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秋天的意外死亡，我除了記得湛藍的天空覆蓋山巒田野，還記得空氣散發出成熟的酸味——也許來自谷物，也許來自野果，也許來自土地本身。酸味超越了是非、善惡、悲欣。多年后讀到馮至的詩，鼻端似乎尚縈繞著那種氣息：

我時常看見在原野里

一個村童，或一個農婦

向著無語的晴空啼哭

是為了一個懲罰，可是

為了一個玩具的毀棄？

是為了丈夫的死亡，

可是為了兒子的病創？

啼哭得那樣沒有停息，

像整個的生命都嵌在

一個框子里，在框子外

沒有人生，也沒有世界

我覺得他們好像從古來

就一任眼淚不住地流

為了一個絕望的宇宙。

（十四行詩 第六首）

盡管蜻蜓點水，但詩人確實創造了一組矛盾：框子和宇宙。社會事實引發知覺與情感，在人類生活中構建起意義的交感回路，詩中所說的框子，大抵是這么回事。我們為失去哭泣，但眼淚并不會“不住地流”。反復失去會讓知覺和情感反應變得遲鈍，像笨拙的拳擊手先失去躲閃能力，然后失去反擊的意志。成年人常常為失去瑣細之物哭泣，在失去所有時反倒表現得很冷靜，似乎淚水配不上失去這一事實本身。

失去，這一事實乃是宇宙在小得不能再小的個體尺度上的展開形式，因為沒有邊界，無法用道德標準加以衡量，以至于人無力感知，無力反饋。可惜抒情往往妨礙詩人對無情之物的體認和思考。馮至詩中的宇宙僅限于歷史，也即人文主義者所看到的、在時間序列中展開的社會事實。

后來，經過持續的自我教育，我正是變成這樣抒情的人文主義者，偶爾也寫詩，作為一種消磨失眠時間的游戲。我很早便意識到，不太可能通過自我訓練便掌握詩歌這種文體，但秋天的記憶在黑暗中歷歷可見：

秋天來到紅土丘陵，

桑樹俯瞰原野，

和原野上衰敗的草木。

當溫熱的水面刮起微風，

泥土散發出陣陣酸氣。

這是一首題為《桑樹》的笨拙習作的開頭部分，希望通過擬人視角和對知覺事實的列舉，切入某些在作者頭腦中也不甚清晰的主題——時間、記憶。夜復一夜，我躺在床上，聽墻上時鐘運行時總是慢若干分之一拍的嘀嗒聲（讓人擔心齒輪會在下一秒解體），從黑暗中把一些字詞碎片收集起來，排定它們的次序，在大腦中用赤土方言默讀（習慣如此），然后將一些字詞從原來位置取出來，試著放在另一些字詞之前或之后，刪掉一些介詞或連詞，修改形容詞和副詞，置換同義詞以求音調和諧。我寫了一系列無題詩，都與季節有關。

南方的鳥在去北方的路上

翅膀遮蔽了月光

和月光下漫過堤岸的河流

油菜莢成雙成對

麥子生長

花開在血肉豐富的泥土上

到了秋天

陽光把落葉曬成白色

林中藏著鸛鳥的巢

死亡需要一個理由，最好也是可見的。孩子夭折后，流言便悄悄在村子里傳播，沿著不同姓氏、親族、地域和代際之間原有的裂痕，將它們擴大成深刻的矛盾。沒有任何假說或推測能得到驗證。它們只是一些仇恨的種子，落到生者心中，如果得到更多意外的滋養，固然可能演化成尖銳的對立，并最終爆發出來，但這些基于成見和猜疑的恨意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了了之——抑制沖突的社會機制很多，遠遠超出普通人維系仇恨所需的心力和資源，更不要說時間及其周而復始的循環方式那消解一切的力量。一個接一個秋天到來，一個接一個死訊遠去，尤其是死去的孩子，因為沒有墳墓和碑石保留下她/他們生存的痕跡，便像一縷風，消失在空氣里。

很多年后，我在東南亞一處小城看到19世紀前期圣公會教徒的墓園，各種墓碑緊緊簇擁在一起，在一座古老教堂蔭蔽下，緊靠英國東印度公司原址。許多墓碑屬于夭折的年輕人、兒童甚至嬰兒，他/她們在此世短暫的存在及其終結都被看作終極意義的顯現。那一瞬間，我的確想起生在赤土并過早死去的孩子們，她/他們在字面意義上融入泥土，除了曾經心痛如絞的父母，不會有人留意何處草木蔥蘢非同往日。

兩種特定生存哲學如此自我演繹，從無褒貶的旁觀者看來，也沒什么驚心之處，留在記憶中的差異，更多是身體上的：一座潮熱的海邊城市，長夏無冬，街道和兩旁建筑墻面總是濕漉漉的。我一直在出汗。城里有幾處炮臺，不知哪個世紀鑄造的大炮至今指著茫茫大海，海水在中午的陽光下閃耀著令人暈眩的白光。那些死去的孩子和他/她們的父母一樣，都是偉大的旅行者和創造者。他們創造的光景，在我看來如此陌生、危險又虛無。在赤土，孩子們死去的秋季走向尾聲時，厚厚的衰草覆蓋著田埂兩側，芭茅抽出穗芒，結出狗尾狀絨毛，向路心低垂。走著走著，我常常在路邊躺下來，拉起外套罩住頭臉，片刻后便睡著了。突如其來的睡眠，無計劃和由來，醒來時脖子上都是細汗。日光則近乎烙印，皮膚吸收熱量的同時，應當也吸收了些不能清除的信息，因為微微的炙烤感至今保留在我身上。

那時候我還小，醒來后繼續躺著，只拉開衣角，望向“無語的晴空”。藍色平淡而干燥，能吸收一切目光。我感到心里空蕩蕩的，不知身在何方何世，在身體知覺、學業競爭、父母和迷霧一樣的女孩陸續具備清晰輪廓之前，只想這樣一直躺下去。我不想去哪里，也不想做什么，或是成為誰。我既不寄望于人，也不愿別人寄望于自己。我只想爬上一棵杉樹，隨樹干垂落地面，或隨地而臥，陷入混沌，隨便被天光掩埋。

我開始意識到，逐漸暗下去、涼下去的秋天有多微妙，人生就有多乏味。秋天路邊的睡眠成了一道分水嶺。過了那兩年，我再不能隨隨便便躺下來，只因為秋天的陽光、風和微微的孤獨令人沉醉。孤獨創造了一層保護殼，使我區隔于其他人，但孤獨也創造一種恐懼。我擔心別人會注意到區隔的存在。

幻想可以在保護殼里創造一個世界，我漸漸知道，寫作可以將這個世界轉化為現實——符號現實。十三四歲時，伯父送給我一些四開淺灰色的草稿紙。這種紙其實是報社編輯用來畫版的版樣，一面空白，另一面印滿小圓圈。每個圓圈代表一個字在報紙上的占位。傳統編輯作業時，會根據準備刊登的文章篇幅，用一把尺子和一支鉛筆，在版面上畫出排版效果：標題、分欄、留白和圖位。我于是用這些版樣辦了一張報紙。晚自習前，其他人朗讀或背誦課文，我趴在第一排課桌上，在版樣空白一面畫出欄線，再用文字填滿線內的空間——有報頭、卷數和期數，有短文也有連載。

新聞無學，字體、字號、轉版和補白這類編輯技術，初中二年級學生即可通過摸索輕松掌握。多年后我在報紙熱線部做實習生，很快認識到，這份工作與學歷毫無關系。只要頭腦正常，能與人交流，掌握基本寫作技巧，高中畢業能勝任與報紙相關的大多數工作。歷史上，許多小報巨頭教育水平不高，不妨礙他們向成千上萬讀者——大多數同樣教育水平不高——銷售報紙，也不妨礙報紙對人類想象現實的方式產生巨大影響。

報紙當然創造過另一些事物，一些需要復雜頭腦、系統和徹底的思考才能創造和領會的事物，報紙甚至參與創造了一些能帶來極其微妙審美經驗的事物，從而展示了人性及其發展的豐富與復雜。但這些畢竟不是報紙的主要目標。不是說這些事物不夠重要，而是說，創造這些事物有賴另一種熱情，以及更加復雜的情境和互動模式，往往取決于少數人，而非大多數人平均水平的工作。后者可以無師自通，前者非有特定天賦或經系統學習就難得要領。兩者之間的區別雖然緊要，很多人在年輕的時候并不了解，造成許多無謂的痛苦。

我的報紙讀者和編者同為一人，內容因此是無關緊要的，需要考慮的主要是報紙的物質/視覺形式，以及在此形式框架中用文字和圖像進行敘事的方式——就像英國有些自稱報紙的雜志（如 The Economist）做的事。對此我當然沒什么自覺。實際上我不知什么是雜志，不知英國在地球上什么地方，也不知英國人做過什么——鴉片戰爭除外，因為這是一個考點。但只要接觸到某種紙張，就忍不住想象文字和圖像呈現在其上的各種效果，似乎是我與生俱來的傾向。空白的報紙版樣契合這種傾向，提供了宣泄熱情和孤獨的渠道。而一旦熱情和孤獨有了宣泄的渠道，便會形成追求自我滿足的強烈動機和路徑依賴。

在缺少反饋的情況下，這種心理機制偶爾造就深刻的才學，更常見的是令人陷入自我陶醉和自我迷戀——在樂觀的情形下，陶醉使人自大，在悲觀的情形下，迷戀導致自憐。兩者都會導致人格缺陷。

有數不清的神話和寓言諷刺過度自我認同這種致癮的欲望及其畸形的滿足模式。根據成因和后果，這種人格缺陷可以分成兩種類型，與希臘神話中納西索斯和皮格馬利翁的故事正相對應。皮格馬利翁愛上了自己的作品（一尊雕像），俊美的納西索斯則被許多女神愛慕。他們內心的渴望注定不能滿足，又無法克制追求的激情——這就是悲劇的起源。

皮格馬利翁并非不懂得，愛情只能發生在相同生命形式的不同個體之間，他對雕像的激情實際上是一種無力自拔的自戀。這個故事有個可疑但俗套的結局：皮格馬利翁的癡情感動諸神，后者賦予雕像生命，讓他們生活在一起。這大概是一切假鳳虛凰故事的終極版本。但希臘神話中諸神通常很殘忍，納西索斯的命運便是一例。根據一則預言，納西索斯不被允許了解鏡像的性質，因此無法獲得構建自我所需的外部視角和審視距離，最終愛上自己的倒影，求歡時溺水身亡。希臘神話習慣把命運與渴望、嫉妒、憤怒、悲傷等少數幾種基本情感聯系在一起。納西索斯和皮格馬利翁的故事，把自戀提升到這些基本情感之列。

人類情感的共同特點是盲目，特別是相對神而言（盡管希臘神話中的神并非全知全能）。無論神的兒女還是英雄人物，都在命運的陷阱里坐井觀天卻不自知（或雖有自知之明，卻無力與導致不幸的強烈情感抗衡）。普通人沒有神人那樣強烈的欲望，但顯然也是欲望的囚徒。他們的情感可能不夠熾烈，卻可以很持久。茨威格為路易十四的瑪麗王后寫的傳記里，有句常被引用的名言：“那時候她還太年輕，不知道所有命運的饋贈，都暗自標好了價碼”——命運對瑪麗王后這類人的懲罰，就像諸神懲罰納西索斯那樣，殘酷卻迅捷，對普通人，就變成了抵押貸款，需要分期償還。

我親見和聽聞過不少文學青年的故事：與某首詩、某本小說或一首曲子的偶然相遇如何決定他們此后的生活。他們都有過自我沉醉和自我迷戀的時刻，但這種生活歡欣少，而且越來越少，煩憂卻越來越多。如果他們誤以為自己有獨特的才能，當然必定如此。就算他們只想做個解釋者或記錄者，也并不容易。有一次我與一胖一瘦兩位文學系老師一同等紅燈，瘦的那位佩服張愛玲的才情，趁這段時間講起張愛玲善于比喻：張（實際是張的朋友炎櫻）形容人頭發黑，不說“夜一樣黑”，而是說“那種黑是盲人的黑”。正待分析，綠燈亮了，胖的那位一步搶出去，似乎再多聽一個字就要原地爆炸。一般人對沉迷于某種符號的同類，大抵是這樣避之唯恐不及。

回望來路?｜赤土：夏與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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