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初中畢業，正趕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我因病得以“待分配”在家，但沒有工作，也上不了學，更看不到任何前途，只是為了消磨時間，決定與幾個朋友一起去外灘公園學打太極拳。

于是，在一個夏日清晨，在靠近外白渡橋的公園進口處，我第一次見到了任作群先生。

那天早上，他也在公園里打拳。他身材魁梧，戴一副老式的玳瑁框眼睛，頭發花白了，看上去有六七十歲的年紀，獨自在個小角落里，天馬行空似地打著一套簡化楊式太極拳。他一招一式動作很慢，像電影中的慢鏡頭，臉上的神情甚至有點木訥，卻又儼然是旁若無人的樣子。打完拳，他擦一擦汗，慢慢走向不遠處的一條綠漆長凳，坐了下來，在他身邊的是兩個在那里念書的女孩子。接著，他好像是漫不經心地舉起了手，又好像在她們的書中指指點點著什么。

我走近幾步，探過頭去一看——是讓我大吃一驚的發現。她們居然是在讀英文版的《毛主席語錄》——或許只是作為英語課本在讀，《毛主席語錄》的紅塑料封面，也可以說是那些日子里必需的政治正確的掩護。他則是耐心地在為她們解釋其中的英語單詞和語法問題。在他們的長凳后，晶瑩的露珠還在矮灌木叢上閃爍，眨著好奇的眼睛。

那倆女孩子的年齡與我差不多，境況估計也相近。她們每天早上都來公園，看書要看到十點半左右才離開，顯然既不在工廠上班，也不上學，很可能也在“待業青年”的行列。可不管怎樣，她們卻沒有像我那樣在浪費時間。在她們的長凳旁，我一時間感到無地自容。

于是我急匆匆趕回家，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冊英語課本；第二天清早，在公園另一條長凳上，也依樣畫葫蘆地學了起來。

幾天后，任先生果然也注意到了我。他還真是有教無類，樂意地為她們——也為我——解答英語學習中的問題。

從嚴格的意義說，任先生或許不能說是我的老師。當時的政治氣氛與公園條件，都不允許他在那兒正兒八經地上課。一般情況下，都是我自己在家里先背單詞、讀課文、啃語法，碰到實在搞不懂的地方，一一摘錄下來，再在公園里請教他。可話說回來，如果沒有他在那里的幫助、指點，我是肯定不會有信心把英語繼續學下去的。

在大講特講階級斗爭的年代里，在類似外灘公園這樣的公眾場所中教英語，有可能被人視作形跡可疑，甚至還會被上升到所謂階級斗爭的新動向。但像任先生那樣，打完拳，再在長凳上稍稍坐一會兒，看上去或許也不太出格，至少在周圍巡邏的工人糾察隊沒走過來找什么麻煩。

幾個星期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兩個女孩子不再出現在清晨的公園。對我來說，這意味著任先生會有更多的時間教我，是一大利好。我已放棄太極拳，找來了“文革”前出版的許國璋的大學英語教材，坐在同一條長凳上，一課接一課地學了下去。

沒過太久，還有兩個來自虹口區的待業青年，人力與啟宇，也加了進來，一起在外灘公園的那個角落里學英語——在任先生時不時的指導下。

在文化大革命一次次政治運動中，我這樣日復一日地去公園，一去就是好幾個小時，家里人不明究竟，不免擔心起來。尤其是考慮到像我這樣的黑五類家庭背景，稍有不慎，很容易遇到政治麻煩。一天早上，母親悄悄跟在我后面，一路跟蹤到了公園，她要摸清我到底在那里忙些什么；等我回家后，更要從頭到底再盤問一番。

任先生知悉后，出乎意外地來了我家。他不顧我勸阻，顫巍巍地爬上我家黑黝黝的樓梯。母親有點手足無措了，但他表情十分認真地跟她說，我其實只是在公園里學外語，還學得很用功，肯定沒做什么壞事，年輕人有些書可讀，有些事可做，反而不會有時間去找麻煩，所以請她一定要放心。母親也認真地聽著，始終在點頭。

但任先生一離開，母親向我問起他的背景時，我卻幾乎什么都說不上來。確實，除了英語的語法和句法，他好像沒對我說起過任何其他的事。只知道他是個已退休了的中學校長，以前在學校里教英語，現在發揮余熱，熱心地幫助一些在“文革”中還想讀書的青年，但我想他應該沒什么問題，否則他也不可能這樣坦蕩蕩地來外灘公園。

不過，任先生那一番話好像對母親還真起了點作用。她說老先生有點迂，但因此信任他。只要我能像他說的那樣不去找麻煩，我不但可以繼續去公園，還能領到一份早餐錢，每天一角。這樣我就不用趕回家吃早飯，能在公園里捧著書一直讀到十一二點。那些日子，父母親身體都不好，哥哥更是癱瘓在床，家里的氣氛確實是夠陰郁的，很難讓我靜下心來讀書。

在公園里學英語的時間越來越多，時間似乎也過得越來越快，許國璋英語教材已讀到了第四冊。好在尼克松總統訪華后，在“東風吹，戰鼓擂”的歌聲中，上海廣播電臺中增加了英語學習節目，報紙中也能讀到一條新的馬克思語錄，“外國語是人生斗爭中的一種武器”。公園里看書的環境有所改善，工人糾察隊仍在那里巡邏，但再也不走近我們。

還是在那條綠色的長凳上，任先生坐在我們身邊的時間比先前要長了許多。他還打太極拳，但常隨身帶一根手杖，步履也更慢了。

因為文化大革命中又一個意外的“最新最高指示”，人力、啟宇和我幾乎同時被分配進了各自的里弄生產組；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不到兩三年的時間就已爭議四起。這樣一來，留在城市里的“病休青年”就不再要去農村，而是被安排進里弄生產組工作。我的一份工作，是在流水線上踩縫紉機，枯燥、單調、不停地在勞動防護襪底上扎圈子，有一次思想開了小差，想試著在機械的繞圈子中背幾個單詞，手指給縫紉機針扎穿了。

這期間任先生的身體狀況出了些小問題，也不能像以前那樣頻繁地來公園了。好在我們的英語學習多少已走上了軌道，問題并不是太多。一般的情況下，多參考幾本工具書，自己也都可以解決。輪到里弄生產組上中班的日子，我有時還會去外灘公園碰碰運氣，有時就索性把學習中碰到的問題積起來，找機會去任先生的家里一起問。

我因此到任先生家里拜訪過幾次。他住四川路北蘇州河邊上的河濱公寓，家里看上去相當有底子，藏書甚多，除英語之外，有其他好幾種外語，書架上還能看到大部頭的法律書。任師母據說當年曾在紅十字會工作，也退休了，在家里對任先生照顧得很周到。他們的獨子先正在農村插隊落戶，老兩口平時顯得挺寂寞，我去看他們，他們還挺高興的，有時也會隨便聊些其他的事。

可任先生的生平背景依然像是在云里霧里——除了他自己先前告訴我的，我又告訴我母親的那一丁點兒。那時雖說已到了“文革”末期，有好多事還不宜多問，這道理我懂。

“文革”結束的那一年，我已開始學“文革”前徐燕謀主編的大學英語教材第七冊。在接下來的一系列撥亂反正中，傳出了全國恢復高考的消息。人力、啟宇和我都在1977年順利通過了第一屆高考（我數學只考了二十多分，但多虧英文考了滿分，他們也在英文上考了高分），各自進入大學學習。

在任先生的晚年，這是他十分高興的一件事。他請我們三個外灘公園學生去他家小小慶祝了一番。我記得我們各自帶了些微不足道的禮物——都算不上是束脩，這些年來，任先生一直是在免費盡義務，有時還自己掏錢買了書送學生。

1979年，我在北京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讀研究生，啟宇在西安交大，人力在上海師大，聽到任先生因病去世的噩耗，我們三人一起趕去了他家，在他的遺像前上香、默禱、匯報自己的學習成績，多少算是家祭無忘告乃翁的意思。那天，任先生的兒子先正在一旁陪著我們鞠躬。他也已從農村回來，考上了同濟大學，可他讀的是工科。

所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吧。八十年代末，我去美國圣路易華盛頓大學，原計劃只在那里做一年時間的福特訪問學者，卻意外地滯留了下來，又不得已地開始用英語寫作。不過，或許也正因為遠居異國，不少國內的往事反而像是在回憶中拉近了距離，尤其是那一段跟任先生在外灘公園學英語的經歷。

關于外灘公園的種種際遇，我后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過，還寫進了一本名為《忠字舞者》的英文小說的背景。在小說的一開始，主人公陳超探長舊地重游，回想起當年在這里學英語的點點滴滴，不禁再一次慶幸自己的運氣，居然能在公園里遇到這樣一個給他諄諄教誨的長者，從而改變了一生的軌跡。

也許是推理小說寫得多了，我自己有時也不免會像那位探長一樣，在私底下琢磨、分析、猜測一些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人。是什么樣的生平際遇，我常在想，會讓晚年的任先生走進外灘公園，來教我們這幾個“病休青年”？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奇跡，在一陣感懷的沖動中，我改寫了馮至先生的幾行詩：“我其實毫無準備地領受/ 那個意想不到的奇跡，/ 在黯淡的歲月里突然有/ 彗星的出現，希望乍起。”

因為陳探長系列小說的寫作與出版宣傳，回國的機會多了起來。每次回去，我都會去外灘公園轉上一圈。公園的變化越來越令人難以置信。那條長凳早消失了，在任先生當年打拳的角落，現在蓋起了一家豪華的餐廳。跳廣場舞的人擠走了打太極拳的。沒人在公園里學英語。教英語托福考試技巧的補習學校成了走紅的上市公司……

“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臺豈夢思。”——其實，也就只有三四十年的時間。

終于，在我以為一切都只能湮沒在回憶里的時候，卻因為“微信”的出現，又意外地與任先生的兒子先正聯系上了。

在三十多年后的一個下午，還是在原來的河濱公寓里（現在整棟大樓都成了國家保護建筑）。先正大學畢業后，參加了不少重大的工程項目，還擔任過洋山港建設的總工程師，現在也已退休了。午后的陽光傾瀉在先正花白的頭發上，我第一次在外灘公園里見到任先生時，他大約也是這年齡吧。不過，先正長得不怎么像他父親。

也許是因為我寫的那篇關于外灘公園的文章，先正說他看過，我們的談話很快就轉到了任先生的身上。

關于任先生的生平經歷，先正在那個下午所告訴我的，絕大部分我先前一無所知。我當年在公園里所認識的任先生，與先正現在正在跟我說的，像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怎樣都無法在想象中重疊起來。恍惚間，就像經驗著英國玄學派詩歌中的“硬湊”——把不相干、不相容的人與事硬是湊到了一起。

先正覺察我眼中的疑惑，掏出手機，把有關任先生的資料和圖片都一一找了出來。我取下眼鏡，湊近了身子仔細看著。白紙黑字，還有一張張照片，確實沒有疑問，這是任先生。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一直要到了三十多年后，原先怎么都找不到的一片片拼圖，現在才終于出現，正拼攏了來，呈現出一個陌生卻又有機、真實的整體。

任先生早年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學習，主修的是法律與保險專業，專業之外還通六國外語。畢業后，他服務于友邦保險公司，任高級主管，也開過自己的律師事務所。然而，更讓人驚訝的是他另一段經歷。在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作為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委員，他毅然拋下了手頭所有的工作，投身于抗日救國活動。他在戰場上忘我地搶救傷兵的英勇行為，在報刊輿論中受到廣泛好評。當時的衛生署署長顏福慶因此要他去重慶，委任他為衛生署專員，在醫療救護大隊擔任重要職務，奔波在全國各處的抗戰戰場。那些日子里，任師母也在紅十字會工作，因為共同的理想和激情，他們在戰火中結成伉儷……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蘇軾的詩句不合時宜地又掠過腦海，赤壁古戰場與抗日戰場中的英雄風流人物，疊加在一起，卻更加令人神往不已。我只是喝了一口茶，什么都沒說，唯恐會打斷先正的敘述。

抗戰勝利結束后，任先生回上海重操舊業，繼續經營“任作君大律師事務所”，因為他的法學和保險業方面的專長，還兼任了東吳大學副總務長。他也加入了民盟，與柳亞子、沈鈞儒先生等人一起積極投入愛國民主活動。1948年，他的獨子先正在上海出生。

緊接著，任先生卻遇到了一個現實問題。1949年解放后，他所擅長的保險和律師這兩個領域，很長一段時間幾乎無人再能涉足。據說還是陳毅市長考慮到他愛國民主人士的身份，安排他去一個中學作掛名校長。相當一部分民盟人士在1957年打成了右派，任先生也就此不談政治，謹小慎微地教些英語。好在他早年讀書的東吳大學是美國基督教會辦的教會學校，大多數課都用英文上，因此打下了扎實的外語基礎，讓他多年后在中學里能綽綽有余地教學生英語。

文化大革命開始，他自然受到了沖擊，作為“有歷史問題”的反動知識分子，屢屢遭到紅衛兵批斗，但與其他一些人相比，也不能說是沒頂之災。不過，他是連英語課都無法上了。

沒多久他就退休，來到了外灘公園打太極拳，在那里遇到了我們這幾個“編外”學生。對我們，他自然閉口不提他過去的經歷。他不想讓我們，或讓他自己，因此遇到麻煩。在文化大革命中，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對我們這幾個年輕的學生來說，他在外灘公園的出現改變了我們的人生軌跡。但他在那里所做的，我不由要琢磨，真是他自己年輕時所想做的？要不是因為種種政治因素，任先生本來可以在他的盛年，一展自己在法律和保險領域的長才。“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更不要說那始終纏著他的“歷史問題”陰影。結果，他只能在公園的角落中，在力能所及的范圍里，做些自己還能做的事。不管怎么說，英語甚至都說不上是他的長項，可法律和保險卻都是要到了他身后，才在改革開放的中國重新得以發現。

我想到我在外灘公園讀的第一本英文小說Random Harvest（這本小說拍成了好萊塢電影，中譯名《鴛夢重溫》更為人所知，我和人力還曾一度想把它翻成中文），書中有這樣一句話，“那些浪費了的歲月也浪費了他”。

“這里有一首柳亞子的詩，從未發表過的”，先正接著又從他手機里找出一張照片，帶著掩飾不住的驕傲說，“為了感謝我父親為他辦理的案子，柳亞子當年親筆題贈給父親的”——

法治精神首羅馬，人權學說重盧騷。即今世路崎嶇甚，鋤抑豪強賴爾曹。

或許像大多數的酬謝詩一樣，柳亞子的詩也難免寫得有些客套，甚至夸張，可詩中的“法治”和“人權”卻是責無旁貸地落到了任先生身上，更寄予了厚望。也許這正是為什么這首詩能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存下來，后來又讓先正裱在一個紅木鏡框里。

揣摩著柳亞子的詩意時，卻又有一個意外的發現，詩的左方寫著“作君先生留念”。

這會不會是一個筆誤呢？我一直記得他名字是“作群”。在他買了送我的一本書上，他自己寫的就是“作群”。先正準是覺察到了我的詫異，搖搖頭說：“我年輕的時候其實挺反叛的，父親要我做什么，我偏偏不做，現在回想起來，肯定讓他生氣了。”

先正早年的反叛，我能理解。我父親也稱我是“野路子”——不踩著父輩的腳印走。這恐怕不僅僅是因為青春期，更多是因為在“文革”中，我們的父輩都是“黑”的，有歷史問題，這也影響到了我們，所以我們私底下或多或少有些怨氣，故意要對著干。但我不知道先正為什么突然要提這段陳年往事。

“但我畢竟還是為父親做了一件事”，先正接著說：“在‘文革’中，他被紅衛兵批斗的罪名之一就是他的名字。作君——要作皇帝——多腐朽、邪惡的封建思想！我靈機一動，幫他改了名字。君加羊字邊旁就成了群。作群，要作普普通通的群眾。這以后，至少他沒再因為名字挨斗了。”

這又是個典型的“文革”荒謬。人名中的“君”其實只是“君子”的意思。任先生也確實是這樣一位謙謙君子。

在一陣短暫的沉默后，先正突然又重復說：“至少我讓他少挨了幾場脖子上掛黑板，頭上戴高帽子的革命大批判。我再找找，看看能否找到你寫文章可以用的材料。”

先正是希望我為他父親寫一篇更全面的文章，我說我試試，但我想我還是只能從外灘公園寫起，從我自己熟悉的角度寫。

深夜，先正給我發了一條微信，說他找出了一幅裝了框子的油畫，拍照后傳了過來。畫的是當年的外灘公園，可綠蔭下那條綠色的長凳上沒有人——也許是“野渡無人舟自橫”的意境吧。據他說，這是我特意找了一位畫家朋友畫了送給任先生的。我記不清楚了，只有唯一能想得起來的一條線索，我那些日子里確實有一位朋友，業余時間在畫油畫。

記憶畢竟不是那么可靠的，但有些事不應該忘記，有些人也是，像任作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