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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七次下西洋，為什么一直沒能拐過好望角？

2023-05-18 12:43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在古代中國，江河農(nóng)耕文化占據(jù)主導地位，草原游牧文化與之互動，而沿海文化則長期處于邊緣，沒有進入傳統(tǒng)史學的主流。

我們熟知的是西方的大航海，那么中國是否也有自己的大航海？中國歷史上的航海活動，對世界文明的形成和世界格局的變化產(chǎn)生了哪些影響？

最近，阿信出版了《文化的江山08：近代化與中國大航海》，這本書擺脫了傳統(tǒng)史觀，跳出舊觀念的束縛，從陸地出發(fā)，放眼海洋，從農(nóng)耕文化轉(zhuǎn)向海洋文化，梳理2000余年18000千米海岸線上的歷史變遷，描繪史詩般波瀾壯闊的航海活動，呈現(xiàn)中國與世界互動的大航海景象。

近期，我們邀請了《文化的江山08：近代化與中國大航海》作者劉剛老師、李冬君老師，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許宏老師，結(jié)合這本新書，共同探討全球文明視野下的中國大航海，展現(xiàn)永恒而常青的中華文化。

以下為本次對談的精華內(nèi)容，關(guān)注“中信出版集團”視頻號，可觀看完整回放。

王朝總是灰色的

而文化中國之樹長青

許宏：劉老師和李老師這套《文化的江山》，我肯定是忠實讀者。第一輯四冊，我還寫了推薦語，我高度認可書名所代表的文化意韻，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兩位引用歌德的詩，用到書里面：王朝總是灰色的，而文化中國之樹常青。

作為一個考古人，我是認同的，因為考古學擅長對長時段的歷史文化發(fā)展進程的宏觀觀察。兩位提倡的恰好是我們正在做的工作。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現(xiàn)在很受歡迎。前幾年我們考慮做陳展大綱的時候，初步大綱先出來，因為是以王朝事件為線索，一會兒太康失國，一會兒夏桀奔南巢，一會兒商湯滅夏，給人的感覺就是打打殺殺，充滿灰暗的調(diào)子。

實際上，我覺得二里頭都邑和二里頭文化的歷史地位和文化成就，豈能只用這樣的歷史事件就把它涵蓋了，這些都是來自后世文獻的、所謂王朝史的記述。我肯定是堅持文化中國的視野，我的第一本小書《最早的中國》，新版加了一個副標題：“二里頭文明的崛起”，是從文化中國的角度來看二里頭在整個中國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跟兩位是惺惺相惜的。

《文化的江山08：近代化與中國大航海》

劉剛李冬君著

2023年3月中信出版集團

劉剛：在我們寫作的過程中，我們許多想法受到許宏老師對二里頭研究的啟發(fā)，尤其是“文化中國”這個概念。許老師提出的“廣域王權(quán)國家”，就擺脫了王朝的觀念。“廣域王權(quán)國家”是政治學領域的，不局限在文獻中做歷史研究。當時我正在研究夏朝，考古發(fā)掘找到了殷墟，有沒有夏墟？應該怎么來理解？我們從政治哲學這樣一個角度來考慮和定位。

許宏：跟兩位考慮一致的方面就是，我們應該跳出具體王朝的興衰，就像您說的，用政治學的概念，或者社會組織形態(tài)的概念，看廣域王權(quán)國家是什么時候和如何誕生的。它的誕生是文化中國這個大鏈條上的節(jié)點，而不會拘泥于在文獻史學的話語系統(tǒng)下我們暫時解釋不了的問題。

劉剛：所以我們把夏定位在文化中國向王朝中國過渡的形態(tài)，就像傅斯年先生說的“夷夏東西說”。

李冬君：我們當時提出了一個進行時。“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個王權(quán)國家的建立，不會是今天建明天就建成了，它要有一個過程，所以我們說它是進行時，還不是一個完成態(tài)。我覺得歷史就是一個過程。至少對我們兩個人來說，這就可以解釋得通。

許宏：我覺得這套書最難得的是貫通感。我們知道，任何當代的學科，到最后都有學科分類、分化，逐漸細分的傾向。越分就越細碎，這樣就特別缺少貫通感。在學術(shù)圈內(nèi)部，我們就一直呼吁要有整體史的概念，要有一種貫通感，要把上下前后打通，我個人也在踐行這樣一個理念。畢竟我們是在做距今5千年前到3千年前，整個中華文明的起源，廣域王權(quán)國家的形成及初步發(fā)展的考古工作。

海洋文化是中華文明中

不可或缺的一塊

劉剛：最新的第八冊寫的是海洋文化。實際上，海洋文化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我在河姆渡遺址博物館考察的時候，發(fā)現(xiàn)河姆渡人不得了，他們的食物構(gòu)成，有大量的來自海洋的食物。

許宏：日本、我國的東南沿海，經(jīng)常有貝丘、貝冢，古人吃完把貝殼一堆，堆成小山似的，或者整個往溝里一扔，都是這類食物的廚余。

劉剛：我們當時看到，河姆渡人的食物主要來自海洋，很多是鯊魚、鯨魚，都是深海里的。當時的人用的是小獨木舟，獨木舟怎么能弄到鯊魚、鯨魚呢？其實遠古時候人們的交通能力、交流能力很強。現(xiàn)在的通訊工具、交通工具發(fā)達，但是現(xiàn)在各種文明的局限性很大。為什么這樣說呢？遠古時候的人沒有國家，可以自由遷徙，那時候是天下觀，走到哪里都可以安家。現(xiàn)在到美國去一趟，看上去好像是全球化，但是待幾天就得回來。

浙江寧波余姚井頭山遺址出土的海洋軟體動物貝殼。圖源：新華社

李冬君：我覺得中華五千年的文明是很幸運的，它的文化囊括范圍，北邊是草原游牧文化占主導，中原是大河農(nóng)耕文化，到東南沿海一帶實際上是有海洋文化的。傳統(tǒng)的兩種文化類型——游牧文化和農(nóng)耕文化特別受到重視和書寫，海洋文化這一塊幾乎被忽略掉了，但是這一塊在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史的進程中，實際上可挖掘的東西還是很多的。尤其是近代化的時候，這個趨勢很明顯就表現(xiàn)出來了。

許宏：這也是這套書的一個亮點。從學術(shù)研究探索歷程來說，最初是中原中心，一開始就是夏、商、周，周圍是蠻夷戎狄。

后來在中原以外，發(fā)現(xiàn)了令人矚目的考古學文化，包括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峁文化、三星堆文化等文化遺存，讓我們知道最初大概是沒有中心的，東亞大陸的早期文化可以分成兩大塊，甚至三大塊：中間黃河流域，旱作農(nóng)業(yè)定居；南方以長江流域為主，稻作農(nóng)業(yè)定居；再往北是半農(nóng)半牧，畜牧或游牧大板塊。

眼界放開之后，用宏闊的視野來看，首先跳出的是中原中心論，其次跳出定居農(nóng)耕優(yōu)越論，注意到南北兩大板塊交流和碰撞，現(xiàn)在又開始注意到海洋的時代，這個是很難得的。

三星堆出圖的青銅文化。圖源：國家文物局網(wǎng)站

李冬君：我們在整個研究過程中，視野是打開的，所以能看到18000多千米的大陸海岸線，加上那些島嶼，一共3萬多千米的海岸線上的歷史和文化。

海洋文化雖然被傳統(tǒng)的王朝史觀給邊緣化了，但是在中華文明的進程中，這一塊是不可低估的。歷史是時間和空間的綜合，在歷史寫作的過程中，如果把這個空間寫進來，就會發(fā)現(xiàn)，整個華僑群體的歷史都是我們的歷史。

俯瞰浙江溫州朔門古港遺址發(fā)掘出的古碼頭遺址（2022年10月10日攝，無人機照片）。圖源：新華社，翁忻旸攝

許宏：這本書把海洋活動上溯到先秦時期，這個更是很難得的。我們當然知道中原王朝一直重農(nóng)抑商，所以對海洋方面的開發(fā)是偏晚的，但是兩位在這里做了一個很好的鋪墊，給后來迎接大航海時代做了鋪墊。

劉剛：我事先沒有想到這一點。在寫作過程中，好像突然受到什么啟發(fā)，發(fā)現(xiàn)越王勾踐的古越國，怎么那么像一個海權(quán)國家？比如說它的都城都建在港口，寧波、紹興，這是建在南方的都城，往北方來，在連云港——蘇北那一帶建都，到了山東青島那邊，都城叫瑯邪。在港口建都，中國歷史上這是唯一的一個。

在港口建都的國家，一般是海權(quán)國家，古越國北上，沿著海邊走，不往內(nèi)地走。后來古越國的子孫忽略了這一點，往中原走，就敗了。從建都的地點來看，古越國表現(xiàn)出海洋國家的一個特征。

當年讀史的時候，我不相信吳越之爭里臥薪嘗膽的故事，一個西施就顛覆一個霸權(quán)。后來我看資料發(fā)現(xiàn)有內(nèi)越和外越，沿海一帶是內(nèi)越，島嶼上的、島岸線那一帶分布著外越。

許宏：外越這個概念在史書上是什么時候出現(xiàn)的？

劉剛：在《吳越春秋》這些史書上就有了。外越分布在舟山群島、琉球群島、臺灣等這一片地區(qū)。后來我想通了，為什么勾踐能復國？他在內(nèi)越臥薪嘗膽，在外越已經(jīng)在招兵買馬了。范蠡最早在今天浦東的地方囤田、招兵買馬，他招的就是外越，建立了一支水軍埋伏在那里。吳王夫差不知道，北上爭霸去了，范蠡就帶著這支水軍沿海北上，到了淮海一路，在連云港把淮海一攔，吳王夫差就回不來了。我覺得從內(nèi)越和外越這樣一個戰(zhàn)略上來看勾踐復國，就講得通。

我認為，從考古上講，史前的紅山文化、海岱文化，一直到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都是海洋文化。到了春秋戰(zhàn)國也是這樣的，要把這一路打通。

蘇東坡為什么沒有留下寫海洋的詩？

李冬君：我們這本書一開頭用蘇東坡作引子，有一個原因是，他是中原詩人，被一貶再貶，最后被貶到天涯海角。但是我們認為，蘇東坡秉持的是中原詩人的視野，他到了天涯海角，想的還是江南，還是朝廷，在當?shù)貍鞑ブ性幕Ｋ难劢鐩]有看海，這是特別遺憾的一件事，所以我們兩個在寫作的時候就說，缺少這種海洋的視野，不是中原詩人沒有覺悟，而是沒有海洋意識。

許宏：因為我是從事中國古代城市考古的，知道在大航海之前，實際上我們已經(jīng)開始做面向海洋的準備了，就像兩位說的，在中國古代都城的變化上也能看出這一點來。

最初就是以洛陽和西安為中心的東西遷移，到北宋，往東去了，到了并不適合做都城的開封。在任何流域，都是在支流建立都城比較合適，因為既近水，又可以避水患，但是如果在干流上，就有問題了。開封“城摞城”，因為那里是黃泛區(qū)。但為什么還要去開封，因為需要運河、漕運，而這是為了就糧，就南方的糧，這就導致北宋之后，整個中國古代都城移到東邊，然后南北移動，從臨安、南京到北京這樣一個移動態(tài)勢。

都城往海洋方向的移動，實際上也昭示了海洋時代的來臨。

劉剛：蘇東坡如果在海南留下一百首寫海洋的詩，他對中國的海洋文化會有多大的影響？可他寫了一百首和陶詩，所以他就是“廬山煙雨浙江潮”。所以我當時想，要是換成王安石待在那個地方，他會怎么想實際上，整個宋代已經(jīng)到了近代化，或者說在現(xiàn)代化的門檻上了。市場經(jīng)濟有交易法，金融也有立法，海洋方面有市舶法、航海法，這些在英國很晚才搞的。

許宏：閱讀中國古代史，令人唏噓感嘆。這本書也寫了，盡管（王安石）沒法撼動上層建筑的頂層，但是東南沿海的貿(mào)易，北宋基本上萌芽了，從南宋開始，到元，甚至到明，貿(mào)易發(fā)展還是比較好的。

我們考古發(fā)現(xiàn)南海有沉船，最著名的是廣東陽江發(fā)現(xiàn)的南宋時期的“南海Ⅰ號”，已經(jīng)建了博物館。在南澳發(fā)現(xiàn)的“南海Ⅱ號”是明代沉船。推測應該大致是從當時的臨安出發(fā)，附近的寧波就是景德鎮(zhèn)瓷器和龍泉窯瓷器的一個集散地。去年（2022年）的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里面就有溫州的一個碼頭遺址（浙江溫州朔門古港遺址）。沉船和碼頭，這些都是海洋時代的東西。

2014年春季發(fā)掘遺址正射投影圖（南海I號），圖源：中國（海南）南海博物館

李冬君：在中國（海南）南海博物館，就是“華光礁Ⅰ號”沉船那里，有一件特別有意思的文物，叫“更流簿”，或者叫更路簿。“更”就是變更的“更”，里面是海里的計算，“路”就是航線。我第一次了解漁民的生活，他們有個手抄本。

更流簿，中國（海南）南海博物館

許宏：我看這本書里有這張照片。好像每朝每代都在翻新，船長、水手不斷（在里面）增加內(nèi)容。

李冬君：就是手抄傳承下來的，把南海一帶的海產(chǎn)、礁石，都記錄下來，小礁都是他們自己命名。手抄的目前發(fā)現(xiàn)的是同治年間的，我問了館長，目前還沒有征集到再早的。這是跟漁民征集來的。

更流簿，中國（海南）南海博物館

許宏：應該會有比較悠長的源頭，口口相傳，然后把它變成文字。

李冬君：對，尤其是在文昌和瓊海那一帶征集，這真的是一個傳統(tǒng)，這確實令我很驚訝。這張照片在書里，（更路簿）大家是第一次看，至少我是第一次看到。

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機遇

許宏：大航海最輝煌的時代，就是鄭和下西洋，書中用了三篇來講述。

劉剛：鄭和下西洋，寫的人太多了，以至于我最初都不知道如何下手。后來我想，把鄭和下西洋放在哪里寫呢？不是從太倉，而是放到好望角。好望角是世界歷史的拐點。在好望角這個地方，誰能夠拐過去，或者誰拐過來，誰就抓住了歷史的機遇。

許宏：不過就像您說的，當時應該有那樣一個頂層設計，到最后還是取決于他出游的動機，西方已經(jīng)開始做經(jīng)濟上的考慮，商業(yè)貿(mào)易上的考慮。

劉剛：我從三個角度寫。當時的人在觀念上有一個蓋子——蓋天說，思想被蓋住了。古希臘有地圓說。（蓋天說和地圓說）這兩個東西就不一樣。地“方”的話，當然就掉下去了。當時西方人認為地球是圓的，哥倫布就想，我繞地球整個轉(zhuǎn)一圈，還到不了中國嗎？所以到了好望角，他就敢拐過來，我們就不敢過去。

許宏：當時大抵同時代，歐洲有很多小船，沒法跟這邊（的大船）比。

劉剛：一個是宇宙觀，天時不對。還有地利。鄭和的船是從東往西去的，碰到一個“咆哮的西風帶”，所以是逆水逆風。到拐點的時候，西方從大西洋進入印度洋是順風順水。他們除了在思想上占了天時，還占了地利。

許宏：歷史好多偶然性背后蘊含著必然性，到最后形成大的分野。本來明朝是很興盛的。

劉剛：一個文明的模式太優(yōu)先了，（就）舍不得放下。比如說現(xiàn)在的美國，信用卡用得好，讓它搞網(wǎng)上支付，它就改不過來；比如說交通體系，公路網(wǎng)已經(jīng)形成了，讓它搞高鐵就很難。因為搞這個東西，就要破壞一個東西。鄭和的那套體系已經(jīng)形成了。亨利王子弄一個小船去（航行）是個人行為，鄭和遠洋是國家行為。亨利王子可以去探險和求知，鄭和沒有這些東西。

李冬君：（是為了）宣示教化。那次大航海，他一共出去了7次。

劉剛：鄭和出去7次，他出去一次就要很長時間，數(shù)萬人光吃喝就要花費很多，靠什么支撐呢？多年來，中國人下南洋、下西洋，形成了一個華僑社會。這個華僑社會可能就是外越的一個延伸。

鄭和下西洋，不是帝國主義行為，沒有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他只是宣示海權(quán)，他有海權(quán)意識。誰最需要他來宣示？華僑社會。鄭和的大船開到哪兒，他們的商船就在后面跟到哪兒。從世界經(jīng)濟體的角度來看，從南洋到西洋是南海經(jīng)濟體。其實鄭和下西洋的起點，在蘇門答臘，而不是在長江口，下南洋的起點是長江口。

《鄭和航海圖》，圖源：《中國武備志》

鄭和下西洋，首先面對的是印度。經(jīng)濟中心實際上在印度，因為東西方都在那里交易。資本主義并不是在近代形成的，古代有古代的資本主義，而且也不是在歐洲一個地方形成的，它必須要在全球化過程中形成。古代是西方地中海經(jīng)濟世界，后來地中海經(jīng)濟世界被奧斯曼人、阿拉伯人圍在里面了，于是就發(fā)展出一個大西洋的世界。

許宏：您還提到廣義的資本主義？

劉剛：對。

許宏：背后應該是有國家行為才能做強？

劉剛：對。最初的資本主義是依靠國家主義生長的。葡萄牙的、西班牙的，一開始都是王室（支持）。到后來，荷蘭、英國要跟它們爭奪霸權(quán)的時候，它們才提出自由主義。

而中國的鄭和下西洋，不管搞多大的經(jīng)濟體，都是和平的，背后是沒有國家主義支撐的。永樂帝朱棣支持鄭和下西洋，這不是一種國家支持嗎？要看他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說，一開始可能想去南洋找建文帝，看他跑哪里去了，從海上跑了嗎？這是后患。還有一個作用是什么呢？當時帖木兒攻打明朝，從內(nèi)陸打，（朱元璋）這邊派海軍抄后路牽制帖木兒。永樂帝是派鄭和去安撫外越，也就是華僑社會，讓華僑社會認同大明王朝，認同朱棣，這個很重要。

許宏：以前是沒有歸屬感，后來（鄭和下西洋之后）不一樣了。

劉剛：另外，鄭和下西洋留下了政治文明成果，可鄭和他自己沒有到外面封邦建國，也建不了。布羅代爾認為，正是鄭和下西洋這樣一個活動，以印度為中心，把幾大經(jīng)濟體綜合起來，幾個經(jīng)濟世界形成了統(tǒng)一體。

荷蘭人搞東印度公司，英國人也搞東印度公司，鄭和下西洋也是落腳在印度，達·伽馬同樣在印度落腳，大家都在印度這個地方（聚集），就形成了一個集中的點。正是由于幾大經(jīng)濟世界統(tǒng)一體在形成過程中，有了一個巨大的需求，有這么大的市場，工業(yè)革命才有可能發(fā)生。

文化中國與玉文化

劉剛：我們對這套書的來龍去脈做一點回顧。有些人提出異議，說文化中國和王朝中國分得開嗎？他們的理解是一體兩面。有些人用儒家正統(tǒng)和道統(tǒng)的劃分來理解，認為王朝中國是正統(tǒng)，文化中國是道統(tǒng)，新儒家比較傾向這種說法。但我們不贊成新儒家的說法。我們認為，文化中國不是在那個體系里面一分為二，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是一個歷史的本體。歷史有主體性和本體性。歷代王朝只是不同歷史時期的表現(xiàn)形式。

許宏：也就是說，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指的是文化中國，要是王朝的話呢？

李冬君：（古代王朝）不能源遠流長嘛，一家一姓其實就那么多年。

許宏：主體換了，（王朝更迭）戰(zhàn)爭慘烈，完全是敵國的關(guān)系，怎么解釋？必須放到文化中國的概念里，才能解釋得通。

劉剛：所以說，中華文明五千年。五千年是什么？是文化中國。回答（文化中國）這些問題，就舉例子說明。比如說，唐詩和唐朝。唐詩是文化中國，唐朝是王朝中國。唐朝不在了，唐詩還在。

許宏：王朝是實體層面上的，而文化上的中國，說的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一直留傳到現(xiàn)在。

劉剛：文化中國究竟是一個什么樣子，歷史上有沒有？我們從國家起源的入口處去找，然后對比西方的國家起源。西方國家是從青銅文化里面起源的。而中國文化，我們看到玉璽、玉制品，代表國家觀念、國家制度的那套文明體系的東西，都是在玉文化中起源的。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的文化其實在玉文化里。

玉文化是什么樣的呢？從物質(zhì)屬性來看。青銅文化的物質(zhì)屬性是暴力的、工具的、功利的。玉文化沒有暴力性，沒有功利性。

李冬君：是審美和信仰。

劉剛：（玉文化）它是審美的，主要是文化認同。

凌家灘文化遺址出土的玉器，圖源：國家文物局網(wǎng)站

許宏：對，我們現(xiàn)在傾向認可在中國青銅時代之前，有一個玉器時代，（這種觀點）是合適的。中國的青銅時代可以定義為青銅禮器時代，不像西方，青銅成為工具、裝飾品之類的，中國的青銅器是以青銅禮器為典范的，青銅時代之前的玉器是禮器，都是精神層面的。如果要說注重人與神的關(guān)系，最典型的是三星堆（遺址），它把青銅器里“高精尖”的東西用來祭神。而中原地區(qū)是祭祀祖先，先是陶器，后來做成青銅禮器，再往前，就像您說的，是玉器獨霸天下。

先是玉器“獨舞”，然后是青銅過來，然后是“金玉共振”，比如說二里頭、二里崗、殷墟，具有中國特色的青銅文明逐漸起來了，當然不會完全替代玉器文明。就像您說的，玉器不大適合做容器，而青銅器就可以做酒器、盛食器這類器皿，有這樣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

李冬君：我們書里面寫“金玉良緣”，您用的是“金玉共振”。

劉剛：“金玉良緣”一個最美的標志，是中國的瓷器。為什么這樣說？從陶器到瓷器，需要用高溫來燒。高溫燒的話，就需要青銅的冶煉技術(shù)加上對玉文化的追求，才能燒制出瓷器來。

李冬君：追求玉潤。

官窯青釉弦紋瓶，宋，故宮博物院。圖源：故宮博物院數(shù)字文物庫

劉剛：西方為什么做不出（東方的）瓷器？它有冶煉技術(shù)，但是沒有玉文化的底蘊。中國的瓷器是對玉文化的繼承，后來我們中國的英文名稱也有“瓷器”的含義，實際上它的根子里是玉文化。我們景德鎮(zhèn)瓷器叫饒玉，是向玉文化靠攏的。

青銅文化進來以后，中國趕上了青銅文化的末班車。當青銅文化向世界體系發(fā)展的時候，雅利安人從中亞把青銅文化帶過來了。四大文明古國，三大古國被雅利安人干掉了。青銅文化往東方來的時候，如果是青銅文化和青銅文化相碰撞，才會打得天翻地覆。青銅文化跟玉文化碰撞，就變成“金玉良緣”了。那些雅利安戰(zhàn)士，那些青銅戰(zhàn)士，來到了天山走廊，走進來一看，看到那些綠洲和草原，一下子就轉(zhuǎn)化了，在那里面找到了文明的安樂窩，建立一個個小城邦。

許宏：兩位給大家描述了詩意的中國。

劉剛：青銅文化進來以后，我們的玉文化往西去。良渚文化到哪里去了，主體怎么就消失了？我認為良渚人也有詩與遠方。良渚文化的遠方在哪里？沿著玉石之路走，找玉去，玉文化是它的魂，所以良渚文化一路從東南往西北去。而且這一路，就是司馬遷說的，勢起于東南，收成于西北。司馬遷是從夏商周開始講，一直講到秦漢，他認為它們走的都是這條路。我認為，這種遷徙從良渚人就開始了，這是一個聯(lián)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