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師的族譜——明清白蓮教社會歷史調查》簡體字本出版，讓我有機會重校舊著，并向支持與關注此項研究的廣大師友表示一下感謝。

寫這本書前后歷時十多年，實在不算短。書中集中調查的萬全縣，就是20世紀40年代末，輔仁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賀登崧（Willem Grootaers, CICM）神父帶領研究生李世瑜、張冀文最早開展人類學調查的地方。不過，相比輔仁師生利用暑假完成的方言、民俗調查，我的田野工作花去了太多時間。

一個體會是，這種復雜的歷史調查，要多去幾次，甚至多年往返，才容易取得當地朋友的信任。事實證明，蹲點、往復，雖然費時，但效果不錯。我們發現了一個罕見的民間經卷寶庫。這批珍貴文書經整理、修復，已于2013年出版，公諸學界。令人感慨的是，李世瑜在1947年夏天，其實已經訪問到了這批文書的藏主家里，可惜所獲無幾。顯然，在陌生環境中建立信任還是需要投入時間。最好，再加上那么一點兒運氣。

發現大宗史料，對史學研究的意義不言而喻，又何況是在苦于“文獻不足”的秘密社會史領域。2013年6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召開“新發現黃天道帛書寫經”學術研討會，萬全縣文聯主席張振山及當地學者王德山，作為合作調查者及人大清史文獻館兼職民間文書資料館員，為與會學者現場展示了新發現的一種孤本寶卷。牟宗鑒、秦寶琦、程歗、馬西沙、郝春文、劉成有、尹虎彬、鄭永華、鄧慶平、陳侃理、張梅雅、孟憲實、黃興濤、楊念群、夏明方、陳昊等前輩學者及中青年專家，共同賞鑒這部長達12米的卷軸裝帛書寶卷，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朝陽老爺遺留文華手卷》。未能參會的余欣、王媛媛通過郵件提交了意見。韓秉方老師沒來開會，會后專程來人大清史文獻館，詳細詢問了這批文獻的收藏情況。

與會專家充分肯定這批文獻的重要價值，但大家最關心的，還是這批新發現文書中，是否發現了摩尼教或白蓮教的線索。

摩尼教與中國本土教團的關系受到關注，起初是由于敦煌文書中發現了漢文及粟特文的摩尼教寫經。抗戰期間，牟潤孫《宋代摩尼教》、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等論文，都是在敦煌學鼓舞之下的“預流”之作。待金庸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文學想象渲染之后，整個華語圈的“金庸迷”，都知曉了元末紅巾軍實為明教，即華化的摩尼教。連我上小學六年級的女兒，都知道朱元璋、常遇春是明教中人。

而在田野調查中，我還真的遇到幾位老先生，堅持說自己手里的經文就是明教經書；他們的法會，就稱明會。其中一位見多識廣的，還告訴筆者，朱元璋也是明會。晉劇里有一部戲《火燒慶功樓》，講朱元璋誅殺功臣，就是要鏟除明教。明初以降，明教只好改了裝，由原先的白衣道改著青衣。說話者是認真的，我親眼看見他保存著《人民日報》刊登關于吐魯番發現摩尼教遺存的報道剪報，雖然不夠專業，但與學者做研究的資料卡片，道理上沒什么不同。

摩尼教或明教是否在元末傳播到了華北？北方民間宗教文書里真的雜糅了摩尼教教義？我一直疑心。然而，“雜糅說”影響很大，不少書上，就是這么依樣畫葫蘆寫的。但我核對各種“雜糅說”征引的史料，至今未找到有力的確證；相反，倒是發現有些學者，基礎史料即引錯了。

泉州晉江摩尼教圣地草庵

證據的稀薄，也刺激了學術界從另一個極端，對中國民間教派歷史作出大膽推論。荷蘭漢學家田海（Barend ter Haar）提出，白蓮教是明中葉之后，被逐步“制造”出來的一個污名化“標簽”。“標簽論”對研究白蓮教歷史有一定的解釋力。這種現象在清代檔案里更加明顯：某些時候，審案的官員確實會誘迫被捕的教派頭目，供認自己是白蓮教。

田海這一理論在歐美漢學界有著重要影響，近年來，國內也不乏追隨者。當然，梳理某個污名化標簽的形成過程，并不代表真正弄清了標簽背后的歷史，特別是當歷史家并不擁有理想的史料前提下，將歷史約化為概念史，或者某種詮釋學，同樣面臨極大的反歷史風險。白蓮教問題非常復雜。除了事涉歷史上下層社會的反抗運動，史跡晦暗不明之外，還有一個困境，就是文獻釋讀。哪怕就傳統史料的解讀而言，似乎也不應過于樂觀。

舉個例子，明朝官書上，特別是官府查案的公文中，“白蓮教”一詞并不少見。以往論者多將之與《大明律》上加以禁止的“白蓮社”混為一談。但細說起來，二者并不一致。明初的白蓮社，是在“禁淫祀”的名目下被禁的，與之并列提到的，還有明尊教、白云宗，甚至“巫覡扶鸞禱圣、書符咒水諸術”。“淫祀”“左道”“妖言”，這些概念在現代人聽來，似乎都差不多。但在古代法理上，卻有本質的不同。熟悉明初以降律例的學者應該知道，“禁淫祀”更代表著儒禮世界的神權灰色地帶。長遠看來，淫祀從來都是越禁越多的。措之刑罰，淫祀過犯頗輕，而妖言則不同。與淫祀相比，妖言是另一極，特別是“大逆妖言”之類。明代的妖言罪，往往是要處以極刑的。而官書上說的白蓮教，更近“妖言”，因此也有文書上干脆稱其為“蓮妖”。問題來了，如果白蓮教本系子虛烏有，明朝官員何必用這個概念指稱如此重罪？

事實上，田海是繁體字版《祖師的族譜》（2016年）最早的讀者，我拿到樣書的當天，田海教授正從五臺山的學術會議上趕來，計劃參加我組織的長城沿線調研。當然，第一個問題，便是書名副標題為什么使用了“白蓮教”一詞？南京大學李恭忠教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趙濤博士、牛津大學的李娜博士也參加了這次小型研討會。稍后，臺灣地區學者王見川教授和李世偉教授，幾乎提出了同樣的問題。北京大學劉永華教授也在一次學術會議中指出：筆者考證教派寶卷的早期譜系言之成理，但關于其背后的教派脈絡、組織體系、人際網絡，仍有待繼續深入探討。

但顯而易見，學界關于摩尼、白蓮源流譜系這些復雜問題，不是《祖師的族譜》這本社會史小書能夠容納的。從民間文書自身的脈絡，全面梳理這些源流譜系的工作，只好以待來日吧。

田海知道我對其學術觀點不盡同意，但仍在多種場合下盡力提供各種幫助和推薦，胸襟之廣，令人欽佩！而上述文獻發現以來，筆者應邀參加了日本學習院大學（2012年10月）、中國臺灣地區“中研院”文哲所（2013年1月）、德國萊比錫大學（2014年1月）、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2014年2月）、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所（2014年11月）、瑞士日內瓦大學（2016年6月及2018年9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2016年10月）主辦的專題報告會或學術研討會，收獲意見良多。筆者特別感謝孫江、武內房司、王見川、范純武、李豐楙、劉苑如、柯若樸（Philip Clart）、蘇為德（Hubert Seiwert）、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汲喆、宗樹人（David Palmer）、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王大為（David Ownby）、丁荷生（Kenneth Dean）、杜博思（Thomas Dubois）、周越（Adam Chau）、范華（Patrice Fava）、戴文琛（Vincent Drand-Dastès）、裴凝（Benjamin Penny）等組織者及參會師友提出的問題及建議。

另外，倪來恩（Brian Moloughney）教授寄來有關賀登崧在輔仁大學期間的相關史料；鐘思第（Stephen Jones）博士提供了他在華北調查的田野手記和大量照片；高士達（Blaine Gaustad）教授將本書的第一章譯成英文；小友朱明川將自己收藏的黃天道《佛曲》清抄本見贈，均讓筆者感激莫名。還要感謝趙昕毅教授多次邀請筆者撰寫相關田野調查的論文，慚愧由于當時身體欠佳未克交稿。

人大清史所的師友學長，長年支持我的這項“試錯性”研究，在量化考核幾乎要摧毀人文學術研究的今天，我的這類近乎任性的歷史田野調查，得到了所領導黃興濤、夏明方、楊念群的鼎力支持與最大程度的寬容。時任國學院副院長的孟憲實表示對這類研究一定要支持。歷史學院的學友陳昊（現已就職北大）多次幫助我組織學術活動，并介紹中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給我。

張家口市當地學者張克東、張振山、王德山、佟建華、謝紹坤、姚衛平，為本書提供了大量關鍵性材料和照片，振山、德山與筆者一道，多次采訪過當地鄉親。受訪者的名字恕不一一列出。這些田間炕頭的促膝長談，與我們共同走過的溝溝坎坎，一直是這本小書重要的靈感源泉。

在山西省壽陽縣的調查中，筆者臨時返校。趙濤博士按照我們討論好的調查提綱，創造性地在多個村鎮中開展調研。所到之處，趙濤與鄉親們同吃同睡，很快就掌握了重要的線索，并獲得了珍貴的族譜、家布與口述材料，實在是功不可沒。

最后，筆者要特別感謝商務印書館的杜非博士。在萬全縣新河口堡長城遺址，懷安縣牛家堡村、獅子口村，以及蔚縣各村鎮最初的幾項摸底調查中，由于當時交通不便，車載導航、通訊信號也還不能全面覆蓋偏僻山區，是杜非承擔了駕車下鄉的任務，在手持衛星GPS的指引下，一路前往長城沿線的各個堡寨墩臺。在通往新河口堡長城遺址的山路上，山野靜謐中安然踱步的雉雞，突然受到汽車的驚嚇，紛紛張開華麗的尾翎，撲棱棱地從車頭前飛過。奔波之余，驚魂又難忘的那一抹絢爛，定格在我的記憶當中。或是預示，在坎坷的盡頭自有令人驚嘆的寶藏，值得再進一步，勇敢地探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