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1991：被遺忘的十年?

傅高義先生在1989年的著作中提出了一個問題：“深圳、珠海、廈門在地理上都有對應的、中國希望與其建立經濟橋梁的非大陸地區，只有汕頭沒有這樣的地理目標——所以，為什么汕頭要成立特區?”

學者都喜歡自問自答。傅先生隨即引出199年前汕頭在廣東僅次于廣州的貿易中心地位。其實，往前說，從宋人南遷到清末，汕頭都是廣東數一數二的港口城市；往后說，汕頭在改革開放前經濟能在全國排上第九名。 [1][2]

同時，作為著名的僑鄉，新中國成立之前，潮汕商人已經走出了國界，并在東南亞大有作為。獨特的潮汕語言與文化認同，讓海外潮商對家鄉有著濃烈的情感和忠誠。上世紀70年代末，經濟逐漸開放時，海外潮商紛紛要求對汕頭進一步開發，他們的手已經放在錢袋里，準備回鄉投資。[3]

汕頭的確是特殊的。1980年——中國的特區元年——深圳、廈門、珠海、汕頭經由第五屆全國人大常會十五次會議批準設立經濟特區，但1981年廣東省委才批準建設汕頭特區。另外，比起深圳、珠海創立伊始的大刀闊斧，汕頭特區創立時僅限于龍湖區的1.6平方公里。直到1984年，汕頭特區的范圍才擴展至整個龍湖（22.6平方公里）及廣澳（30平方公里）。

汕頭的特殊在于，它有較長的繁榮歷史，這是深圳和珠海特區所沒有的。深圳和珠海特區創立時，幾乎全是小鎮與農業人口。而汕頭是一個成型已久的城市，所以當局對汕頭設立特區的考慮，在于全市整體成為特區還是僅創立一小塊出口工業區之間搖擺，顯然后者在開放初期成為了汕頭的規劃定位。

從Yeung et al （2009）統計的數據來看，汕頭1978年的確拿出了作為老牌城市的GDP，即使人均稍微遜色，那也因為汕頭是出了名的人多擁擠（全國1%的人口擠在全國0.1%的土地上）。然而，這種繁榮不出十年就被突飛猛進的深圳無論在體量還是增速上都完全碾壓了 （Table 3）。預想中海外潮商的大量投資似乎也沒有到來——1981年李嘉誠捐款辦了汕頭大學，這是值得稱頌的巨量捐款，卻不是能帶動本土的實業經濟。[2][3]

簡單概括就是：特區太小，離港太遠。這兩者構成了汕頭特區的短板，但仍不足以解釋，作為一個老牌港口城市，為何沒有搭上改革開放的順風車？歷史進程永遠是復雜且多元的。我們根據有限的文獻提出一系列多元的敘事。這些敘事，有些已是研究過的結論，有些則仍然有待考證。

敘事一：受歷史之累的汕頭

比起汕頭，深圳像一塊白板。這也意味著，大刀闊斧的制度創新（行政體系、貿易法律、科技引進）在深圳可以如火如荼地進行，在汕頭卻處處受制。Yeung et al (2009)細數了深圳當時進行的制度創新: 合同雇傭、薪資工作、土地招拍掛、股市、商業功能市場化[4]……另一方面，傅高義提出，在1980年代，廣東的幾個主要地級市（韶關、佛山、汕頭、湛江）在傳統行政規劃下不被認為是獨立的行政單位而是廣東省的附屬，這就導致地方政府的治理自由大受限制。在地級市快速擴張發展，經濟活動的數量和種類都在上升的情況下，行政上的限制很快成為經濟的桎梏。由此，才產生了1983年和1988年的地市改革——海陸豐被分出了汕頭，成為新建的汕尾市主要部分，把握著東江的重要港口。地市改革在1980年代對汕頭經濟發展的影響并不明確，但僅從此事可看出，汕頭是一座在新時代里需要修修補補的祖傳老宅，而深圳可以在空地上造出一座新城。這一點也體現在港口之上——直到1980時代中期，汕頭才重新改建了幾個碼頭，來適應萬噸級別的運船。汕頭作為清末的重要港口，在珠三角海外貿易已成常態之時，才重新啟動它與世界的貿易。

敘事二：交通不利、遠離香港的汕頭

交通不利的敘事建立在“位置不佳需要前往別處”的前提之下。而這里的別處，自然是香港——臺灣商人直到1987年才被允許與大陸有直接往來，之前只有通過毗鄰深圳的香港轉口貿易。

改革開放初期大量的修路造橋是珠三角能夠快速發展的重要前提。改革開放后，除了珠三角外的地方船運迅速衰落，尤其是在北江與東江地區——大量從河流引水的澆灌作業和缺乏土壤保持意識的做法，讓河流水位下降、淤泥堆積。盡管改革開放伊始，鐵路開始擴建，從廣州到韶關的南北向鐵路1988年才完工，而將廣州與中國西南連接的三水-茂名線，也因管轄權和資金的問題，1990年才完工。從梅縣到興寧、龍川的鐵路當時確實在通行，卻不足以支撐大量人口。這樣下來，公路和橋梁成為最快發展的交通基建。除了省道與國道，每一個縣的通路情況差異極大，要看縣上自己是怎么籌資和建造，而道路的質量也因此參差不齊，可以上70公里/小時的汽車得和慢悠悠的拖拉機、自行車、行人共道。第一個限制車速的高速公路完成于1988年，連接上了珠海、廣州和深圳。傅高義提到，由于道路規劃上的協調合作并不理想，在汕頭和湛江，疾行馳入城市的汽車得生生止住勢頭，等上幾個小時的渡輪。到1986年，登記在冊的有10萬輛客運車和16.2萬輛卡車，大多數是由政府通過外匯購買的日本車，因為國產車需要不停修修補補。在縣里，主要的運輸工具是拖拉機，不少是在公社解散后，由私人向各個生產大隊購買。1980年代初期，由于道路稀少，信息和價格都不流通，馳騁在公路上的司機，可以通過倒買倒賣賺取豐厚的差價。但1980年代后期，這樣的機會就大大減少了。

對汕頭來說，之前已提到，直到1980年代中期，汕頭的港口才修建到可適應萬噸船的程度。等候渡輪的故事更是體現出道路不通的尷尬——龍湖特區的1.6平方公里在1981年是一片灘涂。如此說來，可以想見改革開放初期從汕頭前往香港的困難：500公里的路要開車開上10個小時，或是坐船坐24個小時。語言上的隔閡又是另一說。

接下來的問題變成——為什么一定要是香港？對于擁有大量海外潮商資源的汕頭來說，與香港的聯系如此重要嗎？也許，誠如一些老潮汕人所說，對商人來說，“商”才是真的，鄉情都是假的。而沒有快速路網的汕頭，改開初期顯然不能比肩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包括打聽香港生意和國際貿易的情報與動態。超額的人口給予汕頭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但對身處東南亞的潮商來說，這是一個在當地就可解決的問題。另外，海外潮商從事銀行業多于實業，對改開初期的小規模制造業關注不多。汕頭雖然收到僑胞捐贈，卻沒有真正獲得多少工業投資。

敘事三：農業科技發達的汕頭

傅高義一再強調，汕頭盛產名滿廣東的大米與橘子，是重要的農業生產地。不僅如此，汕頭出了很多厲害的農業學家，很早就開始建造魚塘、蝦塘，培養鰻魚，向日本供貨，也從很早就開始種植出口的蔬菜，比如西蘭花和蘆筍。汕頭成為了周遭地區農產品的試驗地。1980年代末期，汕頭開始轉向食品加工、罐頭制作等行業。

敘事四：復興傳統產業、邁向高新產業的汕頭

汕頭遲來的工業化主要依賴由傳統產業進化而來的輕工業。1983年，通過在香港的關系，汕頭復興了當地傳統的縫紉技藝，用傳統工藝制作珠飾連衣裙；接著又依靠周邊的農業社區，復興了陶瓷業。汕頭政府意識到高技術人才的重要性，希望遠在他處的潮汕人才能返鄉建設。從1987年開始，臺灣商人允許與大陸直接往來。汕頭就曾希望通過臺灣引進資本、技術和貿易。事實上，在1980年代末，汕頭確實在高科技產業上頗有起色，尤其在超聲設備、醫療設備、攝影材料這幾個領域。汕頭的老牌企業公元攝影化學廠本有機會與柯達成立合資企業，卻在全國競標中輸給一家福建公司。廣東省政府認為汕頭在攝影材料這塊值得被扶持，隨即出資撮合富士與汕頭公元廠合作，與福建公司在全國膠片市場上分庭抗禮。

1991-2000：壓縮在驚天大案里的十年？

傅高義先生的《先行一步》，是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對汕頭經濟有詳細描寫的學術文獻。但關于那十年的風光，究竟是少了當事人的敘述，我們只能通過不同的敘事和提問來還原汕頭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的血與肉。

第二個十年的汕頭，不像上一個十年那樣不咸不淡，發生了轟動全國的走私案與騙稅案。

根據“十年一案”的敘事邏輯，故事是這樣的。

上世紀90年代，廣東沿海地區興起走私熱潮，在粵東也極為普遍。走私光環下的粵東地區一片風光，從普寧到陸豐的池尾路上，是整整五十公里的露天集市，賣的都是“進口”鈴木摩托車、奔馳、索尼電視和成堆的布料。那個時候，光是一家賣電視的鋪頭，一天就能有2000元的銷售額，商家賺得盆滿缽滿。

除了走私買賣，由于中央實施了出口退稅的優惠政策來鼓勵出口，豐厚的稅率優惠讓騙稅也成為巨大的商機。犯法過程讓人驚嘆：

“我先是設立大興公司獲得進出口權，接著成立8家供貨企業，專門虛開增值稅發票。我又找到一個叫許樵理的人買到報關單，再讓住在香港的同鄉陳欽城匯來外匯，最后向稅務機關預繳部分稅款取得‘專用稅票’。此后，我就可以去領取出口退稅的款項。在取得退稅款后，將現鈔通過地下錢莊購買外匯，支付給陳欽城做下一次的‘出口收匯’，開始另一個循環?！?/em>

——黃文龍，汕頭最后第一批被判處死刑的騙稅分子。[5] 

1998年，中央決定力查走私騙稅現象，第一個被查的地方是湛江——由此引出“9898”湛江特大走私受賄案。9898之后，查完湛江的中紀委專案組，在1999年前往廈門調查遠華集團走私案。事畢之后，轉戰汕頭調查走私與騙稅，卻因當地的保護主義和盤根錯節的關系網，案件遲遲沒有進展——由于國務院下了不查干凈不能離汕的軍令狀，專案組在汕頭常駐至2000年。

2000年7月15日，專案組下榻的迎賓館發生火災，專案組的張正亮與周明慘死，火勢順帶牽連了前一日入住的順德官員。

此事一出，2000年的8月7日，國務院總理辦公會議確定成立打擊出口騙稅領導小組（“807”工作組）。807小組派出64個小組，多達1200多人，前后檢查1142戶企業——827戶是虛假企業，有虛開增值稅和騙稅問題的占98%，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17.2萬份，涉嫌偷騙稅42億人民幣，涉罪團伙150個，查處涉案公職人員328人，19人獲判死刑。

世紀稅案之后，汕頭海關的稅收上漲了500%。但往日風光無限的五十里池尾路變得蕭條不堪。此事的惡劣程度損害了當地商賈的信譽，讓18個地區拒絕再與潮汕地區的企業有任何商業往來，汕頭產品也被認為是假冒偽劣產品。

到此，由“汕頭火燒欽差案”開啟的潮汕驚案結束，潮汕的“批文經濟”也由此大白天下。信譽缺失之后，汕頭的衰落似乎已是板上釘釘。

然而另一方面，大事件越是觸目驚心，越是掩蓋了1991年到2000年間的復雜歷史。汕頭特區的第二個十年，是不能僅被世紀稅案概括的。1991年是一個轉折點。1991年，特區區域擴大到整個汕頭市，面積234平方公里。同年11月，大汕頭被拆分成汕頭、潮州、揭陽三個地級市。能找到的論述，有些是贊賞三市分立的初衷和三市在剛分開后的銳意進取，有些惋惜行政分割逐漸造成文化認同上的分裂，有些則扼腕怒罵三市分立政策造成的不必要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接著，歷史瞬間就跳到1990年代末和2000年的驚天大案。

但這十年間，究竟發生了什么呢？

1994年，一篇刊登在《勞動力市場》的文章講述了作者應邀隨領導赴汕參加高級技工學校揭牌慶典的故事，并感慨在改革開放中窺見的一個改革新潮——“職業技能開發潮”：

“走下飛機，我們旋即乘坐泰國大慈善家謝慧如先生贈送給汕頭高級技校的豪華中巴，沿著嶄新的324國道（1993年建成），直奔汕頭市區。路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公路中央的綠化帶，每隔十幾米就有一支圓形鐵柱路燈，十字架的頂端兩邊掛著水銀燈...公路兩旁高樓林立，電網交錯。據說，從機場到市區這10多公里路的兩旁，地皮已拍賣完畢。沿途崛起的一座座高樓，如澄海迎賓市場、變電廠、汕頭市新技術開發區、南方集團公司和花園式住宅開發區等……尤其是各類學校、培訓中心的招牌在市中心隨處可見……經過十多年探索，最近汕頭市委、市政府終于提出了建設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的戰略目標。汕頭人不再滿足于從事小商小販活動，小打小鬧，而是要以工貿建市、科技興師，辦大項目、大市場、大流通?！?/em>

新修的G324，培養人才的教育機構，擴大的特區范圍……一切1980年代的“問題”，似乎都得到了解決。

參考文獻：

[1] 鄭升，2013，《粵東沉浮錄：潮汕人的沒落與復興》，21世紀網。

[2] 肖義強，2020，《潮汕往事》，搜狐城市

[3] Erza Vogel, 1989,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4] Yue-man Yeung, Joanna Lee, and Gordon Kee. 2009.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t 30."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0, No.2, pp.222-240. 

[5] 新華網，2001，《汕頭地區千億元洗錢市場，走私案揭地下錢莊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