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就業越來越“流行”了。

在網絡上，慢就業被認為是畢業后不馬上升學或就業，而是參加考學、游歷、參加志愿活動等，以增加閱歷，增長見識。

首先，慢就業與失業不同。統計調查報告中的失業，除了“沒有就業”（即一周工作一個小時以下），還需滿足“積極尋找工作”且能立即工作（到崗）的條件。而著眼于“慢”的就業，往往不是積極、立即的。與中學/大學畢業即就業的模式不同，慢就業者在畢業后并未立即走入職場，而是放緩、延遲就業，一般延遲數月甚至兩、三年時間。

與使人焦慮的被動失業不同，“主動選擇”慢就業顯然容易被接受多了，甚至還被賦予了浪漫色彩，比擬歐美青年在升學或者畢業之后、工作之前的“間隔年”。

其次，青年慢就業總與青年失業相聯系，共同指向具有挑戰的就業處境。

2018年，當慢就業這個詞在網絡逐步傳播的時候，16-24歲城鎮青年全年平均失業率為10.8%。2022年，上述城鎮青年失業率達17.6%。 2023年上半年（按歷年規律均低于下半年），城鎮青年失業率達19.6%。

智聯招聘5月時發布《2023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選擇慢就業人數占比從2022年的15.9%提升到18.9%。結合前述城鎮青年失業率數據，可以理解為，當下畢業生中處于沒工作狀態的，即包括求職不得而失業和“主動”放慢/不求職者，合計占比近4成。

真實的“慢就業”是什么樣的？

澎湃研究所研究員調研到一例慢就業者，具一定典型性。

2019年二本畢業的劉宇（化名）的慢就業不算太“慢”，他在家里蹲了半年后開始找工作，并在2年半內，斷斷續續工作了1年多，最終找到老家張家界市的一個國企崗位。

沒工作的時候，他主要在家休息和考研考公。父母在同住之外每個月給他3000元作為零用（后來降為1000元）。他覺得這些很自然，很多同學都是如此。劉宇表示，蹲家里是因為“進入社會以后工作壓力很大，如果考研考上，就可以在學校多呆3年，多玩一會”。

最終只復習過半年的劉宇沒有考上研究生，次年4月的公務員考試也落選了。此后，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月薪1800元，當地的小公司做室內設計，沒有正式勞動合同，一周上6天班，一天工作近10個小時。劉宇還在前兩年做了幾個月的網課教師。

慢就業的劉宇找到了房地產、教培的“靈活就業”工作，運氣不算差。當下，就業市場很難有充分的優質工作崗位供大學生進行“職業選擇”，體面工作崗位競爭激烈。

2021年底，受母親關系的眷顧，劉宇參加了一化工國企的考試，被錄用。劉宇有了一份體制內的穩定工作，有正式合同、繳納社保、每月3500元、周末雙休、提供宿舍……這些待遇均優于此前。雖然只是一個加油站服務員的崗位，但讓劉宇一家有種等待已久、如釋重負的感覺。

他對能找到這樣一份工作十分滿足，但不確定自己是否喜歡這份工作——這個問題對他來說很奢侈，還總容易觸發迷茫——一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考公、考編、考研，是爸媽想讓我考，隨便考上一個都行”。看上去有閑散時間，劉宇卻少有機會和意識主動思考和選擇以后的職業方向。

聽起來充滿閑適、松弛之意的慢就業，其實也充滿了迷茫、緊張、不確定性。

對于更多慢就業青年，備考、打零工賺錢并不清閑。尋找適合自己的專業方向、開拓視野，其實是比較奢侈的，對個人心理強大程度要求很高。面對未知的就業前景，人們難免焦慮、緊張。

在此意義上，應謹防對“慢就業”的美化或宣傳。需進一步厘清慢就業的多種情況，是有條件的青年自我探索之路？還是一些青年無奈、“不得不”而為之？又或者是青年迷茫的折射？促進青年就業的公共政策，也要因地制宜、“對癥”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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