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為青少年打造的節目《開學第一課》因邀請來性別氣質模糊的“小鮮肉”來打氣，而引發了輿論場上對“娘炮”的討伐。特別是牽扯到兒童教育類欄目，網友們的憤懣以一句“少年娘，則國娘”充溢著網絡空間。

不少媒體發文普及關于男性氣質和性別刻板印象的知識，強調男子氣概并非“自然”的產物，而是社會建構的。重木在界面文化上發表《“娘”與“陽剛”：現代男性氣質的迷思》一文，梳理了西方歷史語境下，主流男性氣質變遷的脈絡。作者通過引述蓋爾·比德曼（Gail Bederman）的著作《用種族和“文明”重塑男人身份》，指出，在19世紀初期的西方，勞動階層鄙視中產階級的男性“脆弱”和“娘娘腔”，而后者則嘲笑前者“粗野”。然而到了19世紀晚期，隨著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權力角逐，中產階級則開始把勞動階級的男性氣質視作有吸引力的象征，使健壯、粗野、陽剛的男性特質作為主流審美霸權登上了歷史舞臺。此后，美國好萊塢電影的建構進一步奠定了陽剛性男性氣質的主流地位。然而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年輕人為了反叛其父母們那種典型的戰后中產階級政治及性別觀念，開始嘗試更多樣的可能。嬉皮士風格在年輕人之間開始風靡，對男性氣質的主流審美在另類生活實踐的驅動下，在此時從陽剛，變成陰柔與頹喪之美。不過到了1980年代，隨著西方保守主義的回歸，傳統性別觀念再次稱為政府的主流意識形態。在美國，里根的保守政府就宣揚家庭價值、傳統男女性別氣質，對女權運動和性少數群體進行打壓，也正是在這一階段，好萊塢出現了施瓦辛格和史泰龍這類陽剛的肌肉男形象，并風靡全球。

不過，西方語境與東亞語境的不同之處，則被重木巧妙的回避了。如肖美麗在公眾號“一顆土逗”上發表的《消滅“娘”能救中國嗎？》一文中提及，今天網友們所歌頌的“陽剛”概念，事實上是西方進口貨。中國古代講究“陰/陽”和西方的“男/女”的概念有所區別，雷金慶在《男性特質論》中曾提出，中國古代男性存在“文、武”兩種男性氣質，也是兩種不同的男性策略。“英雄”要通過證明自己不受美色誘惑，甚至厭女的行為才能表現自己的陽剛，例如武松殺潘金蓮故事。這和西方故事里英雄愛美人很不一樣。“才子”則通過獲得女性青睞并且完成對女性的責任，來顯示自己的男子氣概。

果殼網《“娘化”的美少年，礙著誰了？》一文，把“男子氣概”置于東亞語境內，進行了梳理。作者李子指出，在東亞的國家敘事中，男性-國家-社會構成了一個父權的結合體，無時無刻不在用教化在固化著相應的社會規則。

在國家層面，男兒保家衛國、奮勇抗敵、爭當“戰狼”，而在社會中則是“敢作敢當、勇敢果斷”，要有“領導力”，在家庭中則需要承擔起養家的職責，做一名“堅強如山”的父親。相應的，女性需要溫柔、隱忍、賢淑，做好“賢內助”，負責哺育、關愛和照顧。與西方性別氣質的建構類似，上述幾位作者都指出，這一結構是建立在男性的支配性地位之上的，男性氣質被認為是“更高級”的美，也因此，性別模糊的女性比起性別模糊的男性更容易受到喜愛。不過，李子進一步指出，陰柔的男性在東亞傳統中一直是存在的，而且也會得到一定追捧。在古代，上等階層的人不需要辛苦勞作、也不需要血戰沙場（所以多在和平年代出現），且在文與武的二元光譜中占據著文弱、優雅的那一側。受東亞文化影響的韓國和日本，這樣的男性形象也存在著，并在一定范圍內被欣賞著。于是，有些流行文化的學者認為，現在陰柔的美男子們，是傳統美少年形象在當下的復興。

不過所謂“復興”則是在文化工業的新語境之下。成熟的娛樂消費市場（日本和韓國最先發展起來），造就了一批對于“娘”的男性形象十分熱衷的受眾——年輕的城市女性。李子指出，性別氣質同樣可以背市場力量反向建構。從日本漫畫到韓國偶像，這些文化產品重新定義了許多女性心中的男性魅力，摒除了陽剛的男子氣概當中富有攻擊性、對女性具有支配性的一面，更加溫和、容易接近，能夠構筑起來一種現實中鮮有的平等關系。

阿莫在《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中發文聚焦于娛樂消費市場對“娘炮”的塑造，在文化工業的驅動下，對男星審美由“陽剛”至“花美男”的轉變是伴隨著對男性身體外表的重視和消費發展起來的。這樣的氛圍下，人們對身體觀賞渴望也越來越強烈。而男性偶像們男性偶像們僅僅是比社會大多數男性提前來到了女人們早已習以為常的世界：一個身體時時被審視和消費的世界。這也意味著，當前的男星必須體會許多女性日常面對的身體焦慮。對身體的標準越來越嚴苛，定義了什么樣的身體是美的或丑的，瘦的或胖的，要求他們為自己看起來的樣子負責任。這種理想化的超真實形象泛濫的結果是真正的身體和虛構的身體之間的差異被抹殺，身體的管理和修飾被追捧。然而，在一些人眼中，這種身體焦慮成為了男明星“娘”的依據——他們依舊認為，被審視的身體是只屬于女性的特質。

近日，《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一篇題為“考上北大，然后呢？”的報道，傳遍了朋友圈。文中，來自云南等地的建筑工、農民家庭出身，考上北大清華的年輕人們“現身說法”，講述在頂尖學府生活學習的況味。

不同于中產家庭的孩子，這些來自寒門的年輕人的求學之路可謂艱苦——在考北大自主招生考試時只能住地下室，早上走過結冰打滑的路面去考場……辛辛苦苦考入“清北”，卻要為自己的英語發愁，看著許多大一的同齡學生直接用英文交流，自己卻就算準備一晚上也跟不上進度……一月時，北京大學學生資助中心在2017級受資助的學生中進行了問卷調查，62%的學生認為學業基礎差，半數人感覺不善社交。

這些年輕人的處境，和身在其中的自我掙扎、覺醒，觸動了很多讀者。但是，不同人對文章卻有不同的思考——網上的讀者大多傾向于相信教育仍然能夠改變命運：“人跟人出身本來就不可能一模一樣……或許（寒門子弟）開始的幾個月甚至一年趕不上那些習慣成自然的孩子，但是憑借自己在學習上的天賦，終究是能趕上去的。”、“要經歷一代人才能有從一個圈子到另外一個圈子的融入。”、“哭得稀里嘩啦，我也是農村的孩子……雖然出身有差異，但是我認為努力還是會使你變優秀……”這樣的評論在文章轉發的留言區中屢見不鮮。

近年來，隨著留守兒童，農村兒童教育等等問題日益進入輿論場，思考者們的切入點，也更加指向一個問題——底層孩子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神話背后，如今到底是個什么樣的境況？

學者金津在一篇題為《貧困學生要考入頂尖大學，有多少阻礙需要突破》的文章中指出，這樣的神話可能越來越難以實現了。世紀初的數據顯示，在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中，通過高考考上清華北大的幾率是0.003％。不同于很多人認為這些考上精英大學的農村孩子一定是天賦過人智力異稟，文章作者指出，他們能得以克服家庭環境因素，升入最頂尖學府，可能只是因為“幸運”——在升學路上有幸碰上了好的社會環境、碰上了好老師，在考試中走運……換而言之，這些人是“lucky survivor”（幸運的幸存者）。

在《考上北大，然后呢》一文中，在清華讀研的北大畢業生、農村孩子鄧風華在高中時說要考北大，父親笑著說，你看著面前這山，你考得上嗎？

而令人不安的是，就算這0.003%拼盡全力考入頂尖學府，他們仍然面對新的戰場——考試已經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標準——國際教育、通識教育、就業市場……這些新的比拼內容分分鐘讓這些“天之驕子”的貧窮變得“顯性”。

就算他們再次殺過這些獨木橋，仍然有新的問題：自卑感、挫折感……這些類似“創傷后應激癥”的問題，仍然會不斷沖擊這些年輕人的世界，添加更多煩惱。

文中的許多年輕人就遇到過這樣的煩惱——一開始，他們試圖實現向上流動的神話，離開自己的原生家庭，進入城市中產的行列，但后來他們逐漸發現，和中產家庭的差距不如承認好了，對原生家庭，與其逃離，不如從中獲得某種身份，這種身份，和向上流動的神話賦予他們的名校生身份不同，但能夠為他們提供力量，提供同齡人之間的認同。

另外兩位學者程猛和康永久在一篇研究文章《名校的底層子弟》中，通過訪談在高等學校就讀的農村子弟，討論過這些年輕人的情感模式和家庭結構。

他們發現，“懂事”在農村子弟的回憶中呈現出異常重要的位置。在他們的家庭里，經濟負擔往往較重，帶來的是長輩的暴躁脾氣，對年幼的孩子來說，“懂事”意味著理解家長在家中的困頓心態和無名怒火，也意味著能夠憐惜來之不易的父母的關心，還意味著能夠確定自己對家庭的責任，盡快承擔起家務，回饋父母，為父母分憂。

而研究者認為，底層家庭的情感結構，也和城市中產家庭截然不同。在城市中產家庭中，家庭是“個人中心型”的，父母子女通過不斷的溫情脈脈的親密語言溝通，確認。而底層家庭往往是“地位型”的，情感表達往往被更迫切的結構問題，如經濟問題所遮蓋了，在“懂事”的過程中，很多情感恰恰就是不適合表達的。

在這種結構中，底層家庭孩子對父母的情感變得非常復雜，一方面他們體諒父母的難處，想“懂事”，想“報恩”；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中面臨的競爭壓力會讓他們試圖和自己的家庭拉開距離——大學生活需要“與原生家庭的文化相疏遠”。相比中產家庭的孩子，底層家庭的孩子會意識到自己的家庭無法足夠支持自己，而對家庭產生不滿情緒。

然而，也正是在這些情感縫隙的運動中，底層家庭的孩子又常常認識到，自己無法真正“離開”那個家庭，對家庭和同樣家庭環境的人群的認同，有時候會超越想要通過教育在社會中上升的欲望，而這種新的心理狀態，正是《考上北大，然后呢？》中展現出來的，新一代底層家庭出身的名校生中，正越來越普遍的一種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