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大同里是上海市靜安區的一條里弄，建成至今已有九十余年歷史。大同里的住戶中，有幾家在上海乃至中國近現代史上都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大同里舊事》的作者邵光遠經過對王季堃家族、童潤夫家族、岑培遠家庭、周銘謙家族、袁永定家族、顧廷芳家族、周其音家族和陳子幀家族后人的采訪，筑成了大同里的一段風云往事，也體現出海派文化下市民生活的別樣風采。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經上海文化出版社授權，刊發大同里原住民的系列口述文章，邀讀者一同品味上海老弄堂舊事。

不管從外型還是內部格局來講，大同里6號和4號幾乎一模一樣。據居住在此的老居民說，當年某位大官在大同里建造了4號、6號兩棟一模一樣的房子，是為了留給兩個兒子的。

但是抗戰勝利之后，大同里6號就作為敵產被國民政府充公，然后有好幾家人家搬入居住。1949年以后，大同里6號同樣由很多家人一起合住，最多時有九戶人家同時合住。盡管沒有確實的史料證據可供參考，但是大同里6號原本是溫宗堯家族的可能性很大。

1950年搬入大同里6號，至今仍居住在此的岑培遠先生成了我們此次采訪的對象。

采訪時間：2014年5月31日

受訪者：岑培遠

采訪者：邵光遠

采訪者：岑先生，請問你們家是何時入住大同里的？你在大同里住了那么多年，有什么往事是你一直銘記在心里的？

岑培遠：我們家是1950年初入住大同里6號底樓前廳的，當時我只有1歲多一點。抗戰勝利后，我父親進入國民政府中央信托局，這家公司是專門對敵偽財產進行清理的。他的字寫得很好。解放后，單位撤銷了，懂外語的人進入外貿局，不懂外語的進入房地局，所以我父親就被分到了房地局工作。大同里6號底層就是由房地局分配給我父親的。我記得當時我們家剛搬來時，房間里有一套紅木家具，我父親就和單位說，希望由單位來取走，過了好幾年才來搬走的。

采訪者：聽說4號和6號是由原先汪偽政府的一位高官為他兩個兒子建造的[注：根據從上海檔案館獲取的資料：1946、1947年間及以前，西摩路（現陜西北路）535弄4號是溫宗堯的長子溫永則、長媳黃珮琚夫婦居住。6號也許是溫宗堯的其他親戚或另外的兒子居住，上海檔案館沒有找到確切記錄。]，所以這兩棟房屋的外型和內部結構都是一樣的，據說這家的后人曾經在十多年前回到過大同里。

岑培遠：十多年前有一位姓溫的中年男子到6號來，正好碰到我。他對我說：他是6號原主人的后人，4號里住的也是他的一個親戚。他的祖輩是給汪精衛辦事的，他的父輩是為蔣經國先生辦事的。大同里4號在民國時就被親戚轉賣了，6號作為敵產被國民政府沒收了。所以我們6號整棟三層樓的樓里居住著九戶人家。

采訪者：岑先生，請問你們小時候是如何接受教育的？

岑培遠：我小時候父母工作很忙，不太會把過多的時間放在我們身上，但父母對我們的要求還是比較嚴格的，要求我們勤奮刻苦地學習。我因為是男孩子，所以在小學一開始讀書時比較調皮，不過我們老師經常會跟我提起我姐姐的讀書情況，以此來教育我，希望我以姐姐為榜樣認真學習。后來我在小學四五年級時開始努力學習。中考時，我考取了五四中學，后來是五四中學66屆初中畢業的。我姐姐是七一中學65屆高中畢業，考取了同濟大學地下建筑系。我覺得我們弄堂里整個文化氛圍還是不錯的。29號陳家祥是五四中學65屆高中畢業，并且是學校里面的佼佼者。8號周健臨是五四中學66屆高中生，周惠臨是五四中學68屆高中生。整條弄堂里，和我們差不多年級的學生都能進入重點中學，這在當時也是比較不容易的。

采訪者：有沒有關于你小時候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鄰里之間又有什么小故事？

岑培遠：我小時候和隔壁8號的周惠臨、周健臨一起玩捉迷藏。他們家的院子很大，種了一棵很大的桑樹，我們就經常爬到桑樹上面采桑葚。我們三樓有一對姓王的兄弟，其中哥哥是一位大學畢業生，但因為離異，所以一個人生活。當時正好要裝管道煤氣，每戶要收一百多元的初裝費，這個費用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開銷，所以他不太愿意裝，難得有時會下樓來和我們鄰居商量借用煤氣燒菜。我還記得他自己在家里用電熨斗攤餅（當時家用電器種類也很少）。

逢年過節時，由于公用灶間很小，不能容納七戶人家同時使用，所以二樓的蔣阿姨就會非常熱心地幫大家燒菜，過年時總是忙到深夜。大家還借石磨輪流使用。鄰里之間關系非常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