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世是個尚未得到專業科學界正式認可、但已廣為流傳并似乎約定俗成的熱詞。在學術界，人類世概念自2000年由大氣化學家保羅·克魯岑提出以來，不但得到國際地層學委員會、第四紀地層學分會的重視，而且其影響幾乎觸及所有分支學科，各種探索性論文和觀點層出不窮。由于人類活動已經超過地球營力成為推動地球環境變化的主要動力，因此，科學家認為地球環境已經進入到與先前的全新世不同的新時代。這個時代被稱為人類世，以彰顯其特點。2019年5月21日，“人類世工作組”以88%的支持率通過地球環境在20世紀中期進入人類世的提議，盡管直到2023年2月還未能在12個候選的全球界線層型剖面和點位（Global Boundary Stratotype Section and Point，GSSP）中確定一個作為劃分全新世和人類世的金釘子，（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 Newsletter of 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Vol.12: Report of Activities 2022], Feb. 2023, p.3.）但人類世大概率是可以成立的。即使如此，仍然有學者認為人類世不能反映社會的復雜性，建議以更能反映時代特點的資本世（Capitalocene）取代；也有學者認為人類世過于強調了人的獨特作用而小看了其他環境因素的作用，建議取而代之以更具包容性的克蘇魯世（Chthulhucene）。不管名稱怎么變化，人類世的內涵不斷深化，外延迅速擴大。從內涵上講，由單方面強調人類活動的作用轉向客觀認識地質營力和人類活動的作用；從外延上講，由主要關注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的變化轉向全面重視地球環境系統的變化。換言之，人類世概念由于地球環境系統科學和人類系統科學的介入而變得更加包容和整體化。雖然尚存“金釘子”到底在何處、是什么的爭議，但人類世大概率會成為一個地質時代的共識。總括起來，這些爭論背后隱含的是：人類世的本質是什么？人類世的過去和未來是什么？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實際上需要重新認識現代性，進而對未來地球環境和人類系統的關系做出全新判斷。

工業革命時代的紡織工廠

由于人類世所涉及的大體上是工業革命之后的地球環境變化，因而對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工業或現代社會的核心——現代性形成顛覆性沖擊。現代性總括人類歷史自啟蒙運動以來、進入工業或現代社會以后的本質狀態。一般情況下，現代性在思想上指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線性進步的觀念，在政治上指以自由、平等和民主為基礎的法治國家構建的實踐，在經濟上指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自由市場和效率至上的價值實現，在社會生活中指世俗化的、公私分明的新生活模式。毫無疑問，現代化是從西北歐地區率先啟動的，現代性自然也帶有這一區域的底色和特點。但是，把這一區域的現代性普世化就犯了以偏概全或過度普遍化的錯誤。其實，現代性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靜態概念。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后，現代性概念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受到挑戰。在橫向方面，隨著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經濟體的崛起，以社會學家艾森斯塔特和哲學家杜維明等為代表在總結世界現代化進程的實踐經驗基礎上，強調現代化的文化基礎，挑戰一元現代性觀點，提出多元現代性理論。（S.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Vol.129, No.1[Winter, 2000], pp.1-29. S. N. Eisenstadt,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and Multiple Modernities, Brill, 2003. 杜維明，《東亞價值與多元現代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在縱向方面，隨著先發工業化國家進入福利社會，以社會科學家貝克和吉登斯等為代表在總結歐美先發工業化國家現代化的階段性特點基礎上，強調社會的風險特征，指出現代化已從經典工業社會升級為風險社會，現代性也從簡單現代性轉化為自反性現代性。（烏爾里希·貝克著，張文杰、何博聞譯，《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譯林出版社，2018年。烏爾里希·貝克、安東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著，趙文書譯，《自反性現代化：現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傳統與美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當然，也還有各種強調斷裂性的后現代理論。由此可見，現代化和現代性都是在不斷變化的概念，反映了現代社會的多樣性和變異性。人類世對現代性的沖擊，無論就其范圍還是內涵而言，都遠超其先前的自我更新。

《人類世與全球環境危機》是由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和弗朗索瓦·格默尼(Fran?ois Gemenne)以及克里斯托弗·博納伊（Christophe Bonneuil）共同編輯的論文集。（Clive Hamilton, Fran?ois Gemenne, Christophe Bonneuil, eds.,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a New Epoch, Routledge, 2015.）它由三部分組成，分別是人類世的概念和意涵，人類世中的災變論，反思政治學。第一部分從歷史、政治、和未來等視角探討了人類世的內容及其啟示，第二部分從環境角度分析了人類世中蘊含的災變論和末世論，第三部分從政治視角探討了人類世可能的走向和浮現的問題。

《人類世與全球環境危機》

該書在三個方面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人類世概念挑戰了傳統的簡單現代性；二是人類世概念挑戰了傳統的學科分野和研究方法；三是人類世概念對認識未來提供了多種變數。簡單現代性內容豐富，但萬變不離其宗，其中最基本的是把人與自然或環境二分，把環境變成外在于人的、祛魅的客體，人通過科學研究理解、征服、改造和利用環境，在此基礎上形成現代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然而，人類世概念提出后，一方面，在地質分期序列中，人類活動變成了一種地質營力，是與自然營力一樣的推動地球環境變化的動力；另一方面，人類世雖然有別于全新世，但自然或環境不能再被看成是歷史發生的背景或舞臺。因此，現代性概念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應對人類世概念對其賴以建立的基礎的沖擊。對已經“約定俗成”的簡單現代性需要反思和重構，對仍在發展中的反思性現代性需要在人與自然一體基礎上“否思”其歐美經驗基礎，進而建構出整合了地球系統與人類系統的、兼顧地質縱深和社會當下的、新型現代性。

由于人類世把地球系統和人類系統有機整合，研究人類世也不能再沿用先前的不同學科各行其是的方法，需要能夠涵括這兩個系統、整合三大文化的綜合方法。自現代科學誕生以來，科學研究逐漸分化成關注對象不同、證據來源和基本概念不同的三種學科和文化，分別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毫無疑問，這三種學科的發展極大推進了人類對未知世界的認識，其成果轉化成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動力和工具，提升了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然而，這三者畢竟是不同的，彼此甚至形成很難弭平的鴻溝，影響了對未知世界的整體認識，據此培養出來的人才也多是專家而非通才。進入人類世后，這樣的學科分野顯然不利于準確認識地球系統與人類系統合一的現實。只關注自然過程、盡量減少關注歷史文化和道德價值影響的自然科學無法正確解釋人類世相對于全新世的特點，只關注社會性的人及其社會的概念聯系及道德理想、反對過于夸大人的生物學基礎及其影響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很難說清楚地質營力的重要作用。（杰羅姆·凱根著，王加豐、宋嚴萍譯，《三種文化：21世紀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6年，第3頁。）換言之，現有學科分野阻礙了對與先前的地質時代既有一致性又有獨特性的人類世的認識，認識人類世需要新的學科體系。

自科學革命尤其是達爾文創立進化論以來，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及其社會都被看成是按照單線進步的模式運行的，但是進入人類世后，大氣中溫室氣體的增加可能會造成人類社會的崩潰，從而把地球環境系統重新納入人類不能產生根本性影響的軌道。在線性進步論中，無論是自然還是人類都從低級向高級、從簡單到復雜、從混亂到有序地持續演化。顯然，其中包含著明顯的單一動因和目的論，用這樣的理論分析復雜的自然和人及其社會無疑具有削足適履之嫌。進入人類世后，過量溫室氣體排放有可能導致地球環境進入某個臨界點，使其進化發生中斷甚至逆轉，從人類世發展到一個類似于全新世的時代。在這個進程中，雖然末世論不可取，但災變論或可大概率發生，未來無論從理論推理還是歷史演化的角度來看都將呈現出新的、非常態的樣貌，建立在先前的單線進步基礎上的政治經濟體系都將發生難以預料的變化。這種變化取決于對地質營力和長時段變化的判斷和應對，人們習以為常的、簡單現代性時代的民主政治、全球治理等等這些仍然局限于人類經驗的實踐都不能應對人類世的新變化，無法趨同但又相互纏結的地球系統時間和人類系統時間要求新的治理結構和模式。

確實，人類世概念和時代的到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然而，人類并未做好準備。《人類世與全球環境危機》通過對現代性的反思為認識人類世及其可能帶來的變化開辟了通道，發出了警示。當然，在此基礎上，還可以對相關論題繼續進行深入思考。人類活動不僅受制于理性，還受制于道德和倫理。對應然狀態的贊賞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及其社會成長的目標。盡管不同宗教和文化具有不同的道德和倫理，但都有對真善美的追求和規范。不過，這種道德倫理建立在人與自然兩分的基礎上，是對作為社會性的人的規范，很少涉及人與環境的關系，即使是儒家倫理涉及環境，那也是為了成為圣人或圣王而做出的安排。顯然，在進入人類世后，這樣的道德和倫理落伍了，不能適應人類活動作為地質營力和環境作為歷史創造者的新形勢。換言之，如何從道德倫理角度規范作為地質營力的人類活動以及作為歷史創造者的環境，無疑是需要進一步探索的重大課題。

另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是，在把地球系統和人類系統整合起來的人類世，從理論上可以說清楚未來可能發生的許多新變化，但是如何在現實中應對這些變化或推動現實發生相應變化卻是個難點。人類社會已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現代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產生了強烈的路徑依賴，對僵化的自身進行改變并不容易，更何況要做出符合新時代要求的巨大變化。如果不能把地球環境作為自為力量融入人類系統、或者創造一個統攝地球系統與人類系統的新的、綜合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系統，那么，面對人類世的嚴峻挑戰，人類只會貽誤戰機或被動受困。從全球思考易，從現在和腳下做起難。我們必須走出一條穩妥的、通向人類世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