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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人的塑料美學,尷尬又質樸|專訪設計師胡子

距離五條人樂隊出圈的那個夏天已經過去了三年。
當大眾對他們還停留在用方言唱歌、穿著拖鞋、隨意換歌、放蕩不羈的印象時,仁科已經在哈佛演講,阿茂則帶著樂隊作品《夢幻麗莎發廊》參加了廣州三年展。
他們音樂里唱的也從戴頂斗笠的李阿伯、倒港幣的表叔公、穿拖鞋不剪頭的道山靚仔,到被拐賣的發廊小姐、脆弱敏感的阿琳娜、穿長袍的索馬里男子……五條人的故事一直有新劇情。
與這些相伴的,還有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視覺形象——標志性的紅色塑料袋、人字拖、大排檔閃閃發光的招牌、瞪大雙眼的虎臉……

穿拖鞋出場很奇怪嗎?拖鞋在他們2013年的海報中已經出現。(圖/《樂隊的夏天2》)
這些設計,時而充滿土味,時而現實又荒誕,以一種反精致的態度在流行文化中刮起一股粗糲的五條人風,也消解著當下日漸趨同的網紅Ins風等審美趨勢。
它們絕大部分都出自一位設計師——胡鎮超,外號胡子。
雙方于2012年開始合作,像是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展開的一次次對真實生活的解讀,10多年來,默契自不必說——不同頻時,也毫不客氣。
今年,五條人發布現場黑膠《阿虎回到海豐》,設計依然出自胡子。我們拜訪了位于廣州番禺的胡子設計工作室,從這間小屋子的物什里看五條人的視覺美學。

胡子的工位旁,有一個矮胖的文件柜,5層抽屜,每層長、寬均超過1米——足以讓所有海報不被折疊。

表面平平無奇、內里充滿寶藏的文件柜。(圖/斯通納)
柜子里收著這些年設計的原始素材:各時期海報的初始打樣、設計手稿、版畫原板,拍海報的小道具,還有各種顏色的塑料袋——藍色、紫色、橙色、條紋,有的印著“五條人”,有的印著其他歌詞。
上《樂隊的夏天2》時,仁科選了紅色塑料袋作為樂隊logo——它解讀空間最大,“可以是海豐的,可以是廣州城中村的,也可以是全球的,同時還輕盈、飄浮,不刻意。”
“我就買了400多塊錢的塑料袋,一大袋子,各種顏色,在工作室用絲網印刷機印上字、試驗。”胡子回憶。



“塑料袋宇宙”。(圖/胡子設計工作室)
塑料袋最早出現在胡子設計的2017年五條人全國巡演海報上,那是五條人發行《夢幻麗莎發廊》專輯的第二年。專輯里《石牌橋》《阿珍愛上了阿強》《很多很多》等很多歌描寫了在廣州討生活的普通人與他們的愛戀,胡子就刻了一幅版畫,一個紅色塑料袋飄過城中村的上空。
“這是我所理解的他們的詩意,‘明天的太陽依然為你升起’(2017年巡演主題,《初戀》中的歌詞),這句話不一定是某種積極的口號,或許是一個陷阱。城中村出租屋的窗外很可能根本就看不到天空,更看不到太陽,可能會看到一個塑料袋,從握手樓中飄過,也可能在頂樓晾衣服的時候看到。”
那張海報五條人很喜歡,胡子分享自己的設計思路時,仁科突然問:“你為什么不直接用照片?”
“我覺得問得很對,我們為什么要用技法美化城中村,直接用照片不就更生猛了?”也是那一刻,胡子知道,五條人又在向前走了,褪掉視覺上的好看與愉悅,大膽露出現實主義的一面。

風格對對碰。(圖/胡子設計工作室)
與五條人合作,就像這樣,要么默契,要么推倒重來,這種變數似乎早在2009年他們第一次玩耍時就注定了。
那一年,五條人帶著首張專輯《縣城記》全國巡演,胡子在四川美術學院(重慶)讀大二,已在海豐學畫畫的畫室里看過一次五條人的演出,“第一次聽他們,用我的語言(福佬話)唱著我這樣的年輕人的生活,讓我感到原來我的生活也值得被描述、被尊重,那種震撼就好像賈樟柯專門為你一個人拍了一部電影”。
巡演到重慶,“粉絲”胡子自然來了,當晚五條人邀請他一起去下一站成都。但當時火車票已售空,他們臨時逃票上車。查票的來了,阿茂就把自己的票給了胡子。
14年過去,那張紅色的火車票,被放進相框,陳列在工作室靠門邊的書柜上方,邊角完整,好像這趟車從未到站。

工作室一角,火車票與塑料袋。(圖/斯通納)

大學畢業后,胡子來了廣州做設計,也開始和五條人更多地交往、合作。
最早被大家熟知的,是2012—2017年樂隊在海豐演出的海報。為了讓海豐縣城的觀眾更好地理解這支樂隊,胡子將花生、瓜子、本地小吃、紅頭文件這些縣城日常的元素,轉變為視覺語言。



早期胡子設計的海報。(圖/胡子設計工作室)
共同的方言、共同的海豐生活經歷、共同的藝術愛好(仁科寫過小說、學過美術,阿茂對音樂有著極致的熱愛,喜歡聽世界各地的音樂,科班出身的胡子除了喜歡藝術,還愛聽搖滾,愛看賈樟柯、侯孝賢的電影),讓他們一開始就在同一個頻道里。
“更重要的是那個階段,我們都離開了家鄉,用新的視角在觀察它——我從小學四年級就離開了海豐,回來念高中又離開,五條人創作歌曲的時候,也應該離開海豐10年了,經歷了新的生活方式之后,有了對比,我們才能觀察到更多。”
彼時,五條人的音樂以“在縣城”為主,簡短的歌詞描繪了男女老少的日常生活、城市化與全球化的沖擊。胡子也深有感觸,海豐的香港客返鄉帶來名酒XO,當地人總會把酒瓶留下來,裝去殼后曬好的花生米,因為密封性特別好,防潮—— “那個酒瓶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就像塑料袋一樣,很在地,也是全球化的”。
他用來自街頭的三輪車、編織袋,當地的白字戲等,呈現這種南方“縣城美學”。“盡量提取能喚起大家共鳴的現成品,比如三輪車,看到它就想起縣城里的嘈雜的聲音。”



滑動查看“縣城美學”:從五條人歌詞、縣城生活、本地民俗中提取的拖鞋、三輪車元素創作的海報。(圖/胡子設計工作室)
后來,五條人的音樂“進省城”,開始寫更多廣州城中村的生活。《廣東姑娘》里斷了手指的底層走鬼,《晚上好,春天小姐》里的發廊女,阿珍、阿強等,那些處于失語狀態的邊緣人物成為了五條人音樂的情感符號。
胡子的設計也隨之變化,但他沒有直接使用人物形象去呈現——“有時出現一個具體的人物,會損失音樂的想象空間”,而是選擇霓虹燈、發廊、頂樓天臺等有故事感的場景——
“白天大家都去上班,晚上的城中村更有生命力。霓虹燈是晚上非常常見的元素,自帶一種濾鏡,烘托城中村潮濕、朦朧、曖昧的氣氛。”在《夢幻麗莎發廊》里,胡子便借助霓虹燈來完成表達。




大都市的“俗趣”一面:霓虹、酒瓶、玫瑰,阿珍阿強的故事就在其中發生。(圖/胡子設計工作室)
上個月胡子又跟仁科去樂隊之前居住過的城中村逛了逛,燈紅酒綠的各種招牌、草蜢的粵語歌曲,撲面而來的仍是獨屬于廣州的氣息。
有時候,走著走著,他們的理解也會錯開。“我們不像是傳統意義上的甲方乙方,五條人不會對字體、顏色等美術上的細節提意見,那是我的專業領域,而是內核上,他們在表達另外一個領域了,我沒有在同一個頻道,他們會及時告訴我。”
正如塑料袋需要從版畫變成攝影,2021年《昨夜我又夢見自己去流浪》這張專輯,胡子原本用了一個手繪的瘋馬元素作為封面,延續曾經的風格,仁科看到直言“不對”。
“當時的五條人正處于輿論的高潮,樂隊有了更強烈的表達欲望,不想順著思路出一張專輯然后大賣,而是想消解這一切。”
胡子在朋友群里征集、選出了一張地下停車場的照片,P上五條人在葡萄牙演出時的畫面(因為這張專輯收錄的是葡萄牙巡演現場錄音),似乎在說:去了葡萄牙又怎樣?上了《樂隊的夏天2》又怎樣?

《昨夜我又夢見自己去流浪》封面,縣城地下停車場內的地圖、監控器和假桃樹。(圖/胡子設計工作室)
這張封面用最直觀的視覺語言,闡述著五條人音樂的審美與表達:脫離精致與虛假、消解精英與高級,直白又真實。
隨著五條人音樂的變化,胡子為之做的設計也從早期的民謠、詩意、美學,走向越來越當代。“早期我習慣用美術手法,比如木刻、手繪去呈現它們,呈現一種在地的美學質感,但他們的變化、意見,讓我從設計師的思維方式,進入到當代藝術的思考中,好不好看的這個問題,已經被消解。”
新專輯首發單曲《地球儀》封面創作,仁科在垃圾堆里用手機拍了一個躺在塑料袋上的地球儀,胡子在原圖上加了一個月球和一只蒼蠅。

有蒼蠅的《地球儀》。(圖/胡子設計工作室)
這不是胡子第一次使用蒼蠅,2012年的一張五線譜樣式的海報上,也有蒼蠅。“蒼蠅在可以消解畫面的誤導性,表達上也會更現實主義,更接近于樂隊的音樂,它的代表性也許僅次于塑料袋。”而蒼蠅,也在新專輯《活魚逆流而上,死魚隨波逐流》歌詞里出現過。
蒼蠅不好看,塑料袋也不好看,但它們是當代的,“不是未來,也不是過去,尷尬又具有變動性,能隨著時間的流逝被詮釋出新的意涵”。

在所有定義五條人美學的標簽中,胡子最同意他們的朋友、舊天堂書店主理人阿飛的評價:“尷尬美,赤子心。”
這6個字,似乎也是小鎮青年胡子的成長概述。
當他從美院畢業、抱著追逐名利的心態踏入藝術行業時,大藝術家對工作的嚴肅認真,讓他慚愧,也讓他決定“好好做設計,做真誠的設計”。
但純商業的設計是消耗品,“把自己的時間賣出去,然后再也沒有然后”。
為五條人所做的設計不一樣,正如那些音樂讓縣城青年的生活被講述出來,這些設計也讓縣城青年有了享受視覺的權利——“以往,像我一樣的縣城青年,只能被迫接受房地產廣告、大品牌廣告,跟自己的生活一毛錢關系都沒有,一切都是虛假和幻想”。
“跟隨音樂,我的設計、專輯封面會留下來”,這是比商業回報更重要的事。所以每年,胡子幾乎都會花費一半的時間,為五條人和其他樂隊、藝術項目做設計,這也是一塊較為自由的設計試驗田。

工作室的一面海報墻。(圖/斯通納)
五條人也非常尊重他的勞動,“那個年代樂隊收入很少,很少有樂隊會為演出海報付費,哪怕再困難,阿科和阿茂也會堅持付費給我”。他的工作室最早創立時,還靠著他們給的設計費付租金。
他也“像個撿破爛似的”留著這些年所有的手稿、道具、打樣,“說起來或許像吹牛,但我的確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們有一天會被人看到”。

工作室的小倉庫間里,全是以往的各種打樣。(圖/斯通納)
那一天來得并不晚。
2020年《樂隊的夏天2》之后,五條人徹底出圈,在五條人士多店售賣的海報一再加印。2017年歷時半年開發、賣了3年沒有賣完的幾百個周邊老虎包,節目播出后上架一天就售罄了。
這些設計和周邊胡子做了好些年,除了樂隊的樂迷,知道的人不多。“我以為在當時的語境下這些視覺上不了臺面、不夠高大上,因為當時整個環境都被這種精致化的東西包裹,現在它們被接受了,不是來自專家、行業,就是來自普通人,我碰到過幾次小城出來的年輕設計師跟我說,我的視覺給了他們身份上的歸屬感,這給了我很大的信心。”

老虎海報與老虎包。(圖/胡子設計工作室)
胡子也思考過,這種視覺歸屬感當然首先源于五條人的音樂,因為音樂,他設計了這些視覺,同時也是人們在追求成為精英、成為勝利者的道路上感到疲乏了,“五條人的出現捅破了它、消解了它”。無論如何,五條人及其美學終于找到了它的受眾。
現在他也是五條人士多店的合伙人、店內所有周邊產品的設計師。但更重要的是,他仍然是五條人音樂的粉絲:
“這是這么多年我從來沒變過的一點,發自內心喜歡他們的音樂,是聽到就腦子一熱的那種。很多人覺得他們不再唱海豐很遺憾,以同鄉人的角度我也有他們一直唱福佬話的貪念,但從一個藝術家的角度,我希望他們有更多的突破,我一直都期待他們下一張專輯,正如賈樟柯說的,堅持是容易的,放棄才是難的。”
胡子同樣也面臨著被標簽化的問題,他深度參與構建了五條人視覺美學,但其實,他的設計風格并不只是大家看到的“五條人式”的。




更多胡子設計,分別為胡子講座海報、6501樂隊專輯《你說得對》、6501*傀儡樂隊演出海報、創意臺燈、inD廣州藝術書展海報。(圖/胡子設計工作室)
“我不知道這(被標簽化)好與不好,只能盡可能保持真誠、言之有物地進行設計,偶爾創造一些幽默,與大眾溝通,而不要高高在上。”這底色,好像也很“五條人”。
最近,他受邀去廣州美術學院講課,第一次當老師,“其實有點害怕,但因為好奇現在的年輕人,我還是去了,想保持小時候那種求知的欲望和充滿好奇的心態”——小學時在海豐,物質匱乏、精神匱乏,也能無拘無束地抓泥鰍、網魚、偷番薯、掰甘蔗,大了也不能害怕,“成年人最需要捍衛的就是真誠和那點好奇”。
撰稿 韓博菲 斯通納
編輯 王中中
校對 黃思韻
排版 張穎嫻
原標題:《五條人的塑料美學,尷尬又質樸|專訪設計師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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