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不斷隨工作變動而搬家，每次都疲憊不已，感覺被房東被工作追趕。處處無家，處處是家，居無定所。有時像逃亡，沒有地方去就只能流浪。哪怕是臨時的小小的固定居所，也能遮風擋雨。但一切顯得虛幻。

段玉寫下《搬家》：“低矮破舊的出租房是我臨時的帳房，墻壁上大大的拆字像時刻監視我的工長，無時無刻地提醒著，我即將流浪。不是夢中的橄欖樹，是生活無奈的方向。”

2007年下半年，段玉到“社區姐妹行”公益組織工作，為社區女保安、小時工、保姆、電梯工等女工服務。那是她第一次開始深入地從幫助女性伙伴的角度來思考公益。那是個中產階層小區，當時辦公室在地下室，旁邊有個小房子，段玉就跟兩三個姐妹住在一起。

“志愿者工作本身工資就少，800元，若不提供住，就沒法活了。”雖然住的地方差一點，但至少也節省了兩三百元的房租。“我們都是走同一棟樓，人家是上去，我是下去，從心理上感覺就矮人一等。”

段玉在其中住了半年，走廊很深，潮濕不見天日，燈光昏暗，水從旁邊流出，彌漫著衣服發霉等各種奇怪的味道。地下室里居住著各式各樣各行各業的打工者，做小生意的、家政的、服務生等等。共用衛生間，水龍頭。白天大家出去干活，晚上就回到這個城市里唯一可以棲息的地方，度過一年又一年。每年回家，離開首都中心，回到邊緣之地，鄉親們似乎“榮歸故里”，但其實，他們在北京所棲身之地同樣邊緣。

段玉感覺沒有什么希望，想著難道以后就這樣過嗎？又沒有朋友可說，不知以后應該怎么辦。“我想應該有很多像我一樣的朋友，都應該有的這樣一段時間吧。”在苦悶中，女孩寫下歌曲《地下室》：

當太陽跳躍著跳出地平線時，我卻看不見那緋紅的朝霞，

當我想要抬頭仰望星空時，卻只能看見昏黃搖曳的燈。

//泛黃的墻壁掉落著歲月的塵埃，墻角的蜘蛛網落滿歲月的痕跡。

不知是怎樣度過了一年又一年，每一次我是否都是在夢中醒來，看見藍藍的天。

//曲曲折折向遠處延伸黑暗的走廊，象是讓人摸不到盡頭的迷宮。

在彌漫著奇怪味道的迷宮里，眩暈的尋找著通向陽光的彼岸。

//生活是從衣服上滑落流水的滴答聲，是從遠方傳來親人的問候聲。

就這樣迷迷糊糊度過了一年又一年，依然躲在潮濕的角落里打轉，看見藍藍的天。

在地下室住的人們很少與其他人打交道，就算走路也幾乎都低著頭，很少與人有目光的接觸，段玉也一樣。當時女孩想做一下地下室的宣傳，她會敲每個地下室的門。但大家在那種封閉的空間里，很不愿意交流，大多數是沉默的，悄無聲息的。“那個地方，本來就是壓抑的地方。”

也有接受的，一次段玉在門外，聽到一個韓劇，敲開門，那個女孩就問干什么啊。段玉與她說是公益機構，會舉辦一些文藝等活動，看她是否有時間。她就接受了探訪。因為望京那邊韓國人挺多的，要是會韓語，就會很有幫忙，很有發展。她就學韓語，對生活還是很有目標。

在地下室，段玉每天接觸一些打工姐妹，當時接觸到一個新的工種叫“電梯司機”，印象深刻。在這個中產階層小區中，“電梯工”是完善物業服務的一個特殊職業。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工種？最初段玉很奇怪。

后來接觸到，是為了更好的服務業主，因為有些業主不敢自己坐電梯。700到800元一個月，有白班晚班，24小時都有人。當時接觸到的電梯工都是17、18歲的小姑娘，基本都是剛剛從老家來到北京，“青春的年紀就消失在這上上下下的電梯中。”

這么好一個年齡，卻在那么狹小封閉的空間里給人家開電梯，每天呆十幾個小時。段玉覺得“挺可惜，很多人，這個年齡，都用來學習。”經常還有業主抱怨開電梯慢了或快了啊。每天進出電梯有來往不斷的人，唯一不變的就是電梯工那單調反復的動作。“其實她們也是愛美的小姑娘，她們也有對生活的向往。”段玉寫下《電梯姑娘》，描寫了姑娘的工作與生活：

電梯上上下下的運行著

乘坐電梯的人越來越多了

在她的周圍是一些高大的男人女人

我看不見電梯姑娘也感受不到她的氣息

//狹小擁擠的空間被陌生的氣息充塞著

你已經不知在這里度過了多少個春秋

也許這是個可以躲避風雨的港口

但同時也是一個讓人遺忘的角落

//青春就消失在這上上下下的鎖鏈中

我看不見飛鳥也看不見天空

在分不清白天和夜晚的空間里

我看不見星星也看不見太陽

//站在空空蕩蕩的電梯里

雙腿已不知不覺腫脹麻痹

此時我多么希望擁有一把椅子

能夠讓我獲得短暫的喘息和休息

//頭發在燈光下發著紫紅色的光

姐妹們都說這個顏色很漂亮

我也希望能夠穿上美麗的衣裳

但是我只能站在這里讓它擦肩而過

//光滑的四壁依舊被擦得明亮

我看得見的是陌生和冷漠的眼光

我們也有著一樣喜歡唱的那首歌

我們也有著一樣的苦惱一樣的哀傷

2008年段玉認識了名字叫金鳳的女孩，她在工廠工作過兩年。段玉對她說，你把自己的故事說一下，我幫你寫首歌。當時還有其他姐妹，她們說，很多人都叫我們為打工妹，但這個詞是別人給我們的，難道就因為我們從事著底層的工作和來自外地就這樣稱呼嗎？

我們都有自己的名字，并不是別人給的一個標簽。“我們要呼喚那個被隱藏起來的自己。”“他們稱呼我的名字，他們叫我打工妹，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鳳。”（《我的名字叫金鳳》）

在不少場合，她們也不敢說話，不然別人會提示或笑話你是外地人。可能穿著比較土氣，會覺得去不了大型商場超市，擔心別人異樣的眼神。

“有什么特別讓人氣憤、難受或觸動的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事例嗎？”

段玉說，并沒有特別的攻擊性很強的事例，讓人難受的或許是那種普遍存在的一種氛圍。“我也不知是為什么，比如你是家政工去一個別人家，就會有一些不平等的東西，比如說別人對你的語氣，好像你是一個很可憐的人。別人好像也是好意，但聽起來就感覺很不公平。別人家很寬敞明亮，但你卻是要去那里干活的，要看人家眼色。自己呢，就得住在地下室，那么陰暗潮濕狹小的地方。”

在陌生的地方，沒有什么關系，會感覺無助和自卑，比較敏感。有時別人只是一個很平常的舉動，弱勢者也會感覺受歧視。段玉承認，這種可能性存在，但有時確實就是歧視，比如說電梯工，十幾個小時在里面，難免無聊乏味，就會看看手機什么的，有的人看到，就非常不高興。比如家政工，讓她們吃剩飯，不停的干活；已經有了健康證，但每次來都得抽血驗血。“比較赤裸裸的歧視。”

這里不是我的家鄉，這里夏天沒有閃爍的螢光。這里不是我的家鄉，這里秋天沒有金黃的稻香。 

哦！打工的人兒，漂泊的心，是什么讓你把故土收進行囊，是什么讓你把思念藏在心房。

哦！打工的人兒，麻木的心，是否你已把嘲笑當做生活習慣，是否你已把冷眼當成家常。

家鄉家鄉，我們都知道每逢佳節倍思親，因此讓我們更加地思念家鄉，但是為什么你不想一想，我們在這里工作、我們在這里生活，這里何時才能成為我們的家鄉？哈哈，你別鬧了，別鬧了，你永遠買不起房，不知道何時才能等到廉租房，除非你找一個本地的情郎，或者是本地的丈母娘！

2011年離開北京到蘇州后，段玉和姐妹們根據一首詩歌集體創作了《這里不是我的家鄉》。段玉到蘇州工友家園做一名志愿者，組織工友們創作歌曲和話劇等。其中也有感情的原因，之前在北京夜校當培訓老師，段玉認識了一位青年，青年到南方發展，后來成為了她的丈夫。

“一個人坐火車走的，晚上臥鋪到上海，再汽車轉到浙江海鹽。東西不多，很多東西之前已寄過去。是奔向一個新世界吧，也會舍不得，畢竟那么多年在這里，有朋友。做出這個決定其實挺難的，之前考慮很久，與當初離開幼兒園時一樣。我會設想，我到五十歲時會怎樣，就覺得這種生活很沒意思。”段玉回憶起當初離開北京的情形。

問及社會保障，福利之類。段玉說一直沒享受過。因為幾乎沒有一個正規的工作，一直跳來跳去。除了幼兒園和公益，她做過汽車和玩具銷售，夜校老師，文員等工作。極少有工資超過1000元的。也有工作過一兩年的，但人家沒給上。

家常菜館之類的小店，是當初段玉常去吃飯的地方，“沒有條件自己做飯，快餐、蓋飯啊，一般10幾元，吃飽了就行，難道還吃大餐？”在大城市，看到高樓大廈，看到別人開著車，盡管生存艱難，但她坦言并沒覺得有多委屈。

“當不滿意時，我就試著去改變。喜歡做的事，就不會在意。這也是后來我為什么離開北京的原因，因為我感覺不到有什么希望或改變。”但她沒想過一定要出人頭地，認為那是傳統思想，給人枷鎖太多。

在北京這么些年，人越來越多，自己淹沒在人群中，感覺找不到自己，也不知是為了什么。“如果我沒有很好的發展，我就好好過生活，但當時我的生活也一團糟。回老家吧，又覺得融不進去，從同學身上就可看到，就是結婚生孩子帶孩子，沒什么希望。小城市的人，那種（勢利）是明著來的，比如說誰誰通過什么又賺了多少錢，誰誰又嫁了個好老公，誰家又出什么事了，反正就家長里短，沒什么追求。”對比而言，北京這邊人雖然也勢利，但還是會讓人有夢想，盡管渺茫。

下班后或周末，能去的地方，也沒多少。看電影發現電影票很貴，逛商場發現沒有一樣便宜的東西。自己工資又那么低，什么都買不起，好在沒什么攀比心理，不會去一些奢侈品的地方。段玉回憶，當時朋友就那么幾個，偶爾相聚，也會去唱歌。吃飯的話，兩個人，消費不會超過兩百元，三四個人，不會超過三四百元。

段玉也想過長期留在北京，若有一間房子多好，即使是特別小的，也感覺穩定，不會想著今天住哪明天住哪。但她從不關心樓市，也沒去看過房子，更不知購房所需的條件，她并不符合。“只是想想而已，根本不可能實現。”

有的時候，幾個姐妹擠在一個地下室里，想著要是有一間大點的房子，多好。在北京這些年，她從沒一個人住過一個房子。有時，需要個人空間時，她會試著去找一個房間，彈琴或寫東西。段玉也曾幻想，要是混得好，我就在北京安家了。“比如遇到個有錢的人，這種虛幻的想象。”

北京那些年，段玉一直在迷茫，覺得這樣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特別是最初兩三年，很悲觀，對工作，對未來。覺得自己是一個老人，滿身疲憊。但她還是一直在堅持，像音樂，女工公益。

段玉坦言，“其實我想過一個問題，有一天我死了，會留下什么東西？其實什么都留不下，就那么幾首歌。好吧，為了那幾首歌，得堅持下去。”

段玉是地地道道的東北人，也在冬天出生，對雪有特別的情感，從小就喜歡在雪地里玩耍，抓一把雪揚撒是小時候經常做的一件趣事。“小的時候也會吃雪啊，一開始會凍手，但玩了一段時間，雪就會發熱。”當她離開家鄉來到北京闖蕩，就再也沒有像小時候那樣與雪共舞。

2009年冬天她認識了一個女孩叫范雪琴，是一個南方人，正好在外面，正好下雪了。范雪琴從來沒有看到過漫天飛舞的雪，非常的興奮。段玉鼓勵她把自己看到雪的感受寫下來，隨后把她的日記修改成歌曲《我在北方看了一場雪》。

段玉總能將別人的故事與自己的故事和感受結合起來，將自然與自己生命結合起來。“唱著我們的歌好像又回到了小時候，我們兩個在雪地里奔跑歡笑。”

天空陰郁像蒙上一層薄霧，這陰郁的天空就像是我那前方的路。

忽然我感到有什么落到我的臉上，我驚奇的發現眼前已是一片白茫茫。

我在北方看了一場雪，雪花飄飄飄不到我的家鄉。

我在北方看了一場雪，雪花飄飄我不知飄到何方。

我在北方看了一場雪，我在雪中獨自歌唱。

2009年下半年，段玉接觸了一個女工公益組織叫“木蘭花開”。業余時間，去帶文藝隊，教大家彈琴唱歌。期間集體創作了一首代表女工的歌《木蘭花開》，“遠離家鄉的木蘭花滿天飄，飄落在哪就在那生根發芽，在茫茫人海中奔波忙碌，揮灑著我們的青春和汗水。”

同樣是漂泊的形象，沒有家。段玉認為木蘭花象征著女性的堅韌與頑強，凝聚著姐妹在外漂泊的故事與向往，“我們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女性也是一份力量。”

對于打工者，段玉將之分為好多種，有些是最普通、最基層的，干的活最臟最累，一般被稱作“隱性的”，如保潔工，“很多時候我們是不會關注到的，他們也不知道怎么去發出聲音。” 

段玉很喜歡中國最早一批打工詩人寫的打工詩歌集，她一直在創作著詩歌或歌曲，試圖表達她眼中的底層中國。

作為一名同樣處于無聲底層的打工者，段玉用她獨有的視角觀察著她沉默的兄弟姐妹。她的歌聲，大多平靜訴說，偶爾有著一些吶喊。初期在北京，她有一段時間喜歡搖滾，覺得挺能表達人的情緒，比如壓抑啊，挺容易釋放的，后來覺得挺躁，覺得不一定非要用很躁的、很直接的方式表達出一種力量，也可以用一種柔軟的方式表達出來。

創作和演唱的所有歌曲，段玉都能背出歌詞。仔細聆聽，這些歌曲幾乎都有一種被遺棄的邊緣感，喪失自由的無力感，灰暗的底色，壓抑的空間。一如看不見天空分不清白天或夜晚的地下室或電梯。

生活在地下，不止是居住地，還有現實的處境、權利和心理上的卑微。但因著熱愛與執著，這沒有土地的村莊，喪失家園的大地，依然深藏著明朗與溫暖。在段玉歌聲中，我們可能會傾聽到各個角度的底層中國。

段玉覺得，現在大多歌手并不為人數眾多的勞動者歌唱。“比如說打工者的歌曲，似乎沒有太多的力量與聲音，被主流的流行歌曲掩蓋了。”她曾遇到有些工友會寫歌，但寫出來和流行歌曲沒什么區別，也就是說與他自己的生活毫無關系。“比如一個工友寫的，歌名叫什么舞蹈，就是怎么翩翩起舞啊，多美麗啊。這種風格的，就是不生活化，聽了太多流行歌曲之后，臆想到的這種。因為他現實生活沒有什么可寫的，就做做美夢。”

段玉說自己曾是在一線工作的工人，也是一個外地人，希望在一個城市里生活得更好，一定要去爭取，一定要有一些話語權，所以她愿意做這樣的事情，為他人爭取權利，同時也是為自己。

外來女工或底層工人，比較重要的權利有哪些呢？段玉首先說休息的權利。“每天她們工作13、14個小時，白天上完，就是晚班，不停的倒班，只拿那么一點點工資。還有工廠應該承擔一部分精神文化，不要完全把人當作機器。

比如說‘上四休二’的制度，表面看起來挺好的。實際上兩天白班，兩天夜班，然后休息兩天。仔細算來的話，上夜班之后，有一個白班是用來睡覺的，實際休息只有一天。沒有周六周日之分，比正常的“上五休二”要上更多班，也沒有周六日加班費。”

還有正式工與派遣工，待遇不一樣，但做的工作是一樣的，而且派遣工可能比正式工做得更多，為什么收入更低？對于這些問題的根源，段玉也說不清，好像就是工廠里的規定，資方與工人之間是不平衡的，廠方一方說了算。工會都是老總的親戚朋友，形存實亡，逢年過節還跟老板吃飯，怎么可能為工人說話啊。

段玉說，自己只能用擅長的文藝將它唱出來。比如說寫一些跟工友工作與生活相關的歌曲，希望可以團結大家，引起關注。“其他的，我也不能做太多。我也不能直接跟老板談判，沒有那么多法律等專業知識，讓其他專業的人去做吧。”

去年在蘇州工人文化館，館里領導看了段玉她們的演出，覺得特別好，說比較接地氣。“之前他們看過不少演出，都是陽光明媚，星光燦爛，唱美聲唱民族唱和諧，都是很主流的歌曲。看到我們自己編排的，雖然比較粗糙，但很符合真正的工人生活。”

前些時間，段玉和工友們一起創作了《朋友一起來唱歌》與《我是女孩》，前者獲得廣大工友的好評，后者受到廣大男工的不屑，認為不好聽。因為后者是從女性角度來寫的，有個女孩，一開始他們家想要一個男孩，所以一出生就受到歧視，沒讀多少書就出來打工，充當廉價勞動力。

難道我是女孩，就要從學校離開？難道我是女孩，就要受不公平的對待？一個女生寫的，后來大家針對這個歌詞進行了一些討論，覺得都還可以。有些女工聽了就想哭，因為她們就是這樣的，但是男工覺得我們一樣受壓迫啊。

創作的歌曲，如何保證這是工人自己的心聲，而不只是創作者以為的心聲？段玉會在大街上招募組織工友，讓參與者分成小組，讓他們自己交流和創作。

段玉認為，能夠打動自己，相信也能打動一些人。但個別電梯姑娘聽過《電梯姑娘》，沒什么感觸。“有時身在其中不一定感受到。另外，若不熟的話，是不會輕易將內心的痛苦表現出來的。”

“有些人說，要寫出底層的東西，要代言。段玉說，“我代言不了，我覺得只是寫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觸動了我，我就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