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從19世紀起，美國各界就開始合力營造一種關于國家起源的統一敘事，其大致的脈絡就是美國的先民們是在英國（及歐洲）受到迫害，因此不得不逃難渡海到了北美殖民地，而此事亦反映在宗教問題上，因為美國的先民們自己就吃夠了受宗教迫害的苦，他們決定采用宗教多元化措施，奉行一定程度的政教分離原則，并且對宗教問題上的異教和異端實行平等包容的政策。這，就是關于美國起源的一種常規性敘事，其間包含了很深的“刻意美化”因素，這種敘事并非不是事實，但卻是經過揀擇、篩選和放大之后的事實。而最近出版的一部學術著作，正從宗教問題的層面有力挑戰了這種固有的傳統看法。此書就是德州農工大學（TAMU）歷史學系Evan Haefeli教授所著《偶然意外發生的多元性：美洲與英帝國擴張下的宗教性政治，1497-1662》（Accidental Pluralism: America and the Religious Politics of English Expansion, 1497-1662，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21年）。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此處作者所言的“美洲”，不僅指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也包括當時英國在加拿大和加勒比海諸島的殖民地。

《偶然意外發生的多元性：美洲與英帝國擴張下的宗教性政治，1497-1662》書封

總體而言，此書作者指出，在美洲殖民地時期，美洲內部發生的事，其實遠不如殖民地母國英國內部發生的事那么重要。正是在英倫和愛爾蘭發生的政治變動，決定了“宗教多元性”（religious plurality）這一概念會在英國的北美殖民地和加勒比海殖民地上出現及興盛，因此，研究者們的目光應重新投射回英國身上去。

Evan Haefeli認為，美洲殖民地在最開始時并不是真的有所謂宗教多元和宗教包容，美洲殖民地會逐漸變得如此，最主要原因乃是英國母國的宗教統一性在此時段里轟然崩塌了，沖擊波間接影響到了美洲殖民地。美洲殖民地后來呈現的宗教多元性，與其說是從某種規劃方案發展而來，不如說是一系列機緣巧合事件導致的非預期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我們常見的說法一般是，美國的宗教多元性，各宗教間和平相處是來源于早期的英國探險者和殖民者們所精心構思的，或至少是他們主觀欲求的。按照本書的研究，恰恰相反，當時的人們認為北美殖民地應與英國母國奉行同樣的宗教，但當時斯圖亞特王朝治下的英國本土正在進行宗教改革運動（這場改革運動歷時十分漫長），并由此產生了一系列漫長且充滿論爭乃至對抗性質的宗教與政治變遷，而這些變動直接導致英國無法在其各海外領地上建立起一種統一的宗教秩序。

1642到1651年間，在英國本土發生了烈度非常高的英國內戰。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英國國教會的勢力得到重建。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頒布《統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有時譯為《劃一法》)，規定所有的牧師和學校教師都要簽字聲明遵奉英國國教的禮拜儀式，教師須有由主教頒發的許可證才能上崗執教，否則將處以罰款乃至監禁。自1662年起，現代史意義的英國國教會（圣公會）體制基本確立，這也就是本書時間所定的下限。按本書的書寫脈絡，1662年之前英國宗教與政治乃是經歷一系列大的沖擊、爭斗、動蕩和變遷，英國國教體制遠未“定于一尊”，因此英國本土對于北美殖民地宗教發展的模式缺乏一個整體性的規劃，也不存在那種所謂為了逃脫英國本土宗教壓迫而避地于北美，并進而開出多元性新篇的事情。

其實，從年代學的意義看，這本書的主要思路是這樣的：雖說早在1497年就已經有英國人到達北美，但直到1607年英國才在北美正式開設第一塊永久殖民地（此書將1497-1607年這段時間定義為“都鐸到斯圖亞特王朝時期的宗教基礎”，亦即只為北美奠基而并不與北美直接相關），而當時英國本土正陷于宗教改革的變動高潮期，一直要到1662年定于一尊的英國國教會體制才得以正式確立。1607到1662的五十余年間在英國本土并不存在統一的宗教體制和安排，所以北美殖民地的宗教多元和宗教包容很大程度是源于母國在這個方面的內部紊亂和無暇他顧。實際上，北美殖民地的人們普遍并沒有構想過要刻意去建造一個多元和包容的宗教環境。  北美殖民地的宗教多元現象本質上很像是一個“雜亂無章，出人意料的大雜燴”（jumbled, unintended hodgepodge）的結果，是諸方的政府、教會、公眾之間反復較量博弈的結果。  在北美殖民地的確出現了宗教多元和宗教自由的現象，但這并非北美殖民地所獨有，英國別的海外殖民地也有類似情況，這也并非英倫本土的統一安排，因為當時英國自身的宗教現象就是亂成一鍋粥，遠未達到“劃一”。

此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破除迷思，還原更為復雜的歷史真實場景。比如作者認為，雖然從時間脈絡和動態機理上看，英國本土宗教統一性的坍塌是促成美洲殖民地上宗教多元面貌的主因，但作者同時指出，美洲宗教多元性并非只來自于任何單一的源頭，其源頭本身就是多樣的，而且實際上，這些源頭雖在后來匯集而發展出美洲宗教多元性，但若溯源回具體發展過程中，則基本皆屬非預期性后果，亦即在過程中既未被刻意提倡，也沒有遭到故意排斥。

1755年4月19日黎明，在萊克星頓共有草地上，身著紅色制服的英軍向殖民地民兵開火。

本書認為，北美殖民地的宗教情況并非特例，實際上，英國的各海外殖民地的宗教情況都十分復雜，都與母國在宗教改革期發生的那段漫長而極不確定的論爭相關聯，而且美國的宗教情況在整體來講還屬于是相對較為保守的。以這種視角來看，美國的宗教多元性既是皇室一度給予贊助的結果，也是最終的去皇權化革命的結果，最終，羅馬天主教徒和激進的清教徒們在海外站穩了腳跟，同時阻止了在整個英語世界里建立起完全的宗教一致性（complete religious conformity）。這是一場意外，而不是注定或盤算好的命運。

筆者認為，此書的一個潛在問題在于，作者的時間下限定在1660年代，此時英國光榮革命都尚未發生（英國內戰也才結束了十年左右），不要說美洲事務尚未定型（直到1607年，英國才在北美建立首塊殖民地），就連英國母國的近世以來基本政治典范（亦即所謂1688體制）都尚未落定，這個結點似乎太早了一些，以至于也許缺乏對百余年后美國真正創立時事態的解釋力度（就連此書作者本人都在一場相關訪談中隱晦且含蓄地承認了這一點）。而且，正因為時間下限終結得比較早，從某種意義上說，作者所講的東西幾乎可說是必然的，比如，在那個十六到十七世紀的時代里，政治-宗教-文化運行的主軸必然是取決于殖民地母國的態勢，而并不在殖民地上生活的人的手中。不過，即使有這樣的潛在問題，也并不妨礙此書所取得的新穎創見。

從更廣義的角度講，此書所選取的路徑很可能是對的，要準確理解美國早期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情形，英倫/歐洲的背景知識因素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從2000年后的學術史看，西方學界普遍認為，探索北美的早期歷史最好是應聚焦于北美自身，尤其是聚焦在“定居者”、土著居民、被強迫遷來的非洲奴隸及其克里奧爾后裔（creole，法國、西班牙與黑人混血后裔）之間發生的三方亂斗上。以這個角度看，這本書算是正在參與開啟一種視野范式的新轉移。

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書的看法與勞倫斯·弗里德曼 在 《美國法律史》里提出的觀點 可謂異曲同工，弗里德曼認為：“將來自英國的東西搬到北美大陸的主要搬運工們，并不是來自五月花號上的那些清教徒，而是那些在弗吉尼亞創立第一個北美殖民地的人”（參閱周大偉：https://m.bjnews.com.cn/detail/162236657614331.html）。 同樣地，此書也在嘗試用一手資料，破除諸如“五月花”之類的宏大敘事性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