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女性怎樣兼顧職業發展與兒童照顧這兩項職責? 這個問題一直是當代社會政策研究的重要內容。20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者將問題置于“新社會風險”（new social risks，以下簡稱“新風險”）的理論框架下來處理，給相關討論帶來了新的視角。本研究也從這個視角出發，分析中國的相關問題。

關于新風險的論述強調兩個背景性事實。第一，女性普遍就業，其收入對家庭很重要，已成常態。第二，兒童照顧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基于性別分工的實踐，即主要依賴母親的付出。兩方面合起來，形成“工作媽媽”特有的關于時間分配的兩難困境。在孩子的幼年階段，媽媽的時間難以既用于工作又用于照顧。

新風險理論認為，這是伴隨女性廣泛就業后出現的新問題，它給政策選擇也帶來困境。如果繼續鼓勵女性廣泛就業，會使兒童照顧領域出現真空，兒童權益受損，也會抑制生育率。如果要求女性優先承擔母職，其宏觀后果是降低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這將加大女性在職場上和社會生活中的劣勢地位，與男女平等的價值目標相悖。同時，它也與提高就業率的目標相悖。在日漸老齡化的社會中，就業率目標對國家非常重要。更何況女性退出就業，也會加劇女性貧困，又與反貧困目標相悖。

總之，無論怎么選擇，都伴隨另外一面的損失。在社會政策的意義上，這些都是福利損失。由此帶來的潛在的長遠后果很難估量，因此是風險。

以此觀照中國，很自然會問:中國也有這樣的困境與風險嗎? 從勞動參與率來看，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比起計劃經濟時期有所下降（根據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2010年中國18至64 歲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為71. 1%），但與其他國家比較依然是長期位于世界前列的。從兒童照顧來看，很容易想到農村地區大量的留守兒童現象。它表明如果必須遠赴外地打工，女性就業和承擔母職之間很可能處于難以協調的困境。此外，新近關于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研究也指出，中國社會照顧體系的缺失，導致女性陷入就業與兒童及老人照顧的兩難境地，從而影響二孩生育意愿。

綜合這些情況看，工作職責與照顧職責相沖突的困境在中國同樣普遍存在，在某些條件下矛盾非常尖銳。

可是，中國兒童不是都處于失養失教的境地，尤其城市兒童，還是得到了較好的照顧。這里的問題在于，較好的兒童照顧主要不是來自于國家的福利或企業（機構）的福利，而是來自家庭尤其是母親。盡管對女性和兒童的福利支持在不斷改進，但是總體水平仍然比較低，支持非常有限。這表明，存在一種機制，使得女性的工作職責與照顧職責相沖突的困境在私人生活層面上被緩解，從而沒有演變為公共領域的沖突與危機。

考慮到中國兒童照顧“家庭化”程度較高、隔代育兒較普遍的情況，這個替代機制指向家庭自身的機制。具體而言，是家庭和親屬網絡；母親在一個家庭親屬網絡支持下得以同時承擔工作職責和兒童照料職責。這意味著應該更深入地考察母親及其家庭親屬網絡在兒童照顧方面的微觀機制。因此，本研究的問題是，中國的家庭機制與功能如何幫助了女性同時承擔工作與照顧職責? 這種支援機制怎樣形成? 產生了什么影響?

在過去三四十年的高速現代化發展進程中，中國女性以極大的毅力和聰明才智應對工作與照顧的雙重挑戰，本研究將她們稱為“超級媽媽”。這個概念來源于社會政策新風險理論下西班牙實證研究的啟發。西班牙代表歐洲福利國家的一種類型，其特征是國家為兒童照顧所提供的公共資源很少，家庭結構與性別分工相對較為傳統。母親們以超常努力來維持工作與家庭兩邊的平衡，被稱作一代“超級婦女”（superwoman）。西班牙的情況提示我們，在社會福利相對缺失的條件下，家庭會成為一種福利替代機制。但是，這種機制需要具備很多條件才能形成和發揮作用。其中，母親的能動性、她們構建家庭親屬網絡以發掘和協調資源的能力特別重要。

我們認為，研究中國的“超級媽媽”現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兒童照顧的社會福利水平較低的條件下，為什么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不至于出現大幅度的下滑。母親及家庭親屬網絡所創造出來的福利替代，填補了社會福利赤字，起到了阻止下滑的作用。同時，中國的情況與西班牙等歐洲國家有很多不同，具體研究中國“超級媽媽”應對工作與照顧沖突的方式、條件及影響，將有助于在這個普遍性的理論議題上貢獻非西方社會的維度和中國經驗。

此外，將工作與照顧職責的沖突視為新風險，將“超級媽媽”現象看作風險情景的產物，會給完善中國社會政策帶來新的視野，提出新的治理要求。

二、新風險視角:女性及“工作-家庭平衡”

新風險是與“老風險”（old social risks）相區別的一種類型。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來討論風險及其類型，一個前提條件是看家庭模式。有研究特別指出，家庭結構是福利國家制度得以運行的重要基礎條件。

簡單來說，“老風險”與“男性養家模式”相關聯，新風險則與“雙就業家庭” 相關聯。所謂“男性養家”，是指家庭的經濟收入主要依賴于男性的就業與收入，女性承擔家庭照顧職責，這種照顧工作是不計酬的。在這種模式下，男性就業中斷或就業能力喪失，導致收入下降或者中斷，就是風險，因為它意味著家庭陷入貧困。對應于這種風險，二戰后歐洲國家陸續建立了包括工傷、醫療、殘疾、退休金和失業等內容的社會保險體系。得益于制造業的穩定繁榮，歐洲國家享受了長達30年的黃金年代。在這個時期，勞動者（主要是男性）職業穩定且發展，收入增長，公共財政充裕，所有這些都支撐了較高水準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就是老風險及其應對。

但是這種繁榮和發展，本身又導致了家庭模式的變化。隨著女性教育水準提高，女性普遍就業以及女性獨立意識的發展，“雙就業家庭”成為主流模式，取代了“男性養家模式”。從經濟層面來看，以制造業為主的工業社會轉型為以服務業為主的后工業社會，大大促進了女性就業，同時又拉低了傳統行業男性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再加上失業率提高，從而使男性獨立養家的方式越來越難以為繼。

勞動力市場和家庭模式的這種轉型變化，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工作與家庭責任變得難以兼顧。在雙就業家庭模式下，如果女性失去工作，很可能導致家庭收入下降乃至陷入貧窮。而如果帶孩子的母親要工作，兒童則可能得不到適當的照顧。這種兩難困境就是新風險。為此，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歐盟各國和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都強調，福利國家制度面對新風險的挑戰。在各種類型的新風險中，女性難以兼顧工作與家庭責任被列為第一位。

與老風險比較，新風險不僅在時間上是新的，而且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為精簡和便于理解，我們將其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老風險概念主要針對的是男性以及老年人群體。而新風險涉及的主要是女性，而且是老年之前的、相對年輕的群體。更重要的是，在老風險概念下，要處理的問題來源于失能（而無法就業），如疾病、工傷、殘疾、衰老，等等。這類問題的性質都是偏離正常。新風險則相反，問題來源于正常的進步和發展。受過教育、能夠就業的女性，無論對個人、家庭還是社會來說都是好的、進步的。但是，母親為此要面對工作職責與照顧職責的沖突。其中，還要特別注意“特定年齡段中的次級人群”。它指的是，單身母親、低技能的母親、在照顧孩子之外還需要照顧老年人、病人的母親等等，是風險特別大而抵抗能力又較低的脆弱群體。

第二，老風險概念將問題理解為經濟受損，包括收入中斷，或者工薪收入不足以覆蓋；相應的解決方案主要是各種轉移支付和津貼。但在新風險中，許多問題涉及時間、道德與情感，不能僅靠金錢的轉移支付解決。一位需要照顧孩子的母親可以向雇主和政府要求什么? 這涉及的是權利問題，是賦權和賦能的問題，也沒有一刀切的解決方法。

法國和瑞典承認，母親是一項社會資格，工作者也是一項社會資格，工作媽媽同時有兩種資格，但是許多國家做不到這一點。又譬如，北歐國家實行父親的陪產假、育兒假，鼓勵父親承擔兒童照料責任等等來減少母親的負擔，這符合新風險思路下的政策改革。但是，對非常規性就業的群體來說，這些政策可能不現實，因為獲取這些社會福利的資格建立在常規性就業的前提下。

第三，新風險涉及的群體屬于原有制度下的較弱勢群體（例如婦女、兒童），而且利益分散，一些問題也被認為是生命周期中帶有過渡性質的問題。因此，很多時候不容易形成統一的發聲機制，或缺乏持久的代言力量。在這種情況下，福利國家可能識別不出新風險，也可能在推動改革和應對新風險方面難以形成決心，并聚集力量和資源。換言之，沒有能力認識風險，或者沒有意愿應對風險，本身構成一種制度性的風險。

上述關于新風險的類型、原因、表現等，是新風險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文獻中另外一個重要方面則是討論福利國家的政策改革以及尋求應對之道。相關的討論可以放在“工作-家庭平衡”的框架中加以統籌。

首先，在政策的認識論上，討論工作責任與家庭責任的關系。一方面，工作為養家提供基礎條件，確認工作是重要的家庭福利；另一方面，家庭照顧也為工作提供動力和意義，工作設計要符合家庭生活的需求。這意味著，承認照顧具有與工作同等重要的社會價值，而不是附屬關系；女性不計酬的照顧與男性的計酬工作與此類似。

其次，從實踐研究的角度看，上述認識論對政策改革提出了較高要求，即需要在各種復雜情況下找出有利于工作與家庭平衡的條件和關鍵節點。研究者因此仔細研究一個一個的具體案例，從中總結政策特征。比如，根據兒童福利政策的“去家庭化”程度，研究者將歐洲國家在“工作-家庭平衡”方面的努力與改革歸納為三大模式:以北歐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為代表的去家庭化模式；大部分歐洲大陸國家的支持型家庭模式；以及以南歐國家為代表的完全家庭主義模式。

圍繞“工作-家庭平衡”問題的政策與改革的討論，從根本上說是要支持和促進女性的能力發展。這提醒我們需要重視和挖掘女性的主體能動性，并重新評估女性在照顧方面所作出的貢獻。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關于西班牙“超級婦女”的研究對考察中國案例有一定的啟發性，其獨特之處在于，家庭作為福利生產機構在收入和福利分配上起著關鍵作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班牙政府在公共支出中削減福利，而由于超級婦女們“長久的個人犧牲”和無償提供了許多服務，使得社會整體情況并未明顯惡化。但是，國外學者較少關注此類新風險在非西方社會條件下的表現形態，以及女性的應對和政策涵義。

進入21 世紀，關于新風險理論及“工作-家庭平衡”的研究開始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相關研究歸納起來有兩個重要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介紹國外學者新風險理論、“工作-家庭平衡”概念及研究成果，并積極呼吁在中國開展相應的研究。同時，研究者指出，中國應盡快發展家庭政策及兒童照顧福利，構建支持家庭的政策體系，才能有效地緩解女性的照顧壓力、鼓勵生育率。

不過，最新的OECD 以及中國研究數據表明，女性就業率與總和生育率之間的關系不是負相關，而是正相關。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女性在處理工作與家庭關系中起到了積極作用:女性為了更有條件生育和撫養孩子，必須加倍努力工作，從而使得就業與生育兩者相互促進。這是一種個體在風險社會中的反思性策略。

第二個方面則是關于中國家庭在兒童照顧、女性生育以及養老方面豐富的理論與實證研究。這些研究盡管并不與“工作-家庭平衡”議題直接相關，但是共同強調在中國條件下，工作媽媽的困境和她們在兒童及老人照顧方面的貢獻。其中，有研究注意到中國現代化話語對“理想母親”的塑造及新世紀提倡“超級媽媽”形象對女性的影響；也有研究從不同側面考察家庭對照顧的重要作用，譬如，祖輩幫忙照顧孩子對母親既是解放，也形成博弈；隔代育兒模式下，居住形態對兒童照顧的影響；等等。這些為深入理解工作媽媽能動性的形成和發揮提供了重要啟示。

本研究在上述研究基礎上，嘗試從新風險理論的視角出發，揭示城市女性在兩難困境下的個體能動性，其構建家庭親屬支援網絡的具體表現方式，所需條件及后果。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對象是“工作媽媽”，在分類上首先排除長期不工作的全職媽媽，也排除農村中的留守媽媽。這兩種類型有其特殊性，需要另做專門研究。

為考察家庭親屬網絡的微觀機制，本研究選取依靠家庭親屬網絡照顧孩子的工作媽媽及其家庭。考慮到城市隔代育兒、雙職工家庭的普遍性，選樣標準是至少有一位祖輩幫助照看孩子的雙職工家庭。為了展示“工作媽媽”案例的共同特點，抽樣遵循最大差異性原則。具體來說，在隔代育兒的雙職工家庭樣本里，最大限度包含經濟收入、（非）獨生子女家庭、（非）本地家庭、兒童性別及數量、有無雇請保姆等不同情況的家庭。同時，由于空間居住形態與房產狀況密切相關，也選取了擁有多套房產、2套住房、只有1套住房等家庭案例。

此外，為揭示“超級媽媽” 成功或失敗的原因，本研究抽取了少量極端或偏離常軌的案例。對本研究的“工作媽媽”樣本而言，有兩類偏離常軌的案例。一類是不需要依靠家庭親屬網絡協助，就能應對工作與照顧職責的工作媽媽。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超常規的成功案例，本研究選取了一個沒有動用祖輩及親屬網絡，僅靠核心家庭資源解決困境的工作媽媽樣本。另一類是女性哪怕付出巨大努力，也無法有效調動家庭親屬網絡應對的工作媽媽。本研究選取了兩個進城務工、日常無法照看孩子的工作媽媽案例，反思限制女性發揮個人能動性的結構性因素。

作者分別在2010至2011 年和2015至2017 年，對廣州15 個家庭的父母和祖輩進行深度訪談（見表1），從不同角度理解女性及其家庭應對兩難困境的策略、考慮及后果。樣本中包含12 個隔代育兒的雙職工家庭，1 個沒有祖輩、也沒有保姆協助育兒的雙就業家庭，2 個從外地農村到廣州打工的家庭。其中，有7 個家庭參與了兩個階段的訪談。這15個家庭里，祖輩處于55至70 歲，父母處于30至45 歲，大部分家庭至少有一名不滿10歲的兒童。（待續）

（本文原刊于《婦女研究論從》2018年第2期，原題：“新社會風險視角下的中國超級媽媽——基于廣州市家庭兒童照顧的實證研究”。略去參考文獻，正文有簡化并由作者審定，經授權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