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驚悉蒙培元先生逝世，當我尚沉浸在悲痛之中時，潘富恩先生與世長辭的噩耗又傳來，這使我在驚愕之余，又陷入更為深沉的哀痛。忍看前輩先后辭世，不覺悲從中來。盡管多年未見，但兩位先生的音容笑貌，卻歷歷在目。蒙先生的峻嚴，潘先生的和順，雖個性不同，但都令我難以忘懷。

蒙培元先生

我初識蒙培元先生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983年夏天。那一年我與馮契先生到長春參加學術會議，歸途中特意到北京尋師訪學。蒙培元先生是馮友蘭先生的高足，到北京自然不能錯過見面機會。當時好像在社科院（建國門大街）的辦公室拜訪先生，該處空間狹小，蒙先生則正襟危坐，不茍言笑。具體對談的內容已淡忘，只依稀記得談及蒙先生在馮友蘭先生指導下學習的情形，以及蒙先生對馮友蘭先生哲學的看法。此次見面，蒙先生留給我的是嚴肅的形象，這種印象一直沒有改變。

此后，由于生性不善交往，雖然在一些學術會議上有機會相遇，但一直沒有當面請教。不過，盡管未直接接觸，然而對蒙先生的學術工作，卻甚為關注。在讀博士期間，蒙培元先生的《理學的演變》一書對我了解理學發展大勢，提供了很好的參照。在這一著作中，蒙培元先生從朱熹講起，考察了朱子后學、朱陸之爭，追溯了元、明整個理學的變遷過程，一直到清代王夫之、戴震，條分縷析、梳理十分清晰。這部書的特點之一，是非常注重對相關史料的考察和分析，材料很詳實，都是以第一手的資料為依據，梳理細密。后來他又寫了厚厚的《理學的范疇》等，對理學作了更系統的考察。蒙培元先生對理學所作的研究，都非空疏無據，而是基于實證的研究。他以理學的代表性人物為對象，對理學的演化過程的梳理非常細致、清晰，提供了很好的學術范例。

1996年，我關于王陽明哲學的第二部著作（《心學之思》）完成，在出版之前，三聯書店特別邀請蒙培元先生評審該書，并將評閱意見印于書后。在評閱意見中，蒙培元先生寫道：“這是我所看到的有關王陽明研究的一部佳作。作者從一個新的視野出發，對陽明心學展開多維度的闡釋，思路開闊，創見頗多，具有開拓性。尤其從‘存在’的維度上，闡明陽明心學的個體性特征，進而提出‘存在意義’的轉換問題，明確肯定陽明心學將情感、意志視為主體應有的規定，這都是同類著作中少見的。又如從陽明學關于‘心體’‘本體’與‘工夫’等方面所表現的二重性引出其演變分化的歷史敘述，得出陽明形而上學的消解過程完成于黃宗羲的結論，亦有前人所未言者。此書的出版必將推進陽明學研究的深入發展。”這里自然包含了很多對后學的鼓勵，同時，它也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以文會友”。對此，我至今記憶很深。

作為中國哲學界的重要代表，蒙先生不滿足于哲學歷史的考察，而是自覺地進行哲學理論的探索，這也許是受馮友蘭先生的影響：照著講與接著講的結合，構成了馮友蘭先生治哲學的重要特點，在這方面，在蒙培元先生那里可以看到馮門的傳統。在前一時期“照著說”的基礎之上，蒙培元先生十分自覺地從事于“接著說”的哲學思考工作，后者構成了他在哲學研究上十分重要的方面，其中的突出之點在于他對“情感”的關注以及對“情感”內涵的深入梳理。蒙培元先生固然以哲學史史料的考察為起點，但并未僅僅限定于對材料的梳理，而是從哲學史的梳理出發，又進一步提煉出在哲學上具有普遍意義的觀念。蒙先生對人的理解也體現了獨特的視域。關于何為人的問題，從古希臘、先秦以來，出現了各種說法，諸如人是理性的動物，人是運用符號的動物，等等。蒙培元先生特別提出：人是情感的存在，并強調，作為人的存在的一個根本性的規定，“情感”首先表現為“真情實感”。何為“真情實感”？蒙培元先生作了以下闡釋：“‘真情’之所以為‘真’， 因為它是‘實感’之情；‘實感’之所以為‘實’因為它是‘真情’之感。 二者結合起來 就是儒家所說的情感， 也只有二者結合起來， 才是一個真實的生命存在、 一個真實的人。”對人的以上界定也許可以進一步討論，但值得注意的是，蒙培元先生對人的理解特別側重于 “真”和“誠”的內涵，這種看法與抽象的解說不同：“真情實感”肯定的是人的存在的真實性、具體性。

在注重情感的同時，蒙培元先生并不單純地就情感而講情感，而是注重情感與理性的溝通，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與聯系。按他的理解，情與理之間的關聯體現于多重維度，對此，他也作了多方面的分析，并通過分析儒家的德性闡釋了以上看法。在他看來，儒家的德性是“ 具體理性”或生命理性而不是抽象理性或形式理性。 這就決定了它不僅不與情感相分離，而且以情感（特別是道德情）為其心理基礎和實質內容。認為理性之中包含情感，這是十分獨特的見解。按蒙培元先生之見，情感和理性之能夠彼此溝通，其根據在于理性之中本身就包含情感，同樣，情感之中也有理性的成分。如果回到現實形態，便可以注意到，作為意識的不同方面，情感和理性都是人的意識的相關規定。就其現實性而言，人的意識并不純粹由理性形式構成，而是同時隱含著情意等非理性的規定。事實上，人的情感之中同時便滲入了理性的規定，理性的活動也包含情感的作用。也就是說，理性之中滲入了情感，情感之中也內含著理性，正由于兩者之間存在如上的內在關聯，因而理性與情感盡管可以用分析的方式考察，但在現實形態上能夠以相互溝通的方式呈現。

蒙培元先生在中國哲學上的研究體現了“照著說”和“接著說”的統一，“照著說”側重于實證性，主要基于詳實的真實材料進行歷史的回溯和分梳；“接著說”則體現于對人的具體理解，包括對情感、理性等范疇及其相互關聯的肯定。這一史與思相統一的研究方式既延續了馮友蘭先生的研究進路，又體現了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重要特點。

潘富恩先生

相對于蒙培元先生在人格和學術上的儼然、肅然，潘富恩先生更多地給人以如沐春風之感。我與潘富恩先生接觸，是從1984年下半年開始的。那一年，我碩士研究生畢業，潘富恩先生與嚴北溟先生作為答辯委員會成員，都特意到華東師范大學參加論文答辯。答辯的具體情形已經不太記得，印象中，幾位答辯參與的先生，包括潘富恩先生，好像沒有提出什么問題，以致回答時，幾乎無具體的回應內容。這從一個方面表現了潘富恩先生等對后學的寬容。

第二次與潘富恩先生見面，是1988年1月的博士答辯會上。這或許是有趣的經歷：兩次見面都與研究生答辯相關。相對于碩士研究生的答辯，博士答辯會自然氣氛不同，但先生們，包括潘富恩先生提出了什么問題、我如何作答，已比較模糊。總體上，感到潘富恩先生等都比較“客氣”，沒有提出難堪或尖銳的問題，我的回應也比較輕松。

1991年初，我被校學術委員會確定由講師破格晉升為正教授，按“程序”，需補充校外同行的學術評議。學校委托童世駿兄前去邀請潘富恩先生作評議。世駿兄為此專程前往潘先生住所請他撰寫評審意見，據他后來描述，潘先生當時稍一思忖，便立揮而就。這固然基于對我以往學術工作的了解，但也體現了潘先生敏捷的才思，而他提攜后進的雅意，則使我至今銘感。后來凡遇項目結題等事宜，也常煩請潘先生評審，每次他都欣然而應。

此后與潘富恩先生的交往，幾乎都是與研究生工作，包括研究生論文的審閱和答辯相關。1992年前后，潘先生指導的博士生完成論文，他特意委托人將他們的論文寄給我，讓我作為評閱人之一加以評審。這可能是我第一次參加博士生論文的評閱，這也充分表現了潘先生對后學的信任。從答辯人到評閱者，這無疑是重要的學術角色轉換，而這種轉換又是在潘先生的關懷下實現的，對此，我至今心存感激。當時馮契先生尚健在，并還親赴復旦參加答辯，因此我只是評閱論文，而沒有參加答辯。1995年以后，潘先生不僅讓我參加評閱，而且除了我出國不在上海，他每次都邀請我參加或主持其博士生的論文答辯，而華東師范大學的博士生（包括我指導的學生）畢業答辯，也每年都請潘先生參加并主持。由此，我們之間的彼此了解也更為深切了。我與潘先生幾乎無話不談，學術問題，人物評品，學生評點，內容包括各個方面，我們也成為忘年之交。

潘富恩先生在中國哲學史領域，特別是宋明理學方面，有很深造詣。他為人謙遜，淳厚內向，看似樸實無華，但學術眼光卻十分犀利，在每次答辯會上，所作評論和所提問題都深沉中肯，發人思考。同時，對學界的一些現象，也有比較敏銳的觀察。記得一次參加上海的一個學術會議，潘先生應邀發言，對當時學界的一些負面現象作了尖銳批評，一時語驚四座。這也體現了潘富恩先生為人的另一面：秀外慧中、對相關問題洞若觀火。

進入21世紀后，我與潘富恩先生的學術交往依然延續，每年去復旦參加或主持潘先生學生的答辯、請潘先生到華東師大主持我們學生的答辯，成為年度的常態。然而，隨著潘先生的退休，這種往來也逐漸變化，不知何時開始，最終趨于終止。現在想來，真是令人惋惜。由于不善交往，此后與潘富恩先生也聯系較少，記得最后一次見面，是前往復旦參加潘先生八十壽慶，當時潘先生紅光滿面，精神很好。因為人較多，只能作短暫交談，雖然如此，我也甚感欣慰。不曾料想，這次見面，竟成為永訣！

隨著蒙培元先生、潘富恩先生的先后離去，中國哲學界少了二位個性各異的學人，我也分別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前輩和可作推心之論的長者。每念及此，不覺唏噓長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