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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性、異質性及其引申含義（下）
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制度異質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在引入市場機制層面體現出一般性，然而，導源于特定的稟賦條件、發展階段以及社會基礎，中國經濟發展在目標、策略、方式以及績效等方面均不完全等同于其他國家，相反卻表現出與本土化實踐相契合的“異質性”特征。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在經濟領域面臨的核心命題是：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如何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這個命題包含了如下三個關鍵詞：
一是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體現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經濟領域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有別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二是發展中大國。發展中大國意味著中國是一個地理和人口規模絕世罕見的國家，中國不僅需要解決經濟增長和結構優化問題，同時也需要處理不同地域、不同部門、不同層級政府、以及中國與域外的經濟協同問題。三是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即中國的發展不僅要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而且需要提高增長的質量、效益、可持續性，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同時能夠促使不同社會群體的福利水平得到提升。
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中大國、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分別構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約束條件和目標追求。
一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這是在人類發展史上是具有開創性的工作。這也意味著中國是在更為嚴苛的約束條件下實現更為高遠的發展目標的，社會基礎、約束條件和目標追求也就“三位一體”地內在規定著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選擇和具體制度安排。
新中國成立直至上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主要采用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以及計劃經濟體制等，完成了社會主義大國的經濟秩序重建，但對資源配置效率和長期發展績效的追求卻促使中國走向了改革開放的經濟轉型道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層面逐步從“工具理性”轉向“價值理性”，即社會主義制度并不直接等同于純粹的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而是在功能意義上體現為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共同富裕的實現。
由于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均視為實行經濟運行的工具，而不是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基準，這樣中國就可以通過市場經濟的引入、政府-市場關系的動態調整來推動經濟發展，進而在價值或功能意義上更好地回應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質。
區別于其他經濟體，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這意味著：首先，中國在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目標時是有策略的，即首先通過經濟增速的提高、經濟總量的擴大來為共同富裕目標提供基礎，采用非均衡發展方式從計劃經濟的普遍貧困走向經濟增長，進而走向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其次，中國在引入市場機制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時也是有策略的，即采用從農村到城鎮、從試點到推廣、從增量到存量的漸進方式，這種漸進方式充分考慮了不同地區、部門和群體在市場化轉型中的差別化特征。
最后，中國在政府-市場關系的動態調整中還關注到政府內部和市場內部的結構特征，即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政府和市場都不是一個內部高度均齊、同質化的概念。政府內部和市場內部的制度安排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績效的內生變量，而政府內部和市場內部的制度安排隨即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自身特色”或“異質性”的集中體現。
從邏輯上說，經濟制度是特定國家在給定約束條件下，實現某種或某組經濟發展目標的產物。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面臨的核心問題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在長期實行純粹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的初始條件下，如何通過引入市場機制來提高社會生產力，從而為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目標的最終實現奠定總量維度的堅實基礎。這種約束條件與目標訴求之間的組合，必然衍生出獨特的政府間和市場間的制度安排，這些制度均服從于或服務于這樣的目標：即在確保整體社會秩序平穩的前提下推動經濟總量的持續高速增長。
從政府間的角度看，作為一個地理和人口超大規模的國家，中國的國家治理是通過不同層級政府間的分工和協作實現的，這使得中國在歷史上始終存在著中央統轄權和地方治理權之間的博弈和互動，意味著政府間的關系是理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切入點。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在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中，逐步形成了獨特的政府間行為方式和制度安排。一些研究文獻關注到地方政府面臨的財稅制度、目標函數對中國經濟發展不同維度的影響。長江商學院教授許成鋼指出，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形成了極為獨特的政府間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是政治和人事控制權在中央層面的集中，以及經濟與行政權在地方層面的放權。
如表1所示，從全國決策機構、決策過程、地方官員激勵、地區競爭和地方實驗等視角來看，中國改革開放后形成的政府間制度安排均區別于蘇聯體制和聯邦體制。例如：從地區競爭角度看，中國的制度安排主要是不同地方政府圍繞經濟增長進行錦標賽式的競爭，而競爭影響到地方政府官員在縱向行政層級的升遷；而在強調中央高度集權的蘇聯體制下，不同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是不重要的，甚至也缺乏競爭展開的社會條件；在強調地區之間自治的聯邦體制下，不同地方政府之間往往是圍繞財政而競爭，且競爭影響地方官員的連任或再選。
顯然，中國改革開放后形成的政府間制度安排區別于蘇聯體制和聯邦體制，由此，各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就具有區別于其他國家的決策方式和行為邏輯。這種行為邏輯也通過影響微觀經濟主體的制度環境而對經濟發展績效產生影響。
除了獨特的政府間制度安排之外，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在經濟體制轉型中還形成了獨特的市場間結構安排。事實上，中國獨特的政府間制度安排提供了政府影響經濟的可能，政府必須通過市場間的結構安排使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巫永平在解釋中國臺灣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葉的經濟起飛時，依據產業結構提出了二元市場結構以及上游市場、下游市場的概念。借用這些概念來理解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并與中國獨特的政府間制度安排相對應，本文提出，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在市場間也形成了獨特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可以概括為上游管控型的市場擴展格局。
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的基本內涵是：中國的經濟體制轉型并不是在所有領域齊頭并進，以同樣的速度或方式推進市場化，而是在下游市場（通常與消費產品和一般性生產要素配置相關）快速市場化的過程中，各級政府對上游市場（特別是與金融、土地、能源等核心性生產要素相關）仍顯著介入。
從制度比較視角看，如表2所示，與計劃經濟以及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相比，中國的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在資源配置主體、資源配置工具、上游市場特征、上游市場目標、下游市場作用等方面均存在明顯區別。
例如：就資源配置主體而言，計劃經濟的資源配置主體是各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通常是中央政府指令性計劃的執行者）；完全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主體是企業和居民等微觀經濟主體；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中的資源配置主體則是各級政府（包括不同層級的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等微觀經濟主體。
就上游企業特征而言，如果說國有企業是政府影響或介入經濟的組織載體的話，那么計劃經濟下國有企業數量龐大，占據企業數量的主體部分，且分布于從要素供給到商品供給的產業鏈各個環節；完全自由市場經濟下，國有企業數量沒有或者極少，在產業鏈各環節并不占據數量及功能的優勢；然而，在中國的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中，國有企業雖然數量少，但通常分布于核心要素、上游產業或基礎設施等領域，因此，它們在經濟發展進程中往往起著主導、調控或執行政府發展戰略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維度逐步形成了獨特的政府間制度安排和市場間制度安排，依靠地方分權來推動經濟增長（地方分權式體制安排），依靠上游管控來實現市場擴展（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體現出中國與其他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進程中的重大區別，它們分別在政府間和市場間體現出中國經濟制度的“異質性”。從發生學的角度看，這種異質性均導源于發展中大國這個約束條件與追求高速增長這個當期目標之間的權衡。正因為是發展中大國，中國需要保持社會基礎和體制轉型的平穩性，因此確保中央政府對經濟發展的統轄權以及實現對上游市場的相對管控就是至關重要的。正是因為要快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因此賦予地方政府以自主權并推動不同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賽”，同時廣泛推進商品和一般性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改革也是重要的。
更值得強調的是，地方分權式體制安排和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分別刻畫了中國政府間和市場間的結構特征，但從功能角度看，這兩者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存在著相互支撐的“鏡像互補”關系。例如：在地方分權式體制安排背景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進行經濟放權以及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賽”，一個支撐條件是地方政府事實上仍可能對金融、土地和能源等核心要素的配置施加影響。反過來說，在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中，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轉型以中央政府的決斷和制度制定為保障，且市場化進程也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經濟互動狀況的影響。
上述分析意味著：地方分權式體制安排和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兩者之間相互嵌套，共同構成了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經濟制度選擇中的重要特色。
就制度實施而言，特定的經濟制度總會產生相應的經濟績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獨特的地方分權式體制安排和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的相互組合，首先帶來了中國經濟總量的持續快速增長，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也因這種增長而得到了深刻改變，1978年以來中國年均接近兩位數的GDP增長率就是明顯例證。
這里的核心機制是：地方分權式體制安排和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均是在市場化轉型中發生的。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為各類資源的跨地區、跨部門、跨時期、跨國界再配置提供了有利條件，且企業和居民等微觀經濟主體擁有了不斷擴大的經濟自主權，這推動它們為追求自身經濟利益而開展經濟決策，即微觀經濟主體為追求經濟增長而形成了廣泛和持久的“自我激勵”。
此外，中國地方分權式體制安排推動地方政府形成了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使命，“為增長而競賽”則促使地方政府將經濟增長視為其行為決策的關鍵目標。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也為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增長提供了條件：即地方政府部分地可以通過影響核心生產要素配置，提高本地區在短時期內的經濟增長率，進而在行政錦標賽中占據優勢。地方政府強調招商引資、固定資本投資等，均是上述邏輯的衍生產物。
另一方面，在經濟總量快速增長的背景下，中國地方分權式體制安排和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的相互結合，也誘發或者加劇了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這里的核心機制是，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本身會帶來結構性問題。例如，市場經濟強調企業和居民等微觀主體依據價格機制配置資源并獲得相應回報，但企業和居民存在著稟賦條件差異，這必然導致它們在經濟收入或財富分配方面出現落差。中國作為一個地理和人口超大規模的國家，市場化轉型也不是在所有領域均齊化進行的，漸進式、非均衡的改革策略本身也會帶來經濟發展中的結構失衡。
除此而外，中國獨特的地方分權式體制安排激勵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賽”，且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也提供了競賽的基本要件，這不僅推動地方政府的競賽方式通常聚焦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發展種類有限的特定產業，而且造成經濟發展的其他維度（能源利用率、生態環境保護、民生類公共產品供給等）被相對忽略。其結果是，投入結構、產業結構、經濟增長與能源環境之間的結構失衡，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結構失衡等失衡問題不斷累積且漸趨加劇。
就此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總量增長和結構失衡均是特定經濟制度的實施結果，是地方分權式體制安排和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是這一制度運行的“一枚硬幣兩個方面”，因此必須而且可以在同一個邏輯框架下得到闡釋。
四、中國經濟發展一般性和異質性的引申含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領域具有引入市場機制、推進市場化轉型的一般特征，但也形成了地方分權式體制安排和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等具有異質性的制度設計。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性和異質性帶來了相應的績效，例如：總量持續高速增長但結構問題漸趨加劇。
從經濟發展面臨的核心命題出發，中國在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基礎上需要更好地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作為一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中國還應基于本土實踐對經濟理論創新做出貢獻。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性和異質性，不僅應該用來解釋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呈現的特征事實，而且可以從中引申出有關中國經濟后續發展和經濟理論創新的諸多含義。
從經濟發展實踐的角度看，新中國成立以來采用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以及相應的計劃經濟等體制安排，結果是形成了較為系統和獨立的工業體系，從而完成了經濟秩序的重建，但同時也帶來了國民經濟發展的低效率以及社會成員的普遍貧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對內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程度提高的背景下，借助地方分權式體制安排和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推動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從而顯著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但同時也伴生或加劇了經濟系統的結構性問題。
現階段中國經濟領域需要回應的核心問題是：在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總量顯著提升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這個更高使命？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將經濟發展理解為包含但不局限于經濟增長的系統概念，需要將經濟結構問題的化解放在更為突出的位置，需要在深化改革中保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概括地說，中國經濟正在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轉化首先需要解決經濟領域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
由于經濟績效總是特定制度安排的產物，因此，中國要解決經濟領域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就必須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制度進行完善和調整。進行調整不是說此前的制度選擇是“錯的”，而是說這些制度不能有效適應新格局下約束條件與發展目標的轉變。
具體地說，中國的地方分權式體制安排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特制度設計，對中國作為一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既堅持中央政府對經濟工作的統轄權，同時又調動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活力都至關重要。由此出發，今后中國的政府間制度安排應在保持整體框架的基礎上調整和完善其操作方案，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應契合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需要。
為此，中國應盡快形成與高質量發展階段相匹配的地方政府考核指標體系、統計體系和績效評價方式，將創新、生態環境保護、民生類公共產品的提供、收入分配調整等引入到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之中，同時通過深化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形成不同政府層級財政收支相對均衡的格局，促使地方政府有動力也有能力“為創新而競賽”、“為民生而競賽”。
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特制度安排。中國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需要依靠市場化改革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一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在市場化轉型中強調政府對市場作用的調控是重要的，但可以通過調控方式的多元化和組合化而實現，政府直接控制上游市場不是調控的唯一方式，且在實踐中政府對上游市場的直接管控也產生了多重負面結果，例如：金融、土地、能源等要素的市場化改革滯后于商品的市場化改革，且要素市場扭曲或資源錯配對經濟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均產生了顯著負面效應。
從企業的角度看，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容易針對不同企業形成差別化的營商環境，數量龐大的民營企業往往在要素獲取和行業進入中面臨不利格局。為此，中國后續的經濟發展應著力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商品市場和一般性要素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推進迅速，現階段中國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集中表現在核心要素市場，應將金融、土地、能源等核心要素的市場化改革放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首要位置，通過“做對價格”來提高要素市場和商品市場之間的協同程度，進而激發各類微觀經濟主體依據資源相對稀缺程度展開經濟決策。
考慮到核心要素配置通常與國有企業、國有資本緊密相連，因此，要素市場化改革必定與國有資產運營和管理體制改革息息相關?，F階段中國應通過發展多種類型的混合所有制來激活國有企業活力，改善民營企業營商環境，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微觀層面的強大支撐。除此而外，政府在從上游市場中逐漸退出的同時，應該依靠加強產權保護、引導基礎創新、完善市場秩序、調節收入分配等方式豐富經濟調控方式，增強經濟調控的預見性、針對性和執行力，依靠政府和市場間關系的動態調整和良性互動來實現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就經濟理論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強調經典理論與本土化實踐相結合，在引入和改造域外經典理論的過程中形成指導經濟實踐的思想依據和工作方案，進而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化和西方經濟理論本土化的基礎上豐富已有經濟理論。
值得強調的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除了具有與其他經濟體相類似的特征之外，在社會基礎、約束條件、目標選擇以及相應的經濟制度等層面存在著異質性特征。特別是，發展中大國的約束條件決定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區別于地理和人口規模較小或內部均質化程度較高的經濟體，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目標決定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區別于以短期高速增長為取向的經濟體，約束條件和發展目標的組合決定了中國是在更為嚴苛的條件下實現更為高遠的目標。
以這些本土化特征為出發點，中國的市場化轉型是沿著政府向市場放權、政府-市場關系變遷這個主線展開，但這種展開催生了政府間和市場間的結構性變化，即形成了獨特的地方分權式體制安排和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格局。這兩者與其他發達經濟體或新興經濟體相比均存在顯著差異，由此形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績效的多面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確實具有自身特征，系統總結這些異質性特征并上升至理論高度有必要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備極為豐富的經驗素材和實踐基礎。
從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性和異質性出發，人們在形成或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時，應該廓清：其體現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具體到抽象、從抽象到具體”的理論形成范式，以及追求人的全面發展這個理論研究目標；其理論來源包括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以及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它是一套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方法為指引，但包含其他經濟學流派和觀點，立足和服務于中國經濟發展的開放性、融合性的理論學說。
此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制度安排上不僅突破了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割裂，而且突破了政府-市場二分法的慣常思維和分析范式，即理解中國經濟發展必須引入政府和市場的內部結構問題，在剖析政府內部運行、市場內部運行以及政府-市場交互作用的基礎上把握中國經濟發展。從板塊結合角度理解政府-市場關系，對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言是很不充分的，地方分權式體制安排和上游管控型市場擴展就是明顯例證。
最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導源于經典理論和本土化實踐的結合，經濟理論是動態演變的，中國的經濟實踐更具有變遷性質?，F階段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出現轉化，經濟發展也將解決結構問題放在關鍵位置，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實踐仍會派生出新的制度安排。據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保持邏輯連貫性的同時也應具有動態調整特征，依據過往經驗機械地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不恰當的。
概括起來，開放性、結構性和動態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具備的重要理論品質。從理論價值的角度看，基于中國經濟發展一般性和異質性構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豐富了已有的經濟理論，尤其是政治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型經濟學理論，而且突破了單純按照蘇聯體制或者“華盛頓共識”實現國家經濟發展的傳統認識，為其他發展中國家依據自身實踐探尋適合自身的經濟發展路線提供了生動范本。（全文完）
（本文原刊于《學術月刊》2018年第6期，原題：“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性、異質性及其引申含義”。略去參考文獻，正文有重新編輯并由作者審定。經授權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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