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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從最初的一張床到學科成立，從ICU的種子撒遍中華大地到重癥醫學比肩歐美、領跑全球，幾十年艱難跋涉，“重癥醫學”這顆星，陳德昌摘到了。

“我完成了從零到一的工作，從一到一百的進步有一批學生在推動。”使命完成，2022年12月10日，陳德昌因病去世。中華醫學會重癥醫學分會在悼詞中稱：“陳德昌教授的逝世，是我國重癥醫學事業的重大損失，我們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師。”

陳德昌

少年時，盼望擁有一顆星星

陳德昌出生于1932年，浙江舟山人，從小跟隨家人生活在上海。彼時正值日本侵略者不斷入侵，中華大地生靈涂炭。但在小家庭里，陳德昌享受著父母的呵護，安全而快樂。四五歲時，師范畢業的母親便開始教他背唐詩。雖然一字不識，對內容并不理解，但當陳德昌在長輩面前有韻律、有節奏地背誦賀知章的《回鄉偶書》時，那隨之而來的贊美聲讓他對古詩詞自然而然地熱愛起來。家和外部社會截然不同，這是陳德昌對世界最初的認知。

1937年淞滬戰役爆發，陳嘉居住的宅院被炮彈擊中，全家人逃到法租界。兵荒馬亂之時，母親仍不放松對孩子們的教育。七歲時，陳德昌進入附近的一所中法學校就讀。一天，母親發現他脖頸雙側有成串的、腫大的淋巴結。在那個談結核色變的年代，母親不敢怠慢，立刻為他找了一位海歸名醫。經過定期治療，沒動手術，沒淌一點兒血，腫大的淋巴結全部消失。同時，陳德昌每天照常上學，完全沒有耽誤課業。這個奇妙的體驗，在陳德昌年幼的心里埋下了學醫的種子。

中法學校是天主教會創辦的，以法語教學為主，學校里除了幾位中國老師，多數是法國修士。為了補上中國文化這一課，母親親自教陳德昌學習古文，并立下一個不成文的家規：每一篇文章都必須通篇背誦，如果背不下來，就不能上床睡覺。“你是中國人，哪能不學中文！”這是母親最常說的一句話。母親的嚴厲讓陳德昌深感苦惱。學到《吊古戰場文》時，他朗讀了好多遍，還是背不下來。但母親毫不妥協，直到他熬夜背完全文。苦讀之下，陳德昌不僅法語學得輕松，中文成績也名列前茅。

“中文第一名”，這個榮耀是母親帶給他的。國家意識，是母親為他建立的。幾十年后，陳德昌回憶往事時，對母親的教育充滿感恩：“媽媽認為語文是文化和歷史的載體，古文和詩詞是中國語言文學的根本，如果我把中國文化的根本丟了，豈非得不償失，事與愿違耶？”

在母親引導下，陳德昌愛上了閱讀。父親的書柜就是他的小小樂園，書中人物的喜怒哀樂緊緊地抓著他的心。父親有買書的癖好，家里中英法等各國名著應有盡有，幾個寒暑假讀下來，陳德昌發現了一個現實世界之外的嶄新大陸。

因為涉獵廣，渴望表達，高中時，陳德昌寫了幾篇“奇文”。在管教嚴厲的教會學校，一位法國老師頗為他擔憂。陳德昌高中畢業時，這位老師也即將返回法國里昂。臨行前，老師特意留給他一封短信，并以自己的洞察力提出忠告：“不要過多地偏執于語言學和文學，要更多一些向科學發展。”法國老師的建議，陳德昌聽進去了，他想起了童年時治療結核的奇妙體驗，決定學醫。

因成績優異，經中法學校推薦，1947年，陳德昌直接進入震旦大學醫學院就讀。在大學，他做的第一次生理學動物實驗是觀察烏龜的心臟搏動。新鮮的心臟，在離開身體的情況下仍然能自主跳動，這讓他頗感新奇。求知欲被激發，他開始思考：“每個人都有一顆心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停頓地搏動著。那顆不知疲勞的心臟，總有一天停搏，人就死了。有人短命，有人長壽，為什么？”

從昨日之我走向今日之我

1953年，陳德昌大學畢業，成為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的一名外科住院醫師。然而，不斷的實踐之后他發現，自己的選擇是錯誤的，他完全不具備外科醫師應有的操作技能。“長此以往，不可能有所作為。”陳德昌陷入矛盾和痛苦中。憑借外語優勢，他多次被調去做涉外工作，專業因此更加荒廢。就在他感到越來越迷茫時，一次機遇意外到來。

1958年的一個夜里，兩名煉鋼工人被鋼水嚴重燒傷，救護車載著他們緊急駛入廣慈醫院。專線電話鈴聲大作，正在宿舍休息的陳德昌直奔手術室。面前的患者全身燒傷，面目全非，一股燒焦的氣味沖擊著醫護人員的嗅覺神經。站在傷員身邊，陳德昌的心在顫抖，這種燒傷總面積超過全身體表百分之八十九的情況，醫院還沒有救治成功的先例。廣慈醫院成立了醫療小組，二十六歲的陳德昌是唯一的住院醫生。盡管大家全力以赴，可是四天后，其中一位患者還是去世了。另外一位叫邱財康的患者用虛弱的聲音懇求陳德昌：“你要把我治好！”邱財康是高爐的爐長，眼力非凡，能通過火焰顏色的變化判斷鋼水出爐的合適時間，曾受到蘇聯專家的贊賞。陳德昌俯下身來，貼著他的耳朵向他承諾：“我不離開你。”

此后，在幾位教授的指導下，陳德昌換上消毒衣，親自幫助病人側身，更換濕透了的敷料；抱著一本《燒傷治療學》，他靜心閱讀，仔細研究；在病房的貯藏室內，他鋪開一張折疊床，全天守候。從這時起，他開始了真正的醫學生涯。

嚴重燒傷后的機體反應，引起陳德昌的強烈興趣。當他第一次用手提式取皮機取下病人的自體皮時，那種為患者爭取到生存希望的興奮感無以名狀。一年時間里，陳德昌和醫療小組的教授們朝夕相處，獲益匪淺。在大家的全力救治下，邱財康幸運地重生了。邱財康出院那天，陳德昌陪他回到鋼廠。汽車剛駛入大門，人群便如潮水般涌來。在早春的陽光下，那生命的凱歌，悲壯而感人。

廣慈醫院創造了一項世界醫學奇跡，醫療小組受到衛生部的表彰。不久，燒傷科從外科獨立出來。1964年，陳德昌以燒傷科主治醫師的身份，被調入北京協和醫院，師從曾憲九教授。

曾憲九是現代醫學基本外科的重要奠基人，他建立的外科代謝實驗室在國內只此一家。那時，歐美國家紛紛創建重癥加強護理病房，曾憲九敏銳地意識到，一種新的學術理念已經誕生。曾憲九夢想能開設一間三張床位的“休克病房”。

陳德昌有治療重度燒傷病人的經驗，曾憲九欣然接納了他。不久，陳德昌赴阿爾及利亞工作一年。沒想到，當陳德昌期滿回國時，“文革”已拉開帷幕，曾憲九教授靠邊站了，實驗室的工作被迫中斷。陳德昌自己也沒有躲過被審查的命運。在壓抑、惶恐和憂慮中，陳德昌掙扎著。正當他苦惱于自己是“老九”，是“無用的人”時，他被派往了西藏阿里。

1971年，作為第二批中央赴阿里醫療隊隊長，陳德昌奔赴雪域高原。沿著古絲綢之路，大卡車載著醫療隊一路西行，卡車顛簸著，人在車廂內跳動著。陳德昌思念著家人，思考著未來，穿過起伏的山巒、無邊的戈壁灘，那些理不清的雜念，被拋灑在這條“搓板路”上。

那時，西藏通信不便，到達阿里幾個月后，陳德昌才收到妻子的來信。原來，他離家兩月杳無音信，妻子急了，寫了封航空信，按他留下的地址投寄“西藏阿里獅泉河”。可是寄信時，郵局的職員說，地圖上沒有“阿里”，更沒有“獅泉河”。妻子不甘心，多次去書店查找地圖，終于在其中一張上發現了“阿里”的標志，并說服了郵局。

阿里物資匱乏，生活艱苦。陳德昌和醫療隊一次次深入牧區，盡力為牧民提供醫療服務。牧民居住分散，帳篷與帳篷之間往往騎馬要走上一天，幾個小時下來，陳德昌便全身酸痛難忍。遇上大風時，飛沙走石打在臉上像刀割一樣。然而，純樸的藏民令陳德昌感動。一次出診完，一位老人騎著馬把他送上山頭。告別時，他握住陳德昌的手碰了碰自己的額頭，沒有任何語言。那一瞬間，一股暖流涌上陳德昌心頭：“我是被需要的人。”在牧民的接納中，陳德昌內心的創傷悄然愈合了。他組織講課，開展手術，安排巡診。他像高原的天空一樣，整個人澄澈下來。

在高原巡診，危險無處不在。一次，陳德昌長途出診夜宿羊圈，因極度困乏沉沉睡去，半夜醒來發現自己差點被大雪掩埋。還有一次，陳德昌在深夜里與向導失散并且迷失了方向。恐懼中，他靠著一匹識途老馬回到了駐地。盡管經常膽戰心驚，但不可否認，西藏高原也帶給了陳德昌寬慰和力量。他不斷告訴自己：“站在高處，應該看得更遠。”

1972年夏天，陳德昌結束任務返回北京。卡車行進在盤山公路上時，他對自己有了新的認識：“今天的我不再是初到阿里的我，我的心里有著兩個我，從昨日之我向今日之我轉型。”

“鬧劇終將成為過去，歧視、仇恨和暴力不應該是人類社會永久的常態。”這是阿里一年帶給陳德昌的感悟。

陳德昌

巴黎之行，改變命運

回到北京后，陳德昌不再糾結，坦然面對命運的不公。令人欣慰的是，曾憲九教授此時結束了下放。在門診，他們可以每天見面。似有意，也似無意，曾憲九經常向陳德昌拋出問題，諸如：“胃潰瘍可以內科治療，為什么還要外科大夫做手術？”“休克是外來語的譯音，什么意思？說是毒血癥，毒是什么？”

自知“知識膚淺，思維不嚴謹”，陳德昌只得拿起書本惡補，對老師所說“外科發展，要靠生理學和病理生理學，外科大夫不是理發匠”逐漸有了認識。那時，政治運動還沒有結束。陳德昌非常慶幸，在外科門診那條長廊上，他是曾憲九唯一的學生。一天，曾憲九突然問他：“現在，外科發展的里程碑是什么？”陳德昌一時怔住了。在身邊狂熱的喧囂里，在未知的命運中，還在靠邊站的老師卻在冷靜地思考外科的發展。那一刻，他肅然起敬。

1978年，科學終于迎來了春天。曾憲九興奮地說：“我們要馬上抓住這‘天賜良機’，發展危重病醫學。”在危重病醫學方面，歐美已經發展了二十多年，曾憲九迫不及待，而陳德昌無疑是赴國外留學的最佳人選。“留學是禮物，也是責任。”1979年，四十七歲的陳德昌飛往法國，在巴黎第五大學科欽醫院開始了嶄新的學習生涯。

然而，第一次進入法國醫院的ICU時，各種床邊監測儀，陳德昌從未見過；儀器上閃爍的數字、曲線，他也看不懂；由于缺乏內科基本知識，他不知道什么是“前負荷”，什么是“后負荷”；有些醫師用首字母縮略詞講話的時候，他完全聽不懂，去病房巡診時一頭霧水。自然，陳德昌的醫師資格也不被承認，他不能參與病房的工作，只能“列席旁觀”。他渴望有老師來指導他，他天真地以為上級大夫會一一為他分析講解。可是，除了大家的彬彬有禮，他一無所獲。

所知甚少本已膽怯，卻偏偏還要面對主治醫師的突擊發問。一天早晨，陳德昌被一位比他年輕的主治大夫叫進辦公室。對方要他勾描出低鈉血癥的不同臨床分型和定義，并由此推斷臨床治療的原則。陳德昌忐忑地交上答卷，對方只微微一笑，說：“不要有自卑感，要好好讀書，學習不是抄襲處方。”顯然，那份答卷并不能令人滿意。對方又問：“你住在哪兒？搭什么車來醫院？”得知陳德昌需要倒兩次地鐵再換乘公交車時，這位年輕的法國醫師頗不在意地說：“很好，你乘地鐵，就可以讀書！”

盡管這位法國醫師態度平和，但陳德昌還是深感慚愧。后來，回憶起這次經歷，他這樣形容：“我像一只膽怯心驚的老鼠，實實在在地落在精明的貓的兩只爪子之間。”

“在高效運轉的專業群體中，我竟如此低能和笨拙，認輸嗎？不，這不是我的性格！”此后，陳德昌每天下午直奔圖書館，短短時間內便記錄了五大本閱讀筆記。在巴黎大學城的宿舍里，他過著修士般的生活。但只要想到遙遠的祖國，他的精神就無比振奮。他牢記著臨行前曾憲九教授的叮囑：“要重視學習危重病醫學的系統理論，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要做具有科學思維能力的臨床醫師，而不是技工。”心甘情愿坐了一年冷板凳后，經名譽導師推薦，法國衛生部、教育部、勞動部等行政部門批準，陳德昌獲得“巴黎公立醫院醫師”資格證書，獲準參加臨床工作。

1981年，陳德昌學成歸國。在曾憲九的推動下，陳德昌開始集中精力開發ICU新天地。盡管空間狹小，只有一張病床，但他堅持配備六名護士——那時的醫院沒有ICU的人事編制，不得已，他只好到各科室招募了六名志愿者。后來，麻醉科醫師馬遂也志愿加入，成為陳德昌的搭檔。人員到位，血流動力學監測儀、呼吸機等設備到位，中國第一個ICU誕生了！

然而，新的難題接踵而至。首先是沒有病人，ICU能干什么，很多人不知道。為此，陳德昌和馬遂經常去其他科室游說，說服他們把危重癥患者轉過來。很快，一位患急性呼吸功能衰竭的高齡外賓被爭取過來。因病房沒有輸送高壓氧的管道系統，陳德昌和馬遂要每天從推車架上把灌滿的氧氣筒抱下來，再把空的抱上去……不久，耄耋患者順利出院，陳德昌和他的小小團隊贏得了第一場勝利。此后，新的患者陸續到來。一個夏日的傍晚，在曾憲九和另外兩名教授的觀摩下，陳德昌成功為患者實施了肺動脈漂浮導管插管。這在協和醫院是第一例。

信心有了，陳德昌躊躇滿志。后來，他說：“一家好醫院——北京協和醫院，一位好老師——我敬愛的曾憲九教授，兩者在一個新的時代，給我新的機會，改變了我的命運。”

碩大的星星，閃爍著光芒

讓瀕臨死亡的患者重獲新生，醫學界看到了重癥醫學的力量，陳德昌和他創建的ICU終于得到了認可。1984年，在協和醫院老樓十五樓一層，有著八張病床的中國第一家綜合性ICU建立了，曾憲九將其命名為“加強醫療科”，陳德昌擔任第一任科主任。

科室初建，管理提上日程。按照國外的經驗，陳德昌提出對ICU醫師和護士進行專業培訓，建立封閉型ICU。然而有人擔心這會引發矛盾和混亂，甚至影響傳統學科的發展。果然，有一天，一位內科主治醫師拍著桌子對陳德昌說：“你這樣搞很不好，在全院造成很壞影響，國外沒有像你這么搞的！”陳德昌努力克制著，行動上卻絕不后退。他確信：“缺乏學術上的遠見和開拓新領域的勇氣，不是協和精神。引進危重病醫學，建設ICU，有利于醫學的發展和醫療水平的提高，更好地為病人服務，這才是協和精神。”

陳德昌

事實證明，陳德昌是對的。1985年，美國駐華使館商務參贊因急性胰腺炎入院，在ICU接受治療。經過專業救治和護理，病人很快康復。出院前，他特地贈給陳德昌一張感謝狀，上面印著美國將軍尼米茲的一句話：“不尋常的勇氣是普遍的美德。”

那時，陳德昌面臨的最大問題是ICU醫護缺口大，但人事編制尚未制定。于是，他一方面想方設法接收北京市、外省市以及軍隊的進修醫師和護士，一方面從在讀研究生中選拔人才。就這樣，一批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醫護人員充實進來，為了學到本事，他們爭著做各種工作。一位在ICU進修過的醫生這樣回憶：“大家圍爭著搶救病人、管理患者，甚至把護士的活都做了，包括吸痰、測血壓、量體溫等。”

加強醫療科朝氣蓬勃，快速發展。進修完成后，一批批醫護人員將危重病醫學的種子播撒向神州各地。后來，他們中的多位成為重癥醫學的第二代領軍人物，推動著ICU不斷發展壯大。一位協和人感慨地說：“這條長廊不長，步行幾分鐘足矣；這條長廊很長，ICU就從這里走出來。”

ICU的工作逐漸走上正軌，最尊敬的曾憲九教授卻過早地因病去世。在大悲痛中，陳德昌決心繼承老師的遺志，摘下危重病醫學這顆星。為了培養人才，陳德昌像當年的曾憲九教授一樣，為學生劉大為爭取到科研基金，并委派他赴加拿大進修。十年后，加強醫療科改名為重癥醫學科，已是骨干的劉大為從陳德昌手中接過了接力棒。

“ICU扎根協和，把院內危重病人服務好；ICU要走出醫院圍墻，把社會大眾服務好。”為著這個理想，陳德昌馬不停蹄。學術組織成立了，交流平臺建立起來了，他領銜的“全身性感染與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的臨床與基礎研究”，不僅讓感染性休克的病死率下降了二十多個百分點，還獲得了2002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榮譽與責任并存。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ICU發揮了重要作用。2003年非典肆虐，七十一歲的陳德昌勇擔重任，多次參加危重病人會診。看到生命得到挽救，他作為醫生的成就感不言而喻。2008年，國家標準委員會將重癥醫學定位為二級學科，這成為重癥醫學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再后來，全球頂級的學術會議特意為中國重癥醫學界留出了位置。

“我完成了從零到一的工作，從一到一百的進步有一批學生在推動。”在陳德昌的研究成果基礎上，他的學生劉大為繼續完善理論體系，其所倡導的“血流動力學治療——北京共識”誕生后，感染性休克的病死率再度下降，達到同期國際先進水平。從歐美的追隨者到有望成為引領者，作為重癥醫學奠基人，陳德昌功不可沒，然而他說：“如果沒有那么幾位學生，就沒有今天的我。有了他們，危重病醫學能在中國生根，茁壯成長，發展成今天的態勢，我也有與有榮焉的竊喜。”對年輕一代，他這樣寄語：“‘重癥醫學的春天’不是季節，而是心態，是意志，是想象力，是激情，是對科學的真誠，是對真理的追求。”耄耋之年，在培養博士生之余，陳德昌依然堅持筆耕，對重癥醫學之路有反思，也有前瞻。

2021年，八十九歲的陳德昌榮獲“榮耀醫者”生命之尊獎。誰也沒有想到，僅僅一年后，他便永遠地告別了他的白大衣。斯人已去，精神永不謝幕。陳德昌的名字，將和重癥醫學一起，刻入歷史的記憶。

（原文《陳德昌：摘下“重癥醫學”這顆星》刊于《名人傳記》2023年第5期 文/段雨）

責編丨王苑 責校丨張靜祎

排版丨王苑 審核丨許華偉

原標題：《他創建了中國第一個ICU，他就是陳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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