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nothing: How to Break Away from Overworking, Overdoing, and Underliving, by Celeste Headlee, Harmony, March 2020, 288pp

有一類人的生活狀態是這樣的：每天清晨鬧鐘響前已經醒來，假日就算關了鬧鐘也無法睡到自然醒；還沒起床就在手機上查工作郵件，睡覺之前也要回復了工作郵件才安心；上班時忙著處理各種事情，水不敢喝怕上廁所，但咖啡提神還是要灌幾杯下肚；病了不敢請假，不舒服只能吃止痛藥緩解；吃飯狼吞虎咽風卷殘云幾分鐘搞定；下班路上不斷刷社交媒體生怕遺漏各種新聞動態；擅長多任務處理（multitasking），但五分鐘全心全意都沒法給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一停步就覺得對不起全世界，想休息又覺得自己不值得；雖然新年愿望是躺平躺贏，但好不容易做完手上一件事之后，又開始計劃下一件，心中竊喜：忙完這一陣，又可以忙下一陣了！

美國著名記者、公共演講家、美國公共電視網（PBS）主持瑟列絲特·海德利（Celeste Headlee）2020年出版的暢銷書《失控的努力文化》開頭描寫的就是過度工作、做得太多、活得太少的現代社會蕓蕓眾生：

周日晚上我們還在回復工作郵件。我們不停閱讀各種文章希望找到提升腦力增加效率的方法。我們把自己的照片剪切妥當用上濾鏡才發上社交媒體讓大家贊好。看到有趣的文章我們也只讀最前面的幾段，因為根本沒時間看完。我們加班加點超時工作，壓力山大，總是不滿，不斷追求越來越高的目標。我們是效率邪教的成員，我們正用生產力來殺害自己。

 “效率邪教組織”（the cult of efficiency）的說法來自英國哲學家羅素。此書導言首先引用了羅素散文《贊美閑暇》（In Praise of Idleness）中的這段話：

有人會這樣說，稍事閑暇雖然令人愉悅，但如果人們每天二十四小時只需要工作四小時的話就不會知道怎么打發時光。在現代世界里這種情況的確屬實，這是對我們這代文明的譴責，更早時代情況不至于此。當時人們曾經能夠輕松游戲，現在這種能力也在某種程度上被效率邪教抑制了。現代人以為完成所有事情的目的是另外一些事情，而不是為了這些事情本身。

在導言里，海德利告訴我們，羅素說的“效率邪教”早在美國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發生。經歷幾個世代之后，我們已經喪失了輕松游戲的能力，變得寂寞、病態、有自殺傾向。每年都有新的研究調查報告顯示自我隔離、抑郁沮喪的人數比前一年更多。海德利認為，現在大家不應該放棄絕望，應該好好反思這個社會哪里出了毛病。最大的問題，就在于我們一輩子都在“奮發進取”（driven）。“奮發進取”這個詞并不總是褒義的，尤其在形容女性的時候。而所謂的“進取心強”者，終身致力于提高效率，而沒有意識到所謂的效率只是一個假象。

此書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解釋何謂“效率邪教”，第二部分提出六個步驟，脫離效率邪教，重新掌控人生。

何謂“效率邪教”

在第一部分里，海德利從親身經歷出發，解釋何謂“效率邪教”。她是一位全職工作的單親媽媽，獨立撫養兒子，打幾份工，勤勤懇懇，但還是活得拮據，入不敷出。2016年時，四十六歲的她以“如何更有效地開展對話”為題做了一個TED  Talk，在網絡上廣為流傳，好評不斷。這個成功給她帶來了豐富的經濟收益，不至于每個月都擔心交不起房租。回顧這些年的經歷和人生變化，她坦白承認金錢非常重要，但也深深感到錢買不到快樂。

瑟列絲特·海德利

海德利回顧人類歷史，指出以蒸汽機發明開始的工業革命，給我們帶來了今天加班加點超時工作的生活模式。在十九世紀之前，只有富人才能買得起蠟燭，可以晚上照明，所以人們只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雅典為例，夏天的天亮時間是十四小時，而冬天則只有十小時。英國歷史學家羅杰斯（James E. Thorold Rogers）研究發現，歐洲中世紀農民每天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而每年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休息，慶祝各種圣人節日和其他特別日子。瓦特發明蒸汽機，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模式，標志著我們進入工業時代。人們開始在城市聚居，工人在工廠領取時薪。“時間就是金錢”的價值觀由此而生，守時高效成為新的時代美德。蠟燭、電燈等室內照明設備使人們可以夜班工作，挑燈夜戰成為工人日常。十九世紀中葉，歐美工人開始要求降低工作時間，改善工作環境。英國紡織商人歐文（Robert Owen）致力于改善工廠設備，提高工人待遇，提出口號“八小時工作，八小時娛樂，八小時休息”，流傳至今。

海德利綜述了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等領域論著，探討現代社會中提倡的“工作倫理”為何與高效率、生產力緊密結合。“工作倫理”一詞出自韋伯（Max Weber）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發展與北歐經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新教工作倫理，還引用富蘭克林名言“記住時間就是金錢”來提醒我們，如果虛擲光陰，就是浪費金錢。富蘭克林的這句名言激勵了更多美國人勤奮工作，白手興家，打造更多的美國夢。而韋伯的這本著作也使得更多人相信超時工作可以促進生產力。不過該書結論部分也提出對機械化、工業化的批判反思，認為人類很有可能困在工業化的“鐵籠子”里無法脫身。韋伯的顧慮不無道理。事實上，以汽車大亨福特（Henry Ford）為代表的企業家們大力宣揚“工作倫理”，福特甚至將此提升到近乎宗教的地位：“工作讓我們精神正常，自我尊重，自我救贖。通過工作，只有通過工作，我們才會確保自己擁有健康、財富和幸福。”福特時代的工人寧可不去教堂做禮拜，也不想少上一天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經濟學家們開始重新思考勞動力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他們對美國夢仍然很有信心，哪怕是經濟大蕭條也沒有讓他們悲觀失望。二十世紀最為重要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就在1930年代寫過一篇文章《我們孫輩的經濟機遇》（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預測說在2030年之前，人們只需要每周工作十五小時，就可以衣食無憂、安居樂業。他說：“從人類誕生開始，我們首次遇到這樣一個真正的，永恒的問題：無需擔憂經濟狀況之后，怎樣運用自己的閑暇時間。”海德利認為，凱恩斯的這個預測似乎有點太樂觀了，但也總是有可能發生的。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也許我們很快就能夠減少工作量，賺取同等的財富。

海德利也探討了工作與生活之間的界限問題。雖然我們可能減少了工作時間，但很多人會帶工作回家，或者在上班時間上網處理家事。這樣一來，家和辦公室的界限就變得模糊不清了。設在堪培拉的澳洲研究院（Australia Institute）發明了一個新詞，叫做“被污染的時間”（polluted time），用來描述下班以后還要繼續處理工作任務的時間，這也和所謂的“彈性工作”相關——如果你可以在上班時間處理家務的話，也可以在周六早上回一個工作郵件。

“最忙的性別”——海德利如此形容現代女性。究竟男性還是女性更擅長同時開展多項任務呢？一般人都會認為是女性。而海德利則認為，女性并非擅長同時開展任務，而是擅長迅速切換任務。事實上，“多任務管理”本身就具有很強的性別色彩，因為女性被賦予更多的職責，比如說撫養子女，照顧家人，還要全職工作。調查表明，男性在照顧孩子時，往往同時會做一些更有意思的活動，比如說帶孩子們去踢球、玩耍，即使有家務也不是日常家務，而是給汽車加油、修理草坪等。而女性則多數是在一邊照看孩子，一邊負責煮食清潔購物等每天都要完成的任務。效率邪教所提出的時間越長、效率越高的說法，對全職母親更加會帶來雙重壓力：一方面，在工作場所要超時加班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而另一方面，在家陪伴孩子又要用時長來證明自己是一個稱職的母親。

效率邪教為我們洗腦，讓我們相信，工作是人生的目的。但是，海德利希望我們反思：難道我們是為了工作而生活的嗎？神經科學家格拉瓦涅雅（Nicole Gravagna）列出人類生活的六個基本需求：食物、水、住宿、睡眠、人類之間的交流、新奇之物。如果要滿足前三項，我們其實完全沒有必要超時工作。如果我們不需要工作來維持生計，那我們究竟需要什么呢？海德利相信，努力工作是為了在群體中獲得認同感、歸屬感，人類的普遍天性在于共情，而正是共情才會激發利他主義，這是團體合作工作的基礎——一起求生，一同發展。

在智能手機出現之前，我們的生活圈子其實并不大。現在我們在各大社交媒體平臺上似乎擁有成百上千個朋友，但其呈現出來的各種形象都是可信的嗎？很多人都在怪罪現代科技，覺得不用智能電話，用一部舊款折疊電話就好。海德利也曾經試過各種戒除智能科技的途徑，不用各種APP，看電視而不看Netflix，聽CD而不聽數碼音樂，打電話而不發短信，每天只用五小時電腦。但是，這些方法都不奏效。關于自己超時工作低質生活的狀態，我們應該怪罪科技嗎？海德利認為，科技本身不是問題，問題來自我們對科技產品的過度依賴。

脫離效率邪教，重掌自己人生

海德利提出了六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第一，挑戰你的認知。

海德利曾經經歷過這樣的人生階段：為了提高效率，更好生活，她用了各種方法安排任務，記錄時間，定期運動，辛勤工作，但卻總是焦慮、易怒、疲累不堪，即便收入大幅提高，也無法改善她的困境，反倒令她覺得更糟。實際上，她越成功，就越焦慮。她用了很多年時間試圖理解分析這個困境，找到解決方案。她發現，這與商業社會的效率原則有直接關系。很多人只關注效率目標（efficiency goal），也就是要適應已經存在的環境，卻忽略了韌性目標（resilience goal），也就是要適應環境中的變化。在這個工業化世界上，許多人有一種“忙碌幻覺”（busyness delusion），也就是一種錯誤信念，認為我們要比自己實際情況忙得多。很多人會以為自己工作時間比實際工作時間長，為此，海德利建議我們可以做一個工作時間日志，記錄自己每天真正用在工作上的時間。2009年一項研究報告證明，如果人們覺得自己有更多時間可用，就會覺得更健康，更快樂。換言之，我們要創造一種“感覺”（feeling），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與此同時，也可以善用閑暇時間，讓自己擁有真正的快樂。

第二，把媒體與社交分開。

如果我們只通過社交媒體來觀察自己親友的生活，就會發現他們活得精彩，無比忙碌，自己只能相形見絀。海德利認為，這種比較，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上遙距開展的比較，造成“同輩壓力”（peer pressure），使我們更加焦慮。這種壓力會讓我們身心俱疲。心理治療師也告誡我們，完美主義標準和良好的心理健康是相互排斥的。四十年前，凡事要求盡善盡美的完美主義開始在美國興起，父母對子女們的高標準嚴要求，造成1999年來美國青少年群體自殺率不斷攀升。海德利采訪了一位育兒專家，問她完美主義問題有多糟糕，后者回答：“作為家長和育兒專家，我自己都有點恨自己了。”針對這個情況，海德利提出建議，讓我們不要再看親友社交媒體上發的各種照片，和他們比較自己是否過得不夠好，做得不夠多。比較本身不是問題，也可能是進步的動力。但如果真的要比較，就只和身邊親身接觸的鄰居或朋友比較吧。

第三，遠離你的工作臺。

海德利回憶自己當年在亞特蘭大主持日間電臺節目時，總是讓自己的雇員趕緊回家，但他們都沒這樣做。即使是老板走到他們的工作臺邊讓他們出去吧，回家吧，這些雇員們仍然選擇加班加點。這種情況在許多公司也極為常見。這是因為大家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想法：如果你是好員工，是個好人的話，就會超時工作。海德利勸告我們，應該完成自己所需的工時，不要再加班加點。別再留戀自己的工作臺。當然，如果你是底層工薪一族，看到這樣的建議可能會覺得不切實際。但如果你不至于擔心衣食住行，有彈性上班時間的話，海德利的建議是：少賺一點，其實幸福感會更多。海德利坦言承認，自己每天只能專注工作四小時，而且每周至少要休息一天到兩天，否則的話就會變得無法專注，更加焦慮。她評價自己是一位“活得投入的單身媽媽”（very engaged single mother），生產力并沒有受到影響，不到三年時間里寫了兩本書，同時在主持一個日間電臺新聞節目，還在世界各地做了兩百多場演講，社交生活也多姿多彩，節目豐富。她建議，我們應該為自己創造不被打擾、可以專心工作的環境，讓自己在更少的時間里完成任務。這要比在工作臺前長坐打發時間好得多。打卡上班計算工時，是最為扼殺生產力、危害健康的做法。應該站起來，走出去（Get up and get out）。

第四，享受閑暇時光。

亞里士多德這樣說：“我們工作是為了享受閑暇，唯此方有快樂。”海德利反省認識到自己曾經深受企業效率至上價值觀的影響，對多線程工作樂此不疲，每天日程都是在電腦上工作、安排會議等，完成一項任務又有下一項任務。她認為，這種日程安排不適合自己的大腦運作方式，必須有所改變。不受干擾地工作，完成任務的時間會減少百分之四十，這就足以讓你有時間出去走走，做點其他事情，讓自己的大腦可以休息一下。這種大腦的“關機時間”（downtime）對于身心健康非常重要。在工余休息時間，如果你要找朋友或者愛人見面，不要談工作，說點別的。每天都要給自己設置一段放空時間，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到大自然中漫步，和朋友同游。放松之后，她也會自己設置一個“不可觸動日”（an untouchable day），周一不聽電話，不回信息電郵，全心全意投入到寫作中。生活平衡在于合理安排時間，既有閑暇，也有忙碌，還要有與家人朋友見面的互動時間。

第五，建立真實聯系。

海德利指出，專注于自己，反思自己所需固然重要，和朋友見面，增強社交也同樣重要。如果你每天只有兩小時的社交能量（social energy），與其每天在社交媒體上花一兩個小時，還不如約朋友出來喝杯咖啡，或者聽一場音樂會。作為有效溝通的專家，海德利特別提醒我們，發短信并不是真正的對話。面對面的談話，有更多的感情起伏，也能為我們的情緒充電。要維持一段長期關系，就要保證雙方之間有足夠的溝通互動。要保持身心健康，就要和親友共度時光。與此同時，在工作場所開展團隊合作，做一些表達善意的友好行動，這些都是提升人際關系、自我增值的方法。

第六，從長計議。

海德利提醒我們，所謂的“生產力”（productivity）只是一套功能系統的副產品，而非目標本身。生產的過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她認為，沒有人的人生目標是在二十分鐘之內回復每一封電郵。如果你在晚上九點還要拿起手機或者平板裝置來查收件箱的話，就要問一下自己最后要的是什么。清早或者晚上回復郵件，只是一個手段而絕非目的，這些手段都服務于一個更宏大的目標，比如說提高生活質量，或者是讓世界變得更好。可惜的是，許多人身心俱疲之時，忘記了自己究竟是為了什么而營營役役。如果你不在晚上或者周末工作，那又會怎么樣呢？海德利提出這樣的建議：

從此刻開始，不要再把自己的下班時間視為潛在的賺錢時間。這不值得。你無法為自己的自由時間標上價格，因為你付出的是身心健康的代價。

不要讓企業價值決定你怎樣度過每天，決定你的優先事項。你是一個腦力充沛的社交動物，目前被不切實際的要求和期望所捆綁。你的視野長期被限制在你的工作和市場價值上，但比起你作為勞動者的賺錢能力而言，你的個人內在價值與你在自己身處社群中的位置更為相關。

別再試圖向別人證明自己。重新掌握自己的時間，掌握自己的人性。

在此書結論尾聲，海德利對現代社會的工作價值觀進行反思，指出我們哪怕是稍微休息，都可能會被認為懶惰怠工：

笛卡爾說“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他沒有說“Laboro ergo sum”，我工作故我在。

兩百多年過去了，這些規則已被重寫。現在是時候要把重寫的規則再寫一遍。

掩卷再思：這本書是否真的重寫了規則呢？重寫的是什么規則呢？此書標題雖然叫做Do Nothing，但海德利并不是讓我們什么都不做，躺平拉倒。她也沒有讓我們放棄工作，無所事事。她提出的建議是讓我們更聰明地工作（work smart），而非辛苦工作（work hard）。要專注工作，也要擁有更多的閑暇時間，為生活而工作；不要迷信效率，淪為工作的奴隸，為工作而生活。這本書最為重要的建議，在于聆聽自我內心的需要，善用時間，重新找到自己的快樂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