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五年十月，樞密使文彥博去相國寺行香，看見御街東邊堆積了很多果實，官差在旁邊監(jiān)督販賣。寺廟門口的街道上，到處可見官方經營的買賣，吆喝著招攬顧客。第二天，他向宋神宗上書，指責市易司派小商販在御街做買賣，“監(jiān)賣果實”，從而“有損國體”。他認為，堂堂大國，不能蠅營狗茍追求小利，何況壟斷買賣以求高額利潤呢？他氣憤地指出：“那些急于斂取賦稅，邀功晉升的官吏，魚肉百姓，玷污朝廷聲譽，讓人非常憤怒。”

文彥博

御街是東京的繁華之所，只有從市易務賒貸的果子行人才能在此營業(yè)。市易務每日“差官就彼監(jiān)賣”，充當客商與果子行人的中間人，“公取牙利”。市易務牙人是官牙，牙利一般為交易額的5%。同市例錢一樣，牙利作為市易務胥吏的俸祿支出，故王安石稱之為“合納官錢”。因為牙錢并未計入政府的財政收入，而由市易務支配，右司諫王覿說：“市易之患，被于天下，破民之產，而利皆歸于牙儈胥徒。”他認為市易法存在很大問題，利潤大都被官吏獲得，導致小商人破產。文彥博也因此攻擊市易法“官作賈區(qū)公取牙利”。一些保守派大臣，特別是家里生意被市易司搶走的人，添油加醋批評市易司的種種不是。

雖然市易司幫朝廷賺了很多錢，但眾怒難犯，宋神宗看了文彥博的奏章后，起了撤銷市易司“果子行法”的念頭。

他問王安石：“市易務賣果實，審有之，即太繁細，今罷之如何？”意思說，市易務賣果實，涉及這么煩瑣的細節(jié)，把它停了怎么樣?

王安石回答說“初未嘗官賣果實也”，他解釋說市易務并沒有經營果子買賣，只是將本錢借給果子行人，由果子行人直接與客商交易。果子行戶有了從市易務賒貸的本錢，不再拖欠客商的貨款。市易務差人每天收取合納官錢，并不是自己在賣果實。

對于市易務過于煩瑣之事，王安石繼續(xù)說：“陛下說太煩瑣細致，有傷國體，我不這樣認為。我們設置官府監(jiān)管的酒肆，一升也賣；設置的商業(yè)稅，一分錢的稅也收取，不是很細小瑣碎嗎？人們已經習慣了，并不認為有什么不好……上古經典《周官》提出征收商業(yè)稅，但沒指出幾錢以上才征收；周朝管理錢幣貿易的泉府，規(guī)定官府購買滯銷商品待以后出賣，也沒有說明幾錢以上才買入。周公制訂法令讓官吏采買時要購買滯銷的商品，也不以瑣碎細小為恥。細小與宏大并舉，才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尊貴的人負責大事，地位卑下的人處理小事，是先王的做法，也是自然天地的道理。就好像一個人，身體部位有大有小，功能也不相同，但都不可少。治理國家應該討論立法是否對人、對事有利，而不是因為細小而停止。市易務勾當官是收取商人稅的，事情煩瑣，但也不能說他們不是為大局在做貢獻。所以，我認為大人物不應當陷于煩瑣細碎的事務，市易務這樣煩瑣的小事，就不應該由皇帝朝夕檢查。這也是《書》上所說的啊。”為進一步說服皇帝，王安石又解釋說：“如果皇上檢查太嚴，要求過于苛刻，會讓臣子畏畏縮縮，不敢創(chuàng)制。”“至于那些為國家發(fā)展打擊兼并，收取盈余，振興功業(yè)，拯救時艱，是先前圣賢做的事情，總不能說他們也好利潤。”經過王安石的勸解，宋神宗認識到新法“誠比舊極佳，行人亦極便”，不再追究市易務監(jiān)賣果子事。

皇帝不想追究，文彥博沒有等來任何結果，又上書說，市易司官員派人監(jiān)督水果買賣，并不是小事，而是損害非常大，絕對不可。難道有堂堂大國公然求利而不被非議的嗎？王安石對皇帝辯解說：“皇上您給百姓貸糧二百萬石，給軍隊增加的糧食數(shù)十萬緡，還有增加選人俸祿、增加官吏俸祿、給押運貨物的人員費用也有百萬緡，天下的人，無論聰明還是愚蠢，都不會認為皇上貪圖利益。怎么會有花費巨大的事情不講，而專門說買賣水果收入幾千緡就成了牟利了呢？其實是因為老百姓苦于官員勒索，又被壟斷權貴商人排擠，所以才有了市易法的這些措施。”

批評市易法得不到反應，反對派又把矛頭指向了具體實施的人員——出主意在御街賣果實的呂嘉問。聽聞呂嘉問受到非議，王安石向宋神宗進言：“如果不是呂嘉問，誰還敢不避利害敢于碰觸上下左右形成的陋習？除了我，還有誰會為他辯護呢?”

宋神宗說：“既然這樣，為什么士大夫認為市易務不便利呢？”

王安石請皇上指出言者姓名，令呂嘉問分析說明。

宋神宗無言以對，呂嘉問暫時得以保全。

呂嘉問是誰？為什么成為這次斗爭的焦點？

呂嘉問，壽州人（今安徽鳳臺），出生于官宦世家，曾祖父呂夷簡是仁宗朝宰相，為昭勛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叔祖呂公弼、呂公著都做過宰執(zhí)。呂嘉問“以蔭入官”，一度被通過科舉考試當官的人看不起。熙寧初年，呂嘉問任戶部判官，主管諸司庫務。他曾在酒坊推行連灶法，每年節(jié)省薪錢16萬緡，初步表現(xiàn)出了經濟才干。變法初期，呂家在政治上是保守派的代表，呂公弼、呂公著都反對變法。不過，呂嘉問為了自己的政治發(fā)展，不屈從家庭壓力，支持新法。據(jù)史料記載，有一天，呂公著寫了奏本彈劾王安石，呂嘉問半夜摸進他的書房，盜走了奏折并交給了王安石。王安石得以知道彈劾內容，提前向宋神宗上奏，躲過一劫。事發(fā)后，呂家稱呂嘉問為“家賊”，與其劃清界限。為推行新法，王安石大膽提拔了一大批中下級官吏充任要職，呂嘉問是其中一個。

熙寧五年三月，王安石推舉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負責城市市場交易管理。宋神宗拿出自己的私房錢500萬貫，交給呂嘉問做本錢。為了緩和京城物資供應緊缺，他先后派人“往湖南販茶、陜西販鹽、兩浙販紗”，打破大商人的壟斷，穩(wěn)定了物價。但是，呂嘉問的做法嚴重損害了壟斷商人和貴族的利益，遭到了多方反對，成為反對派攻擊的焦點。批判呂嘉問的聲音傳到皇宮，致使宋神宗產生了懷疑。而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據(jù)理力爭，駁斥了反對派的攻擊，保護了呂嘉問。王安石評價呂嘉問“守公奉法”，并表白式地說“我與呂嘉問非親非故，只是與他討論市易務”。有了王安石的支持和培養(yǎng)，呂嘉問才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市易法也得以貫徹執(zhí)行。

雖然遭受了一些反對和攻擊，但市易務的推行沒有被阻止，杭州、成都、定州、密州、廣州等很多地方陸續(xù)設置了市易務。熙寧六年冬，京城的市易務改名為都提舉市易司，管轄全國各大城市的市易務。市易法的推行，極大限制了城市當中富豪商賈的壟斷居奇行為。對此，王安石總結說：“近京師大姓多止開質庫，市易摧兼并之效似可見。”這說明，京城的大戶人家被限制了商業(yè)活動，只好去開設質庫，在放高利貸方面尋找出路了。據(jù)此認為摧毀了兼并的現(xiàn)象，是不準確的，只是富商大戶轉變了剝削方式，尋到了另外的牟取暴利的門路。但王安石確實通過市易務加強了宋朝政府在商業(yè)方面的管控力度，把以前被富商壟斷的權力收歸政府。從為國理財?shù)慕嵌瓤矗幸追ǖ膶嵤┬Ч荒懿徽f卓有成效。

《清明上河圖》局部

市易法在推行過程中，的確出現(xiàn)了失誤和違法行為。如楚州市易務王景彰曾違反市易務法令，讓商人“自納息錢”，還強迫商人不得到其他地方買賣。最為嚴重的是，隨著變法的推進，市易務出現(xiàn)了“挾官府而為兼并”的不良趨勢。有人反映呂嘉問憑著王安石的勢力，“凡牙儈市井之人有敢與市易爭買賣者，一切循其意，小則笞責，大則編管”。

王安石深知變法必定要“言利”，他曾理直氣壯地宣稱：“市易務若不喻于利，如何勾當？”盡管呂嘉問搜刮市易息錢不擇手段，但客觀上也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且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抑兼并”的成效。因此，從于國有利的角度出發(fā)，王安石很欣賞呂嘉問的行政能力。在他看來，即使呂嘉問有不當之處，那也是瑕不掩瑜，是可以原諒的。而呂嘉問受眾人攻擊的原因，他認為是：“緣盡力則犯眾怨，犯眾怨則中傷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則反得罪。”

盡管王安石極力為呂嘉問辯護，但呂嘉問的個性與行為，使得圍繞市易法的斗爭變質，變成了變法派的“內斗”。呂嘉問比較強勢，沒有把三司使薛向放在眼里，誣告他阻礙市易法實施。宋神宗早就認為薛向不忠實，因此罷免了薛向，任命翰林學士曾布擔任三司使。曾布雖是變法派成員，但素知呂嘉問驕恣，不喜歡這樣不聽話的下屬。由于王安石維護市易務的工作，曾布就跳過王安石直接向宋神宗反映市易務作奸犯科、強買強賣、賬目混亂等問題。宋神宗不知道曾布揭露市易務內幕的目的是整垮呂嘉問，懷疑市易務真可能存在問題，疑惑更深。當初建議制定市易法的魏繼宗也開始對朝廷的做法不滿，認為市易務打著官府的旗號代行了豪門商賈的兼并之舉，并沒有考慮老百姓的利益，真是前門驅虎，后門迎狼。宋神宗多次責問，但不得要領。于是，熙寧七年三月二十日，宋神宗夜下手札，命曾布調查，然后詳情具奏，務將市易務不法之事查明。

曾布，字子宣，謚文肅，北宋建昌軍南豐（今江西南豐）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卒于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之弟，也是王安石變法的忠實追隨者。王安石曾說：“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余皆前附后叛，或出或入。”即使在王安石隱退后，司馬光上臺要求曾布出面廢止新法，也遭到曾布的斷然拒絕。

皇帝讓變法派成員曾布調查新法，看似不可能調查出問題來，但就是這個看似不可能，成為可能。早在曾布察訪河北時，曾邀請魏繼宗一同監(jiān)察市易務。魏繼宗對市易務的成立及經營情況非常熟悉，他認為市易務已經不是當初設立的樣子了，負責人刻薄慳吝，城市居民大都不滿意。當皇帝親自下令調查，曾布為自身前途考慮，權衡利弊，決定追查市易務，這么做一是可以得君王之心，增加自己的政治籌碼，二是可以壓制驕縱的下屬呂嘉問。

但開展調查之后，曾布遇到了一個難以逾越的阻礙呂嘉問。史料記載，“中書（曾布）每以不便事詰嘉問，未嘗不巧為蔽欺，至于案牘往往藏匿改易”，由于呂嘉問刻意周旋，阻撓調查，進展不大。在這種情況下，經皇帝同意，曾布以三司名義出榜募人告發(fā)呂嘉問藏匿和涂改市易司案牘的不法行為。

獲知曾布出榜，呂惠卿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派弟弟呂溫卿秘密拜訪王安石，告知張榜的事情，并說：“行人辭如一，不可不急治繼宗，若繼宗對語小差，則事必可變。”意思是說，魏繼宗是關鍵人物，如果他出面揭發(fā)，一定不可收拾。

作為新法的倡導者，對新法實施中出現(xiàn)的問題，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過程是經不起追查的。此時，他心情非常復雜，深知一旦問題被揭開，勢必遭到反對派更加猛烈的抨擊。他曾經一度想在改革中不斷完善制度，糾正失誤，但沒有人給他時間。

王安石一急，打算連夜收繳文榜。但左右人告訴他榜上蓋有皇帝御寶，只好罷手。

榜文貼出后，第一個向曾布檢舉的是魏繼宗。曾布帶魏繼宗見王安石，王安石問：“既然如此，為什么不早說？”

魏繼宗說：“呂嘉問天天在您身邊，我不敢說。”

王安石“默然”。從王安石的沉默可以看出，他對呂嘉問的行為或是不甚了解，或有難言之隱。

曾布將魏繼宗所述情況，向宋神宗回奏，呂嘉問多收利息以求賞賜，要求所有商旅所有的貨物必須由市易務買賣，而市易務賤買貴賣，重入輕出，廣收盈余。所以，曾布認為魏繼宗說的是實話，市易務確實是“挾官府而為兼并之事也”。

接到曾布的報告，宋神宗喜形于色。他問：“王安石知道嗎？”

曾布說：“我已經告訴他了。”

宋神宗當場勉勵曾布說：“看來要了解實情，非你不可。”史料記載，宋神宗先是瞞著王安石令曾布徹底追查市易務，看到曾布匯報“覽之矍然，喜見于色”。皇帝甚至說：“朕久已聞之，雖未經覆案，思過半矣。”也就是說，宋神宗早就聽聞市易務有問題，即使不查究，也已經領悟大半。可見，皇帝早就懷疑市易務存在違法經營，并已經有了自己初步的看法。

宋神宗

曾布徹查市易務，使新法陷入艱難的境地。王安石護法心切，堅決否認曾布揭發(fā)的市易務違法情況，認定曾布彈劾呂嘉問是為了泄私憤，對曾布由信任轉向痛恨，視之為“沮害”新法的“小人”。他以辭相要挾，迫使宋神宗派呂惠卿與曾布共同徹查市易法。

作為變法元老，呂惠卿一開始就參與了青苗諸法的措置推行，頗受宋神宗與王安石的器重，不幸熙寧三年父親去世，他回鄉(xiāng)守喪，王安石任命曾布接替其位。熙寧五年（1072）呂惠卿復職，地位反在曾布之下。呂惠卿的資歷在曾布之上，他的復職動搖了曾布的地位。職位的變化，使兩人產生了一些矛盾。呂惠卿本來就是一個嫉妒心強的人，他在復職后經常對曾布進行攻擊、譏諷。熙寧五年十二月，曾布以知制誥罷為翰林學士，王安石請留修中書條例，皇帝說：“呂惠卿政務文稿尤其得力，不需再留曾布了。”宋神宗還有“惠卿最先宣力”“惠卿勝曾布”之語。

在調查市易務違法案中，曾布與呂惠卿二人意見相左。呂惠卿庇護呂嘉問，兩人各持己見，沖突日趨激烈。熙寧七年三月十三日，宋神宗又降手札令曾布奏對，曾布即向神宗詳細陳述調查了解到的情況。起初，神宗很相信曾布的話，但不久改變了態(tài)度，逐漸傾向接受呂惠卿的說法。呂惠卿批評曾布，甚至提出要將魏繼宗送開封府拘禁起來。為了保住自己，曾布再次揭發(fā)呂嘉問違反市易法，揭露呂惠卿在追查市易務的行動中搞陰謀活動。宋神宗態(tài)度曖昧，仍要繼續(xù)調查。

在此案中，變法派內部的矛盾固然暴露無遺，但宋神宗與王安石在市易法上的分歧也客觀存在。曾布追查市易務，很大程度上是遵從了宋神宗的意志，因此王安石對宋神宗說：“追查市易法，皇上您怎能不知道原因呢？如果皇上您不懷疑，曾布知道利害所在，一定不會找市易務的麻煩，請皇上您三思。”“皇權高高在上，王安石等人不可能去指責皇帝，于是曾布就成了他們攻擊的焦點，由此導致了變法派內部公開分裂。

皇帝動搖不定的態(tài)度、變法派內部分裂和眾人對市易務的指責，令王安石心中十分憤懣，感到新法難以繼續(xù)推行，于是向神宗懇辭相位，并推薦呂惠卿為執(zhí)政官。加上連年旱災，批評王安石“惹怒上天”的人很多，宋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請求。但徹查市易務案并沒有結束，熙寧七年四月十九日，韓絳接替王安石的職位，呂惠卿則由翰林學士提升為參知政事，接力王安石主持變法。這種變化，對曾布極其不利。同年，宋神宗應呂惠卿之請，令章惇、曾孝寬就軍器監(jiān)立專案審查曾布所究市易事，曾布一向與章惇不和，結果可想而知。八月十七日，軍器監(jiān)審查市易事終于結案，宣布曾布兩項罪過：一是沒有覺察官吏教唆行戶添飾詞理誹謗市易務，以至于“不當奏而奏”；二是調查匯報內藏庫錢不準，被判為“當奏事詐不實”。最后，曾布被貶職到饒州（今江西上饒）。而提舉市易務的呂嘉問也沒能幸免，以“不覺察雜買多納月息錢”之罪，貶到常州任知府。

在斗爭中，兩位變法派遭受處分，但后續(xù)他們二人的經歷卻截然不同。熙寧八年，王安石重登相位，他對皇帝說：“陛下必欲修市易法，則須卻令嘉問領市易。”呂嘉問即調回京師，依舊控制市易諸務。但是王安石卻不肯再用曾布。曾紆為其父作《釋誣》寫道：“熙寧末，宋神宗復用先公為北門學士，王荊公奏云：‘陛下無以其刀筆小才，而忘其滔天大惡。’蓋以論市易事不同而去，其惡之深如此也。”

紹圣初，新黨再次當政，但新黨內部矛盾再次爆發(fā)，曾布被起用，不僅千方百計壓制呂惠卿復職，且與章惇之間也發(fā)生了激烈的斗爭。至宋徽宗繼位，曾布又利用章惇反對立宋徽宗即位這一事實，將其排擠出朝。結果，鷸蚌相爭，蔡京借機掌握大權。新黨內部的紛爭構成北宋后期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追根溯源，這一矛盾在徹查市易務案中已經顯現(xiàn)了。

徹查市易務案過程中，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jié)，曾布被貶落職，罪名之一是“坐不覺”，即調查情況不實。可見，在宋朝，案件處理非常重視調查情況的真實性。該案涉案人員，爭論的一個焦點也是圍繞“事實”進行的。但調查的“事實”并不是一個客觀的問題，而存在一個主觀認定的過程，這個“認定過程”中摻雜了很多利害和斗爭，受到當時朝中“大局”和各種勢力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與韓琦上書青苗法一樣，即使調查清楚了“事實”，“事實”能不能被認為是“事實”，也是一個關鍵的所在。

（本文摘自徐富海著《變宋：王安石改革的邏輯與陷阱》，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5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