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78年7月24日，第一批印制好的大龍五分銀郵票從上海運抵天津海關，這一天也成為大龍郵票發行過程中的一個標志之日。作為由中國海關經手發行的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不僅為集郵愛好者和收藏家所重視，更為海關史和郵政史研究者所關注。

2017年10月，來自上海的郵政史研究者趙岳赴英國查找資料，因偶然的機緣在英國皇家郵政博物館發現了一批重要檔案，涉及1877年中國海關倫敦辦事處與著名英國印制商德納羅公司之間的往來信函等大量史料，特別是德納羅公司1877年6月18日向中國海關提交的42頁專題報告。

大龍郵票是1878年在位于上海的海關造冊處印制，而郵票印制和發行的籌備階段，即1876年至1878年，因為資料散失，留下了不少學術空白和歷史謎團。此次發現的檔案，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這段時期的資料空白，也使得停滯近二十年的大龍郵票學術研究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和進展。

趙岳對這批檔案進行了完整的整理、翻譯和解讀，同時結合《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干函電匯編（1874-1907）》中的線索，將1877年中國海關與英國德納羅的合作進程進行了梳理，復原了金登干、赫德、德璀琳和德納羅公司四方之間對郵票印制一事的推進過程。

學界對于赫德遺集中的“雙龍戲珠”和“龍鳳戲珠”畫稿的真實用途眾說紛紜，而趙岳根據此次發現的檔案，確立了這兩份畫稿作為德納羅郵票設計母稿的本來面目。

另外，德納羅檔案第二頁貼有一張照片，上有“中外通寶”的手繪設計圖稿。趙岳認為這張設計圖稿的發現對于解讀“中外通寶”的身世之謎又提供了一個嶄新視角。“首先，過去發現‘中外通寶’銀幣照片的最早時間為1878年，而這張照片將時間又前推一年；其次，檔案中所存照片的提供方為麗如銀行，可以確認‘中外通寶’與麗如銀行相關；第三，德納羅公司在為中國海關設計郵票時把‘中外通寶’作為參考，此套錢幣一定與中國海關也有關聯。”

近日，中華書局出版了趙岳譯著的《德納羅密檔：1877年中國海關籌印郵票之秘辛》。書的封面采用了德納羅原件檔案冊的紅色，加之1877年中國海關倫敦辦事處曾請德納羅公司印制帛黎翻譯的法文版《圣諭廣訓》硬制壓花布封面，封面加上了一圈相似的壓凸回字紋。香港裝幀設計師陸智昌還特意將檔案中的重要標識——“海關印記”太極陰陽圖設計在封底。

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記者就這份檔案的一些細節問題采訪了趙岳，專訪內容如下。

澎湃新聞：您當時去倫敦英國皇家博物館，是如何發現這批1877年中國海關籌印郵票的檔案的？這批檔案為什么之前沒有被研究者注意到？

趙岳：大清紅印花加蓋郵票的原票是在英國華德路公司印刷的。我在資料中發現，紅印花郵票在印制的過程中除華德路外，也曾經找過一家叫做德納羅的公司，所以原本我是想去英國尋找紅印花郵票和德納羅公司的關系。德納羅公司目前還存在，但他們不接受采訪，資料室不對外開放。后來我在該公司的建議下，訪問了大英圖書館、英國皇家郵政博物館和雷丁大學圖書館等地，并事先都檢索好可能與中國海關相關的資料清單。等我在皇家郵政博物館實地調檔時，管理員告訴我還有兩份不在清單上的資料，問我是否需要。結果這其中一份就是“德納羅檔案”。檔案保存在一個紅色的皮面冊中，其中前幾頁有一個手繪的陰陽符號，這立刻就吸引了我，因為清朝的小龍和萬壽郵票都有這個符號的水印。我瀏覽了檔案的內容，發現和中國海關相關，經工作人員許可并辦理了相關手續，拍攝了全部檔案。

回到賓館后，我解讀了其中幾份檔案，并且請教了香港的朋友，發現這是當年中國海關倫敦辦事處工作人員金登干和德納羅之間的通信。140年以來，幾乎沒有人提到過這份檔案，1978年艾爾蘭的《大龍郵票》一書中也沒有涉及這份檔案。

澎湃新聞：那英國皇家郵政博物館為何會收藏這樣一份檔案？它原本應該是德納羅公司的內部資料。

趙岳：具體的原因我不知道。根據我的推測，檔案可能是二戰期間流傳出來的。

澎湃新聞：這份偶然發現的檔案所具有的史料價值有哪些？

趙岳：這份檔案對于中國海關史以及中國郵政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赫德和金登干之間的通信是中國海關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通信涉及眾多內容，郵政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中間提到和德納羅公司的交往，但只有只言片語。此次發現的這份檔案補充了相關內容的具體細節。

《德納羅密檔：1877年中國海關籌印郵票之秘辛》

澎湃新聞：赫德叫停和德納羅的合作，關于其中的原因有沒有什么猜測？

趙岳：從1876年底開始，赫德著手籌辦建立現代郵政系統，其實主要是德璀琳在經辦此事。過去也有很多學者研究兩人之間的“勾心斗角”，因為他們畢竟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利益。我個人推測赫德叫停和德納羅的合作大概是因為1877年赫德去法國參加世博會，然后又返回英國度假，國內主要是德璀琳在經辦此事有關。而在倫敦的金登干作為赫德的心腹，把合作過程中詳細情況均一一向赫德作了匯報。

赫德心里非常清楚，英國當時的郵票印制技術出于世界領先水平，找德納羅公司印制郵票肯定是會成功的。赫德叫停合作是想讓德璀琳先在國內印制，即使搞砸了，自己還能收拾這個攤子。德納羅公司來自赫德的母國，他沒有什么理由拒絕在那里印制。但如果此事德璀琳做得很漂亮，那功勞便旁落他人。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推測，不過目前也沒有其他更好證據能證明赫德的想法。

澎湃新聞：赫德在給金登干的信中提到“一定要首先站穩我的腳跟，然后再推進這項業務”是什么意思？

趙岳：我覺得赫德這句話有點冠冕堂皇。因為對他個人而言，李鴻章同意他辦郵政，那么這件事應該盡可能辦得漂亮才是上策。但是就是因為德璀琳具體負責，因此赫德不能明示金登干不配合，而是告誡金登干，在和德璀琳的配合過程之中，應該要保持一定的距離。試辦郵政源自赫德自己的想法，當然是越快越好，這樣可以方便結算，所以我覺得赫德對金登干說這樣的話，只是出于對德璀琳的戒備之心。

澎湃新聞：您說到的方便結算是什么意思？印制郵票對于建立現代郵政有何意義？因為在郵票出現之前，郵驛事務已經存在很久了。赫德為何如此看重郵票的發行？

趙岳：1865年底，北京和上海的海關已經在經辦內部和外交的郵件。這些郵件那時都不貼郵票，只在郵件上銷戳，具體的費用則記賬定期進行結算。這種結算方式對于郵政業務對公眾開放來講是極不方便的。如果要擴大郵政業務，就必須要使用郵票。印制郵票是中國郵政走向現代化的必要手段。

作為清朝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以我個人對他的理解，在中國推行世界上先進的理念和手段，與其個人的抱負與理想是密切相關的。他很想在中國建功立業，最初設想在中國建立造幣廠和郵票廠。造幣廠一事，赫德在1875年就已開始私下籌劃，也造出了樣幣，即“中外通寶”。馬嘉理事件后，赫德向李鴻章提起過造幣和印制郵票的事情。但用李鴻章的話來說，造幣事關重大，“不妨妥細講求”。但郵政一事“無甚流弊”，海關可以試辦。正因為得到了李鴻章的許可，赫德才加速了現代郵政的推進。當時官方的郵遞是通過驛站，民間則是通過民信局。但民信局經辦的范圍有限，效率也不高。

澎湃新聞：此次出版的這份檔案，其中德納羅公司提供的一份詳細報告是不是最有價值的？

趙岳：這份報告是非常詳細，一共有42頁。在報告的最前面加了“機密”二字，因為這是一份技術文件，其中詳細介紹了德納羅公司對于印刷技術的理解以及其中的一些竅門。還沒有確定合作，德納羅為何要向中國海關講述得這么詳細，我個人有個判斷，這絕對不是僅僅因為郵票的業務。因為德納羅看中了中國海關存在的大量印刷業務需求，比如說印花、技術文件等。

這份報告應該對世界印刷史的研究有一定借鑒意義的，因為這么早期的技術文件是非常少見的。印刷史研究者如果能關注到這份文件，可能會有更多新的發現。

澎湃新聞：最后第一批大龍郵票是在上海海關造冊處印刷的？

趙岳：實際上應該是海關總署造冊處，只不過位于上海而已，造冊處是為整個海關服務的。為什么會選擇海關造冊處來印刷大龍郵票，現在能看到的資料還不完整，關于怎么制版、如何印刷、每次印刷多少這些具體問題，現在還沒有非常詳細的資料。

澎湃新聞：大龍郵票后來是發行了100萬枚嗎？其中的印刷狀況是不是非常復雜？

趙岳：最后印制的數量不止100萬枚，具體也沒有一個準確的數量。但是大龍郵票早期印刷信息在海關資料中有所記錄，相關研究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經由原海關工作人員杜勝余先生完成了。

澎湃新聞：德納羅公司提供了詳細的報告，后來是否對大龍郵票的設計和印制產生影響？

趙岳：在大龍郵票印制之前，有兩種方案：“中國方案”和“英國方案”，德納羅公司的這份報告其實就是“英國方案”。“中國方案”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萬年有象”“六和塔”“云龍圖”這三種樣票，還有一種以“鳳凰”為圖案的樣票現在已經沒有留存，這些樣票在1877年也寄到了英國。德羅納公司主導的“英國方案”設計了三種顏色的郵票，最后大龍郵票也用了這三種顏色：紅、綠、黃，只不過面值和顏色的對應做了一些調整。德納羅的設計中，一分面值紅色，二分面值綠色，五分面值黃色，后來大龍郵票的設計為一分銀綠色，三分銀紅色，五分銀黃色。大龍郵票用了凸版印刷的技術，和德納羅公司推薦使用的方案一致。

另外，大龍郵票使用的子模是在哪里制作的？對于這個問題，現在是沒有定論的。就我個人的分析，子模極有可能是在英國制作的。我發現實際上現在存世的大龍樣票有兩種，圖案有區別，甚至連郵票內框的大小也相差半毫米左右，說明兩者不是同一批，也有可能不是在同一地制作的。第一種應該是在上海制作的，試制了印樣，然后寄到英國。而后來大龍郵票采用了第二種，有多個版式，并且版式越來越小。如果第二種也是在上海生產制作，那損壞后可重新制作新模即可，而用不著把損壞的模具剔除，被迫縮小印版。

澎湃新聞：如果當初赫德選擇了德納羅來印制大龍郵票，是否會改寫中國的郵政歷史？

趙岳：我個人覺得，如果當初在英國印制郵票，從郵票的精美程度來說，肯定要優于現在的大龍郵票。因為當時英國的郵票印制技術要比中國好。但是大龍郵票最后在中國獨立印制，對于中國郵票的印刷技術發展是非常有價值的，雖然一開始達不到英國的精美程度，但可以不斷總結經驗，促進技術的進步。雖然后來小龍、萬壽郵票的印制過程都遇到了問題，但只有在不斷研究改進的過程當中，中國的印刷技術才不斷進步，具有自己的一些特長。當然中途中國的郵票也曾在日本和其他一些地方印制過。

澎湃新聞：1878年7月24日首日封存在和出現的可能性有多大？

趙岳：現在發現大龍郵票最早的實寄封是1878年10月5日的，是否存在比這更早的實寄封，我覺得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為140年以來，很早就有人開始關注大龍郵票的實寄封了。在國內發現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因為中國人沒有保存信件的習慣，大多數信封都是外國人保存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