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服之話

1900年代以后，即清末民初，中國人的服飾狀況究竟如何呢？首先來簡單介紹一下。

所謂“中國服”，是從清朝末年到民國，日本對中國人（無論男女老少）服飾的一種總稱。清朝，男性的服飾主要分為朝服、官服、常服、便服等四種。當時，不管是統治階層還是被統治階層，中國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穿著是長袍和馬褂。

隨著衰敗的清王朝最終走向滅亡，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發生了一場巨大的政治變動，而社會也進入了一段混亂的時期，生活中人們的服飾也出現了各種混亂。目前，有關中國服飾史方面的研究認為，進入中華民國以后，除了傳統的長袍馬褂，還有中山裝、西服，這三種是近代中國男性的主要服飾。其中，除了與政治相關的人士愛穿中山裝，與銀行金融、外資企業等相關的人士愛穿西服以外，中國絕大部分普通男性依舊習慣穿中式的長袍馬褂。清朝及民國的男性中，一般像勞動者、道士、和尚等特定人群是不需要穿長袍馬褂的。

特別是在當時無比崇尚西洋文化的社會風潮中，一部分身穿長袍馬褂的中國知識分子特意標榜自己與西方文明絕緣，并一再強調中國文化的優越性，十分引人注目，而長袍馬褂也成為他們特立獨行的標志。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能成為日本人關注焦點的究竟是怎樣一種中國服呢？接下來筆者將詳細考察一番。

在第三章中已經詳細論述過，有一些日本人曾關注并在日本介紹中國人的服飾文化。在中國人豐富多彩的服飾文化之中，一部分日本人對中國服表現出較大的興趣，還有人專門研究中國服。代表則有：引領了當時“中國趣味”風潮的著名“中國通”井上紅梅就曾寫過《中國服之話》；另外，一本名為《有關中國服》（朱北樵撰）的著作也曾在日本出版。接下來，就以這兩份資料為依據，來看看當時日本人所介紹的中國服究竟為何物。

首先，來看一下井上紅梅介紹的中國服。在1921年出版的《中國風俗》（下卷）中收錄了一篇題為《中國服之話》的文章。文章的前面插入了好幾幅中國服的圖片。這些圖片一目了然，結合圖片下面的詳細說明，大致可以了解當時中國男性服飾的基本情況。比如，圖1中右側像連衣裙的衣服就是長袍；左上方的外套則是馬褂，穿在長袍外面；左下方的稱為褲，像長褲一樣，是穿在長袍下的下半身貼身衣物。當然，關于馬褂，井上也介紹過其他的類型。不過，一般來講，當時中國男性的常服大致如圖1所示，日本人親自體驗的中國服大多是這樣的款式。

圖1 中國服圖解

接下來，再來介紹朱北樵筆下的中國服。1928年《有關中國服》作為東亞研究會舉辦的第24屆東亞研究講座的成果被出版成書。朱北樵先將中國服的種類以及名稱翻譯成了日文（見表1）。為了方便讀者更好地理解，他甚至為每一種衣物都做了具體的說明。比如馬褂，朱北樵解釋“是一種為了方便騎馬時穿著而刻意裁短”的衣服，“在外出時必須在長袍外穿上馬褂方顯禮儀”。接著他補充說明：“這馬褂正好類似于日本的和服外褂。”而有關長袍，他又解說道：“是一種袍子或是叫長衣，在歷史上它與馬褂并列為禮服，在我們日本可以理解為素袍、直衣之類的衣服。”除了長袍馬褂，中國人常常還會穿類似于西裝馬甲的衣服，它在中國北方被稱作坎肩兒，而在南方被稱作背心。這“是一種沒有袖子的衣服，長度上比馬褂要稍短一些，左右和上面左側有時會帶有像西裝馬甲那樣的口袋”。

表1《有關中國服》中朱北樵譯成日語的中國服裝和面料

以上內容就是井上紅梅和朱北樵面向日本人所介紹的中國服。由此可見,日本人所關注的中國服實際上是中國男性傳統的服裝，也就是長袍馬褂。后來大多數日本人所穿著體驗的也是這種中國傳統的長袍馬褂。因此，筆者在此提前申明：在本章中使用的“中國服”，具體就是指長袍馬褂。

歌舞伎演員的中國服

日本報紙雜志上最初有關中國服的記載，是一篇關于某位歌舞伎演員身穿中國服引發了大家的關注和熱烈討論的文章。1910年8月8日，《朝日新聞》刊登了一則藝能界的小道消息，稱：“壽美藏近來只要進后臺必然會身穿一襲中國服，并且將帽子壓得低低的，這任誰看了也不會想到他居然是一名歌舞伎演員。”歌舞伎演員壽美藏在進后臺時身穿中國服，反而讓人料想不到他的身份。1913年6月21日，《讀賣新聞》與《朝日新聞》同時報道了一則有關市村羽左衛門（第十五代）身穿中國服的消息。其具體內容是：負有“美男子”盛名、當紅歌舞伎演員市村羽左衛門在臺灣巡演結束后回到日本時居然從頭到腳一副中國人的打扮。對于市村羽左衛門身穿中國服，這兩家報紙分別報道：“宛若中國的貴公子一般”（《讀賣新聞》），評論他是一副風流倜儻的樣子；“周圍的人都稱贊說他太適合中國服了”（《朝日新聞》），記錄了當時周圍人的贊嘆與欣賞。當然，擁有超群美貌的歌舞伎演員穿著外國人的服裝這件事原本就容易成為報刊上吸引人眼球的話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服在當時的日本人看來的確是一種新鮮而又奇特的服裝。因此，可以推測，對當時的普通日本人來說，中國服仍是一種遙不可及的存在。

1920年以后，報刊上關于歌舞伎演員身穿中國服的新聞報道越來越多。具體來說，1924年10月19日,《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又同時刊登了一篇關于身穿中國服的歌舞伎演員的報道。這篇報道的主人公是歌舞伎演員市川左團次（第二代），內容是：左團次在完成中國東北、朝鮮的巡演之后訪問了北京，最后居然穿著中國服回到了日本。《讀賣新聞》的報道《昨晚歡迎會上一身中國服的左團次》的標題刻意選用了“中國服”一詞來吸引讀者；而《朝日新聞》甚至還刊載了一張市川左團次身穿中國服的照片（圖2）。當然，這些都是報刊吸引讀者的方法。據這兩家報紙所說：左團次身上穿的中國服其實是梅蘭芳所贈。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為實現日本歌舞伎的近代化做出了卓越貢獻的著名歌舞伎演員市川左團次，與中國京劇的代表性人物梅蘭芳之間究竟又發生了怎樣的故事呢？梅蘭芳又為何向左團次贈送中國服呢？

圖2 中國服打扮的市川左團次

對于這整個經過，雖然以上兩篇報道并未做詳細解說，但從中也能窺探一二，更詳細的說明可以參見《左團次藝談》一書。接下來整理一下梅蘭芳與左團次二人的關系。1924年，左團次一行在大連、奉天（現沈陽）、長春、哈爾濱等地進行了巡回公演。據說，當時左團次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與梅蘭芳一起表演一臺戲。然而遺憾的是，當時中國正值第二次直奉戰爭，因此左團次的愿望未能實現。不過之后，中日演藝界的兩位標志性人物還是獲得了機會相見。（市川左団次『左団次蕓談』南光社、1936、159-160頁。）這件中國服正好彌補了兩人未能同臺演出的遺憾，同時也是中日交流、中日友好的象征。

另外，1926年，《電影與演藝》中“告別了不舍的舞臺之后，演員的夏季家庭生活”欄目刊登了一張超人氣歌舞伎演員市川松蔦（第二代）一家的照片（圖3、圖4）。這張照片的標題是“終于穿上了夢寐以求的中國服開開心心的松蔦父女倆”。照片中，市川松蔦穿著中國男性的常服，即長袍外套了一件馬褂；身旁依偎著一個八九歲模樣的女孩，正是他的小女兒，穿著一身中國少女都愛的上衣下裳；而不遠處正坐著穿和服的妻子。從照片看，全家人一副其樂融融的樣子。不過，小女兒雖然穿上了一直嚷著想穿的中國服，可表情卻有點凝固、不自然。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服已經逐漸滲透到了歌舞伎演員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對其家人也產生了一些影響。

圖3 身穿中國服的松蔦父女

圖3右邊部分放大

在此筆者發現了一件很有趣的事：由于年代的不同，報刊上有關當紅歌舞伎演員的報道也出現了一些微妙的差異。1910年代，市村羽左衛門的中國服不過被認為是新奇的外國人的服裝罷了，而到了1924年，左團次的中國服卻成了中日友好和交流的一種象征。當然，左團次的中國服也許只是一個特例，然而不難看出到1924年，日本人對中國服的新奇感逐漸消失不見了。換言之，對普通的日本人來說，中國服早已不是十多年前那種新奇的外國服飾了。而到了1926年，從市川松蔦父女倆的事例來看，中國服甚至早已滲透到了歌舞伎演員的家庭生活之中。

不過話說回來，中國服為何在歌舞伎演員之中流行呢？從下面這則新聞報道中或許可以找到一絲線索。

1924年9月28日，《讀賣新聞》中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名為《近來越來越引人注目的中國服的流行》。來看一下其中的一小段內容：

云吞呀，燒賣呀這些中華料理變得流行已經有些日子了。近來倒不是因為受到中國又爆發戰爭的刺激和影響，像中國的紋樣圖案、電影戲劇等也變得流行起來了，甚至還波及了我們的服飾生活。不僅僅是男性的服飾，就連女性的服飾中也能看到零零星星的中國文化的影響。不僅是日本，就連歐洲，和日本趣味相互融通交流的也是這中國趣味。

從這一段文字中大概可以推測出中國服流行的原因。這些原因之中，受日本社會環境的影響尤為重要。當時流行的“中國趣味”種類不少，不難推測中國服作為其中一種被當時的日本人欣然接受。不過，在此不可忽略中國戲劇的影響。也就是說,很有可能中國戲劇與中國服的流行其實是密切相關的。那么，在當時的日本盛行中國戲劇之風究竟是怎樣一種情形呢？

根據伴俊典的研究成果，1895年-1910年代，中國戲劇在日本的情況大致如下：大概是在甲午戰爭后，日本開始介紹中國的戲劇，面向一般讀者的有關中國戲劇的翻譯也開始出現在各大新聞報刊上，講義錄和戲劇史等作為專業資料相繼出版，另外日本還廣泛開展了各個主題的深入研究。（伴俊典「日本における中國戯曲受容の基礎的研究——江戸期から明治期を中心に」博士論文、早稲田大學、2015、17176頁。）即使1910年代以后，也仍出現了不少有關中國戲劇的文章。具體來說，有《中國戲劇的研究》（《中國與日本》第3期，1913）、《本鄉座的中國戲劇〈復活〉》《本鄉座的中國戲劇〈豹子頭〉》（《歌舞伎》第175期，1915）、《有關中國戲劇》（《中國戲曲集》，1917）。

1919年可以說是真正掀起中國戲劇熱之年。筆者推測大概因為那一年中國著名京劇大師梅蘭芳第一次率領其藝術團抵達日本，在東京帝國劇場進行了一系列的公演。據說帝國劇場那時賣出的票價驚人，但依然場場爆滿。當時，同月公演的日本戲劇的特等席中，歌舞伎座為4圓80錢，市村座為3圓50錢，明治座為2圓。而梅蘭芳劇團的特等席為10圓。由此可見，當時梅蘭芳劇團的表演在日本的票價之高！當時的觀眾席里不僅能看到谷崎潤一郎和秋田雨雀等知名作家，還有花柳章太郎、市川左團次等演藝界人士。

那時，不僅報刊上突然出現大量跟梅蘭芳相關的報道文章，而且，內藤湖南、狩野直喜、浜田青陵等十三名知名學者也分別撰寫了自己的觀后感，這些文章后來被編輯成《品梅記》出版。從這些現象中可得知梅蘭芳藝術團當時在日本究竟受到了何種程度的歡迎。

1924年，梅蘭芳藝術團再次東渡日本進行公演。1925年以后，中國的綠牡丹和小楊月樓等著名的戲劇演員陸續訪日進行公演。如此一來，通過中日演藝界頻繁地交流，更多的日本人獲得了觀看中國戲劇的機會，自然而然對中國文化更加親近熟悉。除了大家關注的中國戲劇以外，在日本報刊刊登的照片里也能找到身穿中國服的中國戲劇演員的身影。而這些表演和照片應該給當時的日本讀者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說，中國戲劇熱成為加速當時中國服流行的一個重要因素。

根據以上論述，大概在明治到大正時期，日本就出現了有關中國戲劇的研究和介紹，特別是在1895-1919年達到了一個小高潮，而1919年梅蘭芳藝術團的訪日公演與交流讓中國戲劇熱達到了頂峰。此后，也就是1920年代到1930年代，日本的中國戲劇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經久不息。在中日戲劇界的交流過程中，歌舞伎演員們率先穿起了中國服，這成為當時各大報刊的熱門話題。從1910年的市川壽美藏到1926年的市川松蔦父女倆，中國服從一種新奇的外國人服裝、報紙上吸引人眼球的話題逐漸演變成歌舞伎演員家庭生活里很普通的存在。歌舞伎演員們正是因為跟中國戲劇熱直接相關，因此他們比其他日本人更早地與中國服建立了親密的關系。英俊瀟灑的年輕歌舞伎演員穿戴起異國的服飾，自然十分吸引普通人的眼球，不難想象，這讓他們感到震驚的同時，也對他們的中國服印象產生了一些影響。

（本文摘自劉玲芳著《異服新穿：近代中日服飾交流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6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