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增訂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11月版，陳方正著。

一、李約瑟問題的消解

西方科學在它發生根本性革命的前夕，以難得的機緣進入中國并且贏得士大夫和皇帝青睞，由是廣為傳播達一個多世紀之久，卻仍然未能夠在神州大地生根、發芽、滋長，更不用說觸發中國科學的真正革命。

這不能不令我們意識到，本書“導論”中討論過的李約瑟“中國科技長期優勝說”和“科學發展平等觀”，都可能有嚴重缺陷。因為倘若各個文明對于現代科學的貢獻都大致同等，或者中國科學在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5世紀的確比西方遠為優勝，而現代科學革命出現于西方只不過是在文藝復興刺激下的短暫現象，那么就絕對無法解釋，為何耶穌會教士所傳入的西方科學沒有觸發中國科學更劇烈、更根本的巨變，也就是使得它在17世紀或者至遲18世紀就全面趕上西方科學前緣，并且確實地完全融入世界科學主流。

這是個關鍵問題，而且李約瑟對其中利害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66年一篇演講詞中詳細討論此問題，并且如上面所提到，強調中國與歐洲的數理天文學早在明末即1644年就完全“融合”。不僅如此，他在該文中還詳細討論了西方與中國各支不同科學之間所謂“超越點”（transcurrent point）與“融合點”（fusion point）的準確時間，并且用圖解加以說明。但從上節討論我們清楚看到，就數理科學和天文學而言，他這說法距離事實是如何之遙遠。至于有關其他科學分支的問題則柯亨也已經有詳細批判，在此就沒有必要重復了。

倘若如此，那我們自然就必須重新檢討“中國科技長期優勝說”到底是怎樣建立起來的了。如本書“導論”所指出，“優勝說”在《大滴定》第六章開頭有很嚴謹的意義：“從公元前1世紀以至公元15世紀之間，中國文明在將人類自然知識應用于人類實際需要的效率，要比西方高得多?！?/u>

它具體所指，最主要的就是，傳入西方社會之后對之產生巨大影響的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三種培根特別提到過的發明，以及機械計時器即蘇頌的水鐘，這些是李約瑟在比較中西方文明對“普世科學”（oecumenical science）貢獻所繪示意圖中所特別標明者。除此之外，它自然還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所詳細研究、論證過的大量其他發明，包括連弩、船尾舵，馬鐙、手推獨輪車等。

然而，由此進一步論證傳統中國在應用技術上有許多方面領先于歐洲（而假如沒有忘記像羅馬斗獸場、高架引水道和歐洲中古哥特式大教堂那些顯著例子的話，我們恐怕也會意識到，這不可能是在所有方面領先）固然很有力，但倘若像上述文章那樣，由此而逐漸改變命題重心，以至最后滑動到另外一個位置，即宣稱中國科學與技術都比歐洲全面優勝（predominant），那就變為截然不同，也不可能成立的新命題了。

在李約瑟的論證方式中，這是個核心問題，值得詳細討論。而以磁現象作為例子可能是最適當的，因為李約瑟對它極端重視：“可是，要聲稱中國對這歐洲文藝復興晚期的現代科學大突破沒有貢獻是不可能的，因為歐幾里得幾何學以及托勒密天文學雖然無可否認是發源于希臘，但它還有第三個重要部分，即有關磁現象的知識，其基礎完全是在中國建立的?！?/u>

磁石和磁針的性質首先由中國人發現，時間不晚于11世紀末，它為歐洲認識則不早于12世紀末，也就是在中國之后整整一個世紀，這些李約瑟有詳細考證，那沒有什么爭議。但是，他對于這個事實的引申和解釋卻令人十分吃驚。

他宣稱，磁力提供了“超距作用”的例證，而吉爾伯特認為地球可能是一塊大磁石的觀念，影響開普勒和牛頓，為萬有引力觀念提供了靈感，因此，“在牛頓的綜合中，我們幾乎可以說重力是公理性的，它擴展到所有空間，正如磁力可以沒有明顯的中介而跨過空間發生作用。因此中國古代的超距離作用觀念通過吉爾伯特和開普勒成為牛頓（思想）準備工作的極其重要部分”。

這個說法表面上順理成章，實則充滿問題。

首先，如上文所說，雖然開普勒和伽利略的確為磁力的神奇作用吸引，并且猜想這與天體所受引力相關，但牛頓則很清醒地拒絕對萬有引力的根源做任何假設或者猜測，因此，磁現象對于17世紀科學革命雖然不無關系，卻絕對說不上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其次，中國古代雖然知道磁石、磁針有恒定地指南或者指北的性質，卻不可能有“超距作用”觀念，因為那是和“直接碰撞作用”（action by impact）相對，并且是由后者衍生出來?！爸苯优鲎沧饔谩庇^念的基礎是古希臘的原子論，即宇宙萬物是由極其微細、不可見也不可直接感覺的原子構成的，它們的相互碰撞是一切力和運動的來源。

在17世紀，笛卡兒提出機械世界觀，那便是以充斥太空的原子流亦即所謂以太所產生的旋渦之沖擊來解釋天體之間的吸引力。而磁力則顯示，兩塊磁石之間可以超越空間而發生吸引或者排斥力量，這不是用產生碰撞作用的中間媒介能夠解釋的，因此稱為“超距作用”。

可是，古代中國壓根就沒有原子論和“直接碰撞作用”的觀念，那又怎可能平白無端冒出相反的“超距作用”觀念呢？

李約瑟在討論物理學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第一分冊，將中國古代大量有關日月盈虧、陰陽消長、精氣感應、聲氣相通相應等觀念，附和于“超距作用”，但這些循環消長觀念基本上是時間現象，并沒有空間觀念在其中，而他提到的感應、相通觀念，或需依賴充斥空間的介質傳遞，或者屬于人事、精神而非自然事物范疇，和“超距作用”根本不相干。因此他也不得不承認：“氣在這連續介質中的波動與嚴格意義的超距離運動這兩者之間的對立是中國古代思想所從未認真面對的”，但卻又仍然堅持“但對中國人來說整個宇宙是如此息息相關，因此他們倘若有理由認為這物質介質在某些特定地方不存在，那么大概也不會堅持其普遍性”。

可是，中國古代思想從未經歷古希臘巴門尼德的“存有不生不滅不動”悖論和原子論派以“大虛空”來破除此悖論的曲折歷程（§2.5—6）或者類似爭論，因此這奇特假設對中國古人毫無意義，它只不過是將“超距作用”投射到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手段而已。

此外，李約瑟用了大量篇幅來論證中國人自古以來對于磁石的了解和應用，但其實，古籍如《呂氏春秋》《淮南子》《論衡》等的有關記載，都僅限于“慈石召鐵”“慈石能引鐵”“磁石上飛”“以磁石之能連鐵也”“司南之杓”“磁石引針”那樣極其簡短的一言半語，即使偶有論述，也都只是物以相類感應的粗糙觀念。即使到了宋代，提到磁石、磁針的文字，大多仍然屬于異志、雜志或者技術類型的簡短記載，其性質可以視為認真與系統學理探究的絕無僅有。

例如，李約瑟所引沈括《夢溪筆談》有關磁石的一條全文僅百余字，列于卷二十四“雜志一”章，基本上只談到制造、懸掛、支撐磁針的方法，觸及原理的只有最后“磁石之指南，猶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這么寥寥數語；至于曾公亮《武備總要》的一條記載長度相若，也純粹是敘述行軍辨向所用“指南魚”的制造方法而已。這些與13世紀佩里格林納斯長達十數頁的《磁學書簡》（§10.6），或者17世紀吉爾伯特《磁論》那樣洋洋灑灑十數萬言的專著（§13.3），顯然是屬于完全不同類型的文獻。

統而言之，中國雖然首先發現磁石及其應用，但古籍僅有磁石、磁針發現、應用和制造方法的極端簡略記載；西方有關文獻時間較晚，卻是詳細、有系統的長篇現象研究和學理探討，兩者性質迥異，完全沒有可比性。因此，上文所引“有關磁現象的知識，其基礎完全是在中國建立”，或者“中國古代的超距離作用觀念通過吉爾伯特和開普勒成為牛頓（思想）準備工作的極其重要部分”那樣的論斷，不但西方學者無法接受，恐怕中國學者也難以居之不疑吧。

當然，如上文所已經討論過的，磁針、火藥、印刷術和許多其他中國發明傳入歐洲之后，的確對社會、經濟產生巨大和深遠影響，它們對現代科學之出現有間接促成作用是無疑的。然而，這些發明都屬于應用技術范疇，它們雖然也往往牽涉某些抽象觀念或者宗教、哲學傳統，但這和科學亦即自然現象背后規律之系統與深入探究，仍然有基本分別。除非我們在原則上拒絕承認科學與技術之間有基本分別，否則恐怕難以從古代中國在多項技術領域的領先來論證中國科學的“優勝”。

另一方面，倘若要將《墨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論衡》《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夢溪筆談》乃至《數書九章》《測圓海鏡》這些古代經典與科學著作，來與同時期西方科學典籍如托勒密《大匯編》、泊布斯《數學匯編》、費邦那奇《算術書》、柯洼列茲米《代數學》、海?！豆鈱W匯編》等比較，從而論證自公元前1世紀以迄15世紀中國科學一直比西方優勝，恐怕也戛戛其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吧。

這樣，“中國科學長期優勝說”就必須放棄了。放棄此說的最重要后果是：現代科學出現于西方這個基本事實不復是悖論，它不再意味在十六七世紀間中西科學的相對水平發生了大逆轉。但這么一來，“李約瑟論題”就難免失去根據，“李約瑟問題”也連帶喪失力量乃至意義，因為我們就再也不可能像在“導論”中那樣，將它以“既然古代中國的科技長期領先于西方，

那么為何現代科學的錦標卻居然為西方奪??？”的質詢形式來表達。

同時，席文的批判，即“它（李約瑟問題）是類似于為什么你的名字沒有在今天報紙第三版出現那樣的問題。它屬于歷史學家所不可能直接回答，因此也不會去研究的無限多問題之一”，也就變得尖銳和不可忽視。事實上，這就意味著“李約瑟問題”之消解。

二、西方與中國科學的比較

倘若我們至今的努力沒有白費，那么讀者當會同意，“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這問題的解答已經有清楚輪廓，而具有那么特殊背景與結構的“李約瑟論題”和“李約瑟問題”，也再沒有必要繼續困擾我們了。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一個問題是中國知識分子所無法，也不應該忘懷的，那就是我們在本書一開頭所提到，由胡明復、任鴻雋、馮友蘭、竺可楨等學者在20世紀上半葉所提出來的：為什么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

李約瑟與合作者在過去半個世紀的開創性工作，使我們深深意識到，中國古代有大量技術發明與成果，也不乏自然哲學以及對自然現象的探究與認識。然而，中國沒有發展出西方那樣的科學傳統，中國古代科學至終沒有獲得現代突破，是不爭的事實。所以，胡明復等所提出的，是個真正有意義的重大問題。它可以重新表述為：在過去兩千年間，中國與西方科學的發展為何出現如此巨大差別？造成此差別的基本原因何在？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牽涉中西文明的全面比較，那自然超出本節乃至本書范圍，因此它必須有待于來者。但我們在本書剩余篇幅仍然要試圖為讀者提供對上述問題的幾點粗淺看法，以冀引起思考和討論。

我們曾經再三強調，現代科學革命是由古希臘數理科學傳統的復興所觸發，而且，倘若沒有這傳統作為繼續發展的軸線，那么文藝復興時代所有其他一切因素，包括實驗精神、對自然現象本身的尊重、學者與技師之間的合作，乃至印刷術、遠航探險、魔法熱潮等刺激，都將無所附麗，也不可能產生任何后果。

這是個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事實。從此事實往前追溯，可以很清楚見到，公元前3世紀的亞歷山大數理科學已經決定性地將西方與中國科學分別開來；從此再往前追溯，則可以見到，西方與中國科學的分野，其實早在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的數學與哲學傳統形成之際，就已經決定。那也就是說，公元前5世紀至前4世紀的新普羅米修斯革命是西方與中國科學的真正分水嶺。

自此以后，西方科學發展出以探索宇宙奧秘為目標、以追求嚴格證明的數學為基礎的大傳統，也就是“四藝”的傳統，而中國科學則始終沒有發展出這樣的傳統，故而兩者漸行漸遠，差別越來越大，以至南轅北轍，成為不可比較。

那么，中國科學傳統到底是怎樣的呢？我們無法在此簡單回答，但可以這樣說：中國古代并非沒有數學，而是沒有發展出以了解數目性質或者空間關系本身為目的、以嚴格證明為特征的純數學；也并非沒有對于自然規律的探究，而是沒有以這種探究本身（即宇宙底蘊之發現）為目的，更沒有將數學與這種探究結合起來，發展出數理科學傳統。

誠然，這說法不完全準確。中國第一部天文學典籍即《周髀算經》，就是結合數學與天文模型的純粹科學著作。然而，它所開拓的范式雖然頗為接近于現代科學精神，卻很不幸未能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繼續生長、發展，其后竟然成為絕響。

甚至，中國也并非沒有將數學應用到自然現象上去：歷代為建構歷法而做的天文測算就曾經達到很高的精密度。然而，這些計算都是利用實測數據和內插法（interpolation）來構造數值模型（numerical model），目的在于提高測算的精確程度，而并非在于描繪天體運行的空間圖像，也就是通過空間關系來理解宇宙。雖然這些數值模型的建構可能應用了非常高妙的數學，例如導致“中國剩余定理”之發現的不定分析，甚至也可能牽涉某種幾何模型的應用，但這些手段始終都是為皇朝對歷算的現實需要服務，而沒有轉變為發展數學或者天文學的動力。所以，以探究自然為至終目標的數理科學在中國曾經萌芽或偶一出現，但未能發展，更沒有成為傳統。

歸根究底，中國古代科學中的數學和宇宙探索是分家的：一方面，牽涉數量關系的數學與歷算都以實用為至終目標，甚至術數、占卜等應用組合數學者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以解釋宇宙現象與奧秘為目標的陰陽五行、生克變化等學說，則缺乏數學思維的運用。

西方科學傳統則不然：從畢達哥拉斯學派開始，數學觀念就和宇宙生化、建構過程緊密結合，柏拉圖的《蒂邁歐篇》就是其最貼切、最全面的體現。其后尤多索斯、阿里斯它喀斯、托勒密等所建構的天文學模型，以及阿基米德的靜力學，也莫不是從同樣精神發展出來；甚至在中世紀萌芽，至伽利略方才成形的動力學，亦無非是將數理精神貫徹到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上去的結果而已。因此，以新普羅米修斯革命也就是畢達哥拉斯—柏拉圖傳統的形成作為中西科學之間的分水嶺，應該是很適當的。

三、西方科學發展的特征

那么，中西兩大文明為何會形成如此迥異的科學傳統呢？此困難問題我們自不可能解答，但在其巨大誘惑力驅使下，亦不免要從本書整體出發，來做一些觀察和揣測，那可以表達為西方科學發展過程的四個特征。

1.古代革命之前的悠久傳統

也許，西方科學史最令人矚目、最令人感到震驚的，就是其數學傳統之悠久?！毒耪滤阈g》是相當圓熟的實用型算書，它成形于西漢，但從內容和用語判斷，一般認為起源于周秦之間，也就是不早于公元前三四世紀之交，與《幾何原本》大體同時。

然而，在此之前大約一千五百年，亦即中國最古老文字甲骨文出現之前五百年，巴比倫就已經出現數學陶泥板，稍后埃及也出現林德數學手卷了。而且，這些遠古數學文獻所顯示的數學運算能力，與《九章算術》相比大體上是各擅勝場，說不上有顯著差別，但在某些方面，例如以幾何方式解二次方程式及其他問題，則巴比倫先進甚多。因此，西方數學的起點并非在古希臘，而是在埃及的中王朝和巴比倫的舊王朝即漢謨拉比時期，也就是比中國要早足足一千五百年。

這個觀點是基于《幾何原本》與巴比倫數學傳統之間有明顯繼承痕跡，古希臘記載中不止一次提到泰勒斯、畢達哥拉斯從這兩個遠古文明學習數學和其他知識，以及最近有關伊斯蘭代數學源頭的研究。所以，埃及、巴比倫遠古數學與希臘數學是一脈相承的，后者不應該視為從公元前5世紀憑空開始，而應該視前者為希臘所繼承，然后再經過新普羅米修斯革命而出現的結果——否則，沒有其前的遠古傳統，何來翻天覆地的革命呢？從此觀點看，中西方數學傳統之迥然不同，便極有可能是與這一千五百年的起點差距密切相關。

2.在廣袤空間中的復雜軌跡

不過，時間差距雖然可能是因素之一，完全以此來解釋西方與中國科學的基本差異還不足夠。最明顯的反例就是：蘇美爾—巴比倫數學可以說是與其文明同步發展的，然而在漢謨拉比時期的短暫開花之后它就停滯不前，再也沒有令人矚目的變化了。那么，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導致希臘數學、科學那種非常特殊形態之出現的呢？

在試圖回答此問題之前，我們先要討論西方科學傳統另外一個令人矚目的特點，那可以稱為“中心轉移”現象，它表現為西方科學發展往往集中于一個中心區域，而這中心是不斷移動、游走，并非長期固定的。

在遠古時期，這中心從巴比倫或者埃及轉移到希臘的過程已經湮沒不可考，但在希臘時期，我們知道它曾經先后在愛奧尼亞、南意大利、雅典、亞歷山大等四個中心區之間轉移；然后它移植于伊斯蘭世界，在此時期它也先后經歷了巴格達、伊朗和中亞多個城市，以及開羅、科爾多瓦、托萊多、馬拉噶、撒馬爾罕等許多中心區；在轉回西歐之后，它又先后經歷了巴黎、牛津以至博洛尼亞、帕多瓦、佛羅倫薩等北意大利城市，最后才在十六七世紀間回轉到法國、荷蘭和英國。

因此，西方科學傳統雖然悠久，但科學發展中心卻不斷在亞、歐、非等三大洲之間回環游走，它停留在任何城市或者地區的時間都頗為短暫，一般只有一兩百年甚至更短。與此密切相關的則是西方科學的文化和語言背景也因此不斷轉變：它最早的文獻使用巴比倫楔形文字或者埃及行書體文字，其后則依次使用希臘文、阿拉伯文、拉丁文乃至多種歐洲近代語文，包括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英文等。

科學發展的這種“中心轉移”和“多文化、多言語”現象所意味、所反映的是什么呢？那很可能是，具有非常特殊形態和內在邏輯的西方科學，必須有非常特殊社會、環境、文化氛圍和人才的結合才能夠發展，但這樣的結合顯然是極其稀有和不穩定的，因此科學發展中心需要經常轉移，以在適合其繼續生長、發展的地區立足。

由于廣義的西方世界是具有復雜地理環境和包含多種民族、文化與文明的廣大地區，它從來未曾真正統一于任何單獨政權，因此在其中適合科學立足、發展的地區總是存在的。倘若這猜想并非無理，那么也許它還可以說明科學在諸如埃及、巴比倫、中國等大河農業文明之內發展的問題。這些文明的共同點是：幅員寬廣、時間連續性強，在強大王朝控制下地區性差異相對細小。因此，在其中具有特殊形態與目標的科學，即類似于西方的科學，就無法通過中心轉移來尋求最佳立足點，并且因為發展受窒礙而逐漸為社會淘汰。在此社會過濾機制的作用下，能夠長期生存、發展的，主要限于適合王朝或者社會實用目標的科技，或者能夠為社會大眾所認識、認同的那些觀念。

在我們看來，為什么像《周髀算經》那樣的數理天文學著作，和像《墨子》那樣包含精巧、復雜科學觀念的經典，最后都未能充分發展而成為絕響，為什么在魏晉南北朝和南宋這兩個極其混亂時期，中國數學反而呈現蓬勃發展的現象，都可以從此得到解釋。那就是說，中西科學發展模式的巨大分別，最終可能是由地理環境所決定的文明結構差異所產生。

3.科學與宗教的共同根源

我們還應該提到，雖然在現代觀念中科學與宗教嚴重對立，但那只不過是十六七世紀以來的發展而已。在此之前，無論在西方抑或中國，科學與宗教都有密切關系，甚至可以說是共生的。畢達哥拉斯—柏拉圖傳統對西方科學的孕育之功，以及這思潮在文藝復興時代對于現代科學革命所產生的推動作用，還有基督教與科學的密切關系（諸如顯示于阿爾伯圖和牛頓者）我們已經言之再三，不必在此重復了。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這個將“追求永生”與“探索宇宙奧秘”緊密結合的大傳統，也同樣出現于中國。中國傳統科學中最強大和獨特的兩支是中醫藥和煉丹術。如眾所周知，這兩者的發展和道教都有不可分割，乃至本質上的密切關系：醫藥是為養生全命，煉丹所求，便是白日飛升。所以毫不奇怪，葛洪、陸修靜、陶弘景、孫思邈等著名道教人物，同時也是杰出的煉丹師、醫藥家。

不但如此，道士也同樣有研習數學、天文學的傳統：例如創立新天師道的北魏寇謙之與佛教人物頗多來往，因此也與印度數學、天文學之傳入中國有關，并且很可能還對著名數學家祖沖之父子有影響；金元之際的劉秉忠基本上是全真道長，他曾經長期在河北邢臺紫金山講論術數、天文，培養出像郭守敬、王恂那樣的歷法專家。

不過，道教的科學傳統還是以醫藥、化學為主，它涉及數理天文只是后起和附帶現象，說

不上是其核心關注點，這是它與宣揚“萬物皆數”的畢達哥拉斯學派之基本分歧所在。這巨大分歧到底如何形成頗不容易解答，但在中西科學分野成因的探索中，這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線索。

4.科學革命之出現

最后，西方科學傳統最特殊而迥然有異于中國、印度或者伊斯蘭科學之處，在于它先后發生了兩次“突變”（transmutation），即新普羅米修斯革命和牛頓革命。這兩次革命，無論在探究方法、問題意識或者思維模式上，都相當徹底地推翻了其前的傳統，也因此開創了嶄新傳統。沒有這兩次翻天覆地的突變，希臘科學或者現代科學都是不可能出現的。那么，為何科學革命只是在西方，而沒有在其他文明中出現呢？

這是相當根本的大問題，我們認為其解決或有可能從兩個方向尋求。

第一個可能方向是上述“中心轉移”現象。正因西方科學發展既有強韌久遠的傳統，又無固定地域或者文化背景為其桎梏，因此在舊傳統中注入新意從而整體改造之，使之脫胎換骨成為可能。如本書第三章所詳細論證，畢達哥拉斯便是擷取諸遠古文明精華，加以融會貫通，然后移植于希臘文化土壤者，他的宏圖為費羅萊斯和阿基塔斯所繼承，而新普羅米修斯革命則是通過他們將教派精神移植、貫注于柏拉圖學園而完成。同樣，從16世紀中期開始歐洲各地的科學發展風起云涌，諸如意大利、德國、法國、荷蘭都人才輩出，然而至終能夠精研覃思，綜會各家學說而神奇變化之，得以完成現代科學突破的，反倒是獨守寂靜劍橋校園達三十五載之久的牛頓。

第二個可能方向則是宗教。畢達哥拉斯視宇宙奧妙之探索為超脫輪回，獲得永生之道，其教派視數學發現為絕頂秘密，相傳泄露此秘密者甚至可以被處死。那么，對于學園內外的教派傳人而言，數學與天文奧秘、規則是如何值得凝神竭智、畢生全力以赴的頭等大事，也就不言而喻了。

同樣，如最近數十年的深入研究所揭露，牛頓不僅究心于數學、力學與光學探索，其宗教信

仰之認真、堅定也遠遠超乎想象：他不但花費大量精力于煉金術以求窺見上帝的生化創造之功，更力圖從自然法則中尋找世界末日的根據，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與革職危險而堅守阿里烏派信仰（§14.3）。畢達哥拉斯和牛頓這兩位先后觸發科學革命的人物，都具有無比強烈之宗教意識與向往，那自然不免令我們奇怪，這到底是巧合，抑或有更深意義在其中呢？

例如，科學大突破需要焚膏繼晷、廢寢忘餐的苦思冥索，這精神上之高度與長時間集中對于

常人而言是極其不自然，甚而根本無法做到的事，但在宗教熱誠驅動下，或者在宗教意識的移情作用下，則很有可能變為自然。況且，具有強烈宗教信仰的人往往也具有堅執不撓、百折不回的稟賦，只要其信仰與科學探索所需要的開放心態沒有抵觸，那么這兩方面也就可能相通而相成了。因此，宗教與科學的密切關系也極有可能是科學革命只出現于西方的原因。

當然，以上兩個方向都只能夠視為何以科學革命只發生于西方文明的一種揣測，至于其實際發生所需要的充分條件則如以上第五節的討論所顯示，是非常復雜而絕不可能簡單歸納于少數原因的。

中國人最初接觸西方科學是從17世紀開始，也就是與現代科學的出現同時，至今已經超過四個世紀了。在此數百年間，國人對于西方科學的看法經歷了三次根本轉變：在17世紀認為它可學但又需發揚傳統科學而超勝之；在20世紀上半葉則通過在西方留學的知識分子而生出“中國古代無科學”的感覺；自50年代以來，卻由于李約瑟龐大研究的影響而令不少人認為，長期以來中國古代科學比西方優勝，其落后只不過是文藝復興以來的事情而已。

很顯然，這多次轉變都是由于對西方科學和它的發展史認識不足所致。這并不值得驚訝，因為西方科學并非只是其眾多學術領域里面的分支，而是其整個文明精神的體現。要真正認識西方科學及其背后精神，就需要同時全面了解西方哲學、宗教，乃至其文明整體。這十分高遠的目標并非本書所能企及，我們在此所嘗試的，只不過是朝此方向跨出小小一步而已，倘若它能夠喚起國人對此問題的注意和興趣，那么本書的目標也就達到了。

（本文節選自《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增訂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11月版，作者陳方正，系物理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物理學系名譽教授，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現任名譽高級研究員，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竺可楨科學史講席教授，學術工作包括現代化比較、科技與現代化關系以及科學哲學，曾經創辦及主持《二十一世紀》雙月刊，主編“現代化沖擊下的世界”叢書，近年則致力于科學史研究，著有《站在美妙新世紀的門檻上》《在自由與平等之外》《迎接美妙新世紀：期待與疑惑》等。澎湃科技獲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