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曾被稱為共和國的“紅色掌柜”，是大家公認的重視并善于調查研究的典范。毛澤東主席在大會上評價陳云：“他的方法是調查研究，不調查清楚他就不講話。”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云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依靠調查研究作決策，是陳云同志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作為黨的第一代、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陳云一生堅持實事求是，每逢重大決策之前，總是做大量調查研究，聽取多方面意見，留下了許多鮮活的事例，彰顯了我們黨的優良作風和崇高風范。

——陳云在調查研究中始終堅持問題導向，總是聚焦新問題，善于抓住關鍵問題，務實解決真實問題。

他總是聚焦新問題，開展調查研究——

1933年，陳云由上海進入中央蘇區，擔任全總中央執行局黨團書記，面臨如何在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工人運動、糾正經濟工作不當做法等新問題。為此，他于1月和6月兩赴工商業比較繁榮的汀州調研，發現蘇區把白區搞政治罷工的做法搬來，存在強迫介紹工作、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提出過高經濟要求等“左”的做法；認為這些做法“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階級的覺悟和積極性，相反地，只能發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確的浪漫生活”，還使許多企業和作坊倒閉，因而是“破壞蘇區經濟發展，破壞工農聯盟，破壞蘇維埃政權，破壞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的”。在他和張聞天、劉少奇等同志的領導下，蘇區工人代表大會修改了1931年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含有“左”傾錯誤的勞動政策。

1937年底陳云抵達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抗戰開始后，黨的建設面臨從國內戰爭到民族戰爭環境的轉變，特別是華北敵后通過自上而下地建立軍隊、政權和黨組織，黨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大發展。這與內戰時期通過艱苦的群眾工作自下而上地艱難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面對這一新問題，怎樣搞好黨的建設?陳云從調查研究著手，由于親赴華北前線調查有困難，就采取找人來、派人去的方法。1938年3月，他向中央書記處提出從前方調人來延匯報的建議。隨后，他先后聽取了華北從區、縣黨委直到鄉村支部書記的匯報，特別是1939年4、5月份集中聽取華北九個鄉村支部書記的詳細匯報。1938年11月，他又派出中組部兩個巡視團赴華北，費時一年實地調查。通過調研，他指出:“我與華北六個不同地區做黨的工作的同志談話以后，覺得華北工作最弱的一環，是群眾工作。”1939年11月1日，陳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關于深入群眾工作的決定》時提出，必須將群眾工作列入黨支部工作的議事日程。正是從全面抗戰一開始就緊緊抓住群眾工作這個中心環節，黨得到群眾擁護和支持，力量不斷發展壯大，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敵后抗戰，贏得了最后勝利。

新中國成立后，“一五”計劃是我們黨編制的第一個中長期規劃，“在我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我國是一個大國，資源沒有調查，技術水平很低，多種經濟成分同時并存”，“又沒有編制長期建設計劃的經驗”，對于如何編制“一五”計劃，時任政務院副總理、中財委主任的陳云展開了深入、全面的調研。他不斷找部長們、專家們談話，廣泛征求各方意見。他每周到國家計委聽兩三次匯報，強調計劃一定要建立在積極可靠的基礎上。同時注意發揮中央政府各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計劃機構的作用，引導他們編制各部門、各地區的計劃。1952年5—6月，中財委匯總各大區和工業部門上報的經濟建設指標，試編出按部門和行業劃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計劃輪廓（草案）》及其總說明。1952年8月17日，他出訪蘇聯，征求對方的意見。立足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已經宣布、蘇聯援助的重點建設項目已經確定、朝鮮戰爭已經停止等有利時機，他再一次主持編制工作，對計劃初稿反復討論和征求意見，對大家提出的意見按問題逐個進行多次的研究和修改。直到1955年2月，即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了兩年后才編制完畢。由于計劃是建立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之上，實行了決策的民主化，經過了嚴密組織實施，到1957年底“一五”計劃全面提前超額完成；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項目中，有135個項目已經施工建設、68個項目建成或部分建成投產。我國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興工業部門，打下了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他總是找準要害，抓住問題關鍵開展調查研究——

是否堅守南滿一度是解放戰爭時期東北戰場爭論的焦點。1946年5月，中共東北局將機關、企業、干校、傷員和隨軍家屬等10萬余人遷移臨江，臨江一時成為南滿中共軍政中心。1946年10月，陳云兼任中央東北局遼東分局書記、軍區政委。當時國民黨軍挾持四平之戰后的攻勢，集中8個師、10萬多人，分3路向遼東根據地全面進攻，意在先占南滿再攻北滿，而南滿根據地只剩長白等4個小縣，形勢嚴峻。12月在七道江遼東軍區召開的師以上干部會議上，多數人主張不必死守南滿，將主力北撤，司令員蕭勁光不得不請陳云去拍板。陳云自認軍事上是外行，必須弄清事實，其實他的調研從到南滿的第一天就開始了。到七道江后，又連夜與參會干部分頭談話，了解情況，聽取意見。第二天開會再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隨后在當晚作“堅守”的講話。形勢的發展證明堅守南滿的決策是正確的，經過108天的四保臨江戰役，我軍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先后殲敵43000余人，收復城市11座，徹底粉碎了敵人“先南后北”的作戰計劃，扭轉了東北戰局，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和遼沈戰役的勝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上海解放后，面臨物質供應不足、物價暴漲等重重困難。雖然采取多項有力措施，促使1949年7月的上海物價波動情況一度有了改變。但從10月15日起，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為先導，其他地區跟進，全國物價猛漲。到11月13日，以7月底為基期，物價平均指數北京、天津漲1.8倍，上海漲1.5倍。10月全國物價平均上漲44.9%，其中上海、武漢由紗布帶頭，天津、北京由糧食帶頭，漲風猛、波動大、范圍廣。陳云以上海為立足點進行調研，及時了解全國相關地區糧食、紗布、煤炭、鹽等生產、儲存、運輸情況，準確掌握貿易、銀行、財政等相關信息，主持召開上海財經會議，不失時機提出應對之策，——將這些物資調集于重要地點存儲，有序運往上海等地，并依據市場信息統一拋售、確定本地的合理價格。同時，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打擊投機活動。經過幾次較量，將這波漲價風潮平息了，打贏了“銀元之戰”、“棉紗之戰”和“糧食之戰”，遏制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一舉穩定了全國物價，被毛主席評價“不亞于淮海戰役”。

——他總是緊緊抓住民生熱點難點，務實解決實際問題。

陳云常說：“不解決實際問題談為人民服務，則是空話一句。”不管是領導經濟工作還是做其他工作，認真解決問題，切實為人民謀利益，都是他的一貫做法。

1957年，血吸蟲病在我國南方12個省市的350個縣（市）廣為流行，患病人數約有1000多萬，受到感染威脅的人口在1億以上，對農村勞動力的危害極其嚴重。青浦也是血吸蟲病的重災區。時任中央副主席的陳云赴青浦專題調查后，要求在中央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由省、縣領導親自負責，動員各方力量，采取緊急措施，有計劃、有領導地加強防治工作，限期消滅這種危害嚴重的地方傳染病。1957年4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中提到了上海血吸蟲病的防治情況，體現了陳云青浦調查的成果。

在陳云心中，群眾利益問題無小事。20世紀50、60年代，在陳云的關心支持下，專門對焦炭回收、粘膠纖維生產等進行研究，以研制生產尼龍襪解決人民穿襪子這一難題。在改革開放時期，對兒童看戲難、中年知識分子待遇低、市民“燒煤難”、大齡未婚青年婚姻等民生問題，陳云都高度重視，認真調研。針對當時比較突出的大城市蔬菜供應問題，陳云曾多次了解北京大白菜的產銷與貯藏工作。1982年10月，他在專門給胡耀邦的信中指出：“北京（天津）爛菜問題是個多次發生的事情。今年必須避免爛菜。因此，生產、流通、消費這三個環節必須立即組織好。大白菜是北京市民的當家菜類，因此必須安排在前。”在陳云的關心下，北京市提前召開了各區、縣、局和有關單位領導參加的秋菜供應、儲存工作動員大會，還成立了秋菜指揮部，從而避免了大規模爛菜現象的發生。

問題是實踐的導引，是實踐給出的考卷。只有真正把情況摸清、把問題找準，才能把對策提實，才能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整體性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陳云倡導“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這是陳云開展調查研究的重要原則。

陳云提出“不唯上”，強調下級在執行上級的指示、決議時，要結合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情況進行，要充分地發揮自身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方案、計劃，不能“上面說什么就是什么”——

在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我們黨出現急躁冒進“左”的傾向，許多黨的領導人頭腦發熱，大謀“高速度”，“高指標”，其中鋼鐵“一馬當先”，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嚴重失衡。1958年的1050萬噸鋼的高指標已經弄得全線緊張，各地反映農用物資、人民生活用品和部分重工業的生產，由于原材料燃料供應多、運力被擠占而告急。1959年鋼鐵指標更高，雖然從1958年底鄭州會議開始中央就想降溫，從北戴河會議確定的2700—3000萬噸，到1959年2月公布的1800萬噸鋼，到4月上海會議降到1650萬噸，但依然很高。1959年4月，中央書記處委托陳云領導中央財經小組負責落實指標。陳云經過周密調研，提出1959年鋼的生產指標定為1300萬噸。有的同志認為這個指標太低了，會使下面泄氣。實際生產的結果表明，經過一年的努力，勉強完成了1387萬噸，與陳云提出的計劃指標相差不大。這件事使毛澤東主席重新認識了陳云。他評價陳云說：“正確的就是他一個人，他這個人是很勇敢的，堅持真理也勇敢。”

陳云提出“不唯書”，強調并不是不讀書，不讀文件，而是反對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一切從本本出發。要在實踐中自覺運用理論知識，透過現象看本質，發現事物的內在聯系，從而正確解決各種實際問題——

在黨的八大籌備過程中，如何做到不照搬照抄蘇聯這本“教科書”，探索適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陳云更早地察覺并大膽提出改進計劃經濟體制問題，提出在鞏固社會主義基礎上在一定范圍內許可存在自由市場，這是他在充分調研后得出的判斷。為參加中央于1956年5月份召開的各省市對資改造小組負責人匯報會議，4月19日，陳云離京南下，就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情況，分別在上海、武漢、廣州等地召開片區有關省市、部門對資改造小組負責同志匯報會，并到當地各大商店查看物品樣式、銷售情況，進行了20多天的調查研究，形成了《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高潮以后的新問題》發言材料。從7月27日起，圍繞搞活市場，如何克服商業上統購包銷中的弊病，陳云連續10多天主持物價座談會，討論品質、地區、季節、購銷差價，和工業品與農產品、糧食與棉花、糧食與桑蠶繭的比價，以及價格和市場的管理體制等問題。他在談到價格政策時歸結為一句話：“統一價格已產生不好的影響，今后應該采取好貨好價、壞貨壞價、優質優價的政策，否則事情不好辦。”8月23日，陳云召集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座談改進工商業組織形式，指出：“現在看來，不僅服務性行業集中是錯誤的，即使制造性行業過于集中也是錯誤的。”“商業部門的合作小組自負盈虧，經營積極性大，搞得較好，工業也可以這樣辦。小工廠和手工業品種復雜，千變萬化，有很大的靈活性，能夠適應市場需要。大工廠需要有小工廠配合，否則人民多樣性的需要無法滿足。國家市場要有自由市場配合，沒有肩挑小販是不行的。”經過集思廣益，他提出了“三個為主，三個為輔”（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為補充，計劃生產是主體、一定范圍的自由生產為補充，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的自由市場為補充）等構想，寫進了黨的八大通過的有關報告和決議中。黨的八大后，“三主三輔”的構想部分得到實施，帶來了所有制結構和市場結構調整的一個短暫活躍期。

在1955年發行第二套人民幣的決策過程中，有人提出：發行第二套人民幣，要不要學蘇聯，采用他們的發行方式？陳云查閱了蘇聯當年發行貨幣的大量書籍資料后發現，我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和蘇聯1947年進行貨幣改革的情況不一樣，不宜實行蘇聯的辦法。而應采取等價劃一的兌換方式，即換得新幣后，仍一律保持原有價值。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提高了人民幣的威信和穩定性。

毛主席曾一再講過:陳云所管的財經工作不是教條主義的，是按照中國情況辦事的，有創造性的。

陳云提出“只唯實”，強調一切工作著眼于客觀實際，從不斷變化發展的客觀實際出發，不斷發現新問題，研究新情況，而不拘泥于以往的經驗——

1939年4、5月份，陳云同來延安的七個支部書記談話，了解到大多數支部不討論群眾的切身問題，經常性的工作是依照區委的布置，發展幾個黨員，動員幾個人當兵，要多少糧食和軍鞋，而且一概是分派。至于群眾要些什么，就不管了。有些地方，一個老百姓在7、8個群眾團體名冊上都有名字，而每個團體又規定5天或7天開一次小組會，10天或半月開一次大會。更有甚者，有個別縣的地主把持鄉政權，他們把各種負擔都加在抗日軍人家屬及貧苦工農身上，卻美其名曰“起模范作用”。根據調查掌握的情況，陳云于9月和11月在黨內刊物《共產黨人》上發表了《鞏固黨與戰區的群眾工作》《開展群眾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提出劃小區鄉黨組織工作范圍、以便接近黨的支部和接近民眾、支部要經常注意解決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各團體領導機關工作人員要深入基層工作、組織婦女等措施，主張“我們要向著這樣一個目標：支部掌握鄉或村的全局，即掌握全鄉或全村的黨、政、軍、民、學的工作。做到了這一點，支部才算得是群眾的核心，黨在群眾中的堡壘”。他還在中央討論各地工作時，針對不同地區黨的組織情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導性意見，為加強抗戰時期黨的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公私合營后，一些老字號受到沖擊，改了規矩，變了味道，群眾很有意見。對此，陳云把東來順、全聚德的老板請到家中，了解情況。東來順反映原先只用35—42斤的小尾巴羊、肉很嫩，現在山羊、老綿羊、凍羊肉都上。全聚德用的鴨子，原來大概要喂100天左右，飼料主要是綠豆小米，現在供應的是勞改農場養的老鴨子，烤鴨就不好吃了。經過分析，陳云認為導致這一結果的直接原因是輕易改變了原來的生產經營辦法，而根本原因是缺少市場競爭的推動作用，指出：“對一切已經批準了公私合營的企業中，原有的制度，包括進貨辦法、銷貨辦法、管理制度、會計制度、工資制度，暫時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不要改變。”陳云還針對公私合營、合作化以后，有些地方把修理自行車的并到一起，把剃頭擔子合到理發鋪子去，造成群眾生活不方便的問題進行了批評、糾正。他指出：“就是公私合營以后，工廠和商店不能大合并，只能在原有的基礎上稍微加以改造，稍微加以合并。也就是說，大部不變，小部調整。”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體現了物質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唯物主義原理。只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才能從具體分析實際情況中找出解決改革與發展問題的對策。

——陳云倡導“交換、比較、反復”，這是他開展調查研究的根本方法。

陳云認為交換，就是互相交換意見。由于調查研究涉及主體的立場不同，調查研究的視角也會不同，因此交換意見是做好調查研究工作的必要條件——

1957年三門峽水庫開工建設后不久，陳云意識到工程沒有充分討論，將會產生不少嚴重問題。他指出：“三門峽要搞，應該提出方案，在報上公布，全國討論。現在，黨內黨外都有意見，對壩高壩低、淹地多了少了、搞不搞都有一些意見。治澇也應該提出方案，報上公布，全國討論。……只有經過全民討論，把好的意見吸收下來，才可以少犯一點錯誤。現在，我們有些問題決定得太快。”

作為農業大國，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始終牽動著陳云的心。1961年全國人均用糧430斤，比1957年減少了170斤。糧食減產問題令陳云深感憂慮，陳云曾設想把發展化肥工業的重點，放在建設一批年產800噸和年產2000噸合成氨的小型氮肥廠上。但是，經過一年多實踐的檢驗，小型氮肥廠在技術上沒有過關，證明這種設想缺乏充分根據。1961年3月初，陳云連續4次聽取化工部有關負責人的情況匯報。他特意強調“一萬噸合成氨辯論會，要找一些‘反對派’參加，包括化工部以外的‘反對派’，聽聽反對意見。不聽反對意見，一邊倒一定會失敗的。現在有些同志有話不敢講，應當引導他們大膽地講”。會上，彭濤為落實氮肥設備制造而提出關于進口材料的意見得到了陳云的大力稱贊。他說這“是個大發明，是件大好事，是很重要的措施和保證。”經過熱烈討論，最終會議認為1962年至1969年應搞大型氮肥廠，應集中力量每年建成一個年產20萬至25萬噸合成氨能力的工廠。正是聽取了各方面意見特別是反對意見，陳云最終作出了正確決策，使我國化肥工業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

1978年，在得知南水北調工程規劃確定，陳云立即致函水利電力部部長錢正英：“為了接受過去在三門峽工程中的教訓，避免可能出現的弊病，我認為還應該專門召開幾次有不同意見人的座談會，讓他們暢所欲言，充分發表意見。”

陳云曾經提出：“在干部中間多注意聽反面的意見，這是調查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調查研究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找有各種不同看法的人交換意見，也是一種方法，而且是一種重要的方法。”可以說，通過交換，就能全面地認識事物，從而確保結果的真實。

陳云認為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研究問題，制定政策，決定計劃，要把各種方案拿來比較——

在拍板是否堅守南滿時，陳云進行了比較分析。他認為對敵人軍事條件不能估計過高，——我軍已有3股武裝共11個連挺進敵后20多天，打下敵人4個據點，來電要后續部隊與干部去，“由此可見，敵正規軍兵力不足”，“必須捉定敵人這一弱點，使敵人顧了后方顧不了正面，顧了正面顧不了后方”。同時認為，“大部農民想把今年分地所得的糧食自己受用”，敵后農民藏糧與地主要糧的斗爭一定存在，“敵后客觀上存在著階級斗爭是無疑的”，因此，“我們軍隊去，一定受歡迎”，“今冬是機會，決不能放過”。陳云認為堅持南滿可能損失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的兵力，但能與北滿形成掎角之勢，敵人進退兩難;放棄南滿，部隊損失同樣很大，而且敵人全力攻北滿，北滿也不保。

實行糧油棉統購統銷，目的是解決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開始時遇到的供不應求的突出難題。陳云先是要求糧食部準備糧食問題的材料和研究糧食的購銷方案。接著，他又連續十天同中財委有關負責人開會，討論糧食的購銷辦法。經過比較，權衡利弊得失，終于下決心提出在農村征購、在城市配售的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也就是后來所說的“統購統銷”。一個月后主持召開政務院會議，進行討論。陳云指出：“糧食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是件大事。它與全國每一個人都有關系。”“實行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可能出毛病；不實行，整個市場可能出亂子。兩個亂子比較一下，還是搞到了糧食比較好。”會議原則通過了這兩個文件。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正式出臺，不僅提出了八種方案和辦法，而且逐一條分縷析，充分論證，充分比較，論證可行性，比較得與失，最后確定統購統銷為可行政策之后，還要陳述利弊，指明利是什么，弊在哪里，讓大家思想上早作準備。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之后，除出現國家跟私商的關系緊張和市場不活躍的問題外，更加嚴重的是一些地方出現了國家跟農民的關系緊張和糧食形勢嚴峻的問題。1954年9月以后，城鄉糧食銷量不正常上升，統購統銷政策是否正確、能不能堅持，很多人表示懷疑。1955年1月，陳云親自下江南，實地調查糧食統購統銷與市場情況。回到北京后，陳云向中央建議：統購統銷政策有缺點，有漏洞，可以補充、改進，但不能動搖，必須堅持；對農村糧食的統購統銷要“三定”，即定產、定購、定銷。

他在選擇不同的調研地點時進行比較分析。青浦小蒸調查后，陳云又到杭州、蘇州，找同青浦情況相仿的浙江嘉興的嘉興縣、嘉善縣，江蘇蘇州的吳縣、吳江縣、昆山縣，研究種雙季稻和種小麥的問題，也調查了養豬和自留地的情況。另外，還找了與青浦土地、人口、氣候條件不同的浙江蕭山和江蘇無錫兩縣縣委的負責人，進行調查，研究農作物安排的有關問題。通過仔細比較，來驗證他在青浦小蒸調研的結論是否真實。

在調研寶鋼前，1959年5月初，陳云聽取冶金部6次情況匯報，了解總的情況和礦山、焦化、耐火材料、煉鋼、軋鋼各個環節的全面情況，聽取了國家計委有關各局的意見。在了解鋼鐵情況時，還綜合了解市場、運輸、人民生活相關情況。袁寶華回憶，僅一個星期里陳云就找他談了6、7次，一個礦山一個礦山地談，對儲量、開采條件、礦石品位、運輸條件都作了細致的了解。目的是從三方面進行比較:“一是鋼鐵系統各部門之間是否適應；二是與其他相關工業和交通運輸部門是否適應；三是與農業、市場、人民生活方面是否適應。”最后，根據綜合平衡的實際情況，陳云提出把1959年全國鋼產量壓縮到1300萬噸。

為此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指出：“不曉得講了多少年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綜合平衡，橫直是一樣，就是高爐、平爐、小高爐、小轉爐，各個工業部門的聯系，工業部門跟農業部門的聯系，重、輕、農的聯系，就沒有顧到。”他提出今后7個月主要是搞好綜合平衡，也就是通過地區、產業、企業之間等比較分析推動協調發展的實現，為后來困難時期的調整作了理論準備。

陳云認為反復，就是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作了比較以后，不要馬上決定問題，還要進行反復考慮——

為做好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財經工作，陳云提出要筑牢財政開支不靠發鈔票、準備物資、收營業稅和賣公債等促使物價相對穩定的三道防線。對此陳云進行了反復調研。抵達上海后，他連續4天一邊聽匯報、調查研究，一邊為上海財經會議作準備。1949年7月會議結束后，他仍留在上海繼續調研，從8月19日到23日分別召開民主建國會負責人、上海產業界代表、上海機器工業代表、上海銀錢業代表座談會，以及上海紡織業、卷煙業、化工業及西藥代表座談會，與代表們分析有關財經、工商業等問題，通報財經困難狀況，反復征求對發行公債等政策的意見。為切實掌握會議的落實情況，做到胸中有數，針對各種統計材料幾乎沒有等問題，從11月5日起，中財委所管各部相繼召開茶葉、鬃毛、油脂、海關、稅務、鹽務、水利、煤礦、交通（航務公路）、鐵路、農業生產、糧食、城市供應、鋼鐵、郵務、財政、機器、有色金屬、電業、電機、鎢銻錫、石油、紙張、電信、化工、漁業、林業、金融等專業會議，反復進行研究，初步掌握了全國農業、工業、鐵路交通、財政金融和貿易等情況。陳云說：“這3個月會議使我們頭腦開始清楚。”“這些專業會議，還集中大家的智慧，經過充分討論，對遭受戰爭嚴重破壞的農業、工業、鐵路交通業制訂出以恢復為主的方針和重點恢復的計劃，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動員并調整人力、物力，這就為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作了必要的準備，也為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困難作了必要的準備。”

1979年6月16日，陳云主持召開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全體會議，專門討論寶鋼建設問題。陳云在會上指出，寶鋼是一個倉促上馬的特大項目，“應該有更多的時間來調查研究，經過反復考慮后再決定”。在過去的一個半月時間里，他也是這樣去做的。陳云對寶鋼如何建設，有過三次反復的考慮：第一次是看5月9日國家計委等七個部門的報告后，認為“應該基本立足于國內，買技術，買專利”；第二次是5月31日到上海實地考察后，提出全部進口的想法，即買設備的同時，也買制造技術，買專利；第三次是6月6日離開上海時，最后考慮還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銀行報告的意見辦。他自己也深有感觸地說：“這三次反復，對我來說是很有益處的。”正是通過反復論證，保證了結果的真實性。

“交換、比較、反復”，能夠有效地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研究矛盾的發展及其向對立面的轉化，能夠克服認識片面性、達到全面性，成為確保調查研究結果真實的重要方法論保障。

——陳云堅持做到召開會議、實地查看、深入群眾、“精打細算”，這是他開展調查研究屢屢取得顯著成效的有效手段和途徑。

召開會議調查。

陳云認為，開會人數應該適宜、少而精。可以先“開小型座談會”，“召集五六個單位或工廠的人員，請有關各部也參加，聽匯報發言”，主要“以小會為主”，參加人員要找的適當。1941年5月，在討論關于舊蘇區、舊游擊區的工作問題時，陳云就專門致電晉西區委書記林楓，要求派人來延安討論支部工作，并提出將興縣、文水、臨縣三縣“好的和中等的支部各派1人（共6人）”，而且來的必須是支部書記、本村人，年齡在26歲以上，“對于該村的每家情形及全村大小事情知道很清楚”，“對于支部的創立由開始到現在完全知道”。1961年陳云第四次回到上海青浦縣小蒸公社進行調查，當時召開了10次專題座談會，會議內容各不相同，其中有幾次主要是向干部做調查，有幾次是和公社黨委交換意見。正是通過這些專題座談，陳云了解到大量鮮活詳細的一手資料，認清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

陳云認為開座談會要善于控制會議，抓住問題，引導人員反映真實情況。1961年10月14日至11月3日，陳云在北京香山飯店主持召開了20多天的煤炭座談會。會議開始時，陳云明確提出討論中分兩類問題，一類是廠礦企業內部的問題，一類是從部委和全國角度來看的全局性問題。會議過程中，針對干部提出的問題，陳云不時進行引導。如平頂山礦務局干部在座談會上講到，一些單位老工人不會說話、不會虛夸，年輕人嘴巴沒毛、辦事不牢。陳云立即講道，革命隊伍中沒有青年人也不行，大革命失敗后，有的老的都不干了，青年還要干。要有“沒毛”的，但也要有“有毛”的。

陳云認為，座談會要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暢所欲言。與會人員的廣泛參與是座談會取得好效果的前提，也是充分發揚民主集中制的生動體現。如何調動參會者的積極性？在陳云看來開會的方式不要刻板，“開會時盡可能讓到會者隨便、熱烈的爭論。”要做到“三不”，即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讓人從各方面把問題兜出來。他總是請持有極右、極左以及各種有代表性意見的同志把意見完全擺出來，讓大家盡情發言。1955年1月曾經跟隨陳云到青浦調研的周太和回憶說，陳云在調研糧食統購統銷問題時，剛到青浦就找了農民、商人、小學教員、居民、干部等不同身份、不同階層的人坐下來進行座談。在“座談中，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有的只贊成統銷，主張限制城市消費量，不贊成統購；有的批評干部購了‘過頭糧’，也有不少農戶反映留糧過少，口糧短缺。”對于這些不同意見，陳云非常重視，認為“有意見敢于反映，這是他們對共產黨的信任。”他找人個別談話時先說：你們每個同志都可以隨便談，有什么問題，有什么意見都可以提出來，說話別受拘束。這就消除了大家在政治上的顧慮，敢于反映“大躍進”以來的真實情況。

堅持實地察看。

陳云認為，只有去到實地，細致入微地觀察，才能發現辦公室聽不到、看不到、想不到的情況，才能接近事實真相，找到問題癥結，對癥下藥。

為弄清寶鋼項目是否可行，陳云廣泛聽取各部門、各方面的意見。他在北京聽取計劃、冶金領域老干部三次座談情況后，5月31日親赴上海實地考察，召集上海鋼鐵一廠、三廠、五廠和上海市冶金局的人員座談。他了解到，寶鋼上馬有些倉促，但開工以后工程進度是好的，施工力量已有5萬人。而且寶鋼生產的鋼材都是國家需要的，因此這個廠非常重要。

圍繞糧食統購統銷問題，1955年1月中旬，陳云離京南行，先到天津，接著到上海。在上海，陳云看了糧食一級批發站和永安公司，并到松江看了幾個集鎮、幾個縣批發站，最后到他過去搞農民運動的地方——青浦縣小蒸鄉，調查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執行情況和農村的初級市場問題。通過實地調查，陳云了解到有的地方糧食征購率高達65%至70%，有些家庭不夠吃，基本摸清了糧食統購統銷在農村的情況。

1957年3月28日上午，陳云先到青浦里浜村看望患血吸蟲病的人，后又到黃泥溇村看群眾土埋釘螺的情況。從里浜村出來，他們乘車來到青浦縣城。在沙埭浜村，他視察了水煤氣火焰滅螺，又看了群眾揮動鐵鏟土埋釘螺，了解兩種滅螺方法的效果和經濟價值。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小蒸農村只有可以走人的土路，汽車、自行車都不能通行，去各個村落需要步行7、8里路。陳云盡管心臟有病，醫生只允許他工作半天，但他仍然堅持實地去看。他深入了解不同時期母豬和奶豬不同的飼料需要，喂養母豬夏天如何防暑、冬天如何保溫。他看到，私養母豬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鰍，豬圈也干凈，產苗豬多，苗豬成活率高。公養母豬喂食不分大小、強弱，像開“大鍋飯”，豬圈臟得很，母豬流產多，苗豬成活率低。因為飼養得當，一頭私養母豬全年生產和養大的苗豬，至少比公養母豬多一倍以上。

做到深入群眾。

陳云認為調查研究主要是向基層、向實際、向群眾作調查，如果沒有正確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就不可能獲得正確的認識和決策。

農作物種植、養豬、自留地，關乎糧食產量的恢復發展，關乎肉食供應和農家肥提供，關乎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和度過饑荒的現實。圍繞這三大問題，陳云來到青浦縣農村進行了15天的蹲點調查。6月27日，陳云乘坐火車在石湖蕩車站下車直接來到小蒸公社。他住在“老戰友陸銓生的家里，訪問家鄉的老熟人，接見大革命時期的農會會員，分別聽取村、鄉、區、縣各級領導干部的匯報，向他們了解農民生活情況，征詢對統購政策的意見”。回到北京之后，陳云總結調查研究成果，寫出了《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三份調查報告。

在關于養豬是公養好還是私養好的調查報告中，陳云指出：“我自己還去農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觀察他們養豬、種自留地、住房和吃飯等情況。”他通過與基層干部群眾探討得出結論，農作物種植安排不能僅看上級怎么發的行政指令，也不能僅憑老農的經驗，主要決定于無霜期長短、人口和耕地比例、地勢高低、土質情況和耕作習慣等；養豬方面，公養和私養只是主體不同，最關鍵的要看如何減少成本，提高經濟效益；自留地應否多留，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統籌解決集體和農民個體之間的利益關系。

注重“精打細算”。

陳云到各地做調查研究，常常通過算賬了解下面的情況，摸清建設進展、發現存在問題、糾正工作失誤，為重要決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依據。晚年陳云曾戲稱：“我是算賬派，腦子里有數目字。”

上海解放初期，為穩定物價，他要求查明：在上海及沿江我們共接收多少輪船，其中海船、江船各多少，各船噸位大小如何？民營海船、江船各多少，各船噸位、大小如何？上海與華北之海運及滬漢間江運共需要多少噸位的船只才夠用？在港臺穗的民輪有否返回解放區之可能，何時可返回？他還算出所需糧食的數量：以每人每月平均21.5斤糧食計算，上海550萬人每天需供400萬斤，市場每天供應260萬斤，不足部分靠國民黨占領時期儲備的“應變米”補充。爾后國家組織調劑糧，將常州以西、蕪湖以及皖北已收的早稻供應上海；40天后常州、嘉興早稻接著供應上海；9、10月份從東北、華中、華東三個地區調上海1.2億斤糧食，且1949年秋計劃在常州、嘉興一帶集中的6—8億斤大米隨時應付上海之需。應該說從物質準備、運力調度等方面，做了萬全估計。

20世紀60年代初，陳云對群眾的營養需求作了調查，他算了一筆細賬：逐步做到每人每月供應大豆3斤，夏季蔬菜多的地方可以少一些；每人每天需蛋白70克，1斤糧食含蛋白45克，1斤大豆含蛋白20克，用大豆補充蛋白，1億城市人口每年要30億斤大豆；1958年以前年產大豆109億斤，1961年產120億斤，拿出30億斤是可能的。每年供應幾千萬雙尼龍襪子，如每年用400萬美元進口1000噸尼龍，可織成4000萬雙襪子；1雙賣8塊錢，國家可回籠幾個億，公私兩利。把全國4000—5000萬噸山珍海味高級副食品用于高級館子，價錢賣貴點，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生活，也可以回籠不少貨幣。

當年通過算賬，陳云認為寶鋼需要200億投資，5年平均每年40億上下，“我們的財力物力是能夠勝任的，是能夠建設好的”，但如果建成幾個甚至一年建成一個“顯然是辦不到的”，“如果要一年建成一個寶鋼這樣的大項目，那就占了我們一年多的全部基建投資的金額;如果同時要建成兩個三個，非但所要建的大項目建不成，而且把其他的必需資金全部都擠光了也還不夠”。寶鋼定了以后，其他項目也根據具體情況，按照國力可能、根據輕重緩急逐個進行了調整，解決了大型基建項目“一擁而上”造成的困局，實現了先穩住陣地再前進的要求。

“我們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陳云把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體悟到了極致，畢生孜孜踐行不止。

江澤民同志曾指出：“陳云同志從實踐的切身體驗中總結出來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是一個充滿唯物辯證法的領導原則和工作方法，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黨的思想路線的重要貢獻。”

胡錦濤同志曾指出：“陳云同志善于調查研究，腳踏實地工作，反對虛夸浮躁、急功近利。他從不發表空泛的議論，每講一個問題，必定經過深入調查和周密思考，算大賬高瞻遠矚，算小賬明察秋毫。”

今年4月10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簡樸舉行的紀念陳云同志逝世28周年活動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朱佳木指出：“不久前，中央又決定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并在工作方案中引用了陳云同志‘十五字訣’中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九個大字”。“這說明，陳云同志的一貫主張，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理解、認同和贊成，正在不斷化作人們的實際行動。這對于陳云同志來說，同樣不啻為最好的慰藉。”

2023.4.23

作者簡介：熊國平，男，經濟學博士，先后在國家核心刊物發表政治、經濟論文，出版專著《中國加速轉型時期的金融發展》《創新與融合——珠三角金融發展研究》《網群結構——21世紀組織的嬗變》。

原標題：《“他的方法是調查研究”——陳云如何開展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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