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到1966年之間（也就是所謂的“十七年時期”）的中國西藏學的歷史不容易寫，尤其是關于藏語古代歷史文獻（以及宗教文獻）的翻譯和研究的部分。在此期間雖然成立了中央民族學院（簡稱民院，今中央民族大學）及其研究部，西南民族學院（位于四川成都，今西南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學院（位于甘肅蘭州，今西北民族大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民族研究所（簡稱民族所，其前身即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西藏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簡稱西藏調查組）等研究機構和組織，但是它們都是偏重于藏語拉薩話（通行的標準語）和各種方言口語的教學和調研，民族政策的論證和咨詢，藏族和漢族干部的培養，藏區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考察，藏族及其親緣民族的成分識別，吐蕃王國及其前后各個時期的社會定性和階級劃分等工作，比較忽視藏語古代歷史文獻的翻譯和研究。

這種翻譯和研究的工作當時主要集中于少數機構和組織的少數幾人手中，其工作成果很難得到正式出版的機會，在多數情況下都是作為參考資料以稿本、油印本、曬藍本和鉛印本的形式在內部流通。要想重構十七年時期關于藏語古代歷史文獻的翻譯和研究的歷史，必須全面掌握這些稿本、油印本、曬藍本和鉛印本的情況才行。以前，這些只在內部流通的文獻多是保存在有關機構、組織及其相關個人的手中，外間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人很難有接觸到它們的機會。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大有改變，隨著民族所等機構和組織的檔案和藏書的散出，以及相關人士去世后私人文件和藏書進入古舊書市場，我們可以說是迎來了能夠初步研究這段歷史及其文獻的最好時期。

這種研究甚至不用我們自己來開始做最基礎的資料搜集的工作，因為早在十七年時期的末尾就已經有專業內的相關人士對這段歷史做過總結，只是這類總結性的文件一直沒有得到機會正式出版。2021年12月初，我從孔夫子舊書網（簡稱孔網）上拍的民族所檔案中拍得一篇《關于組織各地人力，進行整理翻譯藏文史料工作的初步意見》（簡稱《初步意見》；圖一，圖二，圖三），一看就知道是少見的有關十七年時期藏語古代歷史文獻的翻譯和研究的兼具總結性和前瞻性的歷史文件，其中尤其詳于當時僅在內部流通但是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知道的譯文和原文的稿本、油印本、曬藍本和鉛印本，以及相關機構和組織收藏的藏語刻本、抄本和復制本（油印、曬藍），值得特別介紹出來供研究這一時期中國西藏學的歷史乃至一般東方學的歷史的學者參考。

圖一

圖二

圖三

關于整理翻譯藏語史料的《初步意見》

我拍到的《初步意見》似是用復寫紙抄的，寫于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發行的四百字稿紙上，有少量鋼筆批改，一共十七頁。文章分為“國內已經翻譯的藏文史料”“今后計劃重點翻譯的項目”“各有關單位和有關人員”三個部分，前兩部分又分“書籍手稿”（這里的“手稿”指寫本或抄本）、“考古文獻”、“檔案封文”三類敘述藏語古代歷史文獻的翻譯和研究現狀。文中提到“整理翻譯藏文史料工作，是本組今后主要任務之一”，這里的“本組”指的就是西藏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由此知道此文屬于該組尚在運行時期的文件。文中涉及的最晚時間是1964年12月（參看下文講傅師仲譯《白史》的部分），可知其大約作于是時前后。文中還提到“我們要求我所應掌握國內已經譯出的藏文史料情況”“本所所藏資料”“本所保存刻本（傳抄本等）”等，“我所”和“本所”都是指民族所。西藏調查組的人員主要來自民族所和民院，《初步意見》的作者既然以“我所”“本所”自稱，可知其為調查組中屬于民族所的人。

《初步意見》的全文如下（文中出現的藏語全部改為拉丁字[羅馬字]轉寫，轉寫規則參照俄國東方學家伏斯特里科夫[A. I. Vostrikov, 1904-1937]杰出的遺作《藏語歷史文獻》的英譯本[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tr. from the Russian by Harish Chandra Gupta, Routledge Curzon Press Ltd., 1994]；凡是文中有明顯錯誤的地方，都在方括號[]中注出正確的形式）：

關于組織各地人力，進行整理翻譯藏文史料工作的初步意見

整理翻譯藏文史料工作，是本組今后主要任務之一。近幾十年，特別是解放以來，國內雖對藏文史料進行過一些翻譯，但還遠遠趕不上目前對藏族社會歷史研究的要求。我們提出這一意見的目的，是為了今后如何更好地組織各有關單位和各地翻譯人才，挖掘潛力，發揮所長，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地進行翻譯藏文史料工作，以提供藏族史料，并推動各地對藏族史展開深入的研究。鑒于多年以來英、法、德、意、日、印等國已整理和翻譯了不少的藏文歷史文獻，近幾年來，美國也在這方面加緊追趕。此外，蘇聯也在原有基礎上積極進行。因此，我們認為組織各地人力進行這項工作，是十分迫切刻不容緩的。

我們要求我所應掌握國內已經譯出的藏文史料情況，今后分批提出重點翻譯項目，組織各有關單位和對翻譯藏文史料有所專長的各地人力，有計劃地進行這項工作。此外，也應掌握國外進行整理和翻譯藏文史料的情報。（我們把初步了解到的國內和國外已經整理翻譯的情況制成簡表附上[參見附件]，以供參考。）

茲將國內已經翻譯的藏文史料，今后計劃重點翻譯的項目，各有關單位和有關人員列舉如下：

一、國內已經翻譯的藏文史料

據我們初步了解，大致歸為書籍手稿，考古文獻，檔案封文等三類。

1、書籍手稿類

這類文獻有全譯本、摘譯本（較成篇的）和編譯本。

① 達賴五世：《西藏王臣史》（Bod-kyi-deb-ther-dpyid-kyi-rgyal-mo’i-glu-dbya?s）

a. 王堯譯，一九六三年，稿本，一四六頁。據藏文《西藏王臣記》，民族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譯。我所選用《薩迦世系、帕主世系》，一九六四年復制打印，四二頁。

b. 黃顥譯：《西藏王臣記》，一九六四年，練習試譯本。據同書排印本譯。

c. 劉立千編譯：《續藏史鑒》，成都華西大學華西邊疆研究所，一九四五年版。

② 索南堅贊：《西藏政教史鑒》（Bod-kyi-rgyal-rabs-gsal-ba’i-me-lo?-chos-’byu?）

a. 劉立千譯、任乃強考注，載《康導月刊》，第二卷十一期至第三卷十一期，第五卷一期至六期，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

b. 王沂暖譯：《西藏王統記》，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九年版。

③ 蔡巴袞噶多吉：《紅史》（Deb-ther-dmar-po）

陳來多吉譯，一九六四年，稿本，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文系第一教研組藏。據我所保存傳抄本的曬圖復制本及民族文化宮傳抄本譯。

④ 根敦群佩：《白史》（Deb-ther-dkar-po）

a. 法尊譯：《西藏政治史冊》，稿本。西藏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一九六二年在拉薩復制打印，六四頁，金鐘校訂。

b. 傅師仲譯：《有關大蕃政治制度之王統記白史》，稿本。

⑤ 《土觀佛教宗派源流》（Grub-mtha’-thams-cad-?el-kyi-me-lo?）

（劉立千譯？）《善說諸宗源流及教義晶鏡史》，稿本，西南民族學院藏。我所一九六一年復制油印本，二一八頁。

⑥ 《布敦佛教史》（bDe-g?egs-chos-’byu?）

a. 湯薌銘等譯，稿本，北京中國佛教協會藏。

b. 李有義節譯，《西藏佛教史IVB》，稿本，三六頁。據英譯本同書（E. Obermiller:《History of Buddhism Chos-?byung by Bu-Ston》, Pt. Ⅱ, Heidelberg, 1932）譯。關于佛教“前弘期”，及“后弘期”諸譯師部份。

c. 鄧銳齡節譯，一九六三年稿本，據日譯本同書（見：佐藤長：《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下卷，東京，一九五九年）譯。關于佛教“前弘期”部份。

⑦ 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Dam-chos-’phags-yul-du-dar-tshul-gsal-ston）

張建木（克強）譯，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打印，一二八頁。

⑧ 《彌拉熱巴傳》（Mi-la-ras-pa’i-rnam-thar）

a. 劉立千譯：《彌羅熱巴傳》，稿本，西南民族學院藏。我所復制抄寫，一九六二年。

b. 王沂暖譯：《西藏圣者米拉日巴的一生》，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九年版。

⑨ 《蓮花遺教》（Padma-bka’i-tha?-yig）

孫景峰[風]譯，稿本（據于道泉先生介紹此人先在北京菩提學會，一九五六年后在上海文史館）。

⑩ 嘉木樣：《佛歷表》（’Jam-dbya?s-bstan-rtsis）

王堯譯：《佛歷表》，稿本。

11 《宗喀巴大師傳》（rJe-b[tsun]-tso?-kha-pa’i-rnam-thar）

法尊節譯，印本。

12 《瑪爾巴譯師傳》（Mar-pa-lo-tsā-ba’i-rnam-thar）

劉立千節譯，載《康藏研究月刊》第一至二十二期，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

13 《德格土司傳》（sDe-dge-rgyal-rabs）

任乃強節譯，《德格土司世譜》，載《康藏研究月刊》，第十三至十六期，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

2、考古文獻類：

① 西藏古藏文金石銘刻

a. 《西藏古碑銘集》，西藏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編，一九六一年拉薩打印本，二三頁。主要參考《吐蕃諸王陵墓考》（G. Tucci,《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Rome, 1950）英譯部分碑銘譯。

b. 李有義譯：《吐蕃諸王陵墓考》，一九六二年，稿本，一二七頁。據英文同書譯。

c. 王忠譯，稿本。據外文書刊所載碑銘原文譯。

② 《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法文譯本（J. Bacot, F. W. Thomas, Ch. Tous[s]aint: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A L’histoire de Tibet》, Paris, 1940）。

a. 王靜如譯，稿本，據法譯本譯。西藏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編：《敦煌古藏文史料》，一九六一年拉薩復制打印本，一〇七頁。據王靜如譯本，并輯入王忠部分譯文編印。

b. 王忠譯，稿本，據法譯本譯。

c. 傅師仲譯，稿本，據法譯本藏文轉寫部分譯。

3、檔案、封文類：   

① 各有關單位和藏族地區有關機關翻譯的檔案文件（待了解）。

② 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文系第一教研組據民族文化宮和本所所藏資料選譯，稿本。

4、其他：

① 劉立千編譯：《印藏佛教史》，四川成都華西大學華西邊疆研究所一九四六年版。

② 常任俠：“拉薩‘唐蕃會盟碑’的盟文與建筑”，載《現代佛學》，一九五九年十一期。本文收錄了該碑的全文。

二、今后計劃重點翻譯的項目

據我們初步了解、掌握的藏文史料和目前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提出第一批重點翻譯項目計書籍二十種、文獻四種、檔案材料六種。

1、書籍手稿類

①、《智者喜筵宗教源流》（Chos-’byu?-mkhas-pa’i-dga’-ston）

本所保存刻本、第三章傳抄本。重點在“王統記”（rgyal-rabs）。

②、《帕竹郎氏世系》（rLa?s-kyi-bo-ti-bse-ru）

本所保存復制抄本。

③、《薩迦世系》（Sa-skya-gdu?-rabs）

本所保存傳抄本、刻本。

④、《巴氏語錄》（sBa-bshad[bshed]）

民族文化宮藏傳抄本，本所藏中央民族學院據R.A.Stein校勘本的油印復制本，西藏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據西藏傳抄本的油印復制本。

⑤、《南瞻部洲廣述》（’Dsam-gli?-rgyas-b?ad）

北京民族出版社藏抄本。

⑥、《本教史》等三種（Gle?-gshi-bstan-pa’i-’byu?-khu?s, gYu?-bon-gyi-bstan-pa’i-dkar--chags, bsGrags-pa-gli?-grags）

本所保存傳抄本。

⑦、歷輩達賴傳

刻本。重點摘譯、選譯。

⑧、歷輩班禪傳

刻本。重點摘譯、選譯。

⑨、《頗羅鼐傳》（Mi-dba?-rtogs-brjod）

刻本。

⑩、《史海》（Deb-ther-rgya-mtsho）即《安多政教史》（mDo-smad-chos-’byu?）

民族文化宮藏刻本，西北民族學院復制打印本。

11、《松贊干布遺誥》（bKa’-chems-kha-khol-ma）

民族文化宮藏抄本。

12、《娘域宗教源流》等三種（Mya?-yul-chos-’byu?, Bo-do?-chos-’byu?, Thob-rgyal-gyi-dge-mtshan-che-lo?-tsam-brjod-pa-s?on-med-legs-b?ad-lhun-po’i-rdul-phran）

本所保存復制抄本。

13、松巴堪布意希班覺：《歷史年表》（dPag-bsam-ljon-bza?）

刻本。

14、袞卻倫朱等：《增續教法源流》（Dam-chos-’byu?-tshul）

刻本。

15、《新舊噶當派史》

刻本。

16、《薩迦大師傳承傳》（bLa-ma-brgyud-pa’i-rnam-thar）

刻本。

17、《五部遺教》（bKa’-tha?-sde-l?a）

刻本。重點摘譯、選譯。

18、《十萬寶頌》（Ma-?i-bka’-’bum）

刻本，本所保存傳抄本。

19、《白琉璃歷史年表》（Vai?ūrya-dkar-po）

刻本。

20、《黃琉璃歷史年表》（Vai?ūrya-ser-po）

刻本。

2、考古文獻類：

①、國內所藏的甘肅、新疆等地區發現的古藏文文獻。

甘肅省科學院分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科學院分院藏，原件。

②、流散國外的敦煌、南疆等地區發現的古藏文手卷、木簡等文獻。在國外已有整理、翻譯的書刊專著（如F.W.Thomas:《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 Berlin, 1957; 《Tibetan Texts and Documents》, Ⅰ·Ⅱ·Ⅲ, London, 1935, 1951, 1955, 等）。

③、西藏等地現存古藏文金石銘刻

需進行普查和搜集（可參考國外書刊發表的原文轉寫和譯文材料）。

④、西藏窮結縣松贊拉康、甘肅敦煌石窟等墻壁題誌，需進行普查和搜集。

3、封文檔案類：

①、《西藏法律十三法》（Bod-kyi-khrims-yig-shal-lce-bcu-gsum）

我所、民族文化宮藏，傳抄本。

②、《西藏法律十六法》（Bod-kyi-khrims-yig-shal-lce-bcu-drug）

西藏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文系藏族文學史組藏，傳抄本。

③、《西藏譯倉印譜》（Yig-tsha?-tham-deb）

西藏檔案館藏，西藏調查組據節錄傳抄本節譯的調查資料。

④、《西藏地方政府大事記》

西藏檔案館藏（正在進行整理中）。

⑤、《西藏各教派寺廟分布材料及僧尼數字》

拉薩西藏日報社藏，手稿。

⑥、《鐵虎年（清道光十年，庚寅，一八三〇年）清冊》（lCags-stag-shib-gshu?）

西藏檔案館藏，近代史研究所復制。

三、各有關單位和有關人員

我們僅將目前了解的情況，列舉如下：

1、有關單位：

①、各藏族自治地區有關單位（包括政府機關、文教機構、學校、出版社、報社等單位）。

②、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文系、預科。

③、北京民族出版社。

④、中國佛教協會。

⑤、甘肅科學院分院民族研究所。

⑥、西北民族學院語文系。

⑦、青海科學院分院。

⑧、青海民族學院。

⑨、青海人民出版社。

⑩、四川科學院分院民族研究所。

11、西南民族學院。

12、云南科學院分院民族研究所。

13、云南民族學院。

14、陜西咸陽市西藏公學藏文系、預科。

2、有關人員（圖四，圖五）

圖四

圖五

①、法尊    北京中國佛教協會  有歷史、佛教史譯述。

②、傅師仲  陜西咸陽西藏公學藏文系  譯有歷史書籍、文件等，專長古藏文。

③、劉立千  北京民族出版社  有歷史、佛教史、傳記譯述。

④、王沂暖  蘭州西北民族學院語文系  有歷史、傳記譯述。

⑤、張克強  北京中國佛教協會  有佛教史譯述。

⑥、祝維翰  成都科學院四川分院民族研究所藏文大辭典編纂組  專長宗教史。

⑦、王忠    北京近代史研究所  有歷史文獻譯述。

⑧、湯薌銘  北京中國佛教協會  有歷史譯稿。

⑨、王堯  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文系  有歷史譯稿。

⑩、扎西旺都  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文系  專長檔案封文。

11、李秉權  北京中央民族學院預科  專長封文、傳記等。

《初步意見》提到“我們把初步了解到的國內和國外已經整理翻譯的情況制成簡表附上（參見附件）”，可惜作為附件的簡表沒有出現在我拍到的東西中。下文就以《初步意見》為綱，根據我掌握的資料對其第一部分中著錄的當時國內已經翻譯的藏語古代歷史文獻（包括原文）的稿本、油印本和鉛印本等試做初步的解說和圖示。

五世達賴的《西藏王臣記》

五世達賴（1617-1682）所撰《西藏王臣記》，現在通行的漢譯本為郭和卿（1907-1986）所翻（民族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但是最早譯刊此書的是劉立千（1910-2008）。正如《初步意見》所說，劉譯題《續藏史鑒》由成都華西大學華西邊疆研究所出版（圖六，圖七；西南民族學院中文系藏語文教研組舊藏復制本）。不過，劉譯并未標明出版時間，《初步意見》的“一九四五年版”，應是根據劉譯《緒言》的完成時間“一九四五、一一、廿八”而定的。華西大學邊疆所還出版過劉立千編譯的《印藏佛教史》（圖八），也沒有標明出版時間。《初步意見》提到它時說的“一九四六年版”，跟《續藏史鑒》一樣，也是根據劉立千《緒言》的完成時間“三五[民國三十五年]、一、二”而定的。

圖六

圖七

圖八

劉譯并非全譯，只是節譯出《吐番[蕃]王朝分裂史》《薩嘉時期王朝史》（目錄作《薩嘉王朝史》）《帕摩主巴王朝興盛與王室衰微史》（目錄作《帥[帕]摩主巴王朝史》）《迦斯王朝與格登頗章王朝》（目錄多一“史”字）四個部分，約當于郭譯的《朗達瑪王朝及其王嗣事記》《薩迦歷代繼掌西藏政教事記》《蔡巴噶舉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記》《枳公噶舉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記》《北道一些杰出人物的事跡》《拔住噶舉派掌管西藏政教事記》等章。有意思的是，劉譯把作者當成了語自在妙善（?ag-dba?-dge-legs），但此人只是書稿的繕寫者，郭譯（185頁）翻作“昂旺格勒（語自在吉祥）”。劉譯雖有不少問題，但譯文典雅可誦，首創之功實不可沒，能否避開他的錯誤，全在讀者是否善用。王森（1912-1991）從1963年10月開始編寫并口述他的《關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正式出版時改題《西藏佛教發展史略》）時就使用過劉譯，此事見于鄧銳齡（1925-）所撰《回憶王森先生》（《中國藏學》，2016年第3期[2016年8月15日]）：“先生往往攜帶藏漢史籍來，隨時復查，尤其注重史事的年代。他在羅列赫（G. N. Roerich）英譯《青史》、吳燕紹《西藏史講義》、劉立千譯《續藏史鑒》等書上，用工整的小楷批注幾滿。”另外，鄧銳齡在其《九十自述：如何走上藏史研究之路》（《中國藏學》2014年第4期[2014年11月15日]）中提到自己初入統戰部接觸藏事工作時就讀過《續藏史鑒》。吳燕紹（1868-1944）的《西藏史講義》應即北京大學鉛印講義《西藏史大綱》（影印本分上下冊，收入“西藏學漢文文獻匯刻”第三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3年10月）。據其子吳豐培（1909-1996）所寫《西藏史大綱跋》，“瑞典著名探險家斯文海定，德國藏文專家雷興均慕名造訪（吳燕紹），有所請益”，“現代藏學專家如于道泉、王森、牙含章、王堯諸教授，均視（吳著）為珍本，爭相借用，力促我將此稿早日問世，以供急需”。斯文海定和雷興即Sven Hedin（1865-1952）與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

劉譯之后就是郭譯。郭譯大約于1962年應中國佛教協會之請譯出，當時未能出版，好在譯稿經過“文革”保存下來，乃能于1983年正式出版。比郭譯稍后，就是《初步意見》著錄的王堯（1928-2015）譯本。王譯題為《西藏王臣史》，只有參考劉譯翻出的關于薩迦（薩嘉）、帕主（帕摩主巴）世系的兩節曾在內部發行。孔網曾上拍王譯《西藏王臣史》的打字油印本（https://www.kongfz.cn/60295636；2023年5月15日讀取），內含薩迦、帕主二種世系，雖然從網上的照片看不到編印機構和時間，但我懷疑它就是《初步意見》所提民族所1964年的復制打印本，因為它的有字的頁數也是四十二頁（弁言一頁，弁言背面空白頁一頁，薩迦世系十一頁[封面誤為十九頁]，帕主世系二十九頁）。封面下方所印“中央民族學院 少數民族語文系 王堯譯稿”，只是表示譯者單位為民院，并不表示是民院印的。王堯在書前的《弁言》里詳細講述了譯刊的緣起：

本書為西藏大德第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錯[措]（1617-1682）所著，成書于1643[一六四三]年（癸卯），時作者才二十七歲。書全名為《述雪域神種之王臣史書園[圓］滿時青年喜宴春后之歌》[（gangs can yul gyi sa la spyod pa’i mtho ris kyi rgyal blon gtso bor brjod pa’i deb ther rdzogs ldan gzhon nu’i dga’ ston dpyid kyi rgyal mo’i glu dbyangs）]，在西藏史部著作中頗負盛名，尤以書中詳述各地方集團之歷史見稱于世。

一九六〇年、六一年參閱劉立千先生的節譯本并得[東噶·]羅桑赤列先生之助披閱兩次，一九六二年碩督·羅桑群覺同志在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藏文研究班講授此書時，我擔任輔導，由于這些因緣才有翻譯全書之志，遵王森先生之囑，先將“薩迦世系”、“帕主[竹]世系”二節譯出，提供參考。

著者喜用古詞，尤喜藻語，翻譯時頗感棘手，幸得上述二位羅桑先生之指導，勉強譯成，是否恰當，尚希同志們指教。

翻譯時選用1957[一九五七]年北京民族出版社新排鉛印本[（122-141，156-212頁）]，喜其字跡清晰，便于攜帶，譯稿所標藏文原文頁碼[藏文頁碼]即此版本也。一并志明。

[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文系藏語教研組]

王堯

 一九六三年四月初譯

一九六三年七月修改

王譯作為王森《關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初稿）》的附錄一，于1965年7月由民族所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室作為參考資料在內部編印發行（圖九，圖十；民族所吳從眾舊藏，宋希於購贈）。這個本子是鉛印本，與油印本相比，在文字上有一些增訂。比如上引《弁言》，凡是放在方括號[]中的字詞，都是鉛印本中所做的增訂。王譯所據“民族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指1957年10月第1版的《西藏王臣記》藏語本。根據書后的漢語版權頁，這個本子是由工布吉村、丹巴嘉錯編，楊占才、唐國信校對的。鄧銳齡在《關于近年中國藏學研究的動向》（原刊日本帝京大學《國際文化紀要》1989年第1號，后收入《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上冊，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526-538頁）中說：“據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曾經鉛印出版藏文本《西藏王臣史》（引者按：此處刪去藏語書名）這部達賴喇嘛五世所撰史書，即有權勢人士認為書中有宣揚宗教文句，給予出版社以譴責，已故發行數量頗少。”這部使出版社遭到譴責，發行數量很少的藏語本《西藏王臣史》，應該就是王譯所據的1957年鉛印本。正如王堯所說，這個本子印得的確“字跡清晰”。需要注意的是，藏語本的漢語書名作《西藏王臣記》，但王譯卻作《西藏王臣史》，有一字之別。后來還是《西藏王臣記》成了通行的譯名。

圖九

圖十

據《初步意見》，完成于1963年的王譯稿本有一百四十六頁，顯然作者或是曾經親眼見過譯稿，或是聞之于見過譯稿之人，否則不會如此精確地記出頁數。據王堯回憶，《王臣記》被他“逐章逐節翻譯成漢文”，“譯稿在‘文化大革命’當中被抄沒了”（《我所結識的喇嘛》，《中國藏學》2015年第1期，17頁），“我的全譯稿上交給教研室負責人保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卻遺失了”（《我與藏學——代序》，《藏學概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13頁），可見當時是翻譯了全書的。依《初步意見》，民族所的黃顥（1933-2004）在王譯之后于1964年也根據1957年的排印本練習試譯過《西藏王臣記》。黃譯稿本我們也看不到，也許還保留在民族所或私人手中。最后需要補充的是，劉立千在郭譯之后也出版了《西藏王臣記》全文的譯注本（《西藏王臣記》，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收入“劉立千藏學著譯文集”，民族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對《續藏史鑒》中的錯誤以及搞錯作者的問題，他在新寫的《前言》（1987年10月30日作于成都）中做了詳細的說明：

1945年最初翻譯這本書時，確實遇到很多困難，那時正處在抗戰時期，漢藏交通阻滯，我找的這本書，德格印經院沒有版本，只有拉薩的版本，印紙很粗糙，字跡又模糊，間或有脫漏之處，看起來非常吃力。加上本書古詞藻語很多，理解困難。因此翻譯時采用拋開文學辭句，只取其中史料，用意譯的方法翻譯。此外，在本書敘事不明之處，又引證了其他史書作為補充，因此該書與其說為直譯，不如說成是編譯，較為恰切些。由于用選擇的譯法，不能逐字逐句翻譯，因此掉字漏句之處很多，本人語文水平有限，藏文理解錯誤的地方也不少，更遺憾的是把著作者的名字也寫錯了。

索南堅贊的《西藏王統記》

比《西藏王臣記》成書早近三百年，元末明初的薩迦派喇嘛索南堅贊（譯言福幢，1312-1375）寫過一部《西藏王統記》。二《記》漢譯名僅一字（“臣”“統”）之別，極易搞混。由于《王統記》偏詳吐蕃時期歷史，加以成書年代較早，所以備受東西學者推崇。《初步意見》在寫到計劃翻譯的《智者喜筵宗教源流》時，特別提到重點在翻譯其中的“王統記（rgyal-rabs）”，可見這類史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于《蒙古源流》（乾隆四十二年[1777]由滿語重譯為漢語）條謂其所“紀土伯特汗世系……大致亦頗與西番嘉喇卜經合”，這個“嘉喇卜經”就是“rgyal-rabs”的對譯，韓儒林（1903-1983）謂其專指福幢之書（《元史[紀錄稿]》，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歷史教研室，1964年7月，68-69頁；韓稿列出了劉譯和下文將要提到的王沂暖譯本）。但是，聞宥（1901-1985）在引用時代較晚的《達拉克王統記》（La-dvags-rgyal-rabs）時，直以《拉達克嘉喇卜經》稱之（《論所謂南語》，《聞宥論文集》，中央民族學院科研處，1985年7月，33頁），言外之意可能認為“嘉喇卜經”是泛指王統記或王統世系一類的書。

《拉達克王統記》前半部分所記與《西藏王統記》性質近似，后半部分才專講拉達克王統世系（Luciano Petech, A Study on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Calcutta, 1939, pp.89-95）。此書早在十九世紀中期就有德國東方語文學者施拉京特魏特（Emil Schlagintweit, 1835-1904）的校譯本（Die K?nige von Tibet, von der Entstehung k?niglicher Macht in Yárlung bis zum Erl?schen in Ladák.[Mitte des Ⅰ. Jahrh. vor Chr. Geb. bis 1834 nach Chr. Geb. Mit 2 genealogischen Tabellen und 19 Seiten tibetischen Textes. Aus den Abhandlungen der k. bay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Ⅰ. CⅠ. X. Bd. Ⅲ. Abth., 1866, 793-879；附藏語原文石印本十九頁），德國傳教士、西藏學家弗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 1870-1930）又將后半部分重新校譯刊行（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Part II: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and Minor Chronicles. Texts and Translations with Notes and Maps, Calcutta, 1926[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ew Imperial Series Vol. L]）。陳寅恪（1890-1969）在其《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和《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1931年4月）中就使用過施拉京特魏特校譯本中的前半部分，稱其為“Emil Schlagintweit本嘉喇卜經”和“許氏本嘉喇卜經（rgyal-rabs, ed. Schlagintweit）”，同時還使用了施密特（Isaak Jakob Schmidt, 1779-1847）在其《蒙古源流》蒙德對譯本中摘譯的《西藏王統記》的卡爾梅克語譯本《菩提末》（Bodhim?r; A. I. Vostrikov: 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pp.70-72）。陳寅恪大概當時看不到《西藏王統記》這類書的原本，所以在研究古代吐蕃王朝史時只能退而求其次，暫時使用施密特翻譯的卡爾梅克語譯本以及施拉京特魏特校譯的《拉達克王統記》。順便提一句，施拉京特魏特出生在一個醫學者的家庭，他的三個哥哥（Hermann Schlagintweit, 1826-1882; Adolf Schlagintweit, 1829-1857; Robert Schlagintweit, 1833-1885）是十九世紀重要的印度和中亞探險家，人稱“施拉京特魏特兄弟”。對中國青年讀者產生過很大影響的凡爾納（Jules Verne, 1828-1905）的小說《氣球上的五星期》（初版于1863年），就編述過主人公Samuel Fergusson在1855年到1857年之間隨施氏兄弟（青年出版社的漢譯本翻作“什拉根特維特弟兄”）訪問西藏西部的故事。施氏兄弟在探險時得到的藏語等東方語文的寫本和印本成為他們從未去過東方的弟弟的研究資料。

《西藏王統記》現在比較通行的有劉立千譯注本（《西藏王統記（吐蕃王朝世系明鑒）》，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收入“劉立千藏學著譯文集”，民族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和陳慶英（1941-2022）、仁慶扎西的合譯本（《王統世系明鑒》，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但這也不是劉立千第一次翻譯此書。劉譯《前言》（寫于1984年7月15日）提到：

……本書譯文是我在1940年翻譯的，當時由任乃強先生代在“康導”月刊上發表過，以后就沒有過問了。一直到1981年，我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民族研究所研究員之聘后，才由院方提出把整理此稿作為研究工作的計劃之一。……我在1983年底完成《土觀宗派源流》的審定工作后，又繼續校訂此稿，經過近一年的時間，現在算是脫稿了。

本書按藏文原名為：《吐蕃王朝世系明鑒正法源流史》。書名太長，過去依任先生的意見改為《西藏政教史鑒》，現在看來這與藏文書名不恰合，一般習慣也有稱此書為《西藏王統記》的，此次也就沿用習慣了的書名。

還有，四十年代的譯稿，是根據德格版本譯的……

關于“注釋”，過去在“康導”上發表的有注釋和考證，基本上是任乃強先生作的。……

任乃強（1894-1989）代劉立千在《康導月刊》（簡稱《康導》）上發表的《王統記》初譯，就是《初步意見》著錄的“劉立千譯，任乃強考注”的《西藏政教史鑒》（在《任乃強藏學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上冊前面的彩色圖版中收有譯稿的照片）。在周運的幫助下，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調閱了《康導》的縮微膠片，確定了劉譯在《康導》各卷各期刊發的詳情如下：

第2卷第11期（1940年7月25日），6-16頁

同卷第12期（1940年8月25日），6-33頁

第3卷第1期（1940年9月25日），35-40頁

同卷第2、3期（1940年10、11月25日），12-20頁

同卷第4期（1940年12月25日），4-10頁

同卷第5、6、7期（1941年10月10日），63-79頁

同卷第8、9期（1941年11月5日），38-63頁

同卷第10、11期（1942年1月25日），65-75頁

第5卷第1期（1943年4月），33-40頁

同卷第2、3期（1943年6月），30-42頁

同卷第4期（1943年7月），21-35頁

同卷第5期（1943年9月），37-44頁

同卷第6期（1943年10月），29-35頁

由此可見，《初步意見》簡記的“第二卷十一期至第三卷十一期，第五卷一期至六期，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不夠準確。譯文是從1940年開始連載的，不是1939年。有一點需要注意，從第3卷第5、6、7期合刊開始，版權頁在“出版”日期之前還加有一個“編印”日期。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從第3卷第10、11期開始，譯文才改題“劉立千譯，任乃強注（或校注）”，以前各期都是作“任乃強”或“任乃強譯”。《初步意見》還提到，此書另有題為《西藏王統記》的王沂暖（1907-1998）節譯本（商務印書館，1949年12月初版）。可以說，劉譯最后沿用了王譯所用的“習慣了的書名”。陳慶英和仁慶扎西（亦作仁青扎西）在翻譯時參考過劉譯和王譯，陳慶英甚至逐字抄錄過《康導月刊》上的劉譯（陳慶英《紀念王堯老師》，沈衛榮、徐忠良、任小波編《筆發江山氣 帳含桃李風——懷念藏學宗師王堯先生》，上海遠東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79頁）。

日本西藏學家、民族學家中根千枝（1926-）于1981年9月在四川成都訪學，見到一些研究西藏語史學的中國學者時，曾向他們索要其著作的復印本，并提出在日本出版的可能。陪同中根訪問的鄧銳齡在他寫的《情況反映》（參看我寫的《藏學文獻史四題》，2023年3月22日《澎湃新聞·上海書評》）中說：

她雖然這次不能入藏，但在四川成都市參觀，會晤到我國一些研究藏族語文歷史的漢藏學者，了解到他們的著述與當前工作情況，這都出于她意料之外。她向這些學者們索取專著復印本，大都未能得手，然而她說“如果要去拉薩，就不可能了解這么多的情況”，對此還表示高興。……

在此次旅行中，她最關心的是學者們的專業，著述情況。……

她表示，如中國學者有關藏族的論文及藏文古籍的翻譯，一時不能出版，她以自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身份，可以攜去日本出版。

中根向之索取著作復印本的學者當中應該就有劉立千。劉當時已被民族所聘為研究員（更準確地說是特約研究員），人依舊住在成都，所以中根會見到他。我手里有一封民族所科研處的史鳳耀（1930-1995）于1981年9月16日寫給所黨組書記嚴雄克（1919-2009）和副所長秋浦（1919-2005）的信，里面正好談到應該如何回答中根以上請求的事，從中可以發現中根希望復制并帶去日本出版的正是劉立千翻譯的《西藏政教史鑒》（譯名改為《西藏王統明鑒》）：

二、對劉立千先生《西藏王統明鑒》譯本的復制或在日本再版事。

圖書室現仍在清理整頓中，由于條件所限現存很多書不能上架使用。《康導》雜志是否完整，有無失散目前無法查清。我們盡量創造條件，使所藏書刊得到利用，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滿足教授的要求。如教授急于需要此書，請先參閱藏、英文版，這種文字版本，貴國大的圖書館是可以找到的。（圖十一，圖十二）

圖十一

圖十二

這一“技巧的”回絕后來不知道有沒有轉達到中根那里。李方桂（1902-1987）于1983年8月來華講學，在民院想看“不易見的碑帖”（應該是藏語的）時，對方也以“負責人外出無人啟鎖”的理由將其婉拒：

方桂在社會科學院，民族學院各做了一次演講、一次座談。兩講都以不同的角度，分析唐蕃會盟碑的文字及出使大臣，引起多人的發問，方桂很以聽眾反應熱烈感到高興！王堯先生說民族學院還有其他不易見的碑帖，及至約期往看，但并無方桂不知的材料，他大為失望！但又說還有帖，因負責人外出無人啟鎖，方桂頗認為事有蹊蹺，失望而歸！（徐櫻《方桂與我五十五年》，商務印書館，1994年4月第1版，140頁；2010年1月增訂第1版，163頁）

改開初期在獲取和查閱資料方面遭民族所“婉拒”的外國學者，后來還有德國西藏學家Dieter Schuh（1942-）和伊朗學家Ronald Eric Emmerick（1937-2001），參看我寫的《一無所獲的西德外賓》（《中國文化》，第54期，2021年秋季號）。

陳來多吉譯《紅史》

蔡巴噶舉派的袞噶多吉（1309-1364）長索南堅贊數歲，所撰《紅史》也是傳世藏語史籍中最早者之一。現在通行的漢譯本是陳慶英和周潤年（1954-）合翻的（蔡巴·貢噶多吉著，東嘎·洛桑赤列校注《紅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初步意見》著錄的1964年（應該是翻譯完成的時間）陳來多吉譯本的稿本，陳周二人在他們寫的譯者后記中沒有提到。陳來多吉是民院藏文研究班（見下文）1961級的學生。我在孔網見過一部王輔仁（1930-1995）舊藏的民院語文系于1964年6月編輯油印的《科學研究報告文集 （1961級藏文研究班）》，里面收有陳來多吉寫的《試論〈紅史〉的史料價值》。陳來多吉是藏族（男），1938年生，是西藏南木林人。看來在藏文研究班學習期間，《紅史》不僅是他專攻的題目，而且還被他譯成了漢語。他的譯稿也許還保存在民大。

《初步意見》還提到，陳來多吉譯稿所據的底本有兩種，一是民族所保存的傳抄本的曬圖復制本，另一是民族文化宮的傳抄本。我在孔網見過一種1970年代末油印的藏語原文《紅史》（正文共一百二十四頁），它的前面有一篇編印者寫的《前言》，含有相關歷史信息，值得錄出全文：

《紅史》（Deb-ther-dmar-po）是蔡巴·貢噶多吉的著作，成書于1346年。在藏文歷史著作中一向負有盛名，過去以傳抄本流傳，始終未見刊刻。我們在1963年曾見到一個草體字（dbu-med）的抄本，據以仿寫曬藍，印了一百部，現在已很難找到了。曾利用民族文化宮藏薩迦本進行一次校勘。發現該本錯字較多，且多闕文。現在我們得到拉薩印經院藏本，正楷手書，字跡工整，頗見匠心，比上述兩種抄本都顯得正規得多，看來是原西藏上層社會中流行過的寫本。關于此書的著者，書中所涉及的史事以及本書的價值我們將在譯注本中闡述。這里把原文復制出來，供關心藏族文化的同志們閱讀、參考。我們知道：錫金的西藏文化學院（rnam-rgyal-grwa-tsha?）曾影印發售過一種“紅史抄本”；日本人佐藤長和稻葉正就二人根據它譯成日文出版；意大利人杜齊又把索南扎巴的《新紅史》（Deb-dmar-gsar-ma）譯成英文出版。看來國際西藏學界對這一類歷史著作是比較關心的。我們今天在以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為實現祖國四個現代化，為極大的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正在發奮圖強齊頭并進，這時，印出這一類藏文古代文獻，應該是有意義的事。           

 一九七八年五月 北京

《前言》中提及的草體字抄本（在1963年見到）和民族文化宮藏薩迦本，可能就是《初步意見》著錄的“我所保存傳抄本”和“民族文化宮傳抄本”。這兩個本子又分別對應于王堯在《藏文古代歷史文獻述略（五年級藏語班講座稿）》（民院語文系第一教研組1964年7月油印本，下文簡稱《述略》；修訂后刊于《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0年第2期[1980年4月]）中提到的一百零四頁的中科院民族所藏本和一百一十六頁的民族宮藏本（油印本，32頁），以及王堯在《南宋少帝趙顯[?]遺事考辨》（《西藏研究》1981年第1期[1981年12月]）里提到的1962年間據之曬藍（這個時間與藏語《紅史》油印本《前言》提到的1963年才見到抄本有矛盾）的一百零四頁的察絨氏藏本和一百一十六頁的民族宮藏薩迦抄本（75頁，尾注19）。至于根據草體字抄本印行一百部的仿寫曬藍本，應該就是《初步意見》說的根據民族所保存的傳抄本曬圖復制的本子。

進行“曬圖復制”的是誰，《初步意見》沒有明確交代，可能是民族所的人，也可能是民院的人。從《前言》稱“仿寫曬藍”者為“我們”，并提到“我們將在譯注本中闡述”來看，其作者應該就是曾經參與當年“仿寫曬藍”工作，并且當時正在進行《紅史》譯注之人。我覺得《前言》的作者極有可能就是當時倡導并帶領自己的學生陳慶英和周潤年翻譯《紅史》，但后來卻因事退出的王堯（《紅史》譯后記），而曬藍本正是由王堯等民院方面的人制作的。王堯在《南宋少帝趙顯[?]遺事考辨》中還提到“西藏經印院[印經院]藏夏札抄本56頁”，這部抄本不知是不是《前言》里說到的“現在我們得到”的“拉薩印經院藏本”。根據王堯《西藏訪書簡記》（《中國史研究動態》1979年第9期），他是在1978年9、10月間才在西藏見到“夏札氏家藏本”的，這個時間要晚于藏語《紅史》油印本《前言》的寫作時間（1978年5月）。曬藍本在撰寫《前言》的1978年5月就“已很難找到了”，我也沒有見過。孔網上架過兩冊西北民族學院語文系藏文教研組于1964年8月20日翻印的藏語本《西藏紅史》，不知道與曬藍本是什么關系。

法尊譯《白史》

《初步意見》列出根敦群佩（1903-1951）《白史》的兩個譯本，一為法尊法師（1902-1980）所譯，一為傅師仲（生卒年不詳）所翻。尊譯《白史》通行的刊本有西北民院研究所版（1981年10月[無出版時間，根據書前《說明》的撰寫時間而定]；作者名作根敦瓊培，附藏語原文），以及來自此版的中國藏學出版社版（2012年7月；作者名作根敦群培，附藏語原文）。據西北民院版前面的《說明》，該書是據王沂暖于1963年對法尊譯稿的抄本所做的校對稿（正文后面有“1963年6月25日校改園[圓]滿”的題記）鉛印的，作為“資料叢刊”之七內部發行。這個“資料叢刊”發行過很多種書，其中與藏語古典文獻有關的為第一種《西藏歷史年表》（段克興、胡東柱、朱解琳編，1980年10月），第二種《宗教流派鏡史（原書全名：善說一切宗教源流及教義晶鏡史）》（善慧法日著，劉立千譯，王沂暖校訂，1980年10月），第七種《白史》，第八種《阿底峽尊者傳》（段克興譯，1981年10月），第九種《印度佛教史》（多羅那他著，王沂暖節譯，張澧溪校閱，1981年10月），第十一種《西藏短詩集》（王沂暖編譯，1983年2月）等。其中《印度佛教史》翻印自王譯初版（商務印書館，1946年11月），孔網曾上拍過這一版的校樣（https://www.kongfz.cn/37672509；2023年5月5日讀取）。

據西北民院版，法尊譯稿后面原有“1954年4月23日翻譯園[圓]滿”的題記。在這一時間之后發表的《西藏前弘期佛教》（《現代佛學》1956年8月號，1956年8月10日）中，法尊也提到“最近根敦郡培（僧法增）所編的西藏政治史冊”，這個“西藏政治史冊”正是尊譯《白史》最早擬定的書題。《初步意見》列舉的1962年復制打印的《西藏政治史冊》，可以說是尊譯《白史》最早的印本。這個印本已經不太常見，很多研究《白史》作者的專著或文章都沒有提過它。2022年8月13日（星期六）凌晨1點48分，周運在逛潘家園的鬼市時曾見到一本，拍了五張圖（圖十三至圖十七）通過微信發過來問我有沒有用，賣家開價五十塊。平時習慣晚睡的我碰巧當時睡著了，未能及時回復，結果就沒有買成此書。從周運所拍首頁和尾頁的照片（可惜未能拍下尾頁的頁碼）來看，此書題為《西藏政治史冊》，編者為根敦卻培，譯者法尊，校對者金鐘（即陳金鐘），由西藏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于1962年1月印行，與《初步意見》提到的各種細節基本符合，可知其應該就是1962年在拉薩復制打印的本子。此外，周運見到的這個本子還是民族所的舊藏。

圖十三

圖十四

圖十五

圖十六

圖十七

尊譯原稿應該還在，因為在其弟子楊德能（1924-2002）、胡繼歐（1921-2001）夫婦合編的《法尊法師全集》（共十四冊，中國藏學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第五冊中，就收有根據楊、胡所藏尊譯手稿為底本，以西北民院研究所1963年6月25日校改本（應即西北民院版）為勘本所做的《西藏政治史冊》排印本（感謝友人陳志遠幫我聯系顏峻先生拍照并制作了電子版）。取周運所攝打字油印本照片與全集本對讀，就會發現二者高度一致。其實全集本應取打字油印本為勘本，而非西北民院版才是，因后者（包括藏學社版）已經過王沂暖改動，與全集本和打印本幾乎每句都有不同，衍文和缺文也時有發生。比如西北民院版和藏學社版首頁“正現珍珠具彩霞”一句之后似有缺文，而打印本和全集本在該句（但“彩霞”作“霞光”）之后正好有“繼承光明天胤裔”一句。另外，全集本應該將尊譯稿本影印出來才是，目前的排印本在校勘的價值上打了很大的折扣。

傅師仲譯《白史》

傅師仲譯《白史》，《初步意見》只著錄有稿本。民院曾將傅譯稿本打字油印，我藏有一部。油印本封面上方為藏語書名，直譯就是《初步意見》著錄的“有關大蕃政治制度之王統記白史”。下方為漢語書名“白史（漢譯稿）”（圖十八）。書前有一篇講述編印緣起的《說明》（圖十九）：

《白史》是藏族學者更敦曲沛的一部歷史遺著，寫于1946年。本書在編寫時，除利用新舊唐書的材料外，還利用了一些在敦煌遺書中發現的早期的古藏文歷史資料，對古代藏族社會歷史提出了一些看法，有其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在內容上卻反映出不少嚴重的問題，必須予以嚴肅的批判。

我們印這本書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給研究藏族史的同志們提供一些參考資料；另一方面是為給大家進一步深入分析和批判它提供一定的條件。因此希望看這本書的同志必須要注意以批判的態度來對待它。

付師仲同志多年來銳意研討藏族史，在工作之余翻譯了這部書，更可貴的是他不僅進行了嚴謹的翻譯，而且做了不少箋證注釋的工作，指出了一些作者在書中的錯誤。今征得付師仲同志的同意，將譯文刻印出來。僅供內部參考，請勿公開引用，也不要任意外傳。

謹向付師仲同志致以謝意。

圖十八

圖十九

《說明》后面還有關于編印體例的幾條說明，最后署“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文系藏語教研組 1964. 12”（圖二十），據此可以知道該本刻印的大體時間。由于《初步意見》沒有列出這個油印本，據此可以間接推測其寫成大約是在1964年12月前后。與尊譯使用文言不同，傅譯使用了語體文，還加入不少有價值的箋注。我個人以為，傅譯比尊譯更有價值。雖然后來有些科研機構和單位根據民院的油印本翻刻過傅譯，但是非常可惜傅譯至今未能正式出版。傅師仲的工作單位西藏公學，是西藏民族學院的前身，也就是今天的西藏民族大學，位于陜西省咸陽市內。

圖二十

劉立千譯《土觀宗派源流》

《土觀宗派源流》是第二輩土觀活佛洛桑·卻吉尼瑪（漢譯善慧法日，1737-1802）所撰有關印藏漢三地佛學史的名著，全書有劉立千的語體文譯注本（《土觀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后收入“劉立千藏學著譯文集”，民族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在《譯者前言》（1984年10月25日作于成都）中，劉立千細述過此書譯刊的經過：

本書譯文是我在1947年翻譯的。初稿草成，未來得及復閱，即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原稿未攜走，留在成都有關科教單位，曾為一些同志使用和參考，并曾多次刻印。我是1980年才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以及中央民族學院的刻印本和打印本，以后又見到蘭州西北民族學院的打印本和鉛印本，當時看后，感到原譯稿本為初稿，自然里面問題不少。如此一再流傳，深恐貽誤讀者，甚感忐忑不安，一直想著將原譯稿重作校譯整理，以遂初意。同年11月份，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聘我為研究員……遂報請院領導把整理此書列為研究的工作計劃……鑒于原稿是文言，改為語體，則更通俗些。遂從1981年春季開始，中間因病時作時輟，直到1982年9月，才完成了新譯稿的校改工作。

本書譯文原來是根據德格藏文版譯出的，此次校審時，又參照了中央民族學院的拉薩版藏文打印本。

《譯者前言》中提到的各種漢藏語本值得詳細說說。在這個語體譯注本正式出版之前，以文言原稿為基礎的文言譯本曾多次在內部印行。劉立千說最早的文言原稿存“成都有關科教單位”，該單位應該就是《初步意見》提到的西南民族學院。劉立千說的民族所的刻印本，指民族所于1961年12月復制的《善說諸宗源流及教義晶鏡史》（目錄四頁，正文兩百一十八頁；圖二十一，圖二十二），也就是《初步意見》中提到的“我所一九六一年復制油印本，二一八頁”。這個復制油印本的字是手工刻的，不是打字機打的，所以劉立千叫它“刻印本”。由于這個本子沒有標明譯者，故而《初步意見》才會在“劉立千譯”的后面打上問號。柳陞祺（1909-2003）在內部鉛印發行的參考資料《西藏喇嘛教與國外關系概述》（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室編印，1964年10月）中引用過這個本子，稱其為“民族研究所復制漢譯本”（29頁，尾注7）。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民院的打印本指民院民語系藏文教研室于1981年2月復印的《善說諸宗源流晶鏡史》上下兩冊（圖二十三，圖二十四）。上冊含目錄（藏漢對照）六頁，正文一百二十一頁（第1頁接在目錄第6頁之后）。下冊含目錄（藏漢對照）四頁，正文一百一十四頁（122-235頁）。這個本子的字是打字機打的，不是手工刻的，所以劉立千叫它“打印本”。

圖二十三

圖二十四

西北民院的打印本指該院喇嘛教研究小組于1978年油印的《宗教流派鏡史（原書全名：善說一切教派源流及教義晶鏡史》（說明一頁[寫于1978年8月]，正文二百七十二頁，沒有目錄；圖二十五，圖二十六）。全書的漢字固然都是打字機打的，但是夾雜其間的藏語和拉丁字卻是手工刻的，所以書前的《說明》非常準確地稱其為“刻打油印”。至于劉立千說的西北民院的鉛印本，就是上面提到的作為“資料叢刊之二”的《宗教流派鏡史》。

圖二十五

圖二十六

民院的拉薩版藏文打印本，分上下兩冊刊印于1981年2月，與民院的漢譯打印本同時。封面的藏語由上至下為書名（宗派善說晶鏡）、作者（土觀洛桑·卻吉尼瑪所集）、分冊（上冊、下冊）和復印單位（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藏文教研室復制印行）（圖二十七，圖二十八）。上冊含目錄（藏漢對照）六頁，說明（藏語，寫于1981年1月25日）四頁（含一空白頁），正文（藏語）兩百零六頁。下冊含目錄（藏漢對照）四頁，正文（藏語）兩百二十頁（207-426頁）。民院漢譯打印本的目錄，與拉薩版藏文打印本的目錄，字體和版式完全一樣。這個藏漢對照目錄中漢文部分的頁碼是漢譯打印本的頁碼，藏文部分的頁碼是拉薩版藏文打印本的頁碼。

圖二十七

圖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