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是人類外表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服裝的更新和時尚的節奏終于成為一件被嚴肅對待的事。各國對制造業和手工業都抱有前所未有的興趣，大國之間的對抗與競爭正在歐洲范圍內進行。盡管如此，以專制主義主張為標志的法國王室仍然強硬地定下了時尚基調。巴黎奪得了它持續至今的地位：時尚之都。

服裝及配飾的生產由于工具的大規模改進而變得更容易，并得到新的工藝法規的支持。在全世界科學化的背景下，新時尚的產生變得更加系統化。與此同時，身體正在成為一種真正的“建筑”，證實了一個世紀之前已經預見的趨勢。人們對身體的關注度越來越高。所有人，無論是宗教人士、文人、政治家還是醫生，都在追求時尚，各界對時尚的譴責也越來越少。隨著文藝復興的延續，時尚的傳播變得更加容易。制造商和從業者更加系統地使用已有的廣告手段，如人偶模特，并借助快速發展的印刷品和時尚雜志來展示潮流和產品。凡爾賽宮成為潮流產生和更迭的地方，這里有組織的時裝展示，早在19世紀下半葉時裝表演出現之前就開始了。對新奇事物感興趣的人群當然包括貴族，他們深知如何才能走在時尚的最前沿。然而，弄虛作假的技術也被用來滿足那些想要穿得更時髦的普羅大眾。

服裝經濟的飛速發展

17世紀，時尚成為政治的重要籌碼。雖然法國和英國的產品不同，但它們的目標是相同的：促進本國工業發展。法國宮廷借鑒西班牙或意大利時尚，并在其中注入法式元素。加萊的花邊和里昂的絲綢征服了世界，法國產品引領潮流。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穿著它們并影響了他的宮廷成員：法國時尚的調性就這樣被君主確立下來。法國時尚業高超的技術借由穿著法式時裝的人偶傳至國外。在英國，根據塞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記》，查理二世于1666年選擇了一種更為收斂的風格，以支持陷于激烈競爭的英國羊毛和亞麻織物，這種競爭一部分來自印度的色彩艷麗的棉布。競爭也在海外進行著。法國和英國之間的抗衡主要圍繞著產品的目標市場。法國把自己定位為奢侈品和高級品位的國度，英國則聚焦成衣。

路易十四

在查理二世統治時期（1660-1685年），英國船主和海軍大量訂購粗布衣服，為英國船員在海上數月甚至數年提供服裝。因此，早在17世紀，英國對海洋及殖民地的征服就刺激了紡織業。承包商與政府或航運公司簽訂合同，購買制造服裝所需的材料，再雇用工人在家中制作。承包商向工人支付按件計酬的工錢，并且經常故意少算件數，工人經常入不敷出——這是一種分包生產的體系，讓人想到今天在歐洲邊境上依然存在的現象。在英國，時尚的趨勢是簡約化，服裝樣式不那么正式，剪裁更加寬松。所有階層的男裝需求都在下降。隨著城市工作的變化，特別是婦女工作的變化，服裝也在適應經濟和社會的變化。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20世紀。與此同時，歐洲人繼續在地球上遙遠的地方探險。歐洲對來自世界另一端的布料和服裝并非漠不關心。從17世紀開始，印度男式長袍（banyan）和棉布就開始影響歐洲的經濟政策和制造商的生產。然而，新衣服流通的加速并沒有阻礙二手服裝貿易的發展，甚至對其產生了推動的作用。

倫敦人塞繆爾·佩皮斯在他的1660-1669年的《日記》中記錄了關于服裝的許多賬目。這位英國的顯要人物喜歡時尚，熱衷于追隨潮流。佩皮斯請求他會縫紉的父親讓那些過時的衣服“重獲新生”。這些過時的衣服是佩皮斯從他有錢的朋友家拿來的。佩皮斯深諳這一點：既然人們由于經濟問題無法頻繁更新服裝，就需要投資一件時髦的衣服或配飾就足夠了。17世紀，倫敦的舊貨商人尤其活躍，他們既賣新衣服也賣舊衣服。這些商人在水手身上發了財，水手們出于工作原因，相同的衣服需要購買很多件。商人們銷售大量服裝，有時可以賺幾千英鎊。相反，在威尼斯，二手服裝生意受到嚴格的監管。瘟疫帶來的創傷仍然縈繞在這座城市，二手服裝的交易被密切監督。此外，妓女在二手服裝店里租用或購買服裝，這使很多人對二手服裝店避之不及。時尚的變化被視為商人的財富和國家威望的來源。

得時尚者得天下

商品陳列并不是現代的產物。自古文明時代以來，銷售活動就在市場上或商店里進行。然而，17世紀，商品陳列有了新的要求，它試圖通過強調產品的稀缺性和奢華來展示價值。17-18世紀的商場，比如威斯敏斯特廳，為了吸引老主顧進行了合理化改造。由此，被理解為一種休閑活動的購物，作為零售業繁榮的必然結果而誕生。

1834年，倫敦，人們在購物街游覽

巴黎-凡爾賽這對搭檔贏得了時尚的“桂冠”。16世紀，歐洲的服裝仍然非常多樣化。但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之后，法國成為歐洲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君主，尤其是路易十四，將時尚當作一種強大的政治武器，使法國得以確立卓越的文化地位。君主通過要求貴族在宮廷里穿合適的衣服來控制他們，這也是他們確保貴族服飾消費的一種方式。1665-1683年擔任財政總監的讓-巴蒂斯特·科爾貝爾（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的角色至關重要。他統籌法國紡織和服裝經濟，以確保國內產品的供給和質量。法國的領導地位正是通過政治理想、經濟合理化和時尚變化的結合而得到鞏固的。

由此，時尚實際上是一種戰爭策略，旨在維護一個王國的文化優勢。這場文化戰爭首先發生在西班牙和法國之間，伊比利亞半島的影響在繪畫和文學中尤其顯著，之后法國的重要競爭對手變成了英國。凡爾賽宮廷光芒四射，但法蘭西王國當時的生產情況無法滿足貴族的需求，因此必須刺激、組織更高質量的奢侈品生產。法國國王鼓勵朝臣們消費本國的奢侈品和紡織品。法國工匠穿外國衣服意味著低人一等。蒙特斯潘夫人（Madame de Montespan，1640-1707）——國王官方承認的情婦，是第一位穿“Made in France”（法國制造）衣服的人。她的立場堅定，公開抵制外國的影響。管理貿易的讓-巴蒂斯特·科爾貝爾認為，進口正在使法國陷入貧困。一個想要致富的國家必須創新、組織生產、增加出口，對進口產品征收更多的稅。宮廷由此成為一個窗口，展示法國最好的一切。專制主義和17世紀典型的奢侈主義的結合產生了非常好的結果。

科爾貝爾和路易十四把賭注壓在制造商組織和工坊集群上。此后，路易十一、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四世等君主也都感受到了奢侈品對王國聲譽的影響。制造商獲得經濟特權，貿易公司按照特殊規定行事。即便未獲得特殊權益的制造商，也享受著更大的自由。1662年，科爾貝爾在巴黎創辦了一家名為“戈貝林”（Gobelins）的掛毯和地毯制造工廠。他還對里昂的絲綢工廠提供支持。外國工人被雇來向法國工匠傳授技能。限制進口似乎是歐洲政策的一個關鍵目標。歐洲人深知時尚背后的利害關系。甚至名字也被用來交易，隨著法蘭德斯花邊的名聲越來越大，它們在倫敦的商店里被稱為“英格蘭針繡花邊”——這是限制從意大利進口的經典策略。這種區別實際上是技術性的：法蘭德斯花邊可以折疊，這樣便可以用來做皺領，而意大利花邊則用來做扁平的領子。阿朗松工廠建立之后，法國國王禁止使用外國花邊，8000名生產花邊的工人必須生產本國的替代產品。如果說他們最初是在模仿外國服裝和配飾的樣式，那么他們很快就擺脫了這種約束?？茽栘悹栠€借鑒了偉大世紀的花邊樣式，它們既出現在男女服裝的衣領、袖子、馬甲上，也出現在神職人員的衣服上，還出現在馬車上……科爾貝爾很快就明白了將圍繞宮廷的消費系統化的重要性。制造業競爭秩序的建立是對合理化生產的需求回應。

從16世紀開始，裁縫利用印刷品來展示他們的職業和制作過程。人們可能認為有些書是為家庭制作服裝所寫的，但它們的成本體現了恰恰相反的事實。胡安·德·阿爾塞加（Juan de Alcega）的《構形、剪裁實踐和圖樣》（Livre sur la géométrie，la pratique et les patrons，1580）似乎是這類書中的第一本，在17世紀被多次重印。葡萄牙公主的裁縫埃爾南·古鐵雷斯（Hernan Gutierrez）和阿爾貝公爵的裁縫胡安·洛佩茲·德·伯吉特（Juan Lopez de Burgette）證實了這本書的價值：“它非常好，實用且對公眾有益?！边@本書的第一部分既有歷史內容也有教學內容，解釋了“我們在卡斯提爾王國使用的古尺”的緣起，測量單位被分為“1/12、1/8、1/6、1/4、1/3，最后是1/2”古尺。阿爾塞加用了22章來討論這個問題，并將分式作為教學工具，這樣每個人都可以在不浪費或不缺布料的情況下正確地傳遞布料訂單。在這本書的第二部分，阿爾塞加展示了135種圖樣，用于制作男人、女人、神職人員、軍事指揮官的服裝，甚至用來制作戰斗服和戰旗，這些圖樣的質量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借助表格詳細說明了每件衣服所需的布料數量，表格中3種長度和14種寬度都可以交叉使用。17-18世紀，這種出版事業在伊比利亞半島、法國、英國和神圣羅馬帝國迅速發展起來。服裝的剪裁、拼接、內襯和縫紉都以數學的形式加以理性說明。由此，服裝得以批量生產。技術資料的大幅增加，以及數學領域不同分支給予的支持，促進了世界的科學化。專業人士也可以閱讀時尚雜志。比如，《風流信使》雜志（Mercure Galant，1776-1824）并不局限于傳播時尚，事實上，它還為購買合適的材料和制作當時流行的樣式提供了必要的建議。服裝業人士、裁縫或假發制造商的活動是長期業務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通過人們為工坊的物料起的名字一窺究竟：法蘭絨、魯昂棉、圖爾橫棱綢、博韋嗶嘰呢，乃至全球范圍的西班牙袖、荷蘭呢、勃蘭登堡胸飾、暹羅扇、扇子爪或波蘭貂。時尚雜志提供了制作時尚服裝所需的地理標志。

偉大世紀的服裝經濟特點是時尚加速變化、生產的合理化和國家的投入。時尚已經成為歐洲大國博弈的一部分，它們都意圖爭奪政治舞臺上的關鍵位置。18世紀下半葉，時尚中心的地理位置朝著法國發生了轉移，法國成為奢華和品位的化身，意大利則被邊緣化。1648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宣布各省獨立，標志著西班牙黃金時代的結束。時尚的傳播主要借助新型傳播工具，這些傳播工具讓制造商和經銷商為產品做廣告成為可能。

時尚的傳播：人偶、版畫、時裝秀

人員和貨物的流動有助于時尚的擴張。偉大世紀的特點是營銷工具的誕生和發展。消費和外表經濟的繁榮可以從時裝人偶、圖片和雜志以及早期時裝秀的增幅中體現。

“時裝人偶”是一種微型模型，從巴黎被送到各省或國外。它的出現可以追溯到17世紀之前，但在17世紀，它的使用有了顯著的增長。有著玻璃眼睛、皮膚和頭發的人偶是由各種低成本的材料制成的，如紙黏土或蠟。在德國，丹尼爾·紐伯格（Daniel Neuberger）在奧格斯堡制作了似乎非常迷人的蠟娃娃，它們“色彩繽紛，栩栩如生”。人偶的缺席在當時甚至會阻礙交易。它們的受歡迎程度使其能夠獲得皇家通行證，以便即使在戰爭時期也能順利跨越邊界。法國和英國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期間持續且頻繁的貿易證明了這一點。1704年，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神甫普雷沃斯特（Prévost）寫道：

他們不讓這個大娃娃從巴黎來到倫敦。作為一國之內所有女士的模型，她是一個三四英尺高的雪花石人偶，穿著最時髦的衣服。有人說，英法兩國的部長為了向女性獻上某種不配被載入史冊的殷勤，承諾為這個人偶頒發專享護照，并且在兩國激烈敵對的背景下，雙方共同承認并執行放行。如此一來，這個人偶或許是當時唯一受到武器“尊重”的東西。

人偶是“唯一受到武器‘尊重’的東西”。在戰爭期間，法式風格的優雅對貴族和國家來說仍然是必要的。在將時尚潮流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其他方式中，時尚版畫占有重要地位。

時尚版畫出現在17世紀，與服裝收藏不同，后者更多用于民族志分析。版畫本身就是對時尚的檢驗。在巴黎圣雅克街的印刷廠里，這些版畫是由著名藝術家繪畫和雕刻而成的。圖片旁邊標有標題和比例尺。標志性的《風流信使》雜志面向巴黎、外省或外國的高質量讀者，并發布宮廷最新的男女服裝趨勢。冬裝和夏裝的季節性分離正在出現，制造商利用這點來發展他們的業務。產品線得到了更新，新的需求逐漸出現，顏色和圖案每年都在變化。時尚雜志是服裝行業傳播和推廣產品的重要媒介。雖然服裝的多樣性被普遍接受，但反對時尚潮流的人仍然存在。諷刺某個國家壞品位的漫畫出現在版畫和餐盤上。法國雕刻家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1592-1635）是一位敏銳的觀察者，他利用這些潮流為自己的諷刺作品提供素材。

《風流信使》

新的服裝潮流從至尊的法國宮廷和朝臣們那里擴散出來。作為法式奢侈品的代言人，宮廷人員和朝臣傳播著法國產品和法國風格。弗里蒂爾（Furetière）在《通用詞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中解釋說，時尚“尤其是指宮廷接受的穿著方式”。外表經濟學是朝臣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17世紀30年代，用亞麻、絲綢和金銀制成的花邊成為財富的外在標志，出現在袖口或頭飾上。此外，男人和女人都戴著假痣。這些貼在臉上的絲粒有不同的含義，這取決于它們的位置。美白的愿望借由化妝品實現并得到強調。有著超長拖地下擺的豪華宮廷服裝在歐洲很流行。由于來自凡爾賽宮的競爭加劇，以及上層資產階級和貴族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精英們爭相投資罕見的服飾。時尚處于一種表象體系的中心，這種表象體系要么讓朝臣成為模特，要么讓他們成為蒼白的模仿者。國王起床、在花園里散步甚至游戲，都是暴露身體、展示和炫耀自我的時刻。傳統歷史將19世紀下半葉定居巴黎的英國時裝設計師弗雷德里克·沃思（Frédéric Worth）看作時裝秀的奠基人。然而，宮廷生活留給裝扮的時間確實是事先計劃并安排好的。宮廷人員用最時髦的服飾打扮自己，這是一場價值觀的競賽。潮流在宮廷形成，也在宮廷消失，整個歐洲都在觀看宮廷的時尚大秀。

在權力斗爭的中心，隨著文藝復興的延續，按照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的概念，作為“徹頭徹尾的社會現象”，時尚變得越來越極端。

政治身體-醫療身體

受以裝飾、曲線和直線為特征的巴洛克運動的啟發，服裝的形狀被夸大了，外表的風格也變得繁復。衣服的華麗重新塑造了女性和男性的身體，以至于把身體變成了真正的“建筑”。在人們對衛生和健康的興趣日益濃厚的背景下，身體也成為醫生關注的對象?，F代社會的特點是生產的優化，特別是有系統地使用科學方法。工程師、科學家和醫生都在爭取話語權，試圖將自己與技術人員區分開來，后者由于從事手工勞動而被認為天生低人一等。服裝成了辯論的話題。醫學專業人士對服裝的優點、缺點甚至危險程度都有自己的看法。最后，醫生會給病人提供著裝建議。

羊毛面料受到很多人批評，特別是那些生活在熱帶地區的人。17-18世紀，醫生們一直在強調清潔這種面料的困難。這種面料是傳播疾病的跳蚤和虱子的溫床。將嬰兒過久地包裹在羊毛織物中是造成嬰兒死亡的原因之一。這樣看來棉布似乎是一種更健康的面料，更適合炎熱的氣候，因為它更容易清洗，對皮膚的刺激更少，并能持續為身體降溫。人暴露在過堂風中會患上許多疾病——腦炎、咽炎和風濕病。因此，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即使在炎熱的天氣里，人們也有必要以一種夸張的方式把自己裹起來。一些不太具有包裹作用的薄紗被稱為“肺炎襯衫”。17世紀，緊身胸衣還沒有引起醫生的注意，也還沒有被指控為身體畸形的“罪魁禍首”。

從路易十三統治時期開始，那些擁護或反對時尚的作者就以辯論家的身份相互回應。外表成為文人討論的焦點，文人出版的小冊子像論文一樣，批評或贊揚當時社會習俗的變化。批評家們也加入了質疑宮廷制度的討論風潮，但他們的論調聽起來可能讓人感覺模棱兩可。事實上，法國的時尚被認為相比其他國家高人一等，法語也比英語更優雅。攻擊性的內容主要涉及時尚的過速發展、不斷發生的變化和短暫性。法語被描述為“變色龍”。幾個世紀以來的爭論涉及如何遏制資產階級的急切行為，后者一直試圖展示出一種自己尚未實現的面貌。這些小冊子譴責奢侈行為、男性的女性化和扭曲個人的奇技淫巧。先驅者、英國醫生、培根派哲學家約翰·布爾沃（John Bulwer）在1650年出版的《人體變形記》（Anthropometamorphosis）一書中，采用了人類學而非道德的視角。布爾沃是人體和人類交流的探索者，他譴責那些不舒服和不正常的新奇事物。他特別指出，在袖子或褲子上開衩是一種野蠻的做法。他認為，17世紀初佩戴大量飾帶，尤其是在恥骨處佩戴飾帶的流行趨勢，是不體面和原始的，因為它強調了性。在布爾沃看來，隱藏在先進文明背后的時尚最終會導致人類風俗的歷史倒退。

大眾服裝可能不會受到首飾潮流的影響，但任何有能力這樣做的人都愿意犧牲自己的一部分財富。下半身的寬裙子是整個女性服裝架構的基礎。緊身胸衣越來越窄，緊緊地夾住上半身，使女性的輪廓顯得僵直，這形成了一種區別于他人的形象。男性的情況正好相反：胸部比下半身寬，男性形象被認為符合天神的形象。無論是服裝材料還是它們所帶來的形體變化，醫學話語傾向于對它們開出“處方”或使其道德化。

對路易十四來說，服裝是一種政治工具，他通過嚴格限制凡爾賽宮朝臣的服裝來壓制他們。在英國，國王的支持者和清教徒派別之間的對立在17世紀表現得十分明顯。英國教會的改革理想激勵著清教徒，從他們的服裝上可以看出，衣服樣式更簡單，甚至更有道德感。由于這種政治對抗而產生的內戰，以及查理一世的失敗和被處決（1649），18年的君主政體被共和制取代。查理一世死后的財產清單和肖像畫表明，清教徒，也就是所謂的圓頭教徒，穿著線條簡潔的服裝，裝飾極少，偏愛純色且深的顏色。人們的富有體現在織物的質量上。隨著英國君主制的復辟，在路易十四的保護下，剛剛從法國宮廷歸來的查理二世，用服裝來抵制清教徒的影響。按照法國的風格，他穿著一件帶刺繡和花邊的夾克，此后花邊成為男裝不可缺少的裝飾。作為19世紀男性套裝的前身，17世紀的男裝由三件套組成：一條到膝蓋的馬褲，一件蓋到膝蓋以下、扣著紐扣的長夾克，還有一件罩在襯衫外面的同樣長度的背心。

清教徒并不是17世紀唯一反對過度奢華服裝的群體。保守的西班牙社會也傾向于抵制服裝的創新。大約在1600年，裙撐在歐洲其他地方消失了，西班牙人則一直使用裙撐，直到17世紀中葉。除此之外，西班牙的緊身胸衣一直延伸到腰部以下，并覆蓋裙子的上部。女裝使身體成為一種“建筑”，其精神讓人想起偉大世紀西班牙祭壇的宇宙秩序。同樣，翻領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發揮著矯直男性身體的功能，這帶來了尊嚴和與眾不同。然而，沒有修飾過頭發的身體是不完美的。假發使被服飾修飾的身體變得極其精致。直到18世紀，伊比利亞半島才接納了歐洲的時尚。

路易十四時期的服飾

頭部的裝飾：身體護理大發展的指標

身體護理的發展表現在戴假發上，這是真正的頭部裝飾，但也是不同職業行為之間沖突的象征。

16世紀，在米蘭附近，帽業經由生產絲帶、手套和草帽而蓬勃發展起來，并在17世紀進行了重組。在17世紀的最后25年里，為女性設計和銷售帽子、頭飾的工作由一類特殊的女裁縫（modiste）承擔。我們在查理二世統治時期宮廷女眷們的繪畫中看到一種厚布料的帽子，人們在冬天和夏天都戴它以遮蔽陽光。田園風格直到18世紀才達到頂峰，正如伊麗莎白·維熱·勒·布朗（élisabeth Vigée Le Brun）所繪瑪麗·安托瓦內特的肖像所顯示的那樣。意大利，尤其是里窩那，一直因一種無比精致的草帽而聞名，直到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國在政治和藝術上得到肯定。到1680年，帽子的結構越來越復雜，變成了由鐵絲、花邊、絲帶和天鵝絨制成的多層復雜結構。這些頭部裝飾以建筑支架的形式完成了塑型。17世紀，人們用烙鐵和卷發紙使頭發打卷，頭發蓋上一層由鋼絲、別針、人造花和紙黏土塑型，使用真人卷發制作的假發。漫畫家們欣喜若狂，把戴假發的剪影描繪成貴賓犬，并對路易十四的宮廷進行批判。道德家譴責這種被視為罪惡的時尚的虛榮和張揚。1690年發表的著名的《蒂爾神甫論著》譴責了過度精致的男性發型。盡管該論文對消費者和專制主義都持批評態度，但它也可以被解讀為外表經濟蓬勃發展的證據。假發的重要性是如此之強，以至于一個世紀后，艾蒂安·羅伯特（Estienne Robert）把女人的美發師比作“首席梳妝師”。

1654年，路易十四針對剃須匠、假發師設立了40種征繳費用，以便將錢存入國庫，并在宮廷旅行時命他們陪伴在側。12年后，包含200名技師的剃須匠-假發師行會成立了。蒸汽浴室的經營者此后也加入了該行會。自此，一種職業身份形成，即身體護理師；行會成員從1700年的610人增加到1780年的900人。17世紀，它是巴黎最富有的行會之一。剃須匠-假發師是一流的高級職業之一。購買這種職業身份特別昂貴，因為在1722年，它的成本可能高達6500英鎊。這項職業活動的聲望和它所帶來的利潤導致了剃須匠-假發師與美發師之間的對立，后者是一個較晚形成的職業，美發師這個詞直到1650年才出現。1769年巴黎女士美發師協會的投訴揭示了一個世紀前就開始的沖突的源頭。該美發師協會指責假發師為女士理發。最根本的問題是，美發行業中為女性美發和為男性美發的工作分配。美發師認為，剃須匠-假發師可以為男性理發和剃須，但他們不具備為女性理發的技能。然而，這也是兩種職業之間的不同之處，剃須匠-假發師用木制人頭做練習，其技術是機械性的技術；美發師的技術則被視為建立在自由藝術的基礎上。美發師擁有天賦和品位，而假發師則只會制作和出售假發套和假發卷。由此可見，將服務商業化是一種職業自卑感的表現。最后，法官賦予了美發師為女性理發的權利。毫無疑問，法院的裁決只是確認了一種慣例，而美發師很快就受到了女性的青睞。1663年，一部名為《美發師香檳》的喜劇在巴黎馬萊劇院上演，諷刺了最早為人所知的美發師之一。在戲中，人稱“著名的香檳”的明星美發師在女士們身上運用他的“才能、技藝或社交能力”，并把她們變成“仙女”。

美發只是外表護理的一部分。每一個細節都前所未有的至關重要，尤其是當下層階級也想辦法得到一瓶護膚液或一件配飾時。

1690年，法國，戴著假發的人

精英的極端考究

香水、化妝品、配飾和鞋履激發人們的欲望，并變得越來越重要。大眾普遍使用上層階級物品的仿造品，在這一背景下，時尚產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成為凸顯差異性的必要產品。

在幾個世紀里，制革工人和手套制造商所需的熏香制品主要來自格拉斯市。香水制造商特別喜歡生長在陽光明媚的山坡上的薰衣草、茉莉花和晚香玉。香水的推廣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法國王室。18世紀，香味無處不在且不可或缺。它們被噴灑在身體和手帕上。一些工匠甚至專門生產芳香珠寶。王室的香水是由王室的珠寶商和香水制造商制造的，后者會對任何任性的需求做出迅速反應。戒指、耳環、帶香味的腰帶和手鐲被認為是富裕階層的成年男女和孩子不可或缺的物品。

然而，身體護理也引起了不那么富裕的人群的興趣。他們從家居手冊、烹飪書和代代相傳的食譜中獲得靈感，在家中制作化妝品?；瘖y品的生產必須由女性掌握。面霜和護膚液顯示了美與藥劑之間的密切聯系。野生植物根莖、野花與水、啤酒、醋和香料混合制成的護膚品可以美白面容，改善膚色，消除天花的疤痕。化妝品的制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加利安（Galien）體液理論的啟發，化妝品是保持健康和美麗的重要產品之一。對自然周期的力量和占星術的信念也適用于美容產品，一些配方使用5月的露水或春天植物的頭道汁液。殖民者接管新大陸的植物后，美容產品的配方發生了一些變化。傳統的蠟、豬油和核桃油被添加到加拿大血根草中，以調制一種美麗的紅色。17世紀，護理秘籍出版的熱潮仍在繼續。

瑪麗·莫德拉克（Marie Meurdrac）的《專供女士使用的簡單好用的化學書》（1666）第六部分專門論述“美化面部，以及如何使人變得更美并保持姣好容貌”。此外，人們還需要保養手部和頭發。這部“美容手冊”提供了一些方法以防止膚色暗沉或淡化皺紋、防曬、增加面部紅暈、改善嘴唇顏色、美白牙齒、染發、促進頭發再生。一種幫助人們獲得自然美和健康膚色的方法在不同的書中被重復引用。

取睡蓮、甜瓜、黃瓜、檸檬汁各一盎司；再取瀉根、野菊苣、百合花、琉璃苣、蠶豆，每樣一把；把8只鴿子剁碎；再把上述準備好的材料與硼砂、樟腦、面包屑、白葡萄酒和糖一起放進蒸餾器里。浸泡17-18天，然后蒸餾并收集蒸發液。

有了對自然的信念和信仰，魔法就會在你的臉上起作用……不過，用于美白皮膚的乳霜、粉劑和琺瑯，即便能產生預期的效果，也往往含有砷和鉛等有害物質，危及健康。

制造商擅長生產專供精英使用的化妝品。法國和英國宮廷鼓勵研究白色香粉和腮紅，以美化面容和覆蓋面部疤痕。這些時尚甚至傳播到殖民地。大城市的香水師、美發師和藥劑師為女性和男性提供大量時尚化妝品。正如馬塞爾·莫斯在20世紀30年代所定義的那樣，人們在一種身體技術的基礎上確定了真正的儀式。在文學作品中廣泛傳播的對面部表情的詮釋和歸納，是在一種強制性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框架內完成的，即宮廷社會加強了視覺相對于其他感官的首要地位。17世紀的人們見證了香水行業的形成、店鋪數目的飛速增長、營銷策略的制定，以及無數顏色和味道的商品。融“鼻子”、畫家和煉金術士于一身，香水師有諸多知識和技能傍身，站在了科學和技術的十字路口。

法國，涂香粉的人

直到17世紀，佩戴手套一直是精英階層的特權。手套象征著佩戴者的財富和地位，此后成為服裝的一種必要配飾。雖然17世紀初，男女手套很相似，但它們已經發展出諸多不同的顏色、樣式和材料。手套由鹿、羊和山羊的皮制成，具有各異的天然顏色，并逐漸出現用刺繡、金銀或寶石做的裝飾。這一配飾的成功可以從大眾戴的布料手套或鉤織手套中看出來。手套已經成為欲望和優雅的代表，并沒有任何實用功能。由此，這種商品催生了一系列新規則。手套和社會地位之間的新聯系使它成為一種特別的禮物。法官和高級官員經常收到它。手套不僅是他們的服務酬勞，而且是國家權力的象征。如果在手套里面偷偷放入一些錢幣或噴灑了香水，手套的價值還會增加。新的規范形成了，包括正確佩戴手套或脫手套的手勢。在17世紀的最后幾年，男式手套和女式手套之間開始有了區別。女式手套五顏六色，長至肘部；男式手套的樣式則更為簡潔。在偉大世紀，手套對著裝起到必不可少的補充作用，手袋亦是如此。

手袋的興起主要是由于棋牌的發展。為了攜帶和保管硬幣或籌碼，玩家使用與桌子形狀相襯的小扁平手袋。為了避免收益和損失之間產生混淆，玩家在手袋上會繡上首字母或紋章。17世紀，手袋的復雜性不斷提升。幾個世紀以來占主導地位的方形手袋被新月、五角形和盾形手袋所取代，以講述殖民企業故事或歷史的刺繡圖案為裝飾物。手袋成了一個表達自我的載體，充分顯示了使用者的優越地位。

最后，人們越來越喜歡用珠寶裝飾的鞋，它們的巨大成功有目共睹。過度奢華的威尼斯鞋子，比如超過50厘米的高底鞋，令鞋子的高度成為一種社會標志。在法國的宮廷里，男人和女人的鞋后跟都在變細。昂貴的絲綢鞋顯示著閑散的生活方式和積累的財富。塞繆爾·佩皮斯認為，在1660年前后，鞋帶（最初僅僅是為了系緊鞋）體現出更多的裝飾性功能。無論是由金絲還是銀絲制作而成，它們都被做成花朵形狀，成為真正的珠寶。在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的統治下，宮廷里的男性時尚變得更加引人注目，最富有的人用夸張的弓形或玫瑰線裝飾鞋子。但在查理一世統治時期（1625-1649年），政治的不穩定和戰爭主宰著英國和歐洲，有軍事元素的時尚產品風行，尤其是及膝皮靴。然而，法國宮廷再次定下了基調。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女性的鞋后跟有2-3英寸高。為了展示它們，女士行屈膝禮時必須要伸長腿，因為長裙會遮住它們。鞋的裝飾涉及諸多技術，如絲綢、絲絳刺繡和金銀線刺繡，由刺繡行會（由男性主導）完成。在凡爾賽宮，紅色鞋跟的鞋只準在宮廷里穿著，因為它們被認為是貴族的標志。這一限制賦予了紅色一種權力光環，它成為整個歐洲貴族精英的專用色。

有些配飾是必不可少的，但眼鏡不是。打磨拋光和嵌入鏡框的玻璃片——當時的眼鏡還沒有鏡腿——說明配戴眼鏡的人的視力有問題。精英們起初并不拒絕使用眼鏡，但當眼鏡于1700年前后在社會各階層都得到普及后，他們在公共場合會盡量減少使用眼鏡。因此，三個世紀以來，眼鏡一直屬于私人物品。然而，對它們的客觀需要引發了眼鏡外形的變化。比如，手柄提供了一個展示優雅手勢的機會。脖子上的繩子或絲帶可以讓眼鏡隨時可用。最后，一個巧妙的裝置被設計出來，以便在臨時有需求時讓眼鏡瞬間消失：安裝在眼鏡中間螺絲兩側的玻璃鏡片可迅速折疊在框架上——沒人知道和看到眼鏡。

英國工業化初期的特點是試圖將棉花生產機械化，使棉布比進口面料更具競爭力。技術創新和工業資本主義共同改變了紡織生產。這種結合是消費者數量和類型的增加，以及消費社會出現的重要原因。相對便宜的棉布刺激了人們的消費欲望，并開始成為服裝業的旗艦產品。隨著人口的增長和銷售策略的發展，中心市鎮鼓勵人們對擁有的渴望。利益激發國家制造欲望。然而，直到19世紀，社會的所有成員才能夠以更低的成本購買產品。

西歐傳統社會等級制度的瓦解，尤其是商業資產階級的出現，模糊了服裝價值的邊界，同時證實了外表的重要性。歐洲、亞洲和中東之間貿易的加速發展提供了許多靈感來源，使基本服飾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印染成為一種改變顏色、圖案和增強設計精確性的手段，也被報紙和時尚手冊用于印刷最新信息。時裝和配飾的設計貫穿于宮廷生活，在18世紀下半葉尤其光芒四射。凡爾賽宮是一個“大客商”，時尚已經成為路易十四政治權力和法國影響力的一部分。它也是一種約束貴族的工具，后者早已被馴服，整天忙于花費大量金錢來展示自己，君主對他們施加壓力的手段變得簡單。

（本文摘自奧黛莉·米耶著《全球時尚史》，王昭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