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歲見長，難免懷舊。近日喜聽老歌，崔健的一曲《浪子歸》，聽了一遍又一遍，越聽越入味，越聽越入戲，有時忍不住還自顧自地吟唱起來，無端生出很多“酸的饅頭”（sentimental）來。遙想當年初聽此曲時，少年不識愁滋味，還聽不出“歲月匆匆似流水，它一去不再回”的無奈。今日再聽，卻襲來愁緒滿懷，彈指間，原來已經三十余年過去了，卻道天涼好個秋！

初聽《浪子歸》時，我剛開始學藏文，雄心勃勃要推開藏學這扇沉重的大門；此后，轉戰南北東西，于今可算是藏學界當仁不讓的一員老兵。然受累世習氣和世間八風所礙，迄今既未有證悟，亦無所成就。回眸過去，往事如煙，難免五味雜陳，感慨萬千。仿佛突然間重又回到了那扇沉重的大門口，兀自推門而入，卻見門內景象，早已與三十余年前所見迥然不同。準歌中所云，“面對鏡子我偷偷地窺，歲月已上眉，不忍再看見鏡中的我，過去已破碎”。

卻無奈古德有言在先，“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故雖不忍再看，但禁不住還要放眼遠眺一番。不指望能獨具慧眼，將這個曾經魂牽夢縈的象牙塔或香格里拉徹底看個明白，但求能獨善其身，知道自己目前身落何處，不至于完全迷失在這風云變幻的學術江湖之中。

二

初入藏學之門時，中國與世界的聯結遠不像今天這么緊密，我對海外藏學的了解不多。當年的藏學也遠不如今天這么熱鬧，公認的大家寥寥可數，我知道的只有意大利的圖齊（Giuseppe Tucci, 1894-1984）、畢達克（Luciano Petech, 1914-2010）、英國的黎吉生（Hugh Richardson, 1905-2000）、法國的石泰安（Rolf Stein，1911-1999）、德國的霍夫曼（Helmut Hoffmann, 1912-1992）、匈牙利的烏瑞（Géza Uray, 1921-1991）等不多的幾位。他們全都是歐洲學者，雖然學術各有專攻，也各有各的卓越，但大概都可以被認為是杰出的歷史學家，或者亦可以把他們歸類為東方語文學家（oriental philologists），抑或文本語文學家（textual philologists）。不管他們研究的是哪個專題，所采用的學術方法嚴格說來都是歐洲學術傳統中的語文學。我本科讀歷史學專業，進入藏學的緣分源自對蒙古時代之西藏歷史的興趣，當時從蒙元史轉入藏學的入門訓練，除了跟隨王堯（1928-2015）老師學習藏文外，就是閱讀和翻譯上述這些藏學大家的著作。我對他們的學術成就推崇備至，對歐洲傳統的語文學方法也心悅誠服，真心覺得他們是學界翹楚、人生榜樣，他們所做的這種歷史學和語文學的學問（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approach）就應該是藏學研究之正宗。

黎吉生

石泰安

可是，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后，藏學的面貌于國際學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方面，藏學研究機構和藏學家的數量激增，特別是中國和美國之西藏研究隊伍的異軍突起，嚴重改變了世界藏學的傳統格局；另一方面，藏學從學術方法到研究領域，均日趨豐富和多元，令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歷史學的和語文學的研究取徑顯然已不再是國際藏學研究中一枝獨秀的主流傳統，上述這幾位藏學大家和他們所代表的學術傳統漸漸失去了絕對的權威地位，已不再是國際藏學界之公共視野的聚焦點。隨著西方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浪潮的興起，上述這一代學人所代表的歐洲東方學傳統成為后輩同行學者激進地批判和解構的對象，其學術中隱藏著的東方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本質，得到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這一代學術大家普遍具有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政治背景和身份，使得他們作為一代學術大師的人格魅力和睥睨天下的學術成就立馬黯然失色，失去了往日熠熠照人的光輝。

例如，被公認為二十世紀世界上最偉大的西藏學家的圖齊先生在其身后卻遭遇了滑鐵盧，他的學術人生的另一面被人無情地揭露了出來，說他原本竟然是一位活躍的納粹分子，曾經是墨索里尼納粹政府要員的親信，還曾經用力地吹捧過日本軍國主義；而最早對吐蕃金石碑銘做了非常出色的研究的黎吉生先生，其政治身份本來就眾所周知，他是英帝國主義直接派駐西藏的殖民官員，而他以前并不廣為人知的丑事后來也被揭露了出來，他不僅要對熱振活佛遇害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還可能也與根敦群培受難有直接的牽連。而霍夫曼本人在二戰期間曾是希特勒納粹政府建立的、直接以宣傳雅利安人種之優越為宗旨的“祖先遺產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和納粹的關系十分密切，他研究西藏的動機與納粹的意識形態有脫不開的干系。總而言之，在我曾經十分推崇的那一批藏學大家中有很多人都有一個政治上不很光彩的過去。

黎吉生和他的西藏朋友在拉薩的英國人住處，1933年9月9日。

納粹人類學家布魯諾·貝格爾與五世熱振活佛，1938年。

不僅如此，整體而言，西方對西藏和藏傳佛教的接受和表述自古以來就是在西方自身之政治和社會背景的影響和主導下的一種人為的想象和建構，它們不但始終受到了西方之政治、權力和利益的沾染，而且與現實的、物質的西藏從來就沒有必然的聯系。西方的藏學研究無始以來就與歐洲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有直接和緊密的關聯。被人稱為“藏學之父”的匈牙利學者喬瑪（Alexander Csoma de K?r?s, 1784/8-1842）原來是一位激進的匈牙利民族主義者，他的東方尋根之旅本來是受民族主義的驅使，最終卻被一位英國殖民主義者引導到了藏人居住的拉達克地區，他所開創的西藏研究從一開始就是直接為英帝國主義者日后侵略西藏的政治和軍事目的服務的。而喬瑪之后的西方藏學家，不管他們的學術能力是如何的出色，都從未能夠擺脫不同時期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輿論的束縛和影響，其學術研究凸顯出東方主義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本質。

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西方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文化批評家借助薩義德（Edward Said, 1935-2003）先生創立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理論這個批判的武器，對西方前輩東方學家及其學術研究成就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和解構，這對反思西方的思想史和學術史，清算其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流毒，無疑具有十分進步和積極的意義。但是，這種清算對西方的東方學傳統而言，幾乎可以說是一種弒父式的暴力行為。隨著那些曾經風光無限的學術權威被一個個地拉下神壇，他們所傳承的那種優秀的歷史學和語文學的學術傳統也黯然失色，甚至慘遭唾棄。更有甚者，他們曾經用心研究，并想要代表和表述的那個東方，亦同時遭到了其后輩的激烈批判，在有意無意間被無情地解構和拋棄掉了。東方本來就曾經是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直接的政治和軍事侵略的犧牲品，如今它又因為被西方之東方主義傳統下的東方學研究沾染過，故而再次成為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文化侵略的犧牲品。

三

對西方藏學與生俱來的東方主義和帝國主義本質做了最徹底的揭露和批判的著作無疑是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小唐納德·S. 洛佩茲（Donald S. Lopez, Jr.）先生的名著《香格里拉的囚徒們：藏傳佛教與西方》（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這部名著的影響所及遠遠超越了西方藏學界，它也曾是美國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的一部標桿性作品。在此之前，洛佩茲還主編過另一本同樣性質的論文集，題為“佛之主事們——殖民主義下的佛教研究”（Curators of the Buddha: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對殖民主義時代西方最著名的幾位佛教研究大家，即英國的巴利文和小乘佛教研究權威托馬斯·W. 里斯·戴維斯（Thomas Rhys Davids, 1843-1922），匈裔英籍著名考古學家、探險家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于西方世界最負盛名的禪學大師、日本學者鈴木大拙（1870-1966）、意大利藏學家圖齊、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等人的生平和學術做了十分尖銳的剖析和批判，還特別對被他稱為“拜倒在喇嘛腳下的外國人”的他自己那一代美國藏學家的學術和心路歷程做了深刻的反思和解構。

由于薩義德東方主義理論的重點是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時代歐洲知識界與東方的交涉和互動，以及他們對東方之接受和表述的總結、反思和批判，所以，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主要針對的是歐洲的東方學和東方學家。然而，洛佩茲以東方主義理論為武器對西方藏學研究所做的清算，不但批判了從喬瑪開始的歐洲藏學研究，而且還在書中以一專門的章節——“領域”（field），對美國藏學研究做了尖刻的批評和嘲諷。美國本土藏學起步很晚，它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才開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而這個年代正是美國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如火如荼的時候，它是一個西方世界對來自東方的各種神秘主義思想和傳統充滿幻想和熱望的時代，藏傳佛教從其禪坐（meditation）到密修（tantra），均深得追求個性自由、解放的新時代人的青睞和喜愛，它給新時代運動提供了很多精神上的動力和養分。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藏學開始啟動，所以，其主要內容是對藏傳佛教的宣揚和研究。

但是，正如石泰安先生的弟子、曾在美國從業的歐洲漢學家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 1942-1994）先生于1977年一針見血地指出過的那樣，當時在美國出現的很多有關藏傳佛教或者密教的著作，“事實上看起來不過是一些教那些活得有點不耐煩了的美國人如何能夠放松一點的小冊子”。它們與司馬虛熟悉的歐洲學術傳統中的藏學研究著作之間，顯然有著很長的一段距離，美國人做藏傳佛教研究首先考慮的好像不是學術，而是要替喇嘛們代言，為那些追求身體和精神同時獲得自由和解放的新時代美國人提供足夠可口、可樂的心靈雞湯。

正如洛佩茲在《香格里拉的囚徒們》中所刻畫的那樣，美國本土藏學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法主宗喀巴講席教授的羅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 1941-）先生與其說是一位杰出的藏學家，倒不如說是一位成功的藏傳佛教傳教士，因為他具有非同尋常的人格魅力，且辯才無礙，所以，他為藏傳佛教，特別是其格魯派（黃教）傳統在西方世界的傳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但是，瑟曼的藏學著作往往會毫不掩飾地顯露出藏傳佛教中心主義的底色，背離了一位嚴肅的宗教學者應該具備的客觀和中立的學術理性，他對神話化西藏潮流在西方的出現和泛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弗吉尼亞大學教授杰弗里·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 1940-）先生則是美國本土藏學之教學和研究傳統的創立者，他培養了包括洛佩茲本人在內的一大批如今在北美諸大學從事藏傳佛教教學和研究的宗教學者。在洛佩茲看來，霍普金斯建立起來的這個藏學傳統，與歐美大學等學術機構中的比較宗教學教學和研究傳統嚴重背離，因為它完全照搬了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學僧的聞思修傳統，所以，在他這里培養出來的藏學博士，其實際的佛學水準大概不過是在西藏格魯派大寺院中受過訓練的十幾歲的沙彌、學僧就可以達到的水平。可見，這樣的教學方法與其說是在美國的大學內培養藏傳佛教的學術研究者，倒不如說是將西藏的寺院教學傳統引進了美國的大學內，訓練和培育的更可能是有能力在西方宣揚和傳承藏傳佛教的虔誠的信徒。

弗吉尼亞大學藏學與佛學榮休教授杰弗里·霍普金斯

洛佩茲本人當年不但接受了這種藏傳佛教寺院式的教學訓練，而且還將其投身藏學的學術使命明確為搶救和傳承行將在這個世界上消失的最直接、最正統的佛教傳統。洛佩茲那一代美國藏學家曾天真地相信只有在那些流亡在印度的西藏喇嘛的腦袋里才掌握著自釋迦牟尼佛化現人間以來一直未曾中斷過的要門（man ngag），如果這些要門有一天流失了，正宗的佛教傳統也就斷滅了，而這樣的危險隨著喇嘛們遠離其故土而越來越迫近了，所以，像他這樣的西方學生，覺得天降大任于他們了，必須立刻去印度，拜倒在西藏喇嘛的腳下，將他們口傳的要門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再翻譯成英文，然后繼續傳承下去。這是一項十分崇高和神圣的使命，是洛佩茲這樣的美國年輕一代學者責無旁貸，應該肩負起的重大責任。顯然，今天的洛佩茲是帶著明顯的自嘲和諷刺的口吻來反思這一段自己親歷的學術經歷及其背后的心路歷程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年在美國從事藏學研究，是一件具有遠遠超越宗教研究之學術價值和意義的、肩負了重大宗教使命和責任的偉大事業。可是，這個樣子的藏學研究無疑與歐洲具有批判理性的、歷史學的和語文學的學術傳統相距千里萬里，甚至真的可以說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

不管是對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時代發展起來的歐洲傳統藏學的解構，還是對于在新時代運動背景中成長起來的美國本土藏學的批判，洛佩茲作為一位“內鬼”（insider），他對業內的脈絡、行情，乃至其中的種種套路、勾當，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書中那些對權威和傳統充滿強烈反諷意味的細節描述和刻薄評論，讀來讓人覺得既妙趣橫生，暢快淋漓，又句句中的，字字見血，具有無與倫比的殺傷力。有年輕的學術同行對他的這本書非常不滿，憤怒地譴責洛佩茲對西方，特別是美國藏傳佛教研究的批判有失偏頗和過于極端，認為霍普金斯所建立的藏學傳統并不能代表美國藏學研究的全部，美國還存在別的不同的藏學研究傳統。此外，也有人尖銳地批評洛佩茲在書中常常將西藏和藏傳佛教與西方人對西藏和藏傳佛教的建構混淆在一起，在他解構后者的同時，實際上也把前者一起給解構掉了，所以，洛佩茲本人甚至比那些參與建構了香格里拉神話的藏學家的用心更加險惡。

這樣的批評聽起來并非毫無道理，但是，不管是從思想史，還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前述洛佩茲對西方藏學研究傳統的反思和批判無疑都是十分有理和正確的，它揭露和批判了西方東方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思想和行為對于西方之藏學研究傳統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謂入木三分，且振聾發聵。不論是對西藏學家反思西方藏學研究之現狀，重新思考其今后的發展方向，還是對今日西方之普通民眾思考應當如何正確地理解和理性地處理中西方視野中的西藏和西藏問題，它都是一帖及時的警醒劑，都將深有啟發，故具有十分迫切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原標題為“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與美國本土藏學研究”，全文共六部分，此為第一、二、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