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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偉︱小報里面有“富礦”
在諸多專業史中,新聞史屬于冷清的一類,從來沒有大紅大紫過;而在新聞史中,小報又長期被忽視,早期的一些新聞史甚至沒有小報的任何敘述和評價。近年來,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有所改善,有關小報的碩、博士論文及相關專著也時有出現。這是一件雖然姍姍來遲,但卻值得大加肯定的事情。

上海是中國“小報”的發源地,自1897年6月第一張小報《游戲報》創刊,到1952年11月《亦報》的停辦,前后存續達五十余年。小報一問世,就秉承“記大報所不記,言大報所不言”的宗旨,盡可能遠離政治,將視角下移,大量刊登社會新聞,專述市井小事,從衣食住行到吃喝玩樂,將市民百姓的開門七件事一網打盡。小報“自由”、“消閑”的特性,反而讓它的銷售量遠高于一般“板起面孔做文章”的大報,在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時,在利潤的驅動下,也造成小報從業者良莠不齊,辦報格調高低不均的狀態。小報的老板和主筆,既有洋場名士、文學作家、編輯記者,也有喜歡舞文弄墨的醫生、律師、商人等等。有些小報,注重社會責任,潔身自好,作風正派;而有些則專挖名人隱私,打壓同行,宣揚低俗,以拍馬舔痔為能事。小報的庸俗浮夸,低級趣味,也成為在歷史上屢被查禁的一個原因。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立報》《辛報》的崛起,給小報界吹入了一股新風,其對時事政治的重視和副刊新文藝化的革新,與以往小報相比均有所變化,給人以格局更新的感覺。尤其是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變以后,以《救亡日報》為代表的一批小報,秉承辦報與救亡圖存相結合的方針,給民眾傳遞了堅持抗戰,絕不當亡國奴的信心,書寫了小報界光輝的一頁。

抗戰勝利后,上海社會局頒布公告:凡淪陷時期的各類報刊一律停刊,同時令滬上欲辦刊的報社重作出版登記。1945年11月17日,一種逢周六出版的小型周刊在上海報攤悄然出現,其十二開本的新穎版式,立刻引起一貫喜新厭舊的上海人的關注,而雅俗共賞的版面風格,和傳統小報既有幾分相像,卻又和以往小報的格調有所不同,成為閱報者的“搶手貨”。 主辦這份名叫《海風》周刊的,正是海派小報的代表人物唐大郎和龔之方。《海風》的一炮打響,讓仿效者蜂擁而起。有的已經發行的期刊,立即改版,仿其方形外觀;有的連刊名也一并仿制,如《海濤》《海晶》《海星》《海光》《海聲》等等。人們很快將這一類形制的期刊稱為“方型周刊”,又因其在上海發源并主要在滬出版,故又稱“海派方型周刊”。它們可謂是當時上海的另類小報。
《海風》的特色,受到過夏衍等人的影響。夏衍當時在《世界晨報》上開辟“蚯蚓眼”欄目,所發文章都針砭時弊,且短小精悍,妙語警句傳誦一時。唐大郎“天天讀‘蚯蚓眼’,擊節稱賞了幾個月”,表示“這些文章,都是加重小型報本身分量,及提高小型報水準最好的材料,好在它是短小,所以合符小型報的風格”。《海風》走的正是“蚯蚓眼”式的道路,它標榜的“說真話,敢批評,針對社會現狀,為老百姓作喉舌”的辦刊特色,受到老百姓熱捧,讀者群迅速擴大到大江南北。但隨著《海風》的暢銷,跟風而起的“方型周刊”魚龍混雜,很多甚至以色情庸俗作賣點,故很快遭到當局“一窩端”的查禁。這種“一掃帚打殺十八只蟑螂”的野蠻做法讓《海風》無端受累,唐大郎悲憤控訴:“我是方型周報的發行人之一,因為沒有造過謠,也沒有用色情來戕害過讀者,向來無愧于心。……遺憾是力爭上游的結果,遭受到一網打盡的取締,早知如此,我們也會色情,也會造謠,在當時樂得昧一昧良心,多銷幾本,縱然發不了財,至少不至于賠出肉里錢來。”
其實,《海風》遭禁的真正原因還是它刊發的那些抨擊時局的文字,唐大郎的真情流露正代表了小報界當時的艱難處境。1949年后,唐大郎、龔之方、馮亦代等人在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夏衍的支持下,創辦《亦報》和《大報》,吸收了小報界的很多人加入,也延續了傳統小報的最后一線文脈。1952年11月,《亦報》停刊(在此之前,《大報》已與《亦報》合并),隨后由《新民報》晚刊改刊的《新民晚報》,開啟了上海小報的新陣營。

上海是中國新聞界的重鎮,尤其在晚清民國時期,幾乎撐起了新聞界的半壁江山,而這半壁“江山”,其實是由大報和小報共同打造而成的,大報的廟堂氣象、黨派博弈與小報的江湖地氣、民間紛爭,兩者合一才組成了完整的社會面貌,要洞察社會的大局,缺大報不可,欲了解民間的心聲,少小報也不成。大報的“滔滔江水”和小報的“涓涓細流”, 匯合起來才是完整的、有著豐富細節的“江天一景”。可以說,少了這一泓“涓涓流淌的鮮活泉水”,我們的新聞史就是殘缺不全的。一些重視小報、認真查閱的研究者,已經先行一步嘗到甜頭,寫出了不少充滿新意、富有特色的學術論文。小報里面有“富礦”,這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的共識。以往大家對小報重視不夠,這不僅反映在思想觀念上,各大文博機構甚至連一份比較完整的小報目錄都拿不出來,基礎不穩,建造的大廈難免傾斜,這直接導致了學術研究的缺陷。現在正是補課的時候。

現在,畢業于上海大學的郭驥、黃薇兩位年輕研究人員,以上海大學博物館的這部分館藏為基礎,編選了這本《近代上海小報圖錄》,選錄近現代上海地區出版的小報達八十種,每種皆附有實物圖影,輔以詳實的解讀文字,一冊在手,猶如擁有了一本上海小報的簡明辭典,對了解上海小報的發展歷史和其在新聞史上的地位影響,以及隨著社會發展而導致的業態變遷,均能有所裨益,可以說是對目前新聞史寫作的一個很好補充。
(本文為《近代上海小報圖錄》序言,此書由劉紹學、郭驥、黃薇等編著,上海大學出版社2018年9月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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