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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寫 | 劉蕾岑

指導老師 | 莊永志

編輯 | 吳筱慧

編者按：

2023年7月5日晚，歌手李玟因抑郁癥輕生離世的消息令不少人感到痛心。網絡上一片嘩然，大家難以接受像太陽一樣在舞臺上發光、溫暖粉絲的偶像，也有難以消化的憂傷。但其實抑郁癥作為最常見的精神疾病，離我們的距離并不遙遠。據中國精神衛生調查顯示，我國有將近9500萬抑郁癥患者，而50%的抑郁癥患者是學生。抑郁癥患者并不是社會的另類，他們生病的原因、感受以及努力自救的過程值得每個人關注。下文講述的是一位來自985高校心理學專業的抑郁癥患者，曾經的她每天的生活圍繞吃飯睡覺、學習做題、考試排名連軸轉，可考了年級第一之后，她開始問自己：辛苦和努力到底有沒有意義？于是，她將意義感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這是她和抑郁癥斗爭的故事，也是她堅持意義研究、探索人生意義的故事。

2023年2月10日，時隔半年再見沈琪，她的皮膚白了不少，大嗓門笑稱休學后“天天擺爛在家，胖了好幾斤！”

半年間，沈琪因身體原因辭掉了高強度的實習，又發現自己的研究方向“基礎心理學”并不適合找新工作，于是她自學編程，考了教資，“實在不行，就去高中當心理健康老師”。

沒有科研壓力，沈琪自稱現在每天能睡滿8小時，已在逐步減藥。距離復學還剩九個月，雖擔心舊癥復發，她還是準備重拾落灰一年半的心理學文獻，再次面對“意義感”的課題。

2022年3月，南京市部分區域提高疫情風險等級，隨即學校管控徹底擾亂了沈琪的看病日程。

她有抑郁癥，還有鼻炎，治療刻不容緩。4月，為方便治療，她從校內宿舍搬到學校對面的小區。在新租的占地15平米的立方體里，一張雙人床占據了大部分空間，一臺小茶幾，放有調酒用的吧勺和一瓶梅酒。陽臺的晾衣桿上，飄著一對洗凈的白色襯衫。

沈琪是1998年生人，來自冬天被嚴寒和海風夾擊的秦皇島，平常戴副625度的酒瓶底，走路一跳一跳，帶點模特步的范兒。她是Z大2020級心理學系的直博生，畢業論文和研究方向都與困擾她的“意義感”有關。

她曾向導師發誓，2022年11月，一定參加博士中期考核，爭取拿到優秀評級。這需要她高效率地看完75到100篇文獻。

由于經常失眠、乏力，她并沒看幾篇需要正襟危坐、圈點勾畫的學術論文。反倒是抱著Kindle把馮友蘭的《活出人生的意義》、弗蘭克爾的《活出生命的意義》和日本推理動漫《名偵探柯南》看完了。

從流水線生產到火山噴發

說起那些讓她感到無意義的階段，沈琪一邊大笑，一邊掰手指頭清算：“初中是枯燥流水線生產，高中是巖漿劇烈涌動，本科是火山連續噴發，直博直接是宇宙大爆炸。”

“流水線生產”期間，為了備戰中考，沈琪每天的生活就是圍繞吃飯睡覺、學習做題、考試排名連軸轉，從早上6點一直到深夜11點。她考了年級第一，同時也發現，自己過去熱衷的游戲變得索然無味。偶爾想笑一笑，不知該開心什么。

那時她還不知道“無意義感”這個詞，也不懂得用心理學術語“快感缺失”（Anhedonia）來描述自己的狀態，更不曾想到這可能是“抑郁癥”的前兆。

巖漿是在衡水第一中學劇烈涌動的。高考作為一種終極意義，被細化成一個個落實到天的小目標，壓力和熱血，冰火兩重天。為給學習騰出時間，身邊的同學省去了睡前換睡衣的環節，直接穿著背面印有“追求卓越”的校服入睡。沈琪身體弱，經常心慌頭疼拉肚子，有時捎上習題冊跑校醫院，喝上兩支葡萄糖，猛吸40分鐘氧，一邊忙不迭地做題。

“這道題首先劃去絕對項，用排除法排除A和D，剩下的再看遍材料，關鍵詞圈一下，這塊勾出來，好的，選C。”機械化的思維套路讓她有些麻木，有時她累得想哭，但比起停下來細想為何要反復練早已熟知的知識點，她還是想先完成眼前這份會影響成績排名的答題卡。老師說，高考是人生輝煌的跳板，高考成功的人是光鮮亮麗的“人上人”。高中三年來，她一直靠老師的話鞭策自己，但所謂“輝煌”、“人上人”只是腦海中一團意義不明的虛影。

2016年，沈琪考入Z大社會學院，在同為Z大2016級心理系、后來在牛津大學讀碩的馮悅的印象里，沈琪是那種“課前爭當課代表，上課始終第一排”的優等生。

那年11月，北大心理學副教授徐凱文發表《時代空心病與焦慮經濟學》的演講，一時轟動。演講說：在功利主義教育觀的導向下，中國大學生患有類似抑郁癥的“空心病”，不知學習是為了什么。他引用了錢理群教授關于“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論斷，談了“教育商品化”的問題。

大一下學期，Z大的新生還未分流，在課程《心理學概論》的最后一課，老師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意義焦慮”，研究年輕人“擔心人生沒有意義，因此十分焦慮”的現象。沈琪聽著有些入迷：這時的她終于有時間，也有科學手段去質疑——自己長時間來的辛苦和努力，到底有沒有意義？

但她不曾料到，在確定將“意義感”作為本科畢業的研究方向前，她先撞上了抑郁癥。從大三下學期做學年論文到直博做課題，這三年，是沈琪和抑郁癥斗爭的三年，也是她堅持意義研究、探索人生意義的三年。

抑郁癥來了

自初中起，爭吵不斷的家便是沈琪排斥的地方，到了大學，家依然時不時刺激她血壓升高：

秦皇島，親戚聚會。那時沈琪的男友還沒念博士，親戚們認為他配不上保研直博的她，勸她“嫁一個出身大城市的官二代”。

沈媽會將沈琪在初中、高中的所有成就，一一列在一張A4紙上，攜著一臉不情愿的沈琪前往各桌，高聲朗讀紙上的榮耀。

家里，爸媽曾嫌棄她沒考上北大。

......

她會用“地獄”形容自己的家庭，也會在每次和家里吵架時首先反思是不是自己不孝順、沒人情味。

大一，她時時因為家庭矛盾而失眠，開始嘗試通過專業的正念冥想法入睡。正念冥想要求人靜下心，調整呼吸、集中精力，可她越是鉚足勁強迫自己入睡，越是焦躁難安。

大二，她前往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交換。伯克利的教學不僅讓她認識到“有的人天生就在其他人奔赴的羅馬”，也讓她發現，很多在實驗室驗證成功的療法，真正運用到實際生活，能夠發揮的效力接近于零。實驗室會控制變量，但生活中，身心疾病、階級、閱歷、性格、社會關系和家庭關系，影響著個體的治療程度。這意味著，心靈意義上的療愈沒有可復制的范本，每一個個體對抗精神疾病的故事，都是現在進行時的生命實驗。

大三下學期是Z大心理學系壓力最重的一個學期，學年論文、升學壓力全都壓在這一段。上野千鶴子在東京大學入學式的致辭在國內走紅，“你們應該都是抱著努力就有回報的信念來到這里，可是等待你們的，是一個努力也未必有回報的社會。”這句話在沈琪的心里砸出一圈圈漣漪。

不久，沈琪的手里多了一張顯示中度抑郁狀態的診斷單，她還記得確診時，醫生“嘶”的一聲：我第一眼看你，感覺挺開朗的呀？

確診后的那段日子，失眠的不僅是沈琪。男友是大她一級的河北老鄉，名字里帶一個“鶴”字，沈琪喜歡叫他鶴先生。2016年，鶴先生帶領同鄉的大一新生熟悉Z大，人群中一眼看見開朗自信的沈琪，恍惚間一見如故。得知女友確診后，鶴先生輾轉反側，第一次意識到愛情不止甜蜜。

2019年秋天，沈琪進入大四，已獲得直博心理系的資格。她享受閱讀文獻、攝取知識和自由思考的過程，年級第一的成績也讓她期待做出一番漂亮的研究成果。她進入Z大社會學院教授王飛的課題組，導師研究年輕人的“無意義感”。沈琪也選擇“自我控制與意義感”方向作為本科畢業論文的主題，研究自律為何會給人帶來意義感。

如果翻看沈琪的QQ空間，她畢業論文寫作過程的賽博剪影是這樣的：

2019年 大四上學期

10月18日 圖書館 知道自己最近精神不好，特地選了短小精悍的論文進行閱讀。結果對電腦屏幕發了兩小時呆，于是去操場上狂跑5公里發泄。

11月26日 宿舍 做噩夢，夢見自己渾身扭曲，怎么吶喊也發不出聲音。引用曼玫《抑郁生花》的句子，“我不想再害怕你、抗拒你、逃避你、消滅你。”

12月5日 教室 前夜睡眠差影響記憶，下午兩點和導師討論學術，居然把一篇文獻的研究結論完全記反了。但吃安眠藥會讓第二天頭疼。

......

2020年 大四下學期

3月25日 因疫情隔離原因 居家 早上六點自然醒，起床這會兒總算沒頭疼了——昨天一天基本沒學習，我以為今天的狀態緩過來了。結果才看了半個多小時的論文，我又偏頭疼，頸椎也疼。這是條件反射嗎？！

......

這樣的狀態斷斷續續，直到她完成本科畢業論文。

時間來到2020年6月，沈琪即將本科畢業，17號這天，Z大2016級心理學系12個學生在食堂將三張四人桌拼成一個長桌，當作畢業聚餐。沈琪聊到自己在吃抗抑郁藥，坐她右邊的馮悅為了安慰她，搭了一嘴：“其實我已經吃了半年的弗洛西汀和喹硫平”。還有位童姓男生透露，一天吃三片富馬酸喹硫平。患了抑郁的同學知道，他的抑郁癥已經非常嚴重。

大家數了數這屆心理系的抑郁癥患者，合計有四五位。

沈琪的抗抑郁藥物

這位童同學本是天文系的，但因為總來旁聽心理系的課，也被算作心理系人。童同學曾向馮悅坦言心理疾病嚴重影響了自己的學習，放眼四周，一些掛科的同學其實也是如此。于是他邀請馮悅一起向學校學生代表大會提交提案，呼吁加強對學校心理治療的重視，但最后由于繁忙，提案無疾而終。

作為直博生，我似乎不喜歡搞研究

讀博兩年，抑郁癥不止不休。

整夜失眠。

凌晨，宿舍，安眠藥依然不管用，沈琪聽信某公眾號聲稱藍莓的花青素可能有抗抑郁功效，于是花費一百多元購買藍莓提取物，輔以收聽冥想APP，但仍無法入眠。她當然知道保健品無法醫治疾病，還是試了——這是心理專業的她干過的最離譜的事。

不是沒有嘗試過心理咨詢。接受咨詢師干預時，她會不由自主地識別咨詢師此時向她使用的治療策略：同感、矛盾性提問、自我披露、與來訪者建立長期的情感聯系......沉浸感全無。曾有位咨詢師過多輸出觀點，她則在心里默默回憶課程內容：心理咨詢師應該注重使用傾聽療法，而不是“三分聽七分說”。

沈琪在宿舍，借助插花、喝茶助眠

她一直在等候“減藥”的時機，如果某天狀態不錯，臨睡前有點困意，晚上就會少吃半片安眠藥。減藥一旦失敗，病情便會惡化，會比現在任何一刻還難熬。但她在意的是“我在吃藥，說明我這個人是不正常的，是精神殘疾。”

代替藥的是烈酒。在放任自己一口氣悶了四兩40度的波本威士忌后，她糊里糊涂地用香熏蠟燭將手中用來調酒的壺燒了個洞，清醒后當作笑話講給別人聽。

波本威士忌，加檸檬或不加檸檬，加氣泡水或加白開，按1：1和1：2.5兌，都是不同的口味，若是兌上紅石榴糖漿，會變幻出漸變色。沈琪仰頭干完一杯梅酒，麻溜地從床頭柜里掏出護肝片，摳一片扔嘴里：“酒喝太多了，需要護肝。”和著水一骨碌咽下去。

沈琪調的漸變分層酒

酒不比藥管用，但酒讓她覺得，自己不是一個“需要依靠藥物入睡的病人”。

由于直博需要上研一、研二、博士的課程，她的博一課表很滿，還好周末跳拉丁舞可以將她暫時拽離現實。舞步踩上音樂節拍，她伸出手，是全班最柔緩的姿態。向朋友介紹拉丁舞步和模特一字步的區別時，她會在嘈雜街區旁若無人地輕輕躍起。

至于研究——只要狀態不錯，學習都是她的優先項。可她一看文獻，看一句忘一句，沒兩小時就犯困、胸悶。嚴重時呼吸急促，手不自覺地微微發抖，需要躺床上歇好一會兒。

她分不清，如今做研究的低迷狀態，是受抑郁癥的生理影響多一些，還是根本就是因為自己不是搞科研的料。有時她回望，忍不住揣測也許自己更適合曾經反感的應試學習模式：每天完成被安排的任務，每件事都有標準答案。相形之下，研究生之路則空洞而遙遠，大多數是“幾年之后要發一篇文章”式的一聲令下，往后每一步都要自主探索和設計。

社會學院的書記勸她，“學習”是向內輸入、學習知識的過程，而“研究”是向外輸出、生產知識，你在本科階段喜歡學習，并不代表你適合做研究。導師也常問她，你是不是潛意識里并不想讀博，只是迫于家里的升學壓力，已經將家人對你的學業期待內化了。

她回答不上來。

學不進去的大部分時間托付給了勵志動漫，主題關乎夢想、斗志與羈絆。有時她深受劇情鼓舞，有時又黯然傷神。看動漫就像去做了一場心理咨詢，咨詢結束后的即刻感到療愈和動力奮發，可回到現實，再次面對一地雞毛仍束手無策。

我到底是誰？我喜歡什么？我有拼盡全力也想達成的目標嗎？我有賭上自尊的事業嗎？揮之不去的問號。

2021年8月，南京疫情反撲，城市情緒低落。醫生新開的處方要求她每天戶外活動不少于2小時，最好有半天能室外活動。可當時拉丁舞課程正因疫情停課，戶外運動更是難以開展；作為一名直博生，在書桌前久坐是基本。這種反差讓她覺得荒謬。

被迫在宿舍隔離的日子，每天盯著確診數據上爬，睡醒一刷手機就是有關新冠疫情的通告與新聞，她沒來由地感到不安全。“沒有意義”的感覺，又一次滲入了生活的縫隙。

12月，沈琪的博導邀請她參與課題項目“大學生無意義感的內容及其形成”。她的任務是把學界有關的經典文獻閱讀、整理一遍。

然而沒多久就讀不下去了。沈琪和鶴先生的雙方父母見面了，沈媽要求女兒在家鄉辦正式婚禮，因為如果只辦訂婚宴的話，“沒啥親戚來，來了也不咋給錢”。那晚，沈琪多吃了兩片安眠藥，她很傷心，自己的終身大事“被爸媽當作回錢的工具” 。

狀態又掉了，經常是當房間地板上明亮的方格子輪轉成忽明忽暗的夜色，她才從床上爬起來，陪鶴先生吃當天第一頓飯。直到2022年3月初忙完結婚，整頓好心情，她才開始認真思考該如何準備11月的研究生中期考核。

想在中期考核拿優秀，不僅要求博士生交出一個完整的實驗方案，最好還做出一個證明方案沒有硬傷的階段性成果。

可是，心理學研究的過程與結果具有不確定性，容易投入多但最終難以對數據進行合理的解釋，這在沈琪看來如同白干：“不應該討一個結果嗎？”她的本科論文就遇到數據難以處理的瓶頸，到了博一，她仍在反思該如何解釋那些數據。

沈琪本科論文的假設是，人們在努力的過程中更有意義感，就算目標沒實現，人也會感到很快樂。經過反思，她發現自己對學術名詞“Procedure”的理解出現了偏差，誤將其翻譯成“純粹的過程”。實際上那篇外文文獻對此的釋義是：“Procedure并不是純過程，而是每一步都能看見目標進展的‘階段性結果’。”這個邏輯是，人無法從純粹的過程中獲得快樂，如果在過程中沒有一點結果實現的話，人還是開心不起來。

博士期間，她總在閱讀文獻時琢磨論文里提到的理論、方法等是否可以用作于自己的論文研究，本科期間那種不為研究結果而讀文獻，純粹求知、自由思考的享受感逐漸不復存在。

更為現實的問題是，她的研究方向“意義感”并非學界主流。即使她確實是適合做研究的人，這個方向未必容易發文章，未來就業也難。天平的另一端，她已經24歲，理想生育年齡僅剩6年，對她而言，這意味著自己需要在6年時間里順利畢業并找到穩定工作。

這一串焦慮的因果纏成她繞不清爽的線團，又像是在走鋼絲，偶然發現自己可能并不適合腳下的賽道，卻又不敢退回重來。

鼻腔手術

2022年4月初，柳絮紛飛的春末，沈琪的慢性鼻炎復發，但這一次比往年更嚴重。

從單純鼻塞到偏頭痛到整個頭都痛，從微微鈍痛到尖銳的跳痛，變成下樓梯顛一下都會痛，再到炸裂般的長時間頭痛。早晚氣溫較低時，鼻子堵塞，在快要窒息時，她感覺死神在身側一閃而過。

考慮到疫情期間外出學校看病要走諸多流程，她和鶴先生搬至學校對面的小區租房。

鼻腔鏡的檢查結果顯示，沈琪偏曲的鼻中隔與鼻甲擠壓在了一塊。手術通知單趕著4月的尾巴來了。

術后清醒過來，疼痛從咽鼓管區域逐漸蔓延到耳朵，連吞咽唾沫都費勁。一般止痛泵的流量開到5檔，她要求開到8檔。止痛泵停后，護士幾分鐘內沒現身，她不顧鶴先生的阻攔，一邊哭一邊拍好幾次呼叫鈴。換泵時，護士說，之前有個20歲出頭的男生，在術后嚎了一晚上。

第三天凌晨清醒，她猛然想起，整整兩天，自己常吃的抗抑郁藥、抗焦慮藥都沒有吃。她很心慌，鶴先生也醒了，護士讓她吸了氧。

凌晨兩三點，瀕死感達到頂點。她斜躺在床上，雙手抓住鶴先生的手放在胸口。在鶴先生看來，她的眼睛一半睜開，像在做夢，嘴里嘟囔像說夢話。而她當時的感覺，正陷在一種說不出的難受，既不是疼，也不是癢，像缺氧。整個人輕飄飄的，靈魂似乎正在逐漸離開身體。她把手舉起來：我有沒有在發抖？

鶴先生急忙按鈴喚人，醫護人員匆忙的腳步聲漸近，他在她耳邊一遍遍重復“沒事的”。。

四周聲音漸弱，世界搖搖晃晃，力氣從指尖流出，沈琪失去了意識。

2022年5月1日清晨，沈琪從術后痛感中蘇醒，護士拔掉鼻腔海綿的一瞬間非常疼。鶴先生告訴她，前一晚的她，神志不清地交代后事，說她有哪些財產在哪兒，說他離開她的時候要帶上些什么。鶴先生調侃她：“你說這么多，卻沒把銀行卡密碼說出來。”

熬過了“生不如死的術后恢復期”，為慶祝健康和自由，她穿著病號服在醫院四處游蕩，又在日記《病痛、瀕死感與未來一年的選擇》中寫道：“憧憬痊愈后的美好生活，是支撐我挺過術后恢復期的強大精神動力，但是，這是很認真的思考，不是單單為了麻痹自己。我經受了這種痛苦，是為了什么？為了之后繼續回到大學，繼續抑郁焦慮沒有動力，不知道該做什么研究嗎？顯然不是。如果我的人生真的戛然而止，我回顧這24年的人生會后悔什么，是沒有讀完博士嗎？顯然不是。”

初中，尤其是高中以來，她被灌輸的價值觀是，要努力學習，實現階級躍升。心理學的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將人做事的動機分為外部和內部兩類，從外部動機向內部轉變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如果不做此事，擔心受到懲罰；第二階段是如果不做此事，會感到愧疚和后悔；第三階段是一種認同感；最高級的是同一感，即感到所做之事理應是我的一部分。“我很好學，但從衡水一中到Z大985本科，我努力讀書的動機都是處于第二階段。”

高考已過去6年，時間的卷尺一天天舒展開，她無數次站在高光底下，但也一直啃食著抑郁癥長出的惡果。

這一次，她想把從小到大，為了“追求卓越”“成為優等生”這些目標而錯失的機會，都補回來。

她決定休學一年。

逃避可恥但有用

學心理學這些年，沈琪越來越能理解爸媽，越來越疲于和他們爭辯。她認同一個觀點，人在加工信息時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父母的愛不可能是無私的。我不敢說他們不愛我，但比起愛我，他們更愛自己，更愛自己的面子。”面對爸媽下達的要求，她學著優先考慮自己的感受，“他們用愛的名義對我造成傷害，我就是不舒服，也許沒有必要太自責”。

至于理解自己：沈琪看過奧地利精神病學家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書中提到，人天生會有一種不足感，終其一生，人都在試圖超越這種自卑。

在從本科到博士的心理學研究實踐中，她逐漸發覺，屢次失靈的正念冥想法，其核心要義并不是形式和儀式，而在于對周圍的覺察和對自我的無條件接納，“了解自己對于‘煩’是如何具體化的、如何去拆解和描述此刻正困擾我的煩躁，然后接納自己睡不著、學不好”。

剛確診中度抑郁癥那會兒，醫生說這個病不太好治，心理學這個專業讓沈琪覺得自己很可能屬于好治的那一批，但她不是。后來，她又了解，80%的抑郁癥患者會不斷復發。她自認為性格開朗，又在努力改善病情，有望成為那痊愈的20%。

“事實證明，其實我就是那治不好的80%。”沈琪歪一歪頭，嘴角向下一撇，順手將手邊玻璃杯里僅剩的檸檬水一氣喝光——鶴先生將她的烈酒藏了起來。

休學后，她新找了一份實習，想試試學術外的工作，2022年7月底早上9點到崗。“逃避雖可恥但有用。可我又不覺得我這是逃避。”

也許是一種新的選擇。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沈琪、馮悅、王飛、童同學皆為化名，照片均由沈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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