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剛進入5月，世界氣象組織就警告說，厄爾尼諾極可能已在路上，它與人類引發的氣候變化相結合，帶來區域或全球氣候異常，這將對衛生健康、糧食安全等產生深遠的影響。各國減防災系統也將在這些極端氣象災害面前迎來考驗。

早在2015年全球為應對氣候變化而簽署《巴黎協定》，同年3月，各國也在日本仙臺簽署《2015-2030仙臺減少災害風險框架》，即《仙臺減災框架》，提出了七項目標，意在2030年前大幅減少災害損失。

中國應急管理學會理事顧林生

當時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之一、中國應急管理學會理事顧林生介紹，《仙臺減災框架》是各國在國際談判中首次將建設防災減災系統和應對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結合起來。

然而，根據聯合國對各國過去七年減防災系統進展的評估，全球進展停滯，甚至在一些領域還有了倒退，許多以往的災害教訓被忽視。報告指出，在2015年至2021年間，全球受災人數增加了80%，因災害造成的年均損失超過3300億美元，但減災資金并沒有相應增加。災害造成的損失更為嚴重，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

盡管如此，在顧林生看來，人們也不必為此過于悲觀，一些新的趨勢正成為推動全球實現仙臺目標的重要力量。

他分析，一是《仙臺框架》強調風險管理前置，也就是從減輕災害風險向預防災害風險轉移，而這個意識已經體現在各國的減防災政策中。另外，全球私營部門逐漸在減防災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將成為撬動全球目標的重要力量。

去年夏天巴基斯坦遭受特大洪災后，中國除援助救災物資，還派出專家幫助巴基斯坦進行災后評估和重建；今年2月，在中國推動下，中國—太平洋島國防災減災合作中心啟用，中國正持續推動發展中國家島國提升相關能力建設。

顧林生曾參與《突發事件應對法》和《國務院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起草編制，以及包括汶川地震在內的多項災后應急管理，他還參與了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后城市減防災規劃以及四川、深圳等地的應急減災評估工作。在4月初四川德陽舉行的新興國家影像傳媒論壇上，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特約撰稿對其進行專訪，他提及了中國正成為推動仙臺目標實現的重要力量，以及中國自身在落實《仙臺減災框架》上的得失和減防災體系未來亟需應對的挑戰。

當地時間2022年10月25日，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巴基斯坦洪災重建工作持續進行，民眾涉水搬運生活用品。

以下為部分采訪內容：

澎湃新聞：《仙臺減災框架》給中國的減防災工作帶來了什么影響？

顧林生：我國是《仙臺減災框架》主要的倡導者，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減災事務特別代表，聯合國國際減災戰略署（UNIDMR）主任瑪格麗塔·瓦爾斯特倫，還點名感謝中國的支持。后來我們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的一系列改革的一些理念都源于這個框架。比如2016年，中國《關于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在唐山大地震40周年時的講話提出“兩個堅持”和“三個轉變”，其中一個轉變就是從過去重視救災轉向減輕災害風險、注重災害預防，這個思想的轉變是最重要的。另外一個變化就是強調重視社會力量參與。

民間有個段子說一位縣長平時把防洪大堤渠加固得很好，洪水來了后這個地方安然無恙，他就沒什么事做，而另一位平時不做事，洪水來了第一個跑去救災，結果各個媒體都關注他，把他塑造成英雄人物。但那是過去式，現在強調要端口前移，做好減輕災害風險和預防型減災工作。

澎湃新聞：我們還急需在哪些方面做好災害風險預防？

顧林生：大家都記得鄭州“7·20特大暴雨”，它不是我們的第一次教訓。2012年7月21日北京同樣發生洪水災害。當時報紙刊登了地鐵里一個老人推著兒童車，水沖下去了，然后旁邊有人幫助他抬兒童車。媒體是當做好人好事宣傳，其實從我們防災減災角度看是有問題的。紅色預警等各類預警發了，就不能再出門了，如果大家都出門那還了得？政府根本沒有這么多能力去救災。

2021年7月22日，鄭州暴雨產生內澇，鄭開大道附近積水嚴重。

專家和政府的預警信息不等于民眾行為的信號，比如政府說一天下100毫米的雨，很多人對此沒有概念。如果宣傳今天的雨相當于水要齊腰了，那老百姓就趕快跑了，這種行為的信息叫“老百姓的語言”。這個過程中的宣傳教育如何做以及如何落實到“最后一公里”、“最后一戶”是最大的問題。

“北京7·21特大暴雨”也同樣反映了北京當時在基礎設施上的不足。災害發生后，我覺得很遺憾。因為在十年前我在聯合國工作時，接待過北京代表團，陪同代表團在名古屋和東京考察城市調洪設施。2000年9月名古屋市及周邊的市町村東海暴雨造成了河流堤防決堤和河水漫流，出現大量傷亡和財產損失。三年后（2003年），日本制定了防止城市內澇的法律——《特定城市河流淹沒受災應對法》。

澎湃新聞：在您說的這些比較薄弱的環節，國內有哪些比較好的經驗？

顧林生：深圳去年做了一個減災社區創建指南。一般我們叫預案的都是政府的東西，但深圳就出了個指南指導基層和老百姓要怎么做。

從高層來說我們的政策有了，但整體上講我們的工作是滯后的，大家還不太清楚政策如何落實到基層。現在絕大多數基層的工作主要體現在一些簡單的工程上，比如建物資庫、進行一些演練和風險排查。深圳動員了社會力量，比如社工，平常做社工服務，減防災的時候就轉換功能，對災民進行安置、發放物資，在這個領域深圳值得我們學習。

（編者按：《深圳綜合減災社區創建指南》要求社區至少擁有一名經過培訓的災害信息員，對社區實行網絡化管理，確保網格員能百分百發現災害隱患。社區指南強調關注脆弱人群，要建立包括對老年人、病患、殘障人群清單，明確脆弱人群的聯系方式等信息，實行結對幫扶，確保災害發生時能獲得及時救助和轉移。與此同時，這份指南還提出社區要與鄰近超市、企業等合作，進行抗災物資儲備等。）

澎湃新聞：您曾經在日本工作，也提到日本重視企業力量參與減防災工作，中國企業的參與度又如何？

顧林生：大企業參與減防災還是比較積極的，參與的形式有很多方面，比如直接捐款、建立基金，還有鼓勵員工做志愿者。現在強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也要跟國際接軌，所以（企業）這方面意識也逐漸增強了。但是中小企業參與不多，政府應該考慮如何從政策上進行引導。

2019年我在日內瓦參加全球減災平臺大會，印象很深的是當時大會要求各國政策性銀行要考慮對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做什么貢獻，比如你在考慮信貸的時候，如果企業落實了可持續發展目標，或者在減防災上有什么貢獻，我就給你加分，但國內還沒有普及，甚至也沒有這樣的信貸項目。

澎湃新聞：您對企業的建議是什么？

顧林生：我們現在特別提倡企業的社會責任，在減防災工作上，現在政府已經做了，社區也有行動了，但剩下一個大的空間，就是企業。如果每個企業都能做好的話，就能首先保證自己不要出事，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再幫助你所在地的社區或是你的顧客。

比如，日本的一些大企業會儲備應急食品，有的是10萬份，也有的確保顧客三天的應急食品。過去一旦發生災害，企業跑出去跑到社區，但是現在理念已經變了，一旦發生災害，周圍的就跑到企業里來，我可以管你。如果我們國家更多的企業能這樣做，就會減輕社會的負擔。

有的企業可能自己所在地沒有一些大的災害發生，但他給員工準備小的應急包，員工要去出差，他有應急物資能管好自己，就減輕了政府的負擔以及當地屬地的負擔，這些就是自我能力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