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三十多年前，當我剛剛敲開藏學這扇沉重的大門時，門內還見不到很多美國藏學家的身影。當年人們提到美國藏學時，或許會說起那位英年早逝的特里爾·V. 懷利（Turrell V. Wylie, 1927-1984）教授，他是圖齊的學生，翻譯了《世界廣說》，還確定了藏文拉丁轉寫的規則；人們或許也會談到旅美華裔學者李方桂（1902-1987）和張琨（1917-2017）二位先生，他們都在美國名牌大學內教學和研究藏語文，而李方桂用英文發表的對吐蕃金石、碑銘的研究文章，也在國際藏學界占一席之地。那時洛佩茲才博士畢業不久，霍普金斯和瑟曼二位先生或雖已嶄露頭角，但孤陋寡聞如我者對他們聞所未聞。

董同龢、李方桂、張琨、趙元任、周法高，攝于西雅圖。

三十余年過去，這藏學世界已徹底改變了模樣。面對眼前這新的景象，我常不由自主地要哼哼崔健的另一首歌：“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今天，霍普金斯和瑟曼是美國本土藏學的泰山北斗，美國也早已是國際藏學重鎮，其影響力與日俱增。事實上，美國藏學從來不只有被洛佩茲批判的、于此被我稱為“美國本土藏學”的這一種傳統。美國藏學萌芽時期推崇的同樣是歐洲的語文學學術傳統，例如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和印第安納大學開始的藏學研究都以歐洲傳統為主導，以后在哈佛大學發展起來的藏學、印藏佛教研究也是如此。即便是在瑟曼主導下的哥倫比亞大學的藏學和佛教研究，也依然部分地保留著歐洲語文學的傳統。及至今日，美國藏學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呈百花齊放的多元景象，人文、社科各個領域的學者都有可能從事西藏研究，其研究方法也各隨其所擅學科而有不同的取徑。但是，美國藏學研究的核心力量和最好代表，無疑還是在近三十余年間由霍普金斯和瑟曼二位具有非凡人格魅力（charisma）的學術導師培育和發展起來的那支美國本土藏傳佛教研究隊伍。他們人多勢眾，根深葉茂，不但占據了美國國內大部分的藏學學術平臺，而且也活躍于國際藏學舞臺，其學術影響力越來越大。

就在這三十余年間，美國本土藏學內部也出現了一些重要和顯著的變化。如前所述，洛佩茲的學術既有對霍普金斯之學術的繼承，也有通過對它的反思和批判而獲得的巨大進步。同樣，洛佩茲的同門晚輩或者他的弟子對他的學術也有繼承和揚棄，也有變化和進步。就總的趨勢而言，美國本土藏學從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那種在新時代運動背景下所做的佛教宣傳和傳播型學術發端，以后逐漸與美國式的宗教學或者比較宗教學學科的學術理念和規范相整合，走出了一條別具特色的美國式的藏學道路。與美國主流學術的其它學科一樣，至今美國的藏學研究一般都要強調所研究課題具有的問題意識，并要求對它的學術處理必須符合某種主流的學術范式。與此同時，美國藏學脫離了其最初那種制造新時代運動所需要的佛教讀本的范式，加強了語文學的訓練和對學術規范的要求，使其成為一門可被主流學術認可的學問。在比洛佩茲更年輕一代的藏傳佛教研究學者中，有不少人寫出了非常優秀的學術作品。例如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布賴恩·J. 奎瓦斯（Bryan J. Cuevas）教授（霍普金斯的弟子）的《西藏死亡書秘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芝加哥大學的克里斯蒂安·魏德邁（Christian Wedemeyer）教授（瑟曼的弟子）的《為密乘佛教正名：在印度傳統中的歷史、符號學和違規》（Making 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 History, Semiology, and Transgression in the Indian Tradition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2014）、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雅各布·道爾頓（Jacob Dalton）教授（洛佩茲的弟子）的《伏魔：藏傳佛教中的暴力和解脫》（The Taming of the Demons: Violence and Liberation in Tibetan Buddhism，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等等，在我看來都是近年來藏傳佛教研究領域內出現的值得稱贊的上乘之作。

不知不覺間，進入藏學領域已經三十余年了。這么些年來，我對自己的最高期待從來不過就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預流”，可今天我越來越覺得就是要達到這個起碼的目標其實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這個“流”不但是一個國際的“流”、一個世界的“流”，而且它也一直在變化、發展和進步之中。如前文所述，初入門時，我對東方語文學推崇備至，用心追摹，惟恐因自己駑鈍而辱沒了中德兩家師門；后來讀到洛佩茲等對東方語文學傳統中的西方藏學研究所作的解構性的犀利文字，又覺得挺有道理，一度曾對語文學產生了懷疑。今天既喜讀歐洲語文學家鑿鑿有據的著作，也不煩讀美國藏學家激情靈動的作品，有時甚至很難確定自己到底更喜歡哪種風格的學術文章。我說我喜歡魏德邁的《為密教正名》，可聽說有日本的佛教語文學家說魏德邁的書不是Making 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而是Making Non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我說我喜歡道爾頓的《伏魔》，可有我十分佩服的英國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獻研究的權威親口對我說，道爾頓書中對那些敦煌古藏佛教文獻的解讀錯得實在非常離譜。可想而知，學術研究能在完美的語文學和啟人心智的理論、思想之間達到一種有高度的平衡，世上大概只有為數不多的幾位真正的高手才能夠做得到。今天國人喜談學術要與國際接軌，我亦深以為是。可是，國際學術哪里只有一根正確的軌道等著我們去接呢？我與國際藏學打了三十余年的交道，到如今卻越來越不明白中國藏學到底應該和哪根國際軌道接軌。做學問必須“預流”，這聽起來不難，但真要做起來可實在是一件讓人終生必須十分努力地付出和學習的苦差使。

以上對近三十余年來美國本土藏學的管窺蠡測給我的一點啟發是：藏學研究絕對應該回到西藏和藏學本身，它不應該是任何形式的東方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等等思潮和行動影響下的，一種關于西藏和藏傳佛教的話語和學術建構，藏學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順應某一種思想、政治、權力和利益而建構出一個人們喜愛或者期待的、虛擬的西藏和藏傳佛教，而是應該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帶著批評的精神，來研讀藏文文本，觀察西藏的歷史和現實，盡可能真實地還原和揭示西藏之復雜和曲折的歷史，描述其豐富多彩的文化傳統和社會面貌。為此我們或更應該回到起點，從刻苦學習藏語文開始，努力讀懂不同形式的藏文文本，在西藏文明自己的語境中來尋求正確理解藏文文獻和西藏人文社會的方法，以達到最大程度的對西藏文化和社會的理解。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我們可以采用任何可取的學術方法，但是藏學研究必須堅持的最基本的原則只有一條，那就是正確理解，而理解必須從細致的語文學實踐出發才有希望達成。

三十余年來，我一直喜歡崔健的歌，因為它讓人在悲憤中依然堅持振作，在解構某種信念時還給人以升起另一種信念的希望，充滿了正能量。三十年余間，我在藏學中學步，步履蹣跚，曾為我過去想象中的那座象牙塔和尋求中的那個香格里拉的崩塌和消逝而悲憤，但今天我依然對藏學之象牙塔和香格里拉的重建充滿了期待和向往。“光陰匆匆似流水，它一去不再回，不再有那痛苦的夢，和無用的懺悔。我要洗清身上的塵灰和臉上的淚水，我要騎在那駿馬上，把時光緊緊追。”這是崔健《浪子歸》的結尾，我聽著覺得它催人振作，也給人以希望！

（本文原標題為“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與美國本土藏學研究”，全文共六部分，此為第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