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2年，我國人口“負增長”的靴子終于落下。在生育率長期走低的大背景下，此走勢并不讓人意外，然而應對已更為吃緊。低生育是個千千結，但務必要解，它關乎每一個人的幸福與希望，也系于社會發展的活力與動能。基于此，澎湃新聞推出“生育的細節·構建生育友好”專欄，特邀人口領域的知名研究者就生育話題發表觀點，抽絲剝繭，共同求解。

最新結婚登記數據又一次印證了當代社會“結婚難”。

民政部最新發布的2022年四季度民政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結婚登記數為683.3萬對，跌破700萬大關。這一數據創下了民政部自1986年以來公布結婚數據的歷史新低。這也是我國結婚人數自2013年達到1346.9萬對的最高峰后，連續9年下降。從數據來看，2022年結婚登記人數比上一年減少了80.3萬對，下降10.5%。與2013年最高峰相比，9年來，我國結婚人數下降了49.3%，降幅驚人。

這些趨勢性的數據大體反映出了“當今中國人結婚越來越難”這一基本事實。“結婚難”幾乎成為系統性人口難題之一。

自古以來，我國就有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普婚制傳統，而且普遍存在著早婚早育、多生多育的習慣，在安土重遷的農耕文明中，人口的流遷率很低，婚姻乃人生大事，結婚率很高，離婚率很低。結婚才能開啟生兒育女、家庭發展的新篇章，才能承擔起上繼香火、下傳后世的人生使命，盡父母之責，享親子之福。所以無論窮達、美丑，傳統上國人都是向往婚姻的。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和轉型。人口轉變帶來了少子化、老齡化以及性別失衡的嚴重后果，同時，結婚率越來越低，光棍、剩女、離異單身等人口現象也隨之增加。結婚率逐年下滑說明有很多人被阻隔在婚姻大門之外，在筆者看來，“結婚難”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適婚女性群體規模偏小，男女性別比失衡已是既成事實。男性單身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1980年以來大量為生男孩進行非醫學需要的性別鑒定和性別選擇。同時，適婚女性群體規模偏小也跟嚴格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期間產生的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的、普遍的、嚴重的偏高不無關系。

由于人口增長的隊列效應和時期效應，性別失衡已經影響到適婚人口群體，于是有了3000萬“光棍”之說。

筆者用間接方法粗略推算，利用已知的世代人口出生數和平均出生性別比可以大致估算出“多余男孩”數。推算結果是，80后世代“多余男性”138.36萬，90后世代“多余男性”1012.14萬，00后世代1301.62萬，10后世代（截止七普時點）1191.2萬，合計約3643萬，與2021年七普公布數據“男性比女性多3490萬人”基本接近，符合大數定律。

2021年是人口統計學意義“婚姻擠壓”的歷史轉折點。雖然理論上光棍總量有3000多萬，但目前大約有2500萬00后及10后還處在隱伏狀態（潛在的單身男性）。當下90世代出生性別比失衡所積累的能量開始釋放，隨后00后世代和10后世代將陸續進入光棍人口群體。光棍群體從2020年開始逐步增加，大約每十年增加1000萬。

3000余萬男性光棍是逐步累積的，但不管怎么樣，這個人口學意義的光棍群體已經產生，適婚人口性別失衡導致婚配競爭和婚姻擠壓，已經形成社會病癥。

二是結婚成本太高，天價彩禮讓不少男性望婚姻卻步，有房有車似乎成了現代社會結婚的標配。現在中國農村離異的婦女都很受歡迎。這使人想起了幾年前流行的一句話：生男孩是“建設銀行”，生女孩是“招商銀行”。民間甚或有“丈母娘”推動了房地產經濟的戲說。性別失衡下的婚姻市場某種程度上已經由女方主導，所以產生了性別偏好逆轉現象。“結婚難”的底層邏輯是與其全家受累承壓，不如一人吃飽瀟灑，社會上婚姻物化很嚴重，物質主義甚囂塵上，奢靡之風產生不良導向，像過去簡樸、熱烈的集體婚禮早已難見蹤影。

三是條件匹配太難。為什么一方面有海量的男性光棍人口，另一方面卻有大量的單身女性？原因就在于男性 “光棍”多數屬于底層人口和草根群體，而單身女性大多是高學歷、高收入甚至高顏值，而這兩類人口“絕緣”。此外，從個體來說，只要是異地就會遇到難以克服的障礙，雖然可以戀愛，但談到結婚就難了，為了杜絕今后的麻煩，即使心生歡喜，理智也會告訴當事人不要邁出第一步。至于三觀一致，那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小概率事件。

提高結婚率是提高已婚生育率、遏制少子老齡化的基本路徑，可以通過開拓國際婚姻（譬如越南姑娘嫁中國男人）、倡導正向婚戀觀（譬如更加重視感情、人品和責任，而非物質）、建設婚戀指導師隊伍等等途徑來提高結婚信心指數、結婚率和婚姻質量。國家、政府和社會也要做好“婚姻扶貧”工作，提高弱勢群體的婚配競爭力，提高幸福婚姻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