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雖然帶來進步，但并沒有解放人類，反而讓更多的上班族陷入了無止境的加班泥沼之中，各種“卷”，不允許躺平的話術充斥在打工人的耳畔，消費主義、家庭壓力不止一種的場外因素干擾著勞動者的自我判斷。

“我要準時下班！”吉高由里子扮演的東山結衣在電視劇中喊出了多少人的心聲，但是熒屏前的觀眾除了在下班之后打開冰箱喝上一罐冰啤酒，對著劇中的黑心上司罵上幾句，就真的沒有別的選擇了嗎？

文 | 吳昊

2015年12月25日，日本東京，濃厚的圣誕節日氣氛將這個特大城市裝點得分外美麗，新宿、澀谷、六本木……到處可見結伴出行的甜蜜情侶，舉家出門大餐一頓的也不在少數。

然而，就在當天，一位年輕女子從公司宿舍縱身一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高橋茉莉，這位年僅24歲的廣告精英用自己的死，引發了社會輿論的軒然大波，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名詞再次占領了各大門戶網站、新聞報紙的頭條位置——“過勞死”。

日本媒體對高橋茉莉自殺事件的報道

其實，只要提起“加班”這個詞，就不得不提到日本。日企的“加班文化”更是許多行業的共識，只要上司不下班你就不能早走，哪怕干完了活也不成。過勞死的日語音讀“Karoshi”被收錄進了英文詞典，也標志著日本成為該名詞的始作俑者，當然這不是什么令人自豪的事。

1969年一家日本報社中，一位29歲的報紙發行員因中風猝死，這是日本戰后首例有記錄的“過勞死”事件，在當時的經濟狂飆中，沒有人在意這種細枝末節的新聞。

日本在1972年制定了《勞動基準法》，第四章第三十二條規定：

雇主不得使工人在一日內的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休息時間除外）或一周內工作時間長過48小時。

然而在那個只爭朝夕的年代，政府渴望經濟在戰后早日騰飛，普通老百姓希求迅速提升生活質量。尚未遭到篡改的“加班”意味著額外的金錢收入，那是一個相信多勞多得的時代。

《寬松世代又如何》劇照

這同樣也是一個十分荒誕的年代，日本經濟的騰飛與過勞死的頻發幾乎完美重合，日本就好像是一部被焊死了方向盤的特快列車，高速地奔向夢幻泡影般的輝煌高點，期間消耗的個體生命在整體的繁榮景象面前，不值一提。

NHK在當時做了一個調查：一個日本人每年的工作時間要比一個歐洲人多3個月。文章開頭提到的高橋茉莉，在她死后調查人員查閱了她的工作記錄，驚人地發現她去世前一周加班了130個小時，遠超這家盛名在外的4A廣告公司的要求。日本政府（勞動厚生省）在此后不斷地插手，輿論也強調大眾不應過度加班云云，但是對于日本堅固的職場文化而言，她的死也未能掀起波瀾。

《我，到點下班》劇照

《過勞死：這份工作比命還重要？》是作者牧內昇平的泣血之言。作為記者的牧內氏通過一次偶然的機會，接觸到了“關注全國過勞死問題家族協會”，并且對過勞死遺屬群體進行了一系列的采訪。

這本小書不僅將11組“過勞死”遺屬采訪呈現給公眾，也在篇章中加入了諸如如何衡量加班強度，怎樣應對職場中的職權霸凌等等現實問題的解決辦法。

“將過勞死與職權霸凌致死事件作為‘自己的事’進行思考。”牧內氏的置身事內很好地將身邊的危機轉化成了對讀者的提問（關懷），你是不是也在過勞地工作呢？你的身體和心理是否已經感受到極限，需要做出選擇？

科技雖然帶來進步，但并沒有解放人類，反而讓更多的上班族陷入了無止境的加班泥沼之中，各種“卷”，不允許躺平的話術充斥在打工人的耳畔，消費主義、家庭壓力不止一種的場外因素干擾著勞動者的自我判斷。

《我，到點下班》劇照

“我要準時下班！”吉高由里子扮演的東山結衣在電視劇中喊出了多少人的心聲，但是熒屏前的觀眾除了在下班之后打開冰箱喝上一罐冰啤酒，對著劇中的黑心上司罵上幾句，就真的沒有別的選擇了嗎。

牧內氏在《過勞死》一書中羅列11個各具代表性的故事，這些因為“過勞死”離世的人們普遍年紀不大，職業卻是遍及各行各業，公務員、餐廳分店長、記者、教師還有超市營業員，一派眾生皆苦的蕭瑟感，這里想講幾個令筆者印象深刻的細節。

在政府工作的塚田浩先生擁有一個令人艷羨的家庭，夫妻和睦，老人健在，更有膝下一雙子女，他的工作也相當光鮮，在同事眼中是一個既有能力又肯擔責任的人。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好人”，在一次工作調動后徹底的失去了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最終走向了悲劇式的結局。

作為政府文書方面的負責人，他總有干不完的活，又要服從上面的指揮，還得操心基層的捅婁子，趕上他較真的性格，工作成了一塊巨大的石頭讓浩先生喘不過氣來。

在一次胃潰瘍的病程中，醫生、妻子都力勸其多休息，“你的性命與工作哪個更重要？”，浩先生選擇了工作，“我一想到堆積如山的工作，就沒法在家里安穩地躺著，反而壓力更大了。對不起，拜托了，讓我去工作吧。”

不斷復發的胃病折磨著他，但他也沒有病休堅持工作，每天都只能靠安眠藥入睡。

“他在睡夢中也大聲說夢話，就像在工作中一樣。有時在接電話應答，有時在接說條例文本，說得口齒清楚、聲音響亮。”

妻子美智子這樣回憶身陷工作泥潭中的亡夫，浩先生因為繁重的工作無法參與正常的家庭生活，這讓他十分的自責、內疚，他一個月要加班近200個小時。

日本車站站臺上閉著眼睛休息的上班族。

“我現在的心境，就和那些不想去學校、不想上學的孩子一樣，我不想去市政府、不想上班啊。盡管很疲憊，還是有一堆工作要完成啊……”

當他緩緩地對家里的小輩們說出這樣的話時，小孩們都是十分震驚，這個平日里踏實穩重的舅舅到底怎么了，他們并無法意識到的是，這些話語實質上是塚田浩最后的“呼救”了。

在他自殺之后，他的兒子小馬產生了這樣的愿望，他渴望成為一位博士（科學家），設計出哆啦A夢中的“時光機”，他想回到父親去世前的一天，告訴他的爸爸：“不能去上班呀！”

即使有自己深愛的家人，也無法留在人世間，浩先生所感受到的絕望充斥在遺書的字里行間。

在東京地鐵站著睡覺的上班族

讀者可能會感受到強烈的困惑，如此工作強度那難道不能辭職嗎？

這或許是建立一種職場文化差異上的誤讀（或許差異也在縮小），“泡沫經濟”時代為了鼓勵勞動者多勞多得，日本的職場上“終身合同”以及“年功序列”等制度紛至沓來，這造成了“正式職員”與“非正式職員”（包括派遣）之間的巨大鴻溝，兩者的待遇、福利完全不同（具體可參看《中年危機觀察》一書），而且塚田先生是家里唯一的勞動力，他無法逃避這種的現實壓力，加之政府中沒有能夠宣泄自己困擾的渠道（比如健全的心理咨詢），他多次申請調職卻似泥牛入海，他無法辜負那些信任他的屬下的求助……

“他應該是已經燃盡了自己的生命之火。”作者牧內氏如是寫道。

不能辭職的理由或許還有——“善良”，一位牛排店分店長決定去死。

凌晨的員工走廊里，古川和孝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這家連鎖牛排店里，和孝努力工作，當上了分店長，他的職責包括不限于上菜、做飯、洗碗以及安排員工的工作班次、采購食材等任務……

和孝在澀谷中心街分店的出勤時間通常是從上午10點開始，晚上11點或者凌晨0點結束，每天坐班長達13-14個小時，而休假則少得可憐，2010年4月之后大約7個月的時間里，他只休息了2天。

牧田氏多次提及——“每月超過80小時的加班時間”就已經觸及“過勞死紅線”——古川和孝的實際工作時間遠遠超出了這個范疇，而這還僅僅是他所面對的殘酷生活的一部分。

所有的同事的都看到了他被區域經理A霸凌、毆打的經過，哪怕是難得的休息天，區域經理A也會蠻橫地用各種低級借口強迫古川回到工作崗位。在令人發指的工作霸凌之外，還對他經常性的拳腳相加。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劇照

如同上文中對家族成員說出“不想上班”的塚田浩一般，和孝多次打電話給父母表示“不想干了”的想法，但父母一輩慣有的保守思想未能及時察覺兒子的異常，為此他的父母每日都曾沉浸在悔恨之中。

法庭上，古川的父母委托律師對施暴者A進行了如下詢問：

律師：所以你認為，視情況上司是可以對下屬動手的，對嗎？

施暴者A：是的。雖然我認為不應該施暴，但如果心懷愛意的話，也是可以的。

面對毫無常識可言的上級，古川和孝的父母即便勝訴拿到了6000萬日元的賠償，仍舊難解心中憤懣，他們至今未等到來自A的哪怕一聲道歉。而他們則被剝奪了未來、希望，甚至是生存的支柱。

《步履不停》劇照

寫到這里，筆者在唏噓之余發現了一個空白，照一般情況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NHK這個媒體應該是不會缺席的。然而在看到佐戶未明的案例之后，疑問瞬間消散了。NHK并沒有缺席，相反它也是“加班”陣營中的一員，也是“過勞死”的始作俑者。

佐戶未明死在了自己的床上，生前握著手機，他的未婚夫向警方以及她的雙親通報了她的死亡。一個從九州鹿兒島“上京”的青年女記者，一個在去世前輾轉于各處報道東京都議會選舉激戰的新聞骨干。

從2013年6月下旬到7月下旬，一個月的時間里她僅僅休息了2天。這顯然已經是確鑿的“過勞死”了，當她的父親質問NHK相關領導的時候，負責人這樣告知這位傷心欲絕的父親：“記者并沒有受到員工時間管理，而是像個體經營戶一樣由各人自信裁量決定是否工作。”這顯然是荒謬絕倫的說辭，事后牧內氏向NHK方面求證言論的真實性，對方不予置評。

《我，到點下班》劇照

光鮮亮麗的背后是這位女記者在職場內遭遇的諸多不公，一個“上京”的外省人，一位在男性起主導作用的媒體中苦苦支撐的女性。當然這些疑問隨著她的故去，都已經無法求證了。

未明的父母在事后希求NHK在臺內清查記者超負荷工作的情況，希望大家在知曉女兒的“過勞死”之后，避免這樣的悲劇。

然而，NHK的反應卻是極力掩蓋真相，來參加未明追思會的記者們都不知道這位前同事的具體死因。直到4年之后，NHK才在新聞節目里以一個2分鐘的短片“確認”了佐戶未明的“過勞死”事實，以捍衛真相價值觀自居的頭號媒體，對內部的真相三緘其口扭捏作態，顯然這是一種莫大的諷刺。

牧內昇平的文字大約是一種告解與呼吁，面對強大的資本家，普通的勞動者所能做的也只是關心自己的狀態。而要勇于對不合理的加班說不，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更多地是要從制度上去規避這種殘酷的悲劇重復上演。

這種悲劇或許離一衣帶水的我們并不遙遠，“女生上班準時下班被批‘踩點走’”這樣的熱搜在國內的微博也時常可見，或許這個時代，要準時下班還真的是有點難。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過勞死》

[日] 牧內昇平 著，梅新枝 譯

ISBN：9787532791927

定價：52 元

出版時間：2023年3月

上海譯文出版社

內容簡介：

“過勞死”一詞發源于日語，最早從1980年代開始就廣為流傳。雖然已經過去30多年，但今天的日本依然有很多人被繁重的工作奪去性命。

工作太辛苦的話可以休假，也可以辭職。剛開始工作身心狀態良好的時候，你是可以看到這些選項的。然而，做出決斷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失去收入來源、不想讓父母擔心、沒找到下一份工作，各種各樣的理由會讓你忍氣吞聲地干下去，于是過勞，視野越來越狹窄，不知不覺就窄到讓人忘記了還有繼續工作以外的選項。結果，沒辦法逃離現在的生活，會被“死了就舒坦了”這樣的想法困住，讓人失去正常的判斷力。在你想著“哎呀，總能挺過去吧”的時候，不幸可能就在明天突然降臨。

日本社會不喜歡逃避，嫌棄做事半途而廢。我們從小時候起，就會不斷聽到大人說“堅持下去就有價值”“現在不能堅持，未來人生路上也會受盡挫折”之類的話。然而時至今日，我完全贊同“逃避”。不論在學校還是公司，遇到痛苦的事就放棄吧。雖說忍耐下去可能會有所收獲，但也還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在其他領域發光發熱。人生只有一次，放棄逃避，忍氣吞聲的風險實在太大了。

本書是作者在《朝日新聞》刊登的過勞死案例特集的基礎上，選取了有代表性的11個案例，深度采訪了這11個喪親家庭，揭露了日本職場過勞死問題的真實情況。倒在工作崗位上的人究竟帶著怎樣的心情在賣力干活？他們最后是如何苦苦掙扎的呢？被拋下的家人又會在怎樣的陰影中度過余生呢？為何現在社會的過勞死、猝死現象越來越多？作者從醫療、法律概念、社會環境等幾個方面進行案例講述和現象分析，為世人貢獻了這本還原痛心真相的紀實文學。

作者簡介：

牧內昇平，1981年3月13日出生于東京，原朝日新聞記者。2006年畢業于東京大學教育學系，同年入職《朝日新聞》經濟部，負責電機、IT行業、財務省的新聞報道，后加入勞動問題采訪團隊。主要采訪領域包括過勞、職場霸凌、勞動者心理健康問題，合著有《現場報道：稅金地獄》（文春新書）。特別是針對過勞死問題，曾多次采訪遺屬和企業，撰寫了《走投無路》等一系列以過勞自殺為主題的專題文章，并因揭露過勞死的駭人現狀而引發熱議。

原標題：《我，到點下班！過勞死的正確“解法”》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