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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宏偉:廣大精微、學術楷模——紀念孫機先生

霍宏偉(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國博研究院副院長)
2023-06-21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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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15日,中國國家博物館(以下簡稱“國博”)終身研究館員孫機先生駕鶴西去。筆者聞訊,悲從中來。回想十余年來與孫先生的交往,輾轉反側,思緒萬千,訴諸筆端。

一、與賢為鄰

孫機先生的大名如雷貫耳,仰慕已久。2008年底,我拜訪國博的一位先生,在位于北京市北三環靜安莊的通成達大廈門前,偶遇孫機先生。他頭戴黑皮帽,身穿黑色皮夾克。在冬日暖陽的映照下,他面色紅潤,氣宇軒昂,讓我肅然起敬,留下深刻印象。那時,因國博改擴建工程的需要,其臨時辦公地點就在通成達大廈。2009年7月20日,我入職國博《中國歷史文物》(2011年更名為《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編輯部。上班后不久,有幸在該大廈的一層報告廳現場聆聽了一次孫先生的學術講座(圖一),是他自己開設“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系列八個專題講座中的最后一講,題目為《科技文物》(圖二)。兩個小時的講座,他始終站立著演講,思路清晰,娓娓道來,讓我大開眼界,獲益良多,其講述內容后來成為他出版《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一書的第十部分《科學技術》。

圖一  2009年孫機先生主講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系列講座(《中國國家博物館學術講座文集》第240頁)

圖二  《中國國家博物館學術講座文集》收錄的《科技文物》講座內容首頁

在通成達大廈辦公時,我們編輯部與孫機先生的辦公室相鄰,偶爾見面,寒暄幾句。半年之后的2010年元月,國博全體員工搬回天安門東側原址新建成的大樓辦公。編輯部辦公室位于三層,仍然與孫先生的辦公室一墻之隔,直到2018年10月為止。能與孫先生九年為鄰,的確是我一生的幸運。

有一次,我們同在國博辦公樓一層等候電梯,準備一起回到三層辦公室。本來,我想有禮貌地說:“您老請進電梯。”剛說出“您老”一詞,孫先生立刻駁斥:“不老!”自此以后,在他面前,我再也不敢說“您老”了。國博同仁從來不敢稱呼先生為“孫老”,均尊稱“孫先生”。實際上,那年他已年逾八旬。“八十不老”的故事,體現出的正是孫先生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他是一個有著鮮明個性的學者。聽其言,觀其行,讀其文,品其韻,見賢思齊,讓優秀成為習慣,需要我們不斷向先生學習。

我曾冒昧地向“鄰居”孫先生請教:本人以前就職于洛陽市文物工作隊,主要從事田野考古發掘工作。后來在四川大學讀了五年書,來到國博工作,我今后該如何在博物館進行學術研究呢?孫先生指出: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前提下,要多做館藏文物的個案研究,大量閱讀,多與歷史文獻資料相結合。他以國博藏五代白瓷陸羽像為例(圖三、四),結合當時他所做的考證工作,將別人眼中一件普通的小瓷人,確定為唐代茶圣陸羽像,大大提升了這件館藏文物的學術價值,從而說明學術研究對于博物館展陳工作起著重要的支撐作用。

圖三  國博“古代中國”基本陳列展出五代白瓷陸羽像與茶具組合(傳河北唐縣出土,霍宏偉攝影)

圖四  經孫機先生考證后確認的陸羽像(范立攝影)

他還問我自己撰寫最滿意的學術論文是哪一篇?我說是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隋唐東都城空間布局之嬗變》,并呈上請他指正。過了幾天,他將論文紙本還給我,拿出一篇他已發表的《百煉鋼刀劍與相關問題》復印件,囑咐我認真研讀。反復拜讀大作數遍之后,讓我受益匪淺,基本掌握了孫先生進行古器物研究的路徑、方法及表述方式,大大拓寬了本人的研究視野。孫先生的不吝賜教與熱心相助,縮短了我在國博學術摸索的時間,為今后自己獨立進行館藏文物個案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若干年之后,拙撰有關館藏文物研究的論文陸續發表,如《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國寶金匱”考》《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唐代彭杲銀鋌考》《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元代昏爛鈔印考》《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西王賞功錢考》《大英博物館藏一組唐代三彩俑來源追溯》等。孫先生在國博食堂吃午飯時笑吟吟地對我說:“有點做學問的意思了。”聽到前輩鼓勵的話語,讓我甚感欣慰。

一旦孫先生有新作面世,他總是慷慨地贈送“鄰居”,我們辦公室的同事們收獲頗豐。幾年下來,在我的書柜里,他的代表作諸如《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中國古輿服論叢》《仰觀集》《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從歷史中醒來》等作品均列其中,不乏孫先生的簽名珍藏版。因為每一次我都會提出求簽名,他總是不厭其煩地滿足我的要求,一絲不茍地寫下他的大名,這是送給后輩學人最好的禮物。

“有來無往,非禮也”。2016年9月8日,拙編小書《古錢極品》由中華書局出版,我趕緊來到孫先生的辦公室,誠惶誠恐地送上一冊,以示回贈、感謝之意。當時先生正在忙于處理其他事務,拿到書也沒說什么。過了一個多月,即10月17日一大早,他興致勃勃地來到隔壁辦公室“串門”,和同事們寒暄幾句。臨出門時,他走到我的辦公桌前,笑呵呵地對我的錢幣小書給予肯定,進行了一番鼓勵,還豎起了大拇指,我連忙鞠躬道謝。因為孫先生向來治學嚴謹,平時極少表揚晚輩。這樣一本科普類的古錢小書竟然能夠得到先生的贊許,讓我感到受寵若驚。2017年11月,拙撰《鑒若長河:中國古代銅鏡的微觀世界》出版,我也呈送孫先生以表謝意。2018年下半年,孫先生好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楊泓研究員來國博拜訪,恰好我去孫先生辦公室辦事。他將我引見給楊先生,并提到我的小書《鑒若長河》榮獲全國文化遺產優秀圖書。拙撰兩本小書,在孫先生的諸多宏篇巨制面前,顯得多么的稚嫩與淺薄。但是,先生非但不嫌棄,而且以一顆慈愛與包容之心,善待后輩,提攜后學,令我十分感動。

二、閑適雅集

我能夠時常受教于孫先生,的確得益于辦公室“比鄰而居”的優越條件,卻因工作環境條件所限,聊天時間較短,談論的話題較為正式,而與他在國博食堂共進午餐的美好時光(圖五),大多數情況下是愉悅、輕松的,甚至是詼諧、幽默的氣氛,偶爾會涉及一些略顯沉重的話題。

圖五  2018年10月23日中午霍宏偉與孫機先生,在國博食堂共進午餐合影留念(王方攝影)

通過長達十年左右午餐時間的交流,讓我對孫先生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他的父親孫毓址先生,192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學系經濟科,后在山東濟南法政學院任經濟學教授。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欲逼迫其父任山東即墨縣偽縣長,他父親寧死不屈,被漢奸用槍托擊打頭部致死。聽罷,令人唏噓不已,為他父親在國家危難之際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所感動。

孫先生知道我曾經在四川大學考古學系攻讀研究生五年,特意提起他的一位堂兄孫次舟,先是在齊魯大學當教授,后為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孫次舟先生是一位古典文學家,名叫志楫,字次舟,以字行于世(以上部分內容根據國博藏檔案資料補充)。

孫先生一生所經歷的驚險之事,主要有三項:一是上小學時,突然屋頂塌落建筑板材,砸在他的桌子上,他本人安然無恙;二是在上華北軍政大學期間,有學員擦槍走火,一顆子彈擦著孫先生的頭皮劃過,讓人聽得心驚膽戰;三是在華北軍政大學畢業之后,孫先生被分配到北京市總工會工作,在南池子學開吉普車,差一點出現交通事故,從此再也不學開車了。

2019年12月31日中午,我再一次與孫先生在國博食堂吃飯,聆聽教誨。大家邊吃邊聊,興致盎然。他特意談到,做學問一定要“由小見大”,不能“由小見小”,并以他發表的《秦代的“箕斂”》為例,闡述“由小見大”的學術理念(刊于《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后收入《仰觀集:古文物的欣賞與鑒別》,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69-79頁)。孫先生將這一類形制較小的量器置于秦代宏大歷史的背景下進行探討,揭示出其深刻的文化內涵,達到了“以物論史”的學術目的。此外,孫先生還曾指出:“別人的終點站,就是你的起跑線。”以此來強調撰寫學術綜述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做學問應當立足前沿。孫先生所言對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反復研讀他自己推薦的這篇代表作,可以將全文劃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學術史梳理;二是提出問題,從物切入;三是由物見史,透物見人。其論文高妙之處在于,將古器物作為切入點進行探討,層層遞進,最終的落腳點是秦代的經濟史與財政史。揚之水先生對此文亦有較為詳細的解讀(揚之水:《仰觀與俯察》,收入《棔柿樓雜稿》,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102-104頁)。

大約十年前的一天中午,我有幸與孫先生單獨在國博食堂用餐。他很有感觸地說了這樣一段話:再干十年,我就不干了。但是,直到今年上半年,年逾九旬的孫先生仍然筆耕不輟,還在與商務印書館李靜女士合作,修訂、校改完成了花費數年之功的個人學術文集。每當我有懈怠感時,就會想起孫先生的這番話和他所做的一切,他這種在學術上永遠奮斗的精神激勵著后輩學人努力前行。

現在回想起來,疫情之前,與孫先生在國博食堂共進午餐,聽他談天說地,縱論古今,的確是一段無法復制的美妙時光。如今,寂寥、清素的餐桌前,只有我一個人慢慢咀嚼著物質食糧,再也聽不到先生風趣幽默的話語,感覺不到他所帶來豐盛的文化大餐與精神享受,正如人們常說的一句話:“吃飯并不重要,關鍵是和誰吃飯。”

三、高山仰止

在學術方面,孫先生傳承有序,源于北京歷史博物館(國博前身)沈從文、北京大學考古學教授宿白兩位名師的悉心指導,并將平生所學傳授給揚之水先生,從而將名物學發揚光大。2002年12月,在“紀念沈從文先生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孫先生飽含深情地說:“我是1951年認識沈先生的,直到1955年去北大讀書以前,和沈先生的接觸較多,我所認識的也正是一位作為文物學家的沈先生。……在服飾史的研究上沈先生是我的啟蒙老師。”(孫機:《在紀念沈從文先生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仰觀集:古文物的欣賞與鑒別》,第513頁)

2021年,孫先生提出要舉辦學術活動,以此來紀念他的恩師沈從文先生。2022年7月15日,“文學中的服飾:紀念沈從文先生誕辰120周年學術論壇”在國博如期召開(圖六)。將服飾與文學作品相關描寫相互印證,既是古代服飾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也是對沈先生一生中兩項最重要成就的概括。孫先生親自參加論壇,并做主旨發言,對于沈先生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圖七)。我有幸參會并發言,題目是《沈從文與國博銅鏡》。沒想到,這竟然是最后一次與孫先生參加同一場學術研討會。

圖六  2022年7月15日出席國博“文學中的服飾:紀念沈從文先生誕辰120周年學術論壇”嘉賓合影(朱亞光供圖)

圖七  孫機先生在“文學中的服飾:紀念沈從文先生誕辰120周年學術論壇”上發言(朱亞光供圖)

綜觀孫先生的學術人生,一心向學,成就非凡,好似巔峰凸起,晚輩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已有揚之水、葛承雍、趙連賞等學者對孫先生的學術成就有所評說,筆者在此基礎上,不揣淺陋,本著“詳人所略,略人所詳”的寫作原則,將孫先生的學術特點與成就概括、歸納為以下三點:

第一,致廣大。孫先生構建了一個宏大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的學科體系框架,這是通過先生親撰《中國古代物質文化》《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兩部著作體現出來的,好似一通史,一斷代史,一縱一橫,有略有詳,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研究及編寫體例方面具有開創之功,反映出先生全面、系統的體系觀念。

一般讀者對其著作所蘊含的體系觀念不易察覺,那就讓我們重溫一下1989年時任歷博館長的俞偉超先生為《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撰寫的序言,其中部分內容體現出來的正是孫先生這部著作的編寫體例與寫作思路:“按其所包含的物質文化特點,分為若干項,每項之下再依照各種物品的制作技術或用途分出若干子目,每目之內舉出典型的物品(包括圖像)加以介紹。有些物品因內容比較豐富或復雜,就單獨提出列為一項。”(俞偉超:《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序言》,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頁)由此可見,孫先生著作有著縝密的篇目設計理念與體系觀念,即“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第二,盡精微。孫先生解決了一系列具有挑戰性的學術難題,這是通過撰寫大量學術論文呈現出來的,反映出他強烈的問題意識,著力回應時代關切。即使是個案分析,先生自己也反復強調,一定要“由小見大”,不能“由小見小”。這一特點在學界已答成共識,不再贅述。

第三,求貫通。孫先生將文物學、考古學、博物館學、歷史學、科技史、美術史等諸多學科融會貫通,跨界雜糅,渾然一體,完美呈現,打破了各學科之間的界限,其成果被學術界稱為關于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的“百科全書”。先生的研究內容與思考路徑,應該上升到研究方法論的高度來看待,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值得后輩學者認真體會,舉一反三,將其研究方法運用到自己的學術實踐中去。

謹以我所熟悉的銅鏡研究為例。在《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一書中,孫先生將鏡鑒這一類器物分列第67至70四個篇章進行論述。依照時間順序,自早期銅鏡說起,逐漸過渡到西漢前期銅鏡,主要談到了山東臨淄齊王墓陪葬坑出土的大方鏡,自然引出歷史文獻記載的秦咸陽宮方鏡。洛陽燒溝1023號東漢早期墓出土規矩五靈鏡是孫先生深入討論的重點例證(圖八),曾寫有專文(孫機:《幾種漢代的圖案紋飾》,《文物》1982年第3期)。其創新點有三:一是引經據典,對鏡上規矩紋(亦稱博局紋)法天象地的意義進行闡釋,二是結合歷史文獻,對以往所說此鏡為四神紋有所修正,應該為五靈紋,三是將此鏡背上的五靈與十二辰銘文聯系起來綜合考慮,得出了五靈紋的排列方式竟然與漢代祭祀五帝之壇方位完全一致的新見解。這一個案分析正是孫先生一貫倡導“由小見大”研究原則的具體體現(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304-317頁)。

圖八  洛陽燒溝1023號東漢早期墓出土銅鏡(《洛鏡銅華:洛陽銅鏡發現與研究》圖版100)

回顧一下我自己在國博的工作歷程,自2009年至今,14年來所遇到的人和物,特別是國博前輩學者對我學術研究的指導,讓我受益終生,發自內心地感謝國博。我館有著其他單位無法匹敵的三大資源:一是時代跨度大、種類繁多的館藏文物與類型多樣的展覽,二是數量龐大的文博考古圖書資料與“居高聲自遠”的大平臺優勢,三是人力資源,尤其是在學界德高望重、擁有人生智慧的學術前輩。

國博就是一所獨一無二的大學,在此遇見最好的老師們,對我的治學理念、方法及路徑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傳道、授業、解惑,不是在正襟危坐的課堂,而是在國博展廳、文物庫房、食堂、報告廳、會議室、辦公室、圖書館等。隨時隨地,不拘一格,而得到的知識、方法與道理,卻能夠讓我享用一生。“處處留心皆學問”,只要用心去體會,總是能夠源源不斷地獲取各類有效信息,提高認知,激勵前行。

孫機先生,無疑就是鼎力支持、耐心指導的國博學術前輩之一,是我在學問之路上執著精進的強大動力。回首以往,九年與賢為鄰,十年共進午餐。在不知不覺、看似平淡無奇的日常工作與生活中,先生言傳身教,不僅在做學問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做人方面,讓我收獲頗多。這是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在未來的日子里,細細回味,意韻悠長。

古人將立德、立功、立言視作“人生三不朽”,孫先生都做到了。晚年之時,他有兩樁心事,一是舉辦一個古代服飾展覽,另一個是出版自己的學術文集。2021年2月,由孫先生領銜策劃的“中國古代服飾文化展”在國博隆重開幕,觀眾絡繹不絕(圖九),好評如潮。八卷本的《孫機文集》,經過孫先生多次校改,校樣已全部修改完成,即將在今年下半年正式出版。無論是服飾展覽,還是學術文集,都凝聚著他的心血與精力、智慧與精神,這才是真正的不朽。

圖九  2021年2月孫機先生在國博展廳內為觀眾講解“中國古代服飾文化展”(朱亞光供圖)

盛唐時期鑄有一類銅鏡,名叫“三樂鏡”(圖十)。故事源于春秋時期,孔子曾問隱士榮啟期快樂的原因。對曰:一樂我是人,二樂我是男人,三樂我已經九十歲了。我安處常情,等待終結,當何憂哉?孔子由此感慨道:“善乎,能自寬者也。”(《列子·天瑞》)

圖十  國博藏唐代三樂鏡(圖博供圖)

當我再次看到這面銅鏡時,不由得想起九十四歲的孫先生。在這樣一個酷暑盛夏的清晨,先生走了,平靜安詳,了無遺憾。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對其評價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做事,孫先生做學問可謂“致廣大,盡精微”;二是做人,溫良恭儉讓,先生堪稱人之楷模,大家風范。

2023年6月19日寫于國博研究院

(本文原載中國國家博物館官方網站,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責任編輯:鐘源
    圖片編輯:張穎
    澎湃新聞報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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