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真的有大唐不夜城嗎？

于賡哲

2023-05-26 16:05

盛唐長安

長安作為都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西周時，這里叫作“豐鎬”，位于西安市長安區馬王鎮、斗門鎮一帶的灃河兩岸，是周文王所建豐京和周武王所建鎬京的合稱。

“長安”這個名字出現得則比較晚，始于漢高祖劉邦時期。劉邦擊敗項羽之后登基稱帝，但是國都定在哪里頗費思量。戰亂多年，國家一片凋敝，只有洛陽等少數幾個地方還像個城市；加上洛陽曾是東周國都，還有點基礎，所以劉邦初步打算定都于此。但是一名戍卒婁敬（后因劉邦賜姓改名劉敬）站出來表示反對，他認為洛陽是一個四戰之地，交通便利，但不利于防御，而關中地區才是王業之地。他說：“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這個建議得到了張良的大力支持。這段話有兩層含義：第一，關中地區四面都有天險，進可攻，退可守，地勢有利于掌控戰略主動權；第二，關中地區農業發達，號稱“天府”（這個詞首見于《戰國策·秦策》，指的是當時的關中），擁有這里就有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要知道，婁敬說這番話的時候，天下剛剛平定，由于戰爭時期的利益分配，劉邦違心分封了許多異姓諸侯，他們正虎視眈眈，劉邦還沒有做到真正掌控全局。劉邦也好，婁敬也好，張良也好，他們思維的出發點仍然是軍事戰略，關中地區的戰略優勢很對他們的胃口。于是劉邦聽從了婁敬的建議，正式定都關中，從此奠定了一個輝煌大帝國的基礎。

歷史證明，這個選擇是正確的。長安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古都之一。中國歷史上最強盛且享國綿長的西漢、唐朝均定都于此不是偶然的，地理、人口、經濟優勢使這里成為立都的首選之地。唐以后，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逐步向南方轉移，加上關中地區自然環境遭到破壞，土地承載力下降，關中也就逐漸喪失了這種優勢。

當時，對于劉邦來說有一個大難題，就是關中地區沒有像樣的城市可以做首都。秦都咸陽原本富麗堂皇，但是被項羽一把火燒了三個月，成了巨大的瓦礫堆。怎么辦？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新建一座都城。這就是漢長安城。當時的工程人員在渭水以南尋找合適的地點，發現了秦代長安鄉周圍地勢很理想，這個名字太吉利了，新建的漢王朝需要的就是長治久安，于是這個鄉名就上升為一個千年帝都的名稱了。漢高祖駕崩后，他的陵墓叫“長陵”，漢朝第二個皇帝漢惠帝的陵墓叫“安陵”，合起來就是“長安”，可見他們有多喜愛這個名稱。

但要強調的是，漢代長安城跟隋唐長安城可不是一回事，漢代長安城在隋唐長安城的西北方向，也就是今天西安市的未央區這個范圍內。未央區為何得名？就是因為有未央宮。隋文帝時，漢代長安城宮室凋敝，而且地下水污染嚴重。要知道，從漢高祖劉邦到隋文帝這個時代，已經過去將近八百年，八百年來多少人在這里生活過。大量的生活污水污染了地下水，形成了所謂“肥水”。李健超《漢唐長安城與明清西安城地下水的污染》認為，“人畜糞便以及許多遺棄的含氮有機物經過微生物的分解，在雨水淋洗等因素的作用下逐漸滲在一定土層部位累積下來，通過潛水溶解，并沿著潛水的流向向一定方向擴展”，導致水皆咸鹵。（這里順便說一下，隋唐長安城采取的生活污水排放模式與漢代沒有本質區別，所以地下水污染在唐以后又逐漸出現。）因此隋文帝決定廢掉原來的長安城，另選新址，修建新的長安城。以龍首塬為起點，向南鋪開建了一座新城，就是我們所說的隋唐長安城。隋文帝曾經被封大興郡公，所以這座新城也稱“大興城”，但人們習慣上仍然稱其為“長安”。

始建于隋初的長安，至唐時發展成一座雄偉的都市

隋唐長安城是一個比較規整的長方形，中軸線對稱，嚴格的左右對稱，棋盤狀的布局，東西長9 721米，南北寬8 651.7米，周長約36公里，總面積是84.1平方公里（不包括大明宮的3.4平方公里），這些都是現代考古數據。我們今天看到的西安古城墻為明代所建，隋唐長安城比明代的西安城要大六倍。皇帝居住的宮城位于整個城市的最北端。宮城以南是皇城，皇城是政府機構集中的地方。整個外郭城有9座城門，14條東西大街，11條南北大街，而且有110個坊，當然坊的數量隨著時代的不同而前后有變化。此外，還有都會市（唐代稱“東市”）和利人市（唐代稱“西市”）兩個巨型的市場。

唐代的城門有專門的管理者，定時開閉，而且有“入左出右”的規定，這是唐太宗時期宰相馬周規定的。《隋唐嘉話》卷中記載：“舊諸街晨昏傳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門入由左，出由右：皆（馬）周法也。”有的朋友可能會笑：說一句“靠右行”不就行了，入左出右不是一回事嗎？以前有個笑話，說民國時期有個軍閥，聽說交通規則是靠右行，就問：“那左邊誰走？”其實唐代這個規定中的“左”和“右”不是行人的左右，而是城門之左右。

在唐代長安城的平面圖上，北面正中區域就是所謂的“宮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它的南面就是所謂的“皇城”，即政府機構所在地。除了西市、東市兩個市場，剩下的棋盤狀的格子就是老百姓住的地方。同時，注意比較隋文帝剛建長安城的時候，東北角并沒有凸出來的一塊，這是唐代貞觀八年以后增建的。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把它擴建為大明宮。所以，看到古長安城平面圖，無法判斷到底是隋代的還是唐代的時候，一定要看一下東北角有沒有凸出來的一塊，這是一個主要的區別。

唐代長安城的平面圖整齊得像棋盤一樣，白居易還寫詩形容像菜畦，就是和菜地一樣整齊，而且道路橫平豎直：正東、正南、正西、正北。現在的西安，由于主城區就是老城區那一帶，很多街道沿用的是隋唐時期舊街道的走向，因此橫平豎直。做過首都的城市，一般街道都橫平豎直。長安城有多少個坊？其實由于宮室設置的不同，坊的數量前后會有變化，一般在108-110個。

隋唐時期的建筑輝煌壯麗。比如說朱雀大街，按照《長安志》的記載，寬度達100步。古代是走兩步相加，才叫一步。因此唐人說的一步大致相當于現在的160厘米。100步即160米。考古實測數據是朱雀大街的平均寬度為155米，跟文獻記載的基本一致。現在北京的東西長安街平均寬度為120米，朱雀大街比它還要寬，可見當年有多輝煌壯麗。顧炎武寫《日知錄》時，就曾經稱贊他所見到的唐代舊建筑的輝煌壯麗：“予見天下州之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弘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各地州縣城池是隋唐舊址的話，城郭必然寬敞，街道必然筆直，建筑個體宏偉。宋代以下，一代不如一代。顧炎武處在明末清初，能看到的唐代舊址比我們多很多，他非常欣賞隋唐建筑。

另外，隋唐長安城非常繁華。長安城有100萬人口，是整個東方世界的中心。當時長安城里的東市、西市繁華得很，都有上萬家店鋪，各種商品琳瑯滿目，很多還充滿了異國情調，因為絲綢之路文明非常繁盛。這里還有李白最愛的胡姬酒肆，就是有胡人女孩子當服務員的酒館。唐代的大城市，包括長安、洛陽，還實行坊市制度，沿用北魏以來的制度，將居民區與商業區分隔。這是重農抑商的一種體現：限制商品經濟活動的時間和空間；坊市制度還伴隨著宵禁。現在到西安，能夠看到大唐不夜城，非常熱鬧，非常繁華，這可能是中國目前最好的公共演藝廣場之一了。

西安大唐不夜城都市夜景

唐代真的有大唐不夜城嗎？

話說回來，唐代真的有大唐不夜城嗎？真的有，但是一年只有那么幾天，就是上元節前后三天。其他時候一到傍黑，城門關閉，坊門關閉，趕緊回家，晚上金吾衛要上街巡邏。市場也是這樣，有坊市制度，正午開門，日落宵禁前就得關門，大大限制了商品交易活動的時間和空間。但是每到上元節這幾天，不宵禁，因此熱鬧得不得了。大家逮著這個自由的機會去狂歡，男女雜游。據說有的還戴著面具，就跟狂歡節一模一樣。這個上元節還曾經引發唐中宗時期三千宮女大逃亡。但是這樣的制度沒有延續多久。為什么？因為坊市制度和宵禁有點太不近人情。人是社會性動物，交換是我們的本能。坊市制度將居民區和商業區分隔，居民區里連個針頭線腦的買賣都不能進行，所有買賣都只能到東市西市去，太不人性化了。

這樣的制度并沒有維持太久。首先，坊市制度是只限于長安、洛陽還是全國城市普遍實行，值得懷疑。揚州等商業城市很可能就沒有嚴格執行，揚州城內普遍設置坊可能晚至羅城修筑時。也就是說，揚州城與長安、洛陽的管理制度并不一致，市相對來說比較自由。其次，即便是在長安、洛陽，坊內進行的商品交易活動也是屢禁不止，還開辟了各種食店、逆旅、商肆，甚至磚瓦場，連坊墻也被商人破壞，以方便通行。這種破壞至唐后期已經形成燎原之勢，坊市制度逐漸瓦解。除此之外，還有城外草市的興起，這種自發形成的市場不受城郭的限制，更加自由。

到了五代，坊市制度已經名存實亡。北宋初年想恢復舊格局，但也只是淺嘗輒止。自發形成的草市圍繞大都市鱗次櫛比地出現，城墻不再是居民身份的限制，城郭內外居民身份等同。

既然沒了限制，中國商人的“996”工作制就開始了。早在唐代，夜市就已經出現。“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王建《夜看揚州市》）“沿溜入閶門，千燈夜市喧。”（盧綸《送吉中孚校書歸楚州舊山》）“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閑地少，水港小橋多。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遙知未眠月，鄉思在漁歌。”（杜荀鶴《送人游吳》）

宋太祖規定開封未到三鼓（晚上11點至凌晨1點）不得宵禁，大大延長了商業活動的時間。宋仁宗正式廢除了宵禁令，此后開封等大都市相繼出現早市和夜市。《東京夢華錄》卷三記載：“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冬月雖大風雪陰雨，亦有夜市。”《揮麈后錄》卷六記載：“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春明退朝錄》也說：“京師街衢置鼓于小樓之上，以警昏曉。太宗時命張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置冬冬鼓，惟兩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則京都之制也。二紀以來，不聞街鼓之聲，金吾之職廢矣。”唐代負責巡夜的是左右金吾衛，宋敏求的這段話是在說宋代宵禁制度的消失，也可以說宋代工商業經營的時間是自由的。

與科舉文化密切相關的是曲江池和大雁塔等。

曲江池在長安城東南角，原本是漢代開鑿的一個人工湖，是一大片水面；到了隋文帝修建大興城時，它作為名勝被保留下來。隋文帝比較迷信，他覺得曲江池的“曲”字不夠吉利，因此給它改名叫芙蓉池。

曲江池風光秀麗，而且周邊的名勝古跡非常多，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大雁塔、樂游原、青龍寺等。杜甫的“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描寫的也是這里。在唐代的曲江池、興慶宮這些有水的地方，到了端午節還會舉行賽龍舟的活動，唐穆宗就曾經親臨現場觀看賽龍舟。這里的“賽”字最早并不是“比賽”的意思，而是“酬答神恩”，就是報答神靈。所以，賽龍舟原本是古代祭祀活動中的賽神活動。“賽”的原始含義就是這樣，后來引申出“競技”的意思，包括為了祭祀河神而往江里投粽子。江紹原、聞一多都寫文章考證過：端午節的民俗，吃粽子也好，賽龍舟也好，原本跟屈原沒有關系。屈原投水自殺后，人們同情他，才把這個民俗和他聯系在一起。

還有個長安人都不想錯過的盛景，那就是進士們的曲江宴飲。《國史補》記載：“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后，亦謂之關宴。宴后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為離會。”也就是說，進士們考中后，要去慈恩寺塔（大雁塔）題名，然后在曲江亭舉行宴會。

本文整理摘編自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于賡哲教授的新作《燒尾：于賡哲說唐才子才女》，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