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百年來，農民經歷了什么？歷史留下了什么？未來還將發生什么？

江蘇退休官員黃健，自2014年起，花3年時間走訪了老家江蘇張家港合興界岸村40多位村民，將村民的口述整理成書《界岸人家——一個中國村莊的集體記憶》。該書以一個生產隊為單位，捕捉家家戶戶的日常瑣事，重現底層村民的復雜人生，展示集體記憶的多彩圖景，記錄社會變遷中普通人的命運沉浮。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經授權刊發該書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抗日戰爭時期，與界岸一江之隔的南通是共產黨的天下，經常有地下黨過來活動，共產黨在本地有一定基礎和相當影響。

村民周仕先：

二弟比我小兩歲，生于1918年，小學畢業后，幫助父親開酒行，家里有十多畝地。他個性比較倔強，對社會黑暗不滿，曾經被偽政府短期關押。二弟什么時候入的黨，什么時候參加地下工作，作為親兄弟的我也不知道。那幾年他很少回家，有槍，有隊伍，說是武工隊，有時深夜回來，歇個腳就走。

據說二弟擔任過共產黨的區長、特派員，發展過一批黨員，帶過隊伍打過仗，在配合解放軍渡江作戰時出了不少力。解放軍勝利渡江后，上級要他兩天內組織500個民工，配合大軍南下。二弟認為新區短時間內完成這個任務難度太大，與組織討價還價，被認為工作消極，受到嚴厲批評。也許在這件事情上失去了上級的信任，軍管會任命新的區長時，預先沒有通知他。剛解放幾天比較混亂，兩個區長都布置工作，雙方發生誤會和沖突，都說對方是假的，掏槍就干，差點火并。結果以新區長為準，二弟職務被免，武器收繳。組織上要他隨工作隊南下，離開家鄉到南方工作。二弟有情緒，不想去，組織上一次又一次動員，他就是不聽，悶在家里一年多，也不參加地方黨的工作。

1952年，二弟受到嚴厲的組織處分，按自動退黨處理。他心灰意冷，自謀職業，在村里當小學教師。“文革”中，二弟的戰友、部下大多是“當權派”，被斗得七死八活，他相對安全，也算是禍福相倚。1978年以后，二弟從教師崗位退休，落實政策，承認他地下工作經歷，享受離休干部待遇。

村民周慶先：

堂兄家里經濟不算最差，為啥參加共產黨？我們從小一起長大，后來一起逃難、躲壯丁。這個人個性獨特，他在外面教書，可能闖了點禍，被地方惡勢力扣了起來，吃到苦頭。后來逃了出來，參加武工隊，別人再也不敢碰他。他帶武工隊打游擊時，偽鄉長放出話來，如果周某人膽敢碰他，就干掉他全家。那時他經常晚上來，藏在自家住基（住宅基地）上，消滅過敵人，也犧牲過武工隊員。解放后，他與新來的領導不和，內部不團結，互相不服氣，搞摩擦，甚至動槍，受到組織處理，前功盡棄。

村民夏任林:

我8歲上私塾，光背書，背不出就打板子。讀了兩年，插班上小學，學費交不起，書本都是老師給的。全家5口人，4畝老沙田，養不活自己，書讀不下去了，就跟村里人做小道士。人家辦喪事講排場，多的時候請幾十個道士，做好幾天道場。時間長，接觸的人多了，慢慢便結識了一些道友。

當時共產黨發展地下黨員，優先對象是自由職業者，像道士、銅匠、風水先生等。因為這些人經常出門，走鄉串戶，開展工作有掩護，不容易暴露自己。如果是農民，不好好在家種地，老是東跑西走，很容易引起懷疑。有一個道友姓余，化名石飛，地下黨，常跟我講革命道理，說共產黨幫助窮人，推翻舊世界，家家有田種，人人吃飽飯，還講共產黨遲早打過來，解放全中國。1945年春天，三四月份樣子，我和師叔一起，由石飛介紹入黨，舉行宣誓儀式。記得是在長江邊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一間茅草棚里，墻上掛毛主席的像，鉛筆描的，帶八角帽的那張。不記得有沒有黨旗，舉手跟著宣誓，嚴守紀律，不當叛徒。后來交過一次黨費，聚過幾次頭，要我們注意有沒有其他對象，合適的發展入黨。

入黨也就半年多時間吧，那年冬天，道友匆匆忙忙找到我，說奉上級命令撤到江北，短至三個月，長到一年，一定會回來。他叮囑我，組織上會來人聯系，叫我化名，對上暗號，否則不要亂動，還說斗爭越來越殘酷，要謹慎小心，單線聯系，千萬不能暴露身份。

他走了以后，我在家左等右等，一直沒人接頭。我知道村里周某人是地下黨、武工隊，他神出鬼沒，尋常見不著。也知道學校里徐老師是地下黨，但黨內有紀律，不敢擅自接頭。與組織失去聯系，就像沒娘的孩子，無依無靠，心里苦悶得很。

新中國成立不久，忽然接到道友來信，才知道他到江北后，一路北上到東北，一直在那兒工作。他來信說，新中國成立了，我們可以放心大膽工作了，不用像過去地下工作時偷偷摸摸了，還問我現在干得怎樣。我回信說，一直沒人來找我呀。他已記不清交待誰來聯系的，便寫信附了一張紙條，證明我1945年入黨，要我和師叔一起到縣政府，拿這張條給他們看，抓緊出來工作。當時，我和師叔的家庭情況是差不多的，父母年邁，60多歲了；剛剛成家，孩子還小。兩人商量，到縣里工作，家里的田誰來種？父母、孩子誰來養？縣里一個人都不認識，找誰去？還有，參加工作，當干部，文化低，恐怕干不了。一合計，算了，不去了，在家勞動，參加當地工作也一樣。

土改時，師叔是農會主任，我是積極分子。當時辦民校，有人申請加入青年團，我追求進步，也打申請報告。組織同志問我，原來參加過何種黨派團體，我說1945年參加過共產黨。他大吃一驚，哎呀，老同志啊，既然是黨員了，怎么反而還要加入青年團？后來組織上作了調查，確認我入過黨，沒有自首變節，結論是因組織疏忽而脫黨，由于脫黨時間長，不能恢復黨籍，需重新入黨。后來運動一個接一個，這件事也擱下來了。

1980年以后，各方面都在落實政策。我曾經向上級申請恢復黨籍，組織上承認入黨經歷，但無法恢復黨籍。于是再打入黨申請，聽黨課，接受組織考驗。又過了幾年，年紀大了，退休了，最后還是沒有入黨。

上世紀80年代，我的入黨介紹人回家鄉探親。他一直在東北工作，當過省報副總編、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那是我們40年前分手后第一次重逢，也是最后一次見面。1985年他就去世了，不滿60歲。我們在他弟弟家小聚，敘談往事，分外高興。剛好他弟弟的親家也在，一聊天，才知道是錢家埭的李某人。李某人弟弟解放前是土匪頭子，解放后被鎮壓。當年搞地下工作時，經常打聽我們的消息，我們也刻意提防他。曾經你死我活的敵對分子，后人如今結成親家。大家談古說今，想想過去，看看現在，不禁感嘆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