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是明末人毛晉對三國吳人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中相關名物詮釋的擴展及探討，它包括了自晉至明歷代學者的主要成果，參以己見，廣而不濫。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

[吳]陸璣 撰 [明]毛晉 廣要 欒保群 點校

《陸疏》的作者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簡稱《陸疏》，作者陸璣，現在已據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定論為三國時吳人，字元恪，吳郡人，官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其身世僅有這些，本無須辭費，但《廣要》以及明代所有的《陸疏》刻本均署作唐人，所以又不得不做些分辨。

《陸疏》最早著錄于《隋書·經籍志》，言“《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吳郡陸機撰”，《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作“陸璣撰”，按例不署朝代。《宋史·藝文志》亦作陸璣，在《毛詩》類中排序在漢鄭玄后、唐孔穎達前。另《隋志》及北監本《毛詩正義》均以作者為“陸機”，自指二陸之陸士衡，雖然也是吳郡人，早為《資暇集》糾正，言士衡不治經學，所以后世著錄便以“陸璣”為正。

《隋書》修訂本

至于陸璣的時代，在宋之前本無異辭，俱認作三國吳人，但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有言：“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后，亦未必為吳時人也。”是以陸璣當在郭璞之后，卻并未言為何時人。而到了晚明，連出幾種《陸疏》刊本，卻全署為唐人了。《四庫提要》把毛晉說成是此誤的始作俑者，實在冤枉，因為早于毛晉《廣要》之前，《陸疏》的流傳版本，已有收入陳繼儒《寶顏堂秘籍·普集》（刊于泰昌元年，一六二〇）的《刻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署“唐吳郡陸璣元恪撰”，又有收入吳永《續百川學海》（刊于天啟間）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署“唐吳郡陸璣撰”，而陶珽重輯的一百二十卷本《說郛》雖然刊成在《廣要》之后，但成稿卻在《廣要》之前，其所收《陸疏》題作《毛詩草木鳥獸蟲魚》，亦署“唐吳郡陸璣”，所以把陸璣誤作唐人的責任怎么也算不到毛晉身上。《四庫提要》言，《陸疏》若為唐代之書，《隋志》烏能著錄？且書中所引《爾雅》注，僅及漢犍為文學、樊光等，實無一字涉郭璞。又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對《陸疏》的大量引用，更是唐以前人所撰之證。

《齊民要術今釋》

《廣要》所用的《陸疏》版本

關于《廣要》所用的《陸疏》版本，毛晉在《序略》中并沒有說明，只說對《陸疏》很早就“思一見而不可得”，“乍得而鼓掌”云云。所言“乍得”，自是意外之事，肯定不是《寶顏堂秘籍》那種易見易得的刊本。而且《廣要》“取蕭祭脂”條“白葉莖粗，科生”句，“科”字下有小注：“一作‘斜’，非。”而寶顏堂本正作“斜”。“維魴及鱮”條，“漁陽、泉州”下毛氏有小注“一本作‘漁陽泉牣刀口’”，而寶顏堂本正作“漁陽泉牣刀口”。又“樹之榛栗”條“今此惟江湖有之”，寶顏堂本則作“今此惟江南有之”。可見毛晉雖然有可能使用寶顏堂本參校，但并沒有用它作底本，否則何必稱以“一本”？“一本”，底本以外之本也。當然毛氏更不可能以陶氏《說郛》本為底本，《說郛》雖然刻于明末，但成書已經在《廣要》之后，毛氏無由得見，而且見到并使用《說郛》抄本的可能性也沒有。《廣要》“有蒲與荷”條中有“為光如斗角”一句，《說郛》本作“為光如牛角”，明顯勝于“斗角”，毛晉如果見到過《說郛》的抄本，是絕對不會置之不理的。清乾隆間人趙佑在作《草木疏校正》時，責難毛晉對尚未刊成的《說郛》本之“舛錯脫棄”“未能悉加厘正”，實在是失察之至。我的鄙見，毛氏所用的底本應該是一種寶顏堂及《說郛》以外的未刊的抄本，其署為唐人，也是原本舊有，非毛氏妄加。

至于晚明出現的《陸疏》的幾個版本是否為陸璣“原本”，清人的看法也各有不同。《四庫全書》收了《廣要》，還收了一百二十卷本《說郛》，除了這兩種所包括的《陸疏》正文之外，《四庫全書》另單收《陸疏》二卷，其《提要》云“原本久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輯”，這一說法對毛、陶二本自然也適用。趙佑認為，“疑本作者未成之書，久而不免散佚，好事者為就他書綴輯，間涉竄附，痕跡宛然”。《陸氏草木鳥獸蟲魚疏疏》的作者焦循說的更為肯定：“訛舛相承，次序凌雜，明系后人摭拾之本，非璣之原書。”唯另一種《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的作者丁晏不同意以上說法，云：“今所傳二卷，即璣之原書，后人疑為掇拾之本，非也。《爾雅》邢《疏》引陸璣《義疏》，《齊民要術》、《太平御覽》并稱《義疏》，茲以《陸疏》之文證之諸書所引，仍以此《疏》為詳。《疏》引劉歆、張奐諸說，皆古義之廑存者，故知其為原本也。間有遺文，后人傳寫佚脫爾。”

由于現在看不到明代以前《陸疏》的任何刻本和抄本，所以丁晏的“原本”說找不到切實的證據，但也不能斷然否定。同樣，趙佑、焦循及四庫館臣的“輯佚”說也因為缺少實證，只能算是臆測，而且也確實有可質疑之處。

首先，《陸疏》最晚的著錄見于《宋史·藝文志》和王應麟《玉海》，如果這就是“原本”的話，那么在元代公私都有所藏，不會只是孤本。令人難解的是，這部流傳千年、歷經浩劫、部頭并不大的書，怎么到了明代說沒就一本也不剩了呢？

其次，即便《陸疏》佚失了，晚明出現的幾種刻本都是從諸書中輯成，那么它們是何時何人所輯，為什么連一點兒蛛絲馬跡都沒有？明人輯佚的興趣遠不如造偽，偶爾有之，總要把成果流布開來，但在晚明之前從未有《陸疏》付梓，而泰昌之后短短十幾年間，一下子出現了至少三種以上的《陸疏》，雖然各有訛舛，但并不雷同，難道會有幾個人同時掇拾成書，而總體字句上卻是驚人的一致？閉門造車，出則合轍，豈不怪哉！如果說這幾種版本同出一源，那也很讓人納悶，難道一個人輯成的書，在那么短的時間內就衍生出起碼三種異本？這豈不更超出常理？

再次，趙佑以“編題先后復不依經次”，遂“疑本作者未成之書，久而不免散佚”，焦循則以“次序凌雜”，認定“明系后人摭拾之本，非璣之原書”。趙、焦二氏心目中《陸疏》諸篇的正常“次序”，就是按《毛詩》順序來排列，只有這樣才是“原本”。這本身就是偏見。《陸疏》諸篇先后確實完全不按《毛詩》順序，但并不“凌雜”。全書既以草、木、鳥、獸、蟲、魚分類，而每類中諸名物并不是胡亂堆砌，而是有它們的排列規矩的。先以簡單的鳥、獸二類為例。“鳥”之以鳳皇而不是以雎鳩為首，“獸”之以麟而不是以騶虞為首，正是以鳳皇、麒麟在鳥獸中最為尊貴，所以把二者置于一類之始，而殿以鴇、梟、狼、猱等惡下之物。雖然這種尊卑之序未必能盡施用于草木蟲魚，但總可以看出陸璣對諸品物自有他的編次構想。另如“蟲”類中序以諸蟲之在草、在水、在木、在屋檐壁腳而終以蜮、蠆害蟲，“魚”中以大魚至小魚而附以鼉、貝等水族，這總不能說是“次序凌雜”吧。草木的品種和類分比較復雜，但同是采擷，水草之荇菜、蘋、藻、茆，就與山菜之蕨、薇、葍、芑等各自成組，絕不相混。全書既已類分為六種，那么每類中繼續以類相從，正是名物學的規矩。《四庫》本的《廣要》把毛晉原書次序打亂，依《毛詩》順序重排，焦氏的《陸疏疏》也是一樣，這種不深究原書體例而自以為是地亂改一通的做法實不可取。另外，如果這輯佚的事由焦循自己來做，他對諸篇的次序會怎樣排列呢？估計最簡便取巧的就是按《毛詩》順序，而不會別出心裁地去用更細密的品類排序。所以我的看法是，《陸疏》的不依經次而自有體例，反倒可以證明它更近于“原本”。

宋馬和之繪《唐風·有杕之杜》

以上質疑只是就《陸疏》為明人所輯而言，如果王應麟所著錄的就已經不是“原本”而是宋人輯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廣要》對《陸疏》所作的拓展

毛氏《廣要》所做的工作可分為三個部分。其一是對《陸疏》本文的校勘，其二是對《陸疏》所作的“廣要”，其三是毛氏自己的按評。

毛氏對《陸疏》的校勘，一是用所見版本如寶顏堂本參校，如“維魴及鱮”條，“漁陽、泉州”下毛氏有小注“一本作‘漁陽泉牣刀口’”，此“一本”即指寶顏堂本。另外就是采用他書引用《陸疏》而出現的異文，其中以《毛詩注疏》、《爾雅注疏》為多，如“參差荇菜”條“一作‘肥美’”，即采自二書；如“伊威在室”條“一本多一‘器’字”，即采自《爾雅》邢《疏》。又如“言采其葍”條“一本作‘花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而花赤，一種葉大而花白，復香’”，及“鼉鼓逢逢”條“一本多‘水’字”，皆采自馮復京《六家詩名物疏》。正如毛氏在《序略》中所言，他的為《陸疏》做廣要，與訂正《十三經注疏》幾乎同步，所以用《毛詩》及《爾雅》二《疏》校正《陸疏》也是順手的事。經此一層，《陸疏》的毛本在明末諸本中就更為優秀一些。

荇菜，出自《詩經名物圖解》

“廣要”當然是此書的最主要部分。毛晉既然著眼于名物的考察，對《陸疏》名物詮釋的擴展自然以名物學典籍為重，也就是說，自晉以來的《爾雅》學著作幾乎囊括無遺，其次則草木部分廣泛吸收《本草》學著作，還有就是《詩經》學著作中涉及名物者。

下面為毛氏所引用的主要書籍列一清單。由于毛氏引書時或標書名而多用略稱，或標作者而時名時字，為了方便閱讀，也在括號中稍做注明。

《毛詩正義》漢毛亨傳（毛傳），鄭玄箋（鄭箋），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孔疏）。

《爾雅正義》晉郭璞注（郭注），宋邢昺疏（邢疏）。

《爾雅注》宋鄭樵注（鄭注）。

《廣雅》張揖撰（《博雅》、《廣雅》）。

《埤雅》宋陸佃撰（陸農師、山陰陸氏）。

《爾雅翼》宋羅愿撰。

《黃帝本草經》（《本草》、《本經》）。

《本草經集注》晉陶弘景撰（陶隱居）。

《唐本草》唐蘇恭注（《唐本草》、《唐本》、《唐本注》、《唐注》）。

《本草拾遺》唐開元中陳藏器撰（《拾遺》、陳藏器）。

《蜀本草》五代后蜀韓保升等撰（《蜀本》、《蜀本草》、《蜀本圖經》）。

《宋圖經》（《圖經》）。

《證類本草》宋元佑間人唐慎微撰。本名《經史證類本草》。

《本草衍義》北宋政和時醫官寇宗奭撰（《衍義》）。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撰。

《通志》宋鄭樵撰。毛氏所引為《通志略》中之《昆蟲草木略》（《通志》）。

《詩緝》宋嚴粲撰（嚴坦叔、嚴華谷、嚴氏）。

《六家詩名物疏》明馮復京撰（《名物疏》）。

這個書單都是踏踏實實的大著作，構成了“廣要”的骨干。此外毛氏雖然也多引諸經傳說、歷朝筆記，以及大自《玄中記》，小至《禽經》、《竹譜》等類書，但“芟其蕪穢，正其淆訛”，有甄選而不炫博，舉異說而不尚怪，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明人雜纂的虛夸浮濫。

毛晉的按語雖然占篇幅不多，但出自心得，也可以看出他的學術和見識。

儒家的“博物”學就是把生物的本能倫理化，好像一切動植物的生存都以儒家的道德為規范。如《魏風·隰有萇楚》，萇楚即銚芅。鄭玄箋云：“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一個蔓生植物，竟然是在所稟道德的支配下生長！毛晉對此反譏道：“長楚莖弱，不能為樹，牽弱于草木，又何揀擇，康成乃云‘不妄尋蔓’耶？”這就可以看出毛氏明理的一面。另外，作為明末大出版家的毛晉，一生編校刻印書籍六百余種，而對自己的諸多撰述卻僅刻此《廣要》一種，收入《津逮秘書》，由此可見毛氏胸襟。

研讀《詩經》動植物的必備文獻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

[吳]陸璣 撰 [明]毛晉 廣要 欒保群 點校

繁體豎排

32開 平裝

978-7-101-16048-2

36.00元

整理者簡介

欒保群，1967年畢業于天津師范大學中文系，1981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此后直到退休，一直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和河北美術出版社任編輯。撰有《山海經詳注（插圖本）》，整理點校有《陔余叢考》《日知錄集釋》《山海經箋疏》《山海經廣注》《植物名實圖考校注》等，編有《中國神怪大辭典》，另寫有《捫虱談鬼錄》等隨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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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一部不可多得的《詩經》名物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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