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貿易逆差會促進經濟增長”似乎是一個經濟學常識，另一個相應的提法是“投資、消費和出口是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按照支出法計算的GDP公式是“國內生產總值=消費 + 投資 + 凈出口”，顯然，增加出口或凈出口，就能提高經濟增長。因此，第二個常識似乎印證了第一個常識的正確，進口太多會減少凈出口和經濟增長，減少貿易逆差就能提高經濟增長。

貿易逆差與經濟增長的“會計幻覺”

關于貿易摩擦，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智囊、白宮全國貿易委員會主任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在2016年的一份經濟白皮書里就是這么說的：“當一國的進口大于出口而產生貿易赤字時，赤字部分要從增長額中減去。.....2015年，如果美國通過增加出口和減少進口，而不是取消貿易的方式來去除5000億美元的逆差，那會使美國的GDP增長達到5.97%。”

不幸的是，“赤字部分要從增長額中減去”或“減少貿易逆差會提高經濟增長”，確實只是一個由“會計幻覺”導致的錯誤，也是一個連納瓦羅這樣的經濟學家也會犯的低級錯誤。如果按照“國內生產總值=消費（含政府支出）+投資+凈出口”的公式而認為，進出口逆差要從GDP里扣除，所以逆差下降會助推GDP下降，就等于誤讀了公式的含義而落入“會計幻覺”。

實際上，GDP本來就是國內的而不是國外的生產總值，進口是來自外國的產品，所以不能算進GDP，進口對GDP的計算來說永遠是零而不是負數。GDP的公式也可以這樣表述：“國內生產總值=消費+投資+出口-進口”。公式中之所以要減去進口，那只是因為，在計算包含了進口品的消費和投資時，沒有預先扣除進口品的價值。也就是說，公式中要加上可能是正數或負數的凈出口，那是因為在計算國內消費和投資時，沒有預先把高于進口的出口部分算入；或者，沒有先把高于出口的進口部分從公式中排除。

總之，增加出口確實會促進經濟增長，但減少進口卻不能提高經濟增長，除非減少的部分或全部進口品能夠由國內產品所替代。

按照上述道理，我們既不能說“如果2015年美國出口多1億美元，進口少4999億美元，結果貿易平衡，美國的GDP多了5000億美元”，也不能說“如果2015年美國出口多1億美元，進口少4999億美元，結果貿易平衡，美國的GDP多了1億美元”。

也就是說，假定美國2015年貿易平衡了，說GDP多了5000億和說GDP多了1億都是錯的。因為，說GDP多了5000億正是納瓦羅所陷入的“會計幻覺”，少進口的部分未必能部分或完全由國內產品所填補；說GDP多了1億，則是沒考慮少進口部分可能有一定的比例會被國內產品所替代。關鍵就在于，進口少4999億，這個部分的需求有可能被國內產品補上，但能補上多少很難確定（見下文美國企業家的看法）。

國內替代進口的能力與三種彈性

即便假定他國不報復因而出口不受損，通過增關稅、降進口解決貿易逆差，還會涉及三個大問題：一個叫“國內產品的供給彈性”，另一個叫“國內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第三個叫“國內產品的需求性價比彈性”。

如果國內產能跟不上，國內產品供給彈性低，少進口的部分就無法被國內供給全補上。如果同類的國內產品價格太高，同時這部分產品的國內需求價格彈性高（即需求對價格的反應太敏感），少進口的部分也無法被國內供給全補上。最后需要考慮的，還有價格之外的產品性能和質量；如果國內替代品的性價比太低（性能更好或一樣但價格高太多），國內需求性價比彈性太高（即需求對性價比的反應太敏感），少進口的部分也無法被國內供給全補上。

無論如何，總有一部分進口品不能被國內產品替補上，結果，美國的GDP不可能是多了5000億或多了1億，而是GDP的增加部分會介于1億至5000億之間，即不確定性非常大。

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美國國內替代進口的產品能否生產出來，并自動被消費者所接受。消費者可能存在勢力分散難以協調行動的問題，但大進口商和大生產商就不同了。例如，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NAM）就明確反對貿易保護，因為其會員中，交納80%會費的20%的大公司反對增加進口關稅，這背后的邏輯才是商品和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全球化邏輯。

為什么？因為，知道有合適的中國產品存在，這必然會使美國國內的替代品變得更難被接受；而即便能從其他國家（如墨西哥）進口，仍解決不了本來想解決的貿易逆差問題。更復雜的還在于，許多進口品恰恰是美國廠商在中國生產后返銷回美國的，而國內替代品即便能生產，也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投產。

結論很簡單：中美貿易摩擦表面上是中美摩擦，背后卻是美國進口商和需求者與美國國內替代品供貨商的沖突，同時，美國的出口商當然也面臨他國提高關稅和出口受阻的風險。

這就是為什么，在2018年8月底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舉辦的對華貿易問題聽證會上， 358名美國各行業代表中有95%表示反對加征關稅。這些美國公司反對改變現狀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八類：

第一，如果大公司從中國搬離工廠損失會非常大，時間會同轉移出美國一樣長，替代的新供應商需要很長時間也未必能找到（存在價格、規模、批量、工藝、技能、設施、運費、供應鏈等問題）。

第二，很多領域中國占了全球一大半的產能，很難在短時間內在中國以外投資于這么大的替代產能；如果中國產品被征收關稅，其他國家的供應商一定會針對美國市場漲價，上漲的成本最終都會轉嫁到美國的消費者身上。

第三，美國的工廠可能會因為關稅而從中國搬到墨西哥而不是搬回美國，因為從墨西哥進口產品是免稅的，減少貿易逆差的想法會因此落空。

第四，美國公司因關稅而需要以更高的價格從中國進口，等于無形之中提高了歐洲和日本公司相對于美國公司的競爭力。

第五，美國的中小型公司和創業公司，主要零部件都要從世界電子制造基地的中國買，這些公司很難承受漲價25%的沖擊，也無力負擔搬遷工廠和更換供應商的成本，故很可能就此倒閉。

第六，大量美國公司和中國供應商簽訂了長期供貨合同，取消訂單將會面臨高額損失，提高關稅也可能只會幫助中國加速淘汰落后產能。

第七，不少產品的美國需求只占全球10%以下，中國供應商減少對美出口也損失不大，美國進口商則必須承受巨額關稅。

第八，即便是支持加關稅的廠商也承認，對成品加關稅可以，但零部件加關稅不行，產業回流也同樣面臨這個問題。

美國的企業家們給出的信息是清楚的：即便能從中國撤資也需要時間，即便時間沒問題也只能轉投到墨西哥等國，即便最終能轉回美國也會面臨三個彈性和零部件依賴問題。更何況，目前美國4%以下的失業率和4%以上的季度增長率，已經表明了熟練工人的緊缺和貿易逆差問題與增長及就業無關。

美國貿易逆差的成因

事實確實就是如此。在過去的四十多年里，美國的貿易逆差一直在擴大（從1976年的基本平衡到2006年的六千多億和現在的四千多億美元），可在同一時期，美國的經濟總量卻擴大到原來的三倍多（從1976年的6萬億到現在的近20萬億美元），這充分證明美國的經濟增長完全不是減少進口所能帶來的。可是，為什么中國（還有德國）能夠通過擴大貿易順差促進經濟增長，而美國的經濟增長卻伴隨著貿易逆差的擴大呢？

事情要從二戰以后的國際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說起。“布雷頓森林體系”規定美元與黃金掛鉤（35美元換一盎司黃金），其他貨幣再與美元掛鉤，由此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但是，這個體系的維持，是通過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或美元的凈流出）來實現的。如果美國糾正它的國際收支逆差，則美元穩定，金價穩定，但美元在國際上將供不應求；如果美國聽任它的國際收支保持逆差，則美元的國際供給不成問題，但由此積累的海外美元資產，勢必遠遠超過美國的黃金兌換能力。這一“特里芬兩難”及擠兌美國黃金儲備的實際結果，最終導致美國總統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美元不能再按固定價格兌換黃金。（“特里芬兩難”又稱“信心與清償力兩難”，1960年代由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1911—1993]提出，用來說明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著的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編注）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使美元完全成為一種世界性的信用貨幣，它的價值基礎不再是有內在價值的黃金，而是美國政府的信用和美國經濟的強大程度。在任何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根本無法與美國相比的情況下，美國貿易逆差的“潘多拉之盒”也就隨之被打開了。

對美國來說，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令美國無需像其他國家那樣，要通過出口創匯去參與國際分工交易，這勢必減少了美國的出口動力，同時也提高了用印鈔來支付進口品的動力。不管有多少國家在背后抱怨美國如何是在透支自己的貨幣信用，美國就是有能力以盡可能高的貼現率去揮霍自己的信用；這種信用的支撐是未來的貨幣收益，但貨幣收益最終仍然落實為某種具體效用，它一方面體現為美國政府支付公債利息的能力，另一方面體現為美元在美國的實際購買力（低通脹時價值會向資產轉移），即是美國政府的能力與美國經濟的強盛。

另外，隨著經濟的發展，相對較高的人力成本導致美國不少產業開始外移，美國公司的返銷品也進一步推動了美國進口的增加。還有，消費信貸和消費觀念的發展，推動美國人的儲蓄率偏低，低儲蓄和高公債都提高了對外資的需求，而美國的外資需求和資本市場的吸引力，則推動了更多國家出口美國以換取美元。

由此可見，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完全是由美元的性質、美國政府的信用、美國經濟的強大、美國的高人力成本、美國公司的靈活性、美國市場的開放、美國人的消費觀念、美國資本市場的發達以及美國公債的擴大等多個因素造成的，這個長期現象甚至與美元的強弱周期也不相關。為什么大幅減少貿易逆差已經成為美國經濟的不可能之事，原因在這里。

特朗普要通過提高關稅和鼓勵產業回流來消除美國的貿易逆差，很可能是他和像納瓦羅、班農這樣的人，因為某些頑固的信念而誤讀了美元的信用和霸權本質。誠然，一些國家出口產品到美國，也確實存在不公平貿易問題（如補貼、退稅、傾銷、匯率操控、侵犯知識產權等），但美國自己也存在出口禁令和限制外資等問題。無論如何，美國經濟和美國企業在已經全球化中走得很遠，特朗普的短暫政治生命完全不可能逆轉整個潮流，即便是出于美國國際政治經濟競爭策略和國內政治籌碼的考慮也完全文不對題。

當前，美國經濟靠的是高科技和服務業的穩步增長（美國在商品貿易之外的服務貿易一直是順差），在失業率處于歷史低位的情況下，試圖通過提高關稅和鼓勵產業回流來減少貿易逆差，既會損害美國國內消費者的利益，也會增加國內不同利益集團的分配矛盾，結果只能給國際資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動設置障礙，給全球金融市場徒增風險，傷人傷己，并以“降逆差促增長”的完全落空而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