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2019年8月，張某友、李某華夫妻二人以鎮政府在拆遷安置中未按規定給其孫女分配房屋為由，非法占用了二人居住的某安置房小區內的一套由小區業主委員會（以下簡稱“小區業委會”）管理的物業用房。小區業委會與二人協調無果后起訴至某市基層人民法院，法院一審判決二人返還房屋。張某友、李某華不服判決，向某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后被駁回。二審判決生效后，張某友、李某華仍不履行判決確定的在限定時間內搬離涉案房屋的義務，小區業委會遂向某市基層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某市基層人民法院受理立案后，于2021年2月至4月向張某友、李某華二人送達執行通知書、強制遷出公告、涉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犯罪預告書，但二人仍拒不遷出涉案房屋。后法院以張某友、李某華二人涉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公安機關以張某友、李某華二人涉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二、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二被告人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判決的事實不存在認識分歧，爭議焦點主要是二被執行人拒不遷出涉案房屋的行為是否達到了拒不執行判決“情節嚴重”的程度，是否構成刑法第313條規定的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檢察機關在審查案件過程中主要形成兩種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執行法院僅向張某友、李某華二人送達了執行通知書、強制遷出公告、涉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犯罪預告書等執行文書，未對二人不配合執行的行為采取必要的強制執行措施，二人拒絕按照判決要求及時遷出涉案房屋的行為，雖然在一定程度影響了法院生效判決的執行，但二人并未采取過激行為阻礙執行活動，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并不嚴重，尚不足以評價為犯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張某友、李某華二人在執行法院向二人送達執行通知書、強制遷出公告、涉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犯罪預告書后，仍拒不遷出涉案房屋，致使人民法院生效的判決遲遲無法得到執行，已經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所侵犯的法益司法秩序和司法權威造成了嚴重破壞，其行為達到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情節嚴重”的程度，應當認定為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

三、評析意見

對于本案的上述爭議問題，從刑法理論、司法程序和司法理念三個方面具體分析，筆者同意上述第一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涉案行為不屬于“其他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情形”

我國刑法第313條規定，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的解釋》明確了五種屬于“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情形，其中，前四種情形是被執行人采取損毀財產或者不當轉讓財產等手段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情形，第五種情形是兜底條款“其他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情形”。2015年，最高法出臺《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于2020年修正，以下簡稱《2020年司法解釋》），將上述立法解釋規定的兜底條款進一步細化為八種情形，其中，第三種情形“拒不交付法律文書指定交付的財物、票證或者拒不遷出房屋、退出土地，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中就包含拒不遷出房屋情節嚴重的情形。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只要行為人有拒不遷出涉案房屋的行為，就可以直接認定屬于拒不執行情節嚴重。

通常認為，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客體是復雜客體，侵犯了國家審判活動秩序和權利人的合法權益。被執行人拒不執行的行為是否屬于情節嚴重，關鍵要看其行為是否對犯罪客體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結果。判斷被執行人的行為是否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犯罪，不僅要審查涉嫌犯罪行為的形式違法性，還要評估行為的實質危害性。也就是說，不僅要考慮行為是否符合刑法分則規定的具體犯罪構成要件，即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行為是否屬于前述立法解釋或者司法解釋明確的“其他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情形”，同時還應當考慮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行為是否嚴重侵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秩序和權利人的合法權益。

根據刑法解釋的一般原理，對刑法條文兜底條款的理解適用應當堅持“同質性解釋規則”，即以兜底條款入罪的行為應當與同條文下其他明確的犯罪行為具有相當的社會危害性。根據《2020年司法解釋》的規定，與拒不遷出房屋情節嚴重情形屬于同條文中的其他情形有“對執行人員進行侮辱、圍攻、扣押、毆打，致使執行工作無法進行的”“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致使權利人遭受重大損失的”等。仔細分析這些情形不難發現，相關行為的性質均非常惡劣。要么是侮辱、圍攻、扣押執行人員等嚴重干擾執行的積極作為，嚴重侵犯了國家審判活動秩序，要么是造成了權利人重大損失的實害后果，嚴重侵害了權利人的合法權益。而在本案中，二被執行人占用房屋的行為有其歷史原因，系因對政府拆遷方案不滿意引發的不當維權行為，雖然該拒不執行判決的行為侵害了權利人小區業主委員會的合法權益，對法院的審判活動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并未對權利人的權益產生不可挽回的嚴重實害后果。將本案的情形與其他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情形橫向對比不難發現，本案中二被執行人的行為性質尚未達到同等惡劣的程度，不宜認定為拒不執行情節嚴重。

（二）執行法院啟動刑事追究程序之前未采取必要的強制執行措施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對于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根據民事執行程序的相關規定，終結本次執行程序應當同時符合“被執行人或者其他人妨害執行的，已依法采取罰款、拘留等強制措施，構成犯罪的，已依法啟動刑事責任追究程序”等基本條件。綜合以上規定，執行法院辦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件應當結合案件情況采取相應的強制執行措施。在涉及房屋搬遷的案件中，對拒不騰退房屋的行為人，人民法院應當先行采取例如罰款、拘留等必要的強制執行措施，只有在這些強制措施均告無效后才宜考慮是否啟動刑事追究程序。結合前述《2020年司法解釋》中“經采取罰款或者拘留等強制措施后仍拒不執行的”屬于“其他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情形”的規定不難看出，“經采取罰款或者拘留等強制措施”可以視為認定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前置條件。

因此，在辦理涉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犯罪的案件中，要牢固樹立程序位次意識。通常要優先適用強制措施推動執行活動順利開展，堅持不輕易動用刑法的底線思維?！叭粜袨槿酥皇呛唵蔚叵麡O不執行判決、裁定，同時法院沒積極開展強制執行工作，不宜對行為人作犯罪處理。”只有在基本窮盡了合理必要的強制措施后，行為人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才宜啟動刑事追究程序。

（三）將人民至上理念貫穿于司法辦案之中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涉及群眾的問題，要準確把握社會心態和群眾情緒，充分考慮執法對象的切身感受，規范執法言行，推行人性化執法、柔性執法、陽光執法，不要搞粗暴執法、‘委托暴力’那一套?！睓z察機關要將人民至上理念貫穿于司法辦案之中，以司法的謙抑釋放最大的善意。對于諸如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等輕罪案件，要注意防止“構罪即訴”，避免對不服從行政管理的人民群眾輕易科以刑責。檢察官在辦理案件中要慎用手中的起訴權。給一個犯罪嫌疑人貼上“罪犯”的標簽并不難，但是這樣會帶來一系列不利后果。不僅罪犯本身會面臨刑罰執行完畢后難以回歸社會的問題，還可能給其家人帶來社會負面評價、子女職業發展受限等不利影響。檢察官要堅持“如我在訴”的職業理念，盡最大努力讓當事人感受到公平正義和司法的溫度。在司法實踐中，一些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行為背后都有案件之外的故事。比如本案的起因便是被執行人對拆遷安置不滿引發的占用安置房小區物業用房。司法人員如果能夠順利解開當事人心結，很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時，檢察機關要能動履職，主動加強與公安機關、法院等有關單位的溝通協作，共同在法律的框架內找到解決各類矛盾糾紛的最優解。簡單機械地將涉嫌犯罪的案件一律移送司法機關尋求刑罰處罰，不僅不符合人民至上的司法理念，還可能激化當事人雙方以及當事人與司法機關之間的矛盾，甚至產生惡劣的社會影響。在司法實踐中，不同的執法、司法機關對具體涉嫌犯罪行為的認識難免存在一定差異。對此，檢察官要善于從法理和情理、內部和外部等不同視角，與其他機關單位做好溝通銜接，確保司法辦案兼顧天理、國法、人情，實現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機統一。

綜上，對于被執行人因拒不遷出涉案房屋而涉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案件，檢察機關要對涉案行為的危害性進行實質審查，對案件相關執行程序的規范性進行全面梳理堅持人民至上理念，對于不存在暴力反抗或故意設置障礙等惡劣行為嚴重影響法院審判活動的，不存在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情形，不宜認定為拒不遷出房屋情節嚴重；對于執行法院未采取罰款、司法拘留等必要的強制措施而直接啟動刑事追究程序的，檢察機關要積極與執行法院、公安機關等有關單位加強溝通會商，建議有關單位在采取必要的強制措施后再根據強制措施適用效果決定案件走向。對于被執行人在被采取強制措施后配合完成執行活動的，可以建議公安機關依法作出撤案處理。反之，對于被執行人暴力反抗或設置障礙嚴重影響執行活動，且在采取強制措施后仍拒不配合執行活動的，則宜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依法提起公訴。本案中，檢察機關針對案件的定性問題、執行程序和實質性化解矛盾策略，主動與公安機關、執行法院交換意見。檢察機關建議執行法院先對張某友、李某華采取罰款、司法拘留等強制措施，再根據強制措施的適用效果決定案件走向。考慮到李某華身患嚴重疾病，執行法院出于人性關懷僅對張某友采取了司法拘留措施，之后李某華和家人主動從涉案房屋中搬離并將房屋鑰匙返回給小區業委會，公安機關遂以案件事實發生重大變化為由向檢察機關申請撤回案件，檢察機關予以同意并監督公安機關撤銷了案件。

（四川大學法學院王川平 劉帥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