其分為南北兩部分，路北為奴隸主貴族的宅院，有的面積達2000多平方米；路南零散布置著商人、手工業者、小官吏等中等階層的住宅。東區內有市集、神廟，東南角有一大型墳墓。城市結構及內部防御性圍墻的劃分，反映了居民的社會構成及明顯的階級差別。（信息摘自“中國大百科全書”，圖來自網絡）

在本書中，卡爾·奈廷格爾對其追溯更為久遠，在第一部分“追根溯源”中呈現。7000年世界城市史，割裂始終貫穿其間——“自從有了城市以來，人類就一再實施毫無公平可言且充滿強力的割裂城市的行動。在此過程中，人們以幾乎所有可以想象到的人類差異的名義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為不同的階級、氏族、種姓、手工藝、國家、宗教信仰、文明甚至性別劃定單獨的居住區。”

讀者會看到城市隔離的源起，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埃利都以神之名義劃界，塔廟投下暗影。“自此之后，任何人類，都不會再有平等可言”；繼之以分割城市與荒野的城墻，無論是出于防御，還是僅為炫耀，城鄉劃界由此開端。這兩種最早形式的隔離，世界各地相繼出現，包括中國《周禮·考工記》中所述王城。

作者繼續沿時間線索展開：世界所有文化都包含若干反商情緒，因之有了“隔離陌生人”的慣例，世界各地設立“外國商人區”及相關管制即為明證。“陌生人”不限于外來經商者。為證明對陌生人的控制和對其加以隔離的合理性，“民族”和“人民”這樣的新概念被制造出來。對陌生人隔離的實踐，使得“替罪羊政治”與“隔離”達成微妙共識，繼而引向設立“猶太隔都”，最終帶來更可怕的種族隔離和驅逐形式——阿道夫·希特勒滅絕歐洲所有猶太人的計劃。

距今7000多年前，蘇美爾人在幼發拉底河靠近波斯灣的入海口興建了埃利都城，并在城中修建了大型神廟供奉大地之主。最初神廟僅為一個簡陋的祭室，面積不過 4 平方米，但其規模、面積和內部構造始終在發展。到約公元前 4000 年，神廟面積已擴張到 276 平方米，建在5米高的臺基之上。埃利都神廟是聚落最中心、最重要的建筑，整個聚落是圍繞著神廟組建起來的，宏偉泥磚結構的神廟和周邊貧民的蘆葦小屋形成了鮮明對比。這是埃利都城中塔廟的想象復原圖。（來自網絡）

隱藏在強大政治軍事力量之下的，是導致社會分裂的更多基礎力量：階級、手工藝、氏族、種姓乃至性別。任何類型的空間隔離，都與階級相關。但正如書中呈現，自古至今，階級的空間之界并非涇渭分明。為了生活方便，貴族與奴隸同住，富人與手工業者共居，到處可見。階級隔離與階級融合，在競爭中達成平衡。手工藝、氏族、種姓和性別的政治，則隨時施加復雜的推拉之力。印度的種姓制度和性別之分的“深閨制度”在書中特別提及。

自1700年至今，城市種族隔離僅有300年

與七千年的城市隔離相比，本書主題——種族隔離僅有三百年，堪稱晚近。公元1700年后，歐洲人才把膚色和種族的概念注入。如書中所言，“膚色和種族的概念是新的，但它們也大量借鑒了古代和中世紀社會的所有社會類別相關的出身、世系和血統的舊概念……與所有形式的隔離一樣，膚色和種族隔離本質上也是階級隔離的形式，旨在補充特權群體對物質資源的控制。”

本書第二部分，呈現膚色和種族如何進入城市政治之中。首先是印度的馬德拉斯（今日的金奈）和加爾各答，歐洲殖民者想方設法把自己與本地人隔離開，本地人則基于階級、手工藝、氏族、種姓和性別等前現代概念施行城市隔離。嶄新的制度、思想和割裂城市的工具，出現在這兩座城市的政治戲劇之中。“黑人城鎮”“白人城鎮”之分，正是以膚色和種族劃界的新形式。它們既可追溯到數百年前，又將導致世界各地城市政治的轉變。殖民時代的美洲和南非，以膚色劃界的城市隔離實踐也在興起，又在實施奴隸制之后迅速消退。

統治者如何想到，將一分為二的部分稱為“黑人城鎮”和“白人城鎮”？可能的原因在于，這涉及歐洲人關于階級、宗教和國家的政治沖突。“采用白人而不是基督徒作為自由人的名稱，則澄清了這些問題。它分散了王室、傳教士和奴隸主之間蓄勢待發的沖突。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鞏固不同階級的歐洲殖民者在捍衛奴隸制方面的政治支持。”

19世紀：殖民地城市種族隔離，從高潮到落幕

在城市快速膨脹導致的困境的推動下，分裂的殖民城市出現轉變，最初出于防御和控制需要而設置膚色界線，轉變為出于宏大的“自然”義務而實施種族隔離。本書第三部分講述殖民地的隔離熱潮。首先以倫敦和加爾各答兩個城市對比展開。

奈廷格爾以歷史學家的深刻，頗具說服力地列出“種族”這一概念的恐怖力量。他認為，需要譴責的，不僅是出于自身所需而利用種族概念和建立這些制度的人，還應包括關于“種族”的學術重塑者。特別提到人文地理學施加的影響——“種族成為人文地理學的一個理論。每個種族都被視為棲居于一個自然家園之中，其自然特征、氣候、土壤和植被都是獨特的與之相契合的。……種族擠入到政治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它可以被不斷重塑，為幾乎任何形式的社會不公正提供辯詞。”

就像英國殖民者對作為山中避暑地的印度兵站的青睞。如書中所言，“超然于籠罩在鄉間的沉沉霧靄蒸蒸熱氣之上，征服者種族可借此克服其唯一固有無法應對高溫和熱帶疾病的弱點”。就印度的山中避暑地而言，駐地法的實施、駐地治安官的獨裁統治、細致周全的種族主義衛生慣例，以及山中避暑地的地理隔離，代表了按種族分割城市的真正創新。它們為白人創造了掌控特權的安逸城市空間，鞏固了政治不平等，也強化了英帝國對印度的控制。

大吉嶺，是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座小城，位于喜馬拉雅山麓，平均海拔為2134米，夏季涼爽宜人。印度作為英屬殖民地時期，大吉嶺成為英國殖民者青睞的山中避暑地，以逃避平原上炎熱的夏季。英國影星費雯·麗1913年出生于此地。（圖來自網絡）

隨著白人對專屬空間的追求從印度向東蔓延到東南亞、中國和太平洋，來自歐美的殖民者開始了諸般努力，甚至設想采用更強有力的城市隔離工具。新加坡建立之初即劃定的種族界線、上海的租界、香港的山頂保留地條例等，都是歐美殖民者對城市劃界的新手段。

與此同時，太平洋彼岸也有了新動作。一方面，英國利用鴉片和軍艦打開中國國門，使得許多中國人前往東南亞甚至太平洋彼岸尋找新的機會。另一方面，英國和美國支持白人定居者涌向環太平洋偏遠地區的金礦。白人帝國擴張的浪潮與亞太地區華人移民浪潮相碰撞，城市種族隔離擴展到新海岸，并催生新變化。白人淘金者所到之處，華人淘金者緊隨而至。白人暴徒驅逐華人礦工，揮舞著武器，積累著對亞洲人的仇恨。

不限于金礦，越來越多華人移民，抵達更多交通和商業節點城市，因工作競爭導致摩擦和暴行頻發。草根白人、地方官員、醫療和衛生改革者，乃至報紙編輯和記者，都普遍持反華態度。

環太平洋地區的唐人街，是存留的印記。如書中所言，“白人絕口不提自己應當為唐人街的出現承擔何種責任，而是將這些飛地的孤立、相對骯臟和全部為暫住男性人口描繪為蒙古人種所具有的可惡缺點的證據。正是因為這樣的沖動，產生出了一種刻薄且充滿惡意的替罪羊政治。”

加拿大渥太華唐人街。唐人街，是華人在其他國家城市聚居的地區。唐人街的形成，是因為華人移居海外，成為當地的少數族群，在面對新環境需要同舟共濟，便群居在一個地帶，故此多數唐人街是華僑歷史的一種見證。 

即將邁入20世紀時，種族隔離迎來一波熱潮，其原因在于黑死病流行。黑死病先在香港、后在孟買暴發。公共衛生官員開始把人們從家中拉出來，強迫他們進入醫院、帳篷城或上船。這種技術被稱為隔離，主要目標是保護歐洲人，而當地亞洲人受到最粗暴的對待。此后，隔離與瘟疫如影隨形，蔓延到世界廣闊區域。早期出于對瘟疫的恐慌，衛生官員將致命疾病歸咎于“劣等種族”并提出隔離的解決方案。如前所述，作者再次提及和譴責了科學群體對“種族”概念和相關理論的以訛傳訛和推波助瀾。

鼠疫和瘧疾恐慌在消退，但隔離和衛生設施之間的聯姻卻繼續蓬勃發展，這是由兩波城市改革浪潮推動：其一是清理城市貧民窟的運動，其二是城市規劃運動。

住房改革者開始在種族隔離舞臺登場。因位置受到中產階級青睞，政府應利用其權力強行購買 “瘟疫地點”，將它們夷為平地，并把這里的居民搬遷。各個殖民地的城市官員，都接收到由倫敦發出的清理貧民窟的呼吁。將貧民窟清理與有關公共衛生和征服權的種族主義思想纏繞在一起，最具爭議的城市隔離工具之一——強制搬遷就此出臺。

另一方面，對領導城市規劃運動的新一代城市總體規劃師來說，在衛生和種族隔離之間達成關聯并非出于恐懼或厭惡，而是源于西方帝國和文明的宏偉夢想。

1925年倫敦的貧民窟。

基于上述宏偉夢想，殖民時代最奢華的城市隔離主義紀念碑誕生了。正是印度的新德里和摩洛哥的拉巴特這樣的紀念性殖民新都。新一代城市規劃師把新思想注入其中，這些新思想大部分汲取自法國的建筑和規劃實踐。從沃邦的防御工事，到林蔭大道、濱水廣場等城市美化裝置兼為膚色界線，再到歐仁·豪斯曼重建巴黎的大膽思路，都有眾多追隨者。

豪斯曼思路導致階級隔離和種族隔離以更快速度結合，對城市開展大規模的豪斯曼式改造，堪稱冷酷無情的種族隔離主義操作。本書第七章“豪斯曼星球”一節中，對此有詳細分析和呈現。

印度最后一個殖民之都新德里的建設，則把豪斯曼思路和學院派風格融于一身。它雄心勃勃，被稱為極致的殖民城市，但也標志著現代英國殖民城市種族隔離戲劇的落幕。

如書中所言，“隨著對種族隔離的呼聲越來越高，種族隔離主義的內部矛盾更加尖銳。雖然隔離的狂熱無疑反映了白人帝國勝利的最偉大時刻，但也揭示了他們日益緊張的種族脆弱感。統治的疆域愈加廣闊，意味著西方帝國的能量分散得更為稀薄，也意味著白人在更為廣大的地方面臨著種族不服從。……殖民地種族隔離的最巔峰階段,恰逢步入具有更大世界歷史意義的政治反制力量的城市階段。”

城市種族隔離的問題，并非在于將不同類型的人劃入不同社區，而在于不公平的資源分配。一個明證是，因公共衛生資源分配不均，1931年，舊德里的死亡率是新德里的三倍。

20世紀：最冷酷復雜的大種族隔離主義粉墨登場

新德里作為殖民之都退場之后，南非和美國的大種族隔離登上舞臺。第四部分主題為“大種族隔離主義者”。南非約翰內斯堡1960年代建成了世界上最為繁復也最具野心的城市膚色界線——黑人隔離于白人之外，在農村“獨立發展”；控制黑人“涌入”城市；在城市地區建立永久隔離的種族區域。

南非也在向外學習，無論殖民世界的城市隔離手段，還是美國新誕生的大種族隔離主義的思想和操作，都是學習對象。為應對從亞洲傳入南非的鼠疫，約翰內斯堡的英國公共衛生官員迅速啟動瘋狂的疾病恐慌隔離狂潮；借用了環太平洋地區的法律工具，防止亞洲人跨越印度洋遷移到南非。通行證制度、亞洲人登記法、《種族分區隔離法》，都成為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象征。甚至借鼠疫暴發，城市官員試圖把被視為“人類垃圾”的有色人種居民遷移到遠離城市的污水處理農場帳篷住區，并即刻鏟平他們在城中的居住地。此后，黑人勞工開啟了在城內工作地和城外新劃定的種族隔離區之間的往返。

本文開篇提到的南非開普敦，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已有30年，但居住隔離仍難撼動。城市中心基本為富人獨占，95%的公共交通使用者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者，平均交通開支達家庭月收入的45%。

當時如何為白人至上主義提供解釋？“這個理由就是優越的文明……白人必須統治, ……因為這是讓黑人逐漸抬升的唯一可能手段”——這真是匪夷所思。當世界其他地方的種族隔離熱潮幾近退散，南非卻步入種族隔離大發展的階段。無論美國，還是約翰內斯堡的白人房主，都達成共識：如果與黑人比鄰而居，房產價值會貶損。日漸增多的白人工人階級購買房產，種族隔離的經濟動機也愈發普遍。嚴格的種族劃界，與有色人群的持續反抗并行。他們要集體尋求生計、住所和基本尊嚴，不斷阻撓官方費盡心思的劃界努力，漠視在共存空間中被白人強加的種族禮節，甚至走上街頭進行大規模抗議。大種族隔離主義的潘多拉魔盒一旦開啟，憤怒和暴力就會無可遏制愈演愈烈。

盡管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廢除已有二十多年，但種族隔離制度之下的空間隔離難以撼動。南非攝影師Johnny Miller通過航拍技術，用相片反映南非貧富差異的一面。在他從高空拍攝的“Unequal Scenes”作品中，展示了貧與富的社區“分界線”，兩者雖然近如毗鄰，但生活水平卻離千丈遠。

作者在第十章把目光投向美國。在不同的時間地點，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更為激進和徹底：既運用了獨立開發、流入控制和城市種族分區等常見手段，有時還演變為大規模驅逐和種族滅絕。

而第十一章所述內容，可謂三百年來種族隔離歷史中的至暗時刻——1930和1940年代的經濟和政治災難，席卷全球。這樣極端的年代，大蕭條摧毀了數百萬人的生活；與此同時，希特勒屠殺了大約600萬猶太人，還有以百萬計的殘疾人、精神病患者、激進分子、吉普賽人和戰俘——人類自殘登峰造極。

緊接著，美國投放的原子彈證明，人類掌控著更兇險的自毀手段。隨后，冷戰時期開啟，全球政治秩序重整。災難激發了全球最激進的城市種族分裂運動——既涉及美國和南非的種族隔離主義者，也發生在納粹德國本土。雖然納粹德國失敗了，但種族滅絕式的種族主義并沒有隨之消亡。戰后幾十年，在南非和美國兩個國家中，國家和暴徒的暴行依然持續。特別是美國，其隱秘偽裝下的隔離體系更難應對，更加狡猾而根深蒂固。種族隔離主義者依然故我，讓城市種族劃界跨入新千年。

電影《美麗人生》劇照。猶太青年人圭多偶然認識了美麗的女教師多拉。他彬彬有禮，幽默詼諧，很快俘獲她的芳心。幾經周折，天遂人意，兩人幸福地在一起，并有了一個男孩。但在納粹統治下，圭多和兒子被強制送往猶太集中營。為了和兒子丈夫在一起，并非猶太人的多拉，毅然跟隨，與丈夫兒子分開關押在同一個集中營。為了兒子的快樂，圭多哄騙兒子這一切都只是一場游戲，獎品是一輛大坦克。（圖、文皆來自百度百科）

邁入新千年：已是種族解放的年代，卻有種族隔離的沉重遺存

二戰結束后，特別是即將邁入新千年之際，種族隔離腳步漸遠。但作者在本書最后一部分開篇就列出“種族解放的時代，種族毀滅的時代”。這是因為，在諸般經濟激勵和政治掩護之下，種族隔離主義者仍在政府機構、全球知識網絡和土地市場內，為城市劃界而努力運作。在已然壁壘重重的世界，悄無聲息又筑起幾多新墻。

本書最后一部分主題為“零散的遺存”，20世紀后半葉，施加隔離與反抗隔離的角力在此呈現。如書中所言，“從溫文爾雅的談判到大規模和平抗議，從城市騷亂到游擊戰爭，20世紀中葉的反種族主義者發起的運動，完全不亞于一場針對白人權力和特權世界的全球性革命。”種族革命的勝利令人喜悅，而種族隔離的遺存卻讓人沮喪。

今時今日，全球半數以上人類居住在城市，但全球城市可謂“壁壘重重”。一眾美國城市中，住區的種族紅線依然涇渭分明，無家可歸者數量激增，超級貧民窟隨處可見。在歐洲和澳洲，無家可歸、貧民窟以及占屋，也日趨成為“問題”。

近乎每個城市每天都在發生著司空見慣的“隔離”行動：享有特權的城市居民將自己封閉在門禁社區和私人大院，由各種高科技安防設施把守；在經歷“士紳化”的城市中心，弱勢群體被迫轉移到城市邊緣。門禁社區和士紳化是由市場之力驅動的空間隔離，屢見不鮮。最富裕的國家為遠距離移民設置新的法律和物理障礙，阻斷最貧窮國家中膚色最深的人獲取新機會的通路。

書中斷言：“一個兩極分化的‘全球城市’的‘政權’已經出現，因為全球經濟中最重要的資本吸引的既有最頂級的富豪、血統最正的白人、生活奢華的精英，也有最貧窮的有色人種移民勞工，并高度集中”。

再來看帝國在曾經的殖民地上的種族隔離遺存。種族革命的勝利，迫使世界上白人城鎮的大多數白人居民離開，但這不意味著城市種族隔離的終結。

新獨立的國家在文化、種姓、宗族和民族血統方面有著巨大差異。此前，殖民國家刻意強化不同群體的等級關系，并將其差異解釋為種族差異。某些殖民地獨立后，沖突程度甚至加劇。

對曾經的殖民地而言，種族隔離最泛在的遺存，是階級隔離。許多以前的白人城鎮變成精英區，新的精英制定了新的隔離政策來劃界，守衛他們的新領地。許多新政權會詆毀貧民窟的居民，甚至不惜借用過時的19世紀的衛生辭令，時時煽動起精英對窮人犯罪行為的恐慌。

陽光之下并無新鮮事。如書中所言，對最貧窮的人來說，“城市機會取決于城市空間的階級融合程度”。而本書的結尾段落，正是關于“種族融合”的一個里程碑事件：1990年曼德拉獲釋后，在種族隔離制度最嚴苛的約翰內斯堡，黑人團體與白人當局成功談判達成《索韋托協議》，宣告“必須成為一個不分種族的城市”。擺脫了種族隔離的制度桎梏，但推倒城中豎起的壁壘尚需漫長時日。

人類的未來會好嗎？——空間隔離難以消弭，共享和包容應持續推進

讓我們合上這本厚厚的書，來看看全人類面前的嶄新困境：一方面，戰爭和災難事件導致許多人流離失所。俄烏戰爭已持續一年，數百萬難民背井離鄉；土耳其地震、孟加拉洪災、非洲旱災饑荒等，都產生了大量難民。在氣候變化不確定性高企的當下，難民數量還會增加。難民將成為異國他鄉最無助的外來者和“陌生人”，面對在新城市尋找空間落腳的挑戰（畢竟隔離“陌生人”和“弱勢者”，是最普遍最古老的城市空間隔離傳統）。此外，曠日持久的全球新冠大流行，暴露并放大了城市社會結構中久有的弱點，對弱勢和邊緣化群體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如聯合國人居署《世界城市報告2022》中所列：如果不采取一致行動，貧困和不平等可能成為城市未來的普遍面貌。在發展中國家，貧民窟和非正規住區是貧困和不平等最持久的空間表現形式。對貧民窟數以百萬計的居民而言，難以獲得基本服務，更美好的城市未來與自己無關。在發達國家的城市，貧困乃至赤貧現象根深蒂固，少數群體遭受邊緣化和污名化，加上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不足，如果不采取果斷行動，城市貧困和不平等將愈發深重。

這個城市星球之上，需要什么樣的城市，對人類提供支持？空間隔離，古已有之，不可能徹底消弭，需要一點點照亮劃界的暗影，一點點推開不公平的壁壘。

正如本書后記所言，“如果我們并不能夠共享權力，那么即便去跨越分裂我們的城市、國家和全球南北方國家的種族、階級、性別、文化和信仰的界線，也是毫無意義可言的。”更好的未來，有待城市政府的變革性政策行動，以解決普遍存在的城市貧困和不平等問題（這些問題，皆可歸為“城市隔離”），否則無法實現公平和包容的城市愿景。每個政策選擇，每個決定，都可能影響許許多多人的現在和未來。

人類的未來會好嗎？至少先讓每個人去想象一種共享共有的城市未來，對于今時今日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而言，這無比重要。

致謝

作者卡爾·奈廷格爾是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教授，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了歷史學博士學位，城市歷史與全球視野中的城市種族隔離正是他的研究主要方向之一。本書一經出版，即獲得2012年杰里·本特利世界歷史獎。作者撰寫這樣一部500多頁的厚書，對種族隔離的全球現象追根溯源，條分縷析，把考據嚴謹、跨越時空的海量歷史事件串連成線，讓人讀之沉浸其中。在優秀的專業素養、學識和寫作技巧之外，奈廷格爾教授肯定是一個善良心軟的人，字里行間時時能夠察知。空間隔離本質就是資源的爭奪，種族隔離更是野蠻殘忍，撰寫這樣一部充滿暗黑之惡的歷史書，猶如險灘行船，艱苦無比。誠如作者在引言所列，“希望城市隔離的全球歷史，能夠為近年來世界各地愈發激烈的城市之辯帶來嶄新啟發。”作為城市規劃師和城市研究者，我非常榮幸能翻譯奈廷格爾教授的這本書，并對翻譯和細讀過程中得到的啟發深表感謝。

（本文由《種族隔離：劃界城市的全球史》譯后記修改而成。該書即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屬于“都市文化研究譯叢”系列，責任編輯為吳書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