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上海小說界研究（1912-1923）》，孫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

讀了孫超的新著《民初上海小說界研究（1912-1923）》，讓我想起一件往事，大約是2013年，我們華東師范大學主辦的第二屆“思勉原創獎”揭曉。李澤厚先生的《哲學綱要》、閻步克先生的《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張涌泉先生的《漢語俗字研究》以及羅宗強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獲原創獎，范伯群先生的《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獲原創提名獎。思勉原創獎是一個民間獎項，但在當下人文學術領域頗為研究者所看重，這種看重除了評選規范，獲獎作品優秀等之外，其重原創、重影響的評選標準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當時有位朋友問我，為什么《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能獲原創提名獎？為現代通俗文學撰“史”，其“原創性”表現在哪里？記得當時我是這樣回答的：從研究史角度言之，二十世紀是最重通俗文學的一個世紀，古代通俗小說、戲曲文學乃至說唱文學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甚至成為古代文學研究之“顯學”。而就現代文學的創作和研究來看，現代通俗文學卻被無限地“邊緣化”，如傳統章回體小說曾經是古代通俗小說最為重要的文體，如今則“隱退”到小說主流之外，蟄伏于“言情”“武俠”等領域，且在“雅俗”的大框架下充任著不入流品的“通俗小說”角色。故現代通俗文學雖創作繁盛，讀者眾多，但始終不受重視，更遑論為其著史。此為“悖論”，卻是實情。范伯群先生傾力為現代通俗文學“正名”，為其著史，當然是“原創”。我引出這一段“往事”無非是想說明，孫超的新著正是在這種“原創”的影響之下、在現代通俗文學已獲“新生”的前提之下所作出的一項亦具備“原創”意味的研究工作，值得重視。

《小說大觀》

《民初上海小說界研究（1912-1923）》選題是有原創價值的。對于現代通俗文學的研究，經過范伯群先生、黃霖先生、陳平原先生和袁進先生等的拓荒和推進，取得了不少研究成績，在觀念上基本廓清了以往對現代通俗文學家的“誤讀”和“污名化”，已回到學術研究的理性化軌道，這為孫超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但孫超所做的工作仍然有創新性，他的研究更集中，選擇的時空更緊湊，基本上是一個時段（1912-1923）、一個城市（上海）、一個場域（小說界）和一個“公案”（現代通俗小說的“污名化”）。正因為有這樣的集中和緊湊，所以他的研究成果也就更細致、更扎實。在《導論》中，著者寫道：

在近現代小說史上，有一批以上海為中心，掀起民初小說“興味化”熱潮并主導全國小說界的小說家。他們的主流地位雖在1917年開始受到“新文學革命”的沖擊，但直至1920年代初，他們較之五四“新文學家”在小說界仍然占著優勢。“新文學家”遂在1921至1923年間對他們發起了文壇“驅逐戰”。在1923年“新文學家”取得文壇話語權后，這批小說家便被嚴重壓抑而退居邊緣。從此，他們中的部分乃至整體或被貶作“舊派”“鴛鴦蝴蝶派”，或被斥為“黑幕派”“禮拜六派”，或被看成“民初通俗小說家”，等等。這些命名和認識反映的正是這批作家及其小說近百年來一直遭受詆毀、歪曲、批判、誤讀的不幸遭遇。

這一段表述可以視為本書對研究對象的一個概括，而作者所要做的正是要為這一批作家徹底翻案，既在觀念上，又在文本上。于是，當作者“翻檢那些早已發黃變脆的報刊，透過重重的歷史迷障，在漸漸辨識出那些模糊不清的背影之后”，“有了一種重返民初上海小說界，以還原這批主倡‘興味’的小說家及其小說歷史本相的沖動”。于是就有了這部書，有了一次長達十余年（據作者自述本書前后經營約有十三年）的“翻案”之旅。

《游戲世界》

孫超這部論著的內容既重視研究對象的系統完整，又講求研究內涵的獨特新穎。就系統完整一端而言，本書除《導論》《結語》之外分為十章，內容涵蓋面廣，基本囊括了民初上海小說界的方方面面。十章內容富于系統性，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層面：第一，揭示作為一個整體的民初上海小說界的創作綱領——“興味化”和梳理不斷自我調適的民初“興味派”小說家，并以此為基礎論證民初上海小說界的特質及其在近現代小說發展中的地位和價值。第二，全面探尋民初上海小說界的創作實績，以文體為區隔系統梳理了民初上海小說界的創作情況及其價值，如“與時流變的通俗白話章回體小說”“風靡一時的雅化文言章回體小說”“作意好奇以‘興味’的傳奇體小說”“沿傳統軌轍書寫的筆記體小說”“保留‘說話人聲口’的話本體小說”和“充滿現代都市‘興味’的新體白話短篇小說”。一方面系統論述了民初小說界創作的主要文體，揭示了民初上海小說界對傳統小說文體的繼承和創新，同時也強化其所顯示的時代特質和文學創新。其中對“雅化文言章回體小說”和“充滿現代都市‘興味’的新體白話短篇小說”的分析評判頗有新意。第三，探討影響民初上海小說界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兩章的篇幅，分置前后，“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民初上海‘文學場’”置于第二章，“民初上海小說界的閱讀文化與讀者反應”置于第十章。故十章所表述的內容完整、系統。

而就獨特新穎來看，本書的最大特色是運用了“文學場”理論，這個理論方法雖然已不新鮮，但對研究民初上海小說界來說是恰切的和富有成效的。對此，作者作了如下描述：

民初上海強大的“現代”都市文化資本為生成輻射全國的“文學場”準備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但同時使其烙上了深深的經濟資本烙印——“市場法則”對“場”內作家具有普遍的制約作用。對于民初上海“文學場”上的核心行動者“興味派”小說家而言，繁榮的新聞出版市場、成熟的稿酬制度為他們謀食其中提供了堅實的經濟保障，使他們成為中國早期的“市場作家”，也就是所謂的“報人小說家”——以著、譯小說為謀生手段，同時兼任書局、報刊的編輯工作。 

民初上海“文學場”吸納各方文人前來賣文為活，報人小說家成為其職業身份，他們以報刊為中心節點、以雅集為特殊形式，形成了“文學場”上傳統與現代復雜交織的關系網絡。若從文化身份著眼，民初“興味派”小說家則是一群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江南文人”，正經歷著轉型期的陣痛。他們一脈傳承的對審美、閑適、興味的追求，使其力主小說以“興味”為主；其家世出身、兼容“儒士”與“儒商”的文化品性，又促其成為近代第一批職業作家。

應該說，孫超對民初上海“文學場”的描述是準確的、符合歷史原貌的，因為這一時段、這一地域和這一群體確是處在一個新舊交替、中西交匯的特殊歷史時代，他們的成就、他們的不足都可以在這個“文學場”中找到依據和原因。而其中最能顯示其特質的無疑是小說家本體，孫超對這一群體作出了這樣的概括：他們的文化身份是一群“走向現代的江南文人”,其特質是“繼承‘入仕’與‘游藝’的精英意識”、“脈承‘審美‘與“閑適’的名士風度”和“傳承‘儒士’與‘儒商’的文化品性”。這樣的概括的確是精當的，也是富有“興味”的。

《半月》

除上文所說的運用“文學場”理論之外，作者在書中頗為強調研究方法，也一直在實踐中體現方法的重要性。尤其是針對這樣一個復雜的研究對象，這樣一個被“遮蔽”、被“誤讀”百年之久的創作群體，更需方法論的支持和支撐。在書中，孫超詳細描述了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需要重新回到歷史中去，在最原始的材料中尋找解蔽的密碼，是為“正面看”。可是，僅僅根據當時的背景、當時的作品、當時的論爭、當時的影響，依然不能完全看清其歷史原貌。我們還需要將一個個文學“事件”、一次次文學“運動”放回歷史場景和時代思潮之中，重新順著時間之流來梳理其脈絡，看清其影響，分析其走向，在前后比較中確認它特有的歷史貢獻，最后才來確定它們各自在中國文學走向“現代”過程中的位置和意義，此為“順著看”。我們對歷史的研究一定有其現實的動機，這種研究絕不能完全避免后設價值立場的介入，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借鑒有用的歷史資源來豐富現實生活。那么，要想發掘民初主流小說家及其作品有用于當代文學建設的精華，就應該再加上“回頭看”的視角。

“正面看”“順著看”和“回頭看”，概括了孫超運用研究方法的主體，雖不無“玄虛”，但行之有效。書中一些重要觀點的提出確實與這些方法的運用有關，如：“民國最初十年間以上海‘文學場’為代表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民初‘文學場’，它與清末‘文學場’、五四‘文學場’前后相繼，是中國小說現代轉型的三個階段。”無疑，這種結論的產生與其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密切相關的。

以上從選題、內容、方法三個角度梳理評判了孫超這部論著的優長，這樣的評價也絕非說這部論著已無懈可擊，一些不足其實與其優長是相伴相生的。譬如，本書一個重要創獲是概括了中國小說現代轉型的三個階段：清末、民初和“五四”時期，為提升民初上海的小說地位作出了貢獻，但在具體評述中，也不能就此否定這一脈線索在“五四”以后的實際存在，其所喪失的實際是“主流”的地位。另外，閱讀本書還常常體會到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所傾注的情感，但其實這是學術研究所忌諱的，需要適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