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憶母親：平凡的母親、偉大的母親

2023-08-02 14:3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文|李紅升，作者投稿

所有的母親都是平凡的，所有的母親也都是偉大的，但與自己母親同時代的那些母親則是最偉大的一代母親。這一代母親生活于一個國家發生地覆天翻般變化的年代，也生活于一個前所未有的婦女解放年代，這使得這一代母親開始擺脫數千年以來傳統社會和文化加之于她們身上的種種枷鎖，從而塑造了一個全新的婦女角色，即一個獨立、自主、并平等享有各種權利的婦女形象。但是，這也是一個傳統和現代相互交織的時期，從而使她們承受著雙重負擔和壓力：一方面是作為家庭婦女，承擔著傳統的大家庭、多子女，以及衣食的自給自足所帶來的繁重家務負擔；另一方面則是作為與男性一樣的勞動者，承擔著農業生產的“半邊天”任務。她們的這種雙重角色，以及為家庭和社會的巨大付出與犧牲，是之前和之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未曾經歷過的，是永遠值得我們記住的一代母親。

一

1939年，母親出生于一個叫雙橋的村莊，與父親的村莊不到三公里。村莊的四周被深溝所包圍，只有兩條與外部連接的通道，村莊之名由此而來。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這樣的地形很適合修建防御土匪的工事，小時候隨母親去姥姥家時還能看到工事的殘垣斷壁。我的親姥姥在母親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她是由繼母帶大的。雖非親生，但繼母對母親還比較好，沒有一般繼母那種虐待繼女的病態心理以及衍生出來的相互敵視。如果說母親有過抱怨，也僅抱怨繼母未能讓她去上學。這情有可原，那個年代重男輕女，男孩也很少上得起學，女孩上學就更難了。一般人的意識是女孩只要學會料理家務，如做針線活，洗衣做飯，以及看護弟妹就足夠了，讀書識字沒啥大用。母親一直認為自己有念書的天分，只是沒有機會，這成為她最遺憾的事情之一，也限制了她以后的人生選擇。

我的姥爺是一個毛皮加工匠，一年當中有一半時間在寧夏的羊皮坊里干活，春節關頭回鄉過年。毛皮加工是一個相對復雜的技術活，也是一個體力活，主要工作是將生皮經過一套鞣制程序后制成熟皮。去掉了膻腥味的熟皮往往皮質柔軟、皮毛光亮，用其制作的大衣是北方最佳的御寒之物，而上等的羊皮大衣則如同現在的名牌時裝一樣，是一種身份象征。用現在的眼光看，姥爺其實是最早出外打工的農民工，雇主管吃管住，年終時一次性結算工錢，發給現大洋回老家過年并與家人團圓，如此年復一年，不辭風雨和舟車勞頓。小時候聽母親講，姥爺回家時會帶回好多銀元，但具體是多少她也說不大清楚。但是這些白花花的銀元并沒有讓一家人高興太久，很快就成了招災惹禍的不祥之物。覬覦別人銀元的不只有飄忽不定的鄉間土匪，還有鄉公所。不過，或許是因為小戶人家不值得打劫，或許是因為土匪大多也是窮人家出身，土匪針對的大多是大戶人家，小戶人家反倒平安無事。鄉公所卻不一樣，他們的目標往往是小戶小民。不知是有人透漏的消息，還是鄉公所所長的職業嗅覺，總之，所長像聞到了骨頭味的狗一樣不請自到。隨便找個理由，通常是以參加土匪或通匪之名恐嚇威脅，并施之以拳腳，逼迫佬爺交出用血汗換來的大部分銀元。得手一次后，每年春節前這個所長都會上門敲詐一番。有一次姥爺的一只耳朵被打，以至于嚴重失聰，落下終身殘疾。

這件事是母親最刻骨銘心的記憶之一，也決定了她看待那個社會的方式。鄉公所本以緝拿盜賊保護一鄉平安為天職，但卻異化為魚肉鄉里、作威作福、人人恨之入骨的一個機構。歷朝歷代，這種現象都屢見不鮮，尤其是當整個社會的道德和秩序蕩然之時，這種異化行為就隨處可見，成為必然。鄉公所后面是縣政府，縣政府后面是省政府，還有中央政府，因而在鄉民眼里，鄉公所就代表著政府，鄉公所的好壞也就代表著整個政府的好壞，就像一滴水的成分可以代表一池塘水的成分一樣。除了這件事以外，婦女纏足是另一個有重要影響的事情。這可能是數千年歷史上針對女性最丑陋的一種壓迫，是我們引以自豪的文明史中一個極為丑陋的陰影。這種男性權力、陳規陋俗與近乎變態的審美意識的結合，對女性身心兩方面的摧殘可謂無以復加。由于母親的強烈抵制，她并未像其她女孩一樣很早就纏足，但在她八九歲時，迫于重重的壓力，她也被迫開始了纏足。

這種近乎噩夢般的日子很快就到頭了。隨著舊政權的垮臺和新政權的建立，魚肉鄉里的土匪惡霸被一掃而空，舊社會的陳規陋俗和烏煙瘴氣也被蕩滌一空。鄉公所所長在公審后被就地正法，這對母親、姥爺和鄉民而言，絕對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隨著新政權的一聲令下，舊政府數十年禁而不止的纏足惡習被徹底禁絕了。告別這一惡習，是婦女解放所邁出的革命性一步，婦女不再承受身心兩方面的創痛，從此走出家庭進入社會，成為一個獨立、自主、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又為女性社會地位的進一步提升和真正的男女平等打開了大門。當然，新政權宏大的、雄心勃勃的規劃和藍圖，也需要女性建設大軍，成為另外一個“半邊天”。新政權也開辦了識字速成班，女孩也被鼓勵讀書認字。但漢字之復雜，豈是一速成班就能學會的。況且對女童而言，干針線活和家務遠比識字重要和急迫。終其一生，母親認的字都不足以流暢地讀報，更沒有書寫能力。記得小時候，母親給鐵路上工作的父親寫信時，都是由她口授，我們子女們代筆。

與父親一樣，母親對新政權的擁護，尤其是對開國領袖毛澤東的感激和崇敬之情，是一種典型的知恩圖報心理，這雖然樸素、感性，而非基于那種理性的、高深莫測的大道理，但卻真正地發自內心和真心，絕無混雜半點機會主義。即使在經歷了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性悲劇事件后，母親的信念也沒動搖過。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到新世紀初，母親與父親有幾次上我這兒小住，每次必去的地方就是位于天安門廣場上的紀念堂。每次陪他們去參觀時，我都是在守在外面看包，當他們出來時，總會看到他們和同齡人擦拭眼淚的痕跡，以及依然掛在臉上的悲痛表情。因為我與父母這兩代人有著不同的經歷和體驗，因而對當時場景的感受也難免有很大的不同，這不是簡單的說教可以彌合得了的。

二

與父親結婚后，很快就迎來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母親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農業生產中，當過生產積極分子、婦女隊長，并成為黨員。那是一個純真、虔信和充滿激情的年代，黨員人數較少，婦女黨員更少，能成為黨員一定是干活干出來的，要比別人出更多的力、流更多的汗，受更多的累，報酬上卻不比別人多。人民公社運動期間，那個災難性的大食堂沒能維持多久，就變成了一場大饑荒，即使是號稱“米糧川”的關中道也難幸免。據母親回憶，在我的兄長出生的1960年，食物匱乏導致母親的奶水嚴重不足。在小麥播種期間，母親一邊跟在犁地者后面撒著伴有農藥的種子，一邊因饑餓感和孩子的需要，偷偷地往嘴里塞著這些種子，全然感覺不到危險。當時，父親由于饑餓難忍，從鐵路上偷偷地跑回老家，以為生產糧食的老家不會挨餓，但回家后發現，老家還不如鐵路上每人每天四兩口糧的定量有保障呢。無奈之下，父親只好繼續回去當他的鐵路工人?；剡^頭來看，不種糧食的城市人口每天反倒有穩定的糧食保障，雖然這一定量距離填飽肚子還差得很遠；而出產糧食的農村則依賴于交完公購糧之后的余糧，這個余糧是多是少并非定數，所剩無幾的村莊就難免遭受嚴重的饑餓，甚至餓死村中了。這是一種諷刺，更是一場悲劇，如何看待這一悲劇至今還在爭論，其間每到要形成共識和定論時往往又爭端再起。更為過分者，有人甚至企圖掩飾和否認這一悲劇，借用老家的一句口頭禪，此輩可謂是“良心被狗吃了”。

集體化后的生產隊也是自給自足，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柴米油鹽醋和衣、住二項，除了鹽不能生產自給外，其它都是自己生產，而且農業生產主要依靠人力，生產工具都極其簡單原始。雖然農業機械化叫的震天響，但在整個生產隊時期，也僅僅是在最后幾年購置了一臺手手扶拖拉機。這與傳統的小農戶生產方式頗為相似，但也有許多不同。生產隊是集體勞動、集體納糧、集體分配，以及貧富差別不大的集體貧窮。除此之外，二者間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勞動分工的變化。數千年小農戶生產方式的特征是男耕女織，或男主外女主內，男方負責種地蓋房修路等所謂的重體力活，女方則負責紡線織布、生活做飯、侍候老人和看護小孩等日常家務。隨著集體化以及小腳女人變成大腳女人，婦女也像男性一樣投入到農業生產活動中。雖然在任務指派上，男女有所不同，女性會得到一定的照顧，但總體上而言，男人干的活婦女大多也要干，而“婦女能頂半邊天”則不只是一個口號，它也激勵婦女向男性發起挑戰。記得小時村里的青壯年男性每天十個工分，女性則是七個工分。決定十個工分的一個重要依據是，一個人需要將一百多斤的糧食袋子由地上扛到馬車上，或扛著袋子由麥場到糧庫里，中間不能有人搭手幫忙。結果，村里有一婦女也做到了這一點，她也成為村里唯一一個每天能掙十個工分的女性。

婦女從家庭主婦一變成為勞動者，往往被視為一大進步，但這也讓她們付出了難以言狀的代價：一方面是婦女承擔的家務沒有一絲減少，另一方面她們又變成了全職的生產隊勞動者。農民不像工人每周有一個休息日，除了大雨大雪天和春節期間外都得在地里忙活。這意味著婦女們的負擔大大地增加了，說負擔翻倍也不過分。記得小時候，母親的一天通常是這樣度過的：天剛蒙蒙亮就下地干活，九十點鐘回家做飯吃飯，然后又下地干活，下午兩點回家再做中午飯，吃飯后再下地干活，至太陽落山時方收工回家?！叭粘龆鳌保珔s不是“日落而息”。到了晚上，母親都是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紡線織布或縫制一家人的衣服鞋帽，直至深夜。為了一家人的衣食，母親可謂含辛茹苦。以所穿之衣為例，先要將棉花在紡線機上一根根紡成線，再上織布機上將一根根線紡成布，然后再一針一線把裁剪完的布縫制成衣服，或一針一線納成鞋底做成鞋，這些活占去了一年中的絕大多數夜晚。再以做飯為例，當時做飯的條件很差，灶臺是用土坯盤的，燒火用的是秸稈類的柴禾和手拉的風箱，每當陰雨時節，潮濕的柴禾往往弄得廚房里煙霧彌漫，加上飄在空氣中的灰燼，嗆得人睜不開眼喘不過氣。吃的水是用轆轤從幾十米深的井里打上來的，吃的面粉和玉米碴子則是人工研磨出來的，村子通電后才改由機器加工。家務之外的生產隊勞動，從播種、施肥、除草到收獲晾曬，從土地平整到興修水利，天天要經受風吹日曬雨淋的考驗，而且勞動強度之大往往接近人的承受極限?？偠灾?，母親的一天排的是滿滿當當，沒有絲毫的喘息時間，睡眠不足和過度勞累也就在所難免。更為可怕的是，這樣的日子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看不到盡頭。

不僅是過度勞累，還有大家庭帶來的困擾。那是三代同堂大家庭的尾聲，內部紛爭，尤其是公婆和兒媳之間、妯娌之間的矛盾總是在所難免。在我的記憶里，妯娌之間往往明爭暗斗、相互抱怨、吵架、鬧情緒、長時間冷戰，從干活多少、每頓飯吃什么，小孩之間的打架等雞毛蒜皮的小事，到家庭“大事”的決策和私房錢的分配等都可能引發一場風波。母親本是一通情達理，能忍讓的人，但這種親人如同仇人，以及沒完沒了的內耗讓母親身心俱疲，我的嬸嬸也是一樣。在這種局面下，即使爺爺在世，大家庭也難以為繼了。分灶吃飯后，由于還在同一個院子，相互間依然是矛盾重重。不得已母親只好搬到另一個院子，這才變得消停了些，而妯娌之間的和好則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那也是計劃生育之前多子女時代的尾聲。我們兄弟姐妹共四個孩子，由于父親在鐵路工作，母親的戶口又在農村，父母被迫處于兩地分居的狀態，這使得母親養育子女的負擔也超乎常人?？梢韵胍?，要把四個孩子拉扯長大是何等的不易，不僅僅是辛苦，而且勞心費神。首當其沖的是喂飽孩子。由于是看天吃飯，加上只有母親一個人掙工分，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口糧加上母親的勞動糧，也不夠全家吃，不得不去黑市上弄些糧食。記得有兩年，長期干旱導致糧食嚴重減產，但生產隊的公購糧任務絲毫未減，導致大多數家庭青黃不接。開出后上面給大家發了些返銷糧，稱為“三合一粉”，其實是小麥皮、玉米皮和高粱皮混合研磨而成，粗糙而難以下咽，也難消化。事后來看，農民最為本分老實，當時更是如此。繳納公購糧時他們沒有進行任何的抵制和抗爭，這將自己置于饑餓的險地。交上去的是好好的糧食，返回來的則是“三合一粉”，他們居然還感激涕零，這樣的農民在全球其它地方可能都找不到。作為參照的是，在十月革命時期的蘇聯，糧食要靠軍隊從農民手中去強制征收，那引發了異常慘烈的內戰。

三

生產隊注定要從歷史中消亡。當人們早年的純真和激情被接二連三的運動消耗殆盡，當人們競相“磨洋工”和“搭便車”，以期坐享別人的勞動成果，當村干部們占集體的便宜如同家常便飯時，生產隊已經是茍延殘喘、難以為繼了。高高在上者或許不容易認識到這一點，但對于那些經常填不飽肚子而無精打采的村民而言，認識到到這一點卻不算太難。當然，農民自己無力改變這一切，只有最頂層的一聲令下，才能激活這潭死水。

生產隊分地是在暑假期間，當時我回到了村子，得以見證全過程。在確定了土地和農具的分配方案后，接著就是抓鬮確定各家地塊的確切位置以及可以分到的具體農具。抓鬮那天如同過節，各家派出代表。母親也讓我作為代表，好像我能給家里帶來好運似的。那一天是我記憶最深的許多天中的一天，所有的村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聚集在村西口的空地上。因為馬上就要成為“地主”，成為自個兒命運的主宰，人們的臉上洋溢著發自內心的喜悅，這種喜悅是我之前從來沒有看到過的。當生產隊長讓每家代表上前抓鬮并宣布抓鬮結果時，中意者往往開懷大笑，不中意者雖抱怨手氣不好，但也很快就加入到眾人的笑聲中。在我返回學校之前的一個月內，看到的村民都是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母親自然也是異常高興。改革年代的“靈丹妙藥”很多，但要說到效果快而好，則非“包產到戶”莫屬，一個看似再簡單不過的方子，卻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十億人的溫飽問題，或許這才是所謂的大智慧。

包產到戶后，由于不再瞎忙乎，也沒了磨洋工現象，農民們在地里干活的時間大大地減少了，但播種和收獲時節則依然緊張而勞累。不過，一系列隨之而來的變化使得農民，尤其是婦女的處境發生了根本變化，將她們徹底地從異常繁重的種地和家務的雙重枷鎖中解放了出來。一方面，拖拉機、播種機、聯合收割機、工業化肥和農藥的投入使用，替代了從前的手工勞動，使種地徹底告別了自古以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勞動強度大幅降低。同時，隨著生產的專業化和市場化，農民們坐在家里就能把田給種了；另一方面，隨著農民收入的改善，以及工業化生產的物美價廉的成衣和鞋帽等產品充斥于市場，手工制作的面料、服裝和鞋帽也迅速地被替代。當然，這一替代過程從清末就開始了，但農村差不多滯后了近一個世紀。但這一次發生在農村的替代過程卻異常之快，沒過幾年，母親用了幾十年的手工紡紗機和織布機就閑置了起來。記得子女們曾跟母親說，這些個“古董”擺在家里占地方，還不如當劈材燒了。但母親卻不同意，一來母親對這些老“古董”有感情，二來母親擔心萬一再來個兵荒馬亂的，可能還用得著。差不多十多年后，這兩個老“古董”才被處理了。種地和家務這兩大負擔幾乎是同時解除的，母親也才真正地獲得了解放和自由，可以隨心所欲地安排時間和生活了。自那之后，母親經常和老太太們一起去寺廟燒香禮佛，也經常和退休回老家后的父親一起走動，或去外地旅游，或拜訪父親在外地的老朋友，或去子女們哪里小住。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母親與父親逐子女而生活，一起離開老家去往弟弟工作的縣城常住。

雖然母親得以從田間和家務的雙重勞累和壓力中解放，并過起了“退休”式的悠閑生活，但不幸的是這種生活卻時不時地被疾病打斷。年輕時母親曾經被診斷患有風濕性心臟病，但因當時癥狀不顯，身體還能扛得住，加上無錢看病，未能得到及時治療。但幾十年持續不斷地勞累過度，伴隨身體機能隨年齡的下降，母親的風濕性心臟病突然發作了。那是一九三年夏天的一天，母親被送往西安的省人民醫院搶救，并住了半年的醫院。從此次住院到母親2008年的最后一次住院，總共凡六次，短則一個月，長則三五個月到半年不等。每次住院都是與死神的一次近距離接觸，但前五次都挺了過來，可見母親的求生意愿之強烈和生命力之堅韌。雖然每次都能化險為夷，但遭受的痛苦非常人所能想象。即使如此，直至去世前母親都頑強地堅持生活自理，拒絕了子女們雇請保姆的建議。在母親最后一次住院前的春節，全家十多口人一起在西安兄長的家里過年。有一天，全家人吃完午飯后一起步行到古城墻下游覽，那天母親的精神很好，興致也很高，走的路也較平常多出許多，一切看起來都是好兆頭。但這只是一種回光返照，一個多月后母親又再次住院，不久后這顆飽經煎熬的心臟再也支撐不下去了，母親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去世之前那幾天，恰好輪到我在母親的病床前值守。自從我上學遠離母親后，每年與母親待在一起的時間就屈指可數，而在母親多次住院期間，陪護的任務也大多由兄長和弟弟他們承擔，我的付出最少。但能在最后時刻陪伴母親，多少能減輕一點我的愧疚感。

四

母親最讓我懷念的是她的善心。記得小時在老家，經常有乞丐上門。即使自己家里也實行“食品管制”，控制每個人包括孩子們的的食量，但母親卻從未拒絕過任何一個乞丐。以后去外地旅行期間，每次在街上碰到乞丐，母親也都會施舍一些。那個年代可能窮人較多，加之乞討者可以自由行乞，不用擔心收容和遣返，感覺乞丐特別的多，尤其是車站廣場和繁華的商業大街上。記得九十年代初有一次我陪母親上街，母親照例會給碰上的乞丐施舍一點。我對母親說，這些乞丐都是萬元戶，比你有錢得多！但母親卻說：我才不管他們是不是萬元戶呢?；丶液笤俅握劦竭@個話題，母親說道，她也聽到過靠乞討成了萬元戶的新聞，但她覺得這只是一些極個別的人，大多數乞丐都是生活過不下去，需要幫助的苦命人。對乞丐尚且如此，對親戚朋友和街坊鄰居，母親更是盡其所能地予以幫助。母親也經常會為當地新修的寺廟捐款，當然這些錢都是省吃儉用，從日常生活中積攢的。我覺得，母親這一輩人的善心有與生俱來的因素，但更多地與她們大半生的艱難經歷有關。這和我們這輩人及我們的下一代人有很大的不同：我們會被乞丐發了財的報道所左右，并以此為借口對乞丐熟視無睹；我們也會聽信各種傳言，將領取低保者視為懶漢和套取公共資金的騙子；我們對我們周邊人的不幸往往無動于衷、漠然相待，尤其是那些陌生人，他們與我們又有什么關系呢？而更極端者，甚至會認為這些人都是咎由自取，并以“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之類的混賬話，為自己的冷漠、殘酷和自私開脫。

還有一件讓母親大半生都耿耿于懷的事情，就是那個將城鄉一分為二、壁壘森嚴的戶口制度。戶口制度無異于一種 “種姓制”，一旦被貼上農民的標簽，子子孫孫也就世襲了農民的身份。在我小時候，母親曾多次抱怨父親未能把家人的戶口遷出去，這樣全家人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樣吃商品糧，孩子們長大后也可以進工廠當工人。但我一直沒有弄明白是父親沒有辦，還是沒辦成?；蛟S父親只是一個帶領幾十個工人在一線干活的小“工頭”，遠遠夠不著把戶口遷出去的級別；或許父親不愿走送禮拉關系這一人人皆知的路子。但我知道，父親既不愛求人，更不會送禮；或許是爺爺在世，需要有人照顧。總之，直至母親去世，她都是農村戶口。當然，隨著我們子女們陸續去上學，加上城鄉之間的流動障礙少了許多，母親也不太在意是否是非農業戶口了。

但是，母親的心臟病發作后，戶口問題又再次出現了。那個時候，面向農民的新農合還沒有一點影子，農村居民的醫療費全部由自己承擔，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負擔，許多家庭由于不堪重負而陷入貧困中。母親的兩畝地連自個兒的生活都不夠，這意味著醫療費要全部由父親的退休金和子女們來共同分擔。這讓她感到很不公平：同樣是住院的人，為什么有人可以報銷，而她卻不能，就因為身份不同嗎？不是說人們只是工作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的不同嗎？不止于此，當時的農民既沒有醫療保障，也不像城里人有退休金。沒有退休金，就沒有經濟自立，只能仰仗自己的子女，看子女們的臉色，這也讓一輩子好強和喜歡自立的母親感到不快。

母親的感受是那一代農民所共有的。記得有一次我去公園遛彎，因下雨而與一個頭發花白、身上穿著公園園林字樣的工作人員一起在房檐下躲雨，并攀談了起來。我問他年齡，他用外地方言回答我，說馬上要七十掛零了。我問他這么大年齡了，為什么還要出來干活，他回答我不干活就沒錢。我又問道，這么大年齡不是已經超過工作年齡了嗎，還有人敢雇你們？他說建筑工地是不能干了，但像除草澆水種樹這樣的活還可以。我最后問他，打工多少年了，有養老保險嗎？他回答說，有三十多年了，沒有上過保險。那時也不知道、不懂保險，包工頭也不會給你上保險。聽完后我陷入沉默。和他一起干活的都是同齡人，其中還有少部分婦女。而在同一個公園里，大多數人是已經退休的本地人，其中有很多人要比這些園林工或農民工年輕十歲，甚至十多歲。這些本地人或者唱歌跳舞打牌，或陪孫子輩游玩，或在公園里悠閑地溜達，安然的享受著退休后的閑適生活。事實上，我在老家的堂兄們也跟這些園林工一樣在各地打工，每次回老家問起他們的情況，他們的回答也是如出一轍。

這是何等鮮明、讓人震驚的對比，但雙方似乎都將之視為當然。那些在公園里悠閑自在的人，當然會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是自己多年辛苦后應得的報償；而那些高齡的園林工可能會抱怨自己不幸而成為農民，但就像他們的祖輩一樣已經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要么勞作至死，要么在無力勞作時寄望子女們的贍養。在計劃經濟時期，為了積累資本，農村成為掠奪對象，其方式是通過工農業產品的不平等交易，即所謂的價格剪刀差；進入市場經濟后，為了積累資本，農民工成了掠奪對象，其方式則是長期的低工資和沒有任何的社會保障，這為城市提供了數以萬億計的所謂“人口紅利”。這一紅利可做兩面觀：它既可以被視為對經濟高增長和較高收入水平的一大貢獻，也可以被視為一代人做出的犧牲和付出的代價。但是，當這些人，包括我的母親本應享受社會的回饋時，他們卻遲遲沒有等到這種回饋。我想，不論是作為他們所做貢獻的一種回報，還是作為所付代價的一種補償，這種期望都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沒有一點過分之處。這種期望也是發自本能的一種關于平等的要求：即平等地對待一切人，不因個人的身份、職業、住所、以及其它任何一種個人特征的不同而不同。一種可行的辦法就是，為所有達到一定年齡的人按月提供一筆基本收入，也就是一份養老金。這樣的一筆收入可以使每個人，尤其是像那個園林工、我的堂兄們和我母親那樣的人，能夠得到基本的生活自主能力。只有這種自主，才能使他們感到被尊重，付出和貢獻被承認、以及一個與所有人真正平等的人。

母親，我想念您！

2023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