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計算、加密貨幣以及近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現，給我們未來社會的經濟生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想象空間。依靠強大的運算能力和不斷改進的算法，信息技術已被證明可以在提高安全性的前提下，大幅改善人們的協作效率，在圖像、加密、文本等領域甚至能完美替代原本需經相當訓練才能勝任的人力工作。

在這一趨勢之下，計算能力的邊界問題再次成為討論的熱點之一。具體到宏觀經濟層面，有人認為，只要不斷提高算力，就有可能設計出完美的經濟計劃從而消除市場失靈，實現最優的產業政策。近日，在中文學界廣為人知的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在談及自己的新著作時甚至認為，計算能力的大幅提升有可能解決市場信息分散、不完全可知的問題，引起了不少的討論。

不過，市場不僅僅是一個交換過程，交換行為通常受信息的引導以及個體激勵所驅動，而這兩個方面并不受理性計算所左右。從這個意義上說，再大力恐怕也難出奇跡。

市場信息是個熵減過程

說到市場信息的分散性和有效性，就不能不提到哈耶克的論述。大家知道，哈耶克最重要的經濟思想就是對市場自發秩序原理的論述。他認為，市場充滿著不斷變化的各種信息（知識），這些信息在交換的意義上最終表現為價格信號，而價格是所有有效信息的體現。比如，他在《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一文中就曾指出，“就價格體系而言，最具重要意義的一個事實便是它的運轉所依賴的知識是很經濟的；這即是說，涉入這個體系之中的個人只需要知道很少的信息便能夠采取正確的行動。”

換言之，雖然說哈耶克關于市場自發秩序的論述有多個不同的層次，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市場參與者在做出交易決策時并不需要掌握太多的信息，而且，正是價格的這種信息作用，才使得市場具備獨一無二的有效性和經濟性。

比如，一個服裝店的老板在進貨、標定售價的時候，并不需要、也不可能知道面料、印染、化工、包裝、物流、房租、人力等等相關行業的供需情況，他只需要知道哪種款式賣得好、利潤合理，就可以大致做出決定。而那些密切相關的上下游行業數據，對于理性計算來說雖然是必須的，但無疑是個層累的信息熵增過程，即使每一個參數都保持穩定的相對關系，想要遍歷出各種策略組合恐怕也力有不逮。除了市場本身涌現的秩序之外，目前恐怕還沒有更有效的信息集成方式能取而代之——盡管它并非完美。

市場激勵不是個計算的問題

除了信息的經濟性和有效性，算力也解決不了激勵問題。基于事先設計的產業政策，往往具有強烈的中央計劃色彩，其最好的結果就是完全模仿出市場機制。然而，價格的形成一方面是交易行為的結果，同時也是交易者心理預期的體現。激勵作為一種心理活動的信息，通常難以被提前獲取，更不用說實時追蹤。這意味著，即使設計出一套高效的算法，也無法走進交易者的內心一窺究竟——有時候，交易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如何決策。不用多說，這正是股市、期貨等資本市場的魅力所在；如果擴展到更廣泛的宏觀市場，那試圖事先確定激勵的導向勢必更加困難。

比如，有人覺得為幾個相鄰的村莊修一條公路很有必要，如果修路資金全部由政府撥款則還罷了，但如果其中一部分修路資金要村民集資，你就需要調查村民愿意掏多少錢，村民雖然覺得修路是好事，大概也會回答說：“修啥路啊？不需要！”可見，諸如此類的激勵問題雖然與計劃者的政策直接相關，卻與計算能力的高低并無關系。同樣，其他各種市場規劃、產業政策也有這個問題。

另外，市場還是個產品和服務的創新現場，它們通常與企業家個人的想象力、隱形知識（know how）以及風險偏好緊密相關，而每一項正在進行中的創新活動，都意味著市場信息的更新，這些信息更加不可能被中央計劃者提前感知。這正是經濟學家赫維茨所強調的“市場傳遞信息的能力”，這個能力也與計算能力沒有關系，卻是市場秩序賴以形成的重要基礎。

產業政策的制定者和支持者經常批評自由放任的市場具有天然的失靈傾向，通過產業政策、貨幣政策等市場干預措施，對其進行適度監管早已成為各國共識。不過，如果從超大規模社會協作的角度來看，市場過程本身的復雜程度和不確定性，無法通過計算能力的提升而獲知全貌。大量關于產業政策表現的實證研究也表明，試圖以先驗的人為設計來規訓、控制市場，不僅無法實現，從成本約束的角度來看恐怕也沒有多大的可行性。大力雖好，或出奇跡，但用錯了地方卻更可能讓市場“出軌”。

 (作者何坤為農業投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