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國大陸境內第一個自由貿易區是如何誕生的，汽車業對外開放從哪里起航，上海浦東開發區有哪些“全國第一”……改革開放40年來，一批又一批具有原創性的改革開放措施閃耀著首創精神的光芒。

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澎湃新聞6月22日起推出專題報道，展現40年來的改革開放標志性首創案例。

星期日工程師，這個現在很多年輕人陌生的稱呼，放在三四十年前，卻是社會上最火熱的詞匯之一。

1980年代，每逢周六的傍晚，在上海長途汽車站、火車站，有那么一群人，從外表特征就可以看出他們的身份：藍卡其布的中山裝，帶一副秀瑯眼鏡，拎著人造革的包。

周日傍晚，在車站或者碼頭，又可以看到這些來自大專院校、研究所、國有企業的工程師們從郊區或周邊省市縣市兼職回來的身影。

在市場經濟大門開啟，鄉鎮企業興起的1980年代，星期日工程師讓先進的理念和技術流動起來。由此而生的科技體制變革，裨益亦延續至今。

才華真正得以施展

站在今天回望歷史，不少民營企業的發展，都離不開星期日工程師這個特殊年代的特殊群體。

改革開放初期，大批鄉鎮企業蓬勃興起，深刻改變了農村經濟狀況。但這些出身“草莽”的企業，因為欠缺技術積累，發展急需高技術人才的支持。

現年75歲的劉忠云曾是中國最大開關廠華通開關廠的高級工程師，他向澎湃新聞記者回憶，鄉鎮企業剛起步時，就不斷有人通過親戚輾轉找來，家鄉甚至愿意出20萬元請他回去辦廠。

當年普通工人的月工資不過數十元，但劉忠云和家人很干脆就拒絕了，上海大國企的工程師，不會輕易放棄上海戶口，但他答應在節假日，力所能及地幫幫忙。

通過兼職，生產力的第一要素就那么流動起來了，上海的工程師們，為大批中小鄉鎮企業帶去了先進的理念和技術。

復旦大學電子工程系退休教師陳忠民也曾為兼職的報酬震驚，他至今記得，幫助一家工廠成功研發電磁灶產品后，對方遞過來裝滿5元、10元人民幣裝滿的一大包。那時候，陳忠民的月工資約是36元，從沒見過那么多錢，驚得不敢伸手。

但相比報酬，接受記者采訪的多位星期日工程師都表示，讓自己投身兼職的，是自己可以真正施展才華造福社會，是知識被尊重、被敬仰的感覺。

“就像唱卡拉OK，我愿意付錢，唱歌給別人聽一樣。”劉忠云說，自己甚至愿意倒貼，來做出一件有價值的產品。

從地下到地上

然而，上海工程師的星期日兼職之路，并非一帆風順。

白海臨曾在原上海星際無線電廠工作，1970年代末，為了請教電視機生產技術，浙江湖州曾邀請他過去上課。事后，當地塞來信封，白海臨不敢要，但對方還是硬塞了一條黑魚、一只甲魚。

“不知怎的，兩條魚的事情竟被人知道了，支部書記還專門找我了解，讓我寫了一個情況說明。”白海臨回憶，當時自己正申請入黨，因此還緊張一段時間，后來支部書記說“這個就不進檔案了”，心里石頭才算落了地。

企事業單位科技人員能不能在業余時間兼職？業余勞動的收入是否合法？在當時，這些問題有著很大爭議。

風聲鶴唳時，星期日工程師被廠里“盯梢”等情況，同樣不算稀奇。其中最具有標志性的事件，莫過于轟動一時的“韓琨事件”。

1979年，上海郊區奉賢一家工廠連年虧損，打算開發新產品。上海橡膠制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師韓琨受聘擔任了技術顧問，從此幾乎每個星期日都要趕往奉賢。經過他近一年的努力，該廠絕處逢生。

不料，因為3400元勞動報酬，他以受賄罪被檢察院起訴。就這起事件，《光明日報》還專門展開了前后將近兩個月的全國性大討論。最終，韓琨的行為被中央政法委認定為不構成犯罪。

“韓琨事件”被稱為“中國星期日工程師無罪第一案”，使得“星期日工程師”從地下轉到地上，由非法變成合法。

日后，這一轉變也極大促進了生產力的解放，推動了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

科技體制變革

隨著星期日工程師的身影越來越多出現在鄉鎮和民營企業，自下而上的科技體制機制變革同樣在醞釀。

1982年，上海市科委舉辦了一場輕、手工行業和全市技術交流會，取得了很大成功，社會反響強烈。企業對技術有較大的需求，科研單位也有輸出科技成果的強烈意愿。

通過這次交流會，上海市科委意識到，應當大力發展技術市場。1983年5月，上海第一家技術市場機構——上海科學技術開發交流中心（2018年更名為“上海科學技術交流中心）成立。

1984年9月，《上海市民辦科學研究、技術服務機構管理辦法》試行，自此興起了一股由科技人員領銜創辦民營科技企業和民辦科研機構的熱潮。

1988年5月，上海市科協成立了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師聯誼會（簡稱“星工聯”），為星期日工程師搭建有組織的服務平臺。就在四個月前，國務院批準了《國家科委關于科技人員業余兼職若干問題的意見》，允許科技干部兼職。

白海臨當時擔任星工聯秘書長，他回憶，在報紙上刊發聯誼會成立的消息短短一兩周，就收到了超過3000人的報名，最后1700多人注冊。

星工聯不僅賦予了星期日工程師新身份，它建起的橋梁，同樣促進了科技咨詢服務的蓬勃發展。

譬如，上海淮海照明燈具廠是一個區屬小廠，工藝比較落后，原材料消耗大，電光源研究領域的著名專家、星工聯的首任會長蔡祖泉幾次到廠里指導改進工藝，就使得原材料節約了70%。

又如，加入星工聯后，上海工業用呢廠技術人員胡漢榮開始不斷往返太倉指導企業，僅半年時間就使得該廠的合格率從45%提升到95%，企業當年就扭虧為盈，增加效益330萬元，還獲得了原輕工業部的“金龍騰飛獎”。

盡管組織規模如今已不如往昔，當年的星期日工程師如今也已慢慢老去，但他們的經歷，已成為偉大的改革開放歷程中永久的路標，不因時間而逝去。由此而生的科技體制變革，裨益亦延續至今，且仍在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