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梁啟超一生有過兩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91年，梁啟超十九歲時入京與長他四歲的李蕙仙成婚。李蕙仙嫁給梁啟超時，帶了兩位隨身丫鬟，其中一位叫王桂荃。王氏聰明伶俐，深得梁氏夫婦喜歡，1903年，她成為梁啟超的側室。梁啟超的九個子女中，思順、思成、思莊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王夫人所生。

在所有的子女中，梁思永是父親梁啟超最為看重的一個兒子。1948年，他與兄長梁思成同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

梁思永

01

他是第一位受過正規現代考古學訓練的中國人

梁思永1904年生于澳門，曾在日本念小學，回國后進入清華學校留美班，后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這里的學風注重地質學、人類學、古生物學、社會學、化學及物理學方法的綜合運用；注重田野調查，把地下的實物分析與人類社會史的研究結合起來。梁思永曾在美國參加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研究。1927年初，他寫信給父親，表示想回國實習并搜集一些中國田野考古資料，準備畢業論文。

父親那天的回信，從出席清華學堂歡迎李濟、袁復禮自山西西陰村考古發掘歸來的感想談起，建議兒子快些回國，“跟著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梁啟超的信，是一點點收攏的風箏線。1927年，梁思永回國，在國內工作近一年，擔任清華研究院助教，兼任古物陳列所審查員、故宮博物院審查員。梁思永利用在美國的所學，對李濟在山西西陰村發掘的一萬多個陶片進行了詳細分類。他通過對國內外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對比研究，確定了西陰村與仰韶村是同時代的遺存。梁思永將研究成果寫成英文論文《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之新石器時代之陶器》，獲得哈佛大學研究院考古專業碩士學位，成了第一位受過正規現代考古學訓練的中國人。

留學時期的梁思永

那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開創時代，繼山西西陰村之后，李濟應邀加入中研院史語所，接替董作賓主持河南安陽的殷墟發掘工作。

1930年，梁思永正式加盟史語所考古組。

這年8月，地質學家、中研院總干事丁文江從來華考察的法國傳教士、古生物學家德日進神父處得到線索，中東鐵路蘇籍雇員路卡徐金在東北中東鐵路一線，發現黑龍江昂昂溪附近有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

9月19日，梁思永與助手王文林從北平出發，前往黑龍江。此前，日本學者對東北進行過考古活動，但限于遼東半島及松花江以南地區。梁思永此行是考古學者首次進入黑龍江地區。

昂昂溪位于東北平原北部的中心。他們發掘的沙岡離江邊七八公里，離昂昂溪火車站約六公里。他們每天要徒步往返駐地與遺址之間。在他們的艱苦努力下，昂昂溪共出土標本一千多件。

1930年10月初，因天氣漸冷，他們不得不踏上歸途。梁思永在1932年10月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冊，發表了長達四十四頁的大型考古發掘報告《昂昂溪史前遺址》是這次調查的成果。從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廣泛分布的以細小壓琢石器為主的原始文化類型，被稱作“昂昂溪文化”。九一八事變，日寇侵占東三省。這個地區剛剛興起的考古發掘只好戛然而止。

02

他創立了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站制度

1931年1月，梁思永與在北平協和醫院社會服務部工作的李福曼結婚。李福曼是梁思成母親李蕙仙的娘家侄女，小梁思永三歲，畢業于燕京大學教育系。新婚宴爾，二十七歲的梁思永就告別妻子，隨史語所考古組去河南，參加安陽小屯和后岡發掘。

自1931年春季開始，小屯的發掘范圍向東擴展到后岡，向西擴展到四盤磨，分別由梁思永和吳金鼎兩員大將主持。

后岡遺址，北臨洹河，位于小河灣南岸的一處臺地之上，西北面是傍河而立的十幾米高的黃土壁，東北是一片河水沉積的沙灘，東南兩面地勢平坦。李濟曾記錄：“1929年發掘小屯時，天天走過后岡，看它那隆然高出四周的形勢，遍布繩紋陶片，那時就動了掘它的念頭。”1931年，中國第一部《古物保存法》正式生效，田野考古發掘須憑執照進行。梁思永以“侯家莊西北岡發掘領隊”的身份領到了我國“第一號采取古物執照”。

那之前，中國境內無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進行的考古挖掘，遺址發掘方面都缺少科學性。夏鼐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下午至李先生處……談話中，我露出不滿意小屯發掘的方法，李先生仰臥著，兩眼直瞪著天花板，說：‘小屯發掘的時候，我們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亂挖。’又嘆氣說：‘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那時，全世界田野考古的水平都不高，而梁思永在美國西南部搞過發掘，受祁德指導，又有當地特殊地貌的啟發，因此容易形成 “很大一片整個挖的概念”。

20世紀50年代初，梁思永（拄杖黑衣者）與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同人

1931年3月至5月，梁思永在后岡的發掘，創造性地提出了科學的地層劃分方法：以土質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來劃分地層，為科學而準確地認識古代文化遺存打下了基礎，使中國田野考古技術明顯提高。梁思永還主張在發掘工地附近另租工作站，吃住在工地，僅在星期天回城休息和做下一周的準備，以提高工作效率。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站制度自此而生。

1931年秋天，梁思永轉戰山東歷城縣龍山鎮城子崖的發掘工地，并為此處遺存命名為“龍山文化”。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次太平洋學術會議”上提出的論文中，全面總結了龍山文化。直至今日，對龍山文化類型的進一步劃分，仍源于梁思永當時的創見。一本命名為《城子崖》的大型田野報告，1941年以梁思永、董作賓的共同署名在四川李莊出版。

03

他的考古發現像一把鑰匙，

打開了中國考古學中的關鍵問題

1932年，梁思永在安陽后岡工地野外發掘時突發疾病。開始只當是普通的感冒，因田野發掘緊張，生活艱苦，他在工地上來回奔波，不能稍離，然而病情未能及時控制，高燒幾日，遂轉成烈性肋膜炎。等轉到北平協和醫院住院治療時，梁思永的胸肋部開始大量化膿積水，醫生從他的胸腔內連續抽出了四瓶黏液。

經加量用藥和多方救治，方穩住病情。當時，妻子李福曼已懷有身孕，仍在梁思永的病床前日夜守護。直到年底，梁思永才漸漸好轉，但病灶在那個寒冷的早春蟄伏了下來。

1935年，夏鼐曾跟隨梁思永參與殷墟侯家莊西北岡的發掘，他回憶說：“梁先生那時剛過三十歲，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長的身材，蒼白的臉色，顯然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但是在工地上，他生龍活虎一般工作著。他的那種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記了身體的脆弱。白天，他騎著自行車在各工地到處奔跑巡視。對于各工地在發掘中所顯露的新現象和產生的新問題，他隨時都加以注意，加以解決。他有時下坑親自動手，有時詳細指點助理員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圍廣達數萬平方米，分成五六個區域，但是幾乎隨時到處都有梁先生在那兒。四百多個工人和十幾個助理員，在他的領導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著，像一部靈活的機器一般。晚間在油燈下，他有時和工作隊助理員談談當天發掘中的新發現，有時查閱各人的田野記錄簿，有時看著助理員們剔花骨等整理當日出土品，有時和他們討論新問題，因此時常深夜還未入睡。”

梁思永主持后岡工地，經過連續幾次發掘，出土了與城子崖遺址下層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遺物，發現了小屯（商代）、龍山、仰韶三種文化遺存上下依次堆積的“三疊層”，并觀察到了形成現在的后岡的真正原因。他由此得出，殷墟文化與龍山文化之間有著明顯的繼承關系，但二者之間也顯然存在缺環；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間曾發生過密切關系等結論。

尹達后來評價道：“在河南北部這三種文化的時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這好像是一把鑰匙，有了它，才能打開中國考古學中的關鍵問題。這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中一個極重要的轉折點。這功績應當歸之于思永先生。”

夏鼐也寫道：“自（梁思永）加入殷墟發掘后，對于組織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進，提高了我國田野考古的科學水平。在野外工作中，他能注意新現象，發現新問題。主持大規模發掘時，他能照顧到全局，同時又不漏細節。”

1935年，梁思永（右）在西北岡大墓接待前來參觀的法國漢學家、探險家伯希和（中）和傅斯年（左）

04

他成天在人頭骨和各種陶罐之間敲敲打打，修修補補

抗戰全面爆發后，傅斯年代理中研院總干事，李濟受教育部委托，調查故宮文物遷運情況。梁思永以史語所臨時負責人的身份，組織全所同人攜帶物資自南京轉長沙，再經桂林、越南海防遷往昆明。

一路上，最讓人犯愁的是歷次考古發掘的物品。史語所檔案中，有梁思永致湖南教育廳朱經農廳長的電文：“存件勞神安置，公私極感。”朱經農的回電卻有些不客氣：“存件無法起運，分別砌入地下室夾墻內。保管員窮極，匯生活費。”

梁思永領著史語所同人，帶著妻女，顛沛流離。每次轉移，梁思永帶領大家一齊動手，把二十多萬冊書籍和文物裝成六百多個大箱，然后經由卡車、火車、木船、輪船，一站一站地押運到目的地。到達昆明后，青年研究人員勞榦、陳述寫信向在重慶的傅斯年所長報告：“學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里長途運公家要物來此，李啟生、高曉梅諸君費力甚大，梁（思永）先生尤賣力氣……”

但旅途勞頓并未換來長久的清靜。1940年10月底，為擺脫敵機轟炸，史語所遷到四川南溪縣的李莊。

梁思永一家，租賃李莊鎮羊街八號羅南陔家暫居。史語所在板栗坳山上，羅南陔家在江邊。梁思永遂周一一早上山，周六晚上下山。山上住六天，家里住一天，頗像田野工作站制度。

2003年，筆者從當年的房東羅南陔的兒子羅萼芬老人處，了解了當年的情景。羅萼芬說：“我父親在當地很有影響，人稱‘小孟嘗’。聽說梁思永身體不好，父親誠懇相邀：‘愚下已經叫兒子兒媳遷到鄉間石板田住下了，現將自家住房騰出一半，打掃就緒，特請先生與夫人前去查看，可否滿意？’梁思永遂住進我家。隔壁住的是中博院主任李濟的一家，他父親是詞人李郢客老先生。我家室號‘植蘭書屋’，院子的天井里有口大青石缸，缸子周圍置放有二三百盆蘭花，清幽清幽的，空氣好，正適合梁思永養病。

“我父親留了一間屋自己住，好管理蘭花。我和父親、繼母住在一起，其余騰給了梁思永。書房里兩邊是窗，一邊是張老式書桌，可辦公，一邊是張老式梳妝臺可供梁師母梳洗化妝用。中間一張老式大床，一壁一個空著的大書架，可放上千冊的書。一邊是一個舊式的食品柜和大衣櫥。梁思永一家很滿意這個環境。

“梁思永曾到重慶去治過一段時間的肋膜炎。那是抗戰前就得下的病。那段時間，梁思成每隔幾天就來弟弟家一趟，看缺什么，有時也捎點菜來。

“思永是歷史學家，在我家研究宋史。當時我父親也愛好文史，他們兩個很談得攏，常常在蘭花叢中，安兩個馬架，或躺或坐，一談就是好幾個小時。我們親戚多，常從鄉間送來瓜果蔬菜，都照常送兩份給梁家兄弟，減少他兩家上街買菜的花銷。”

那時，梁思永的獨生女梁柏有年僅七八歲，如今的她仍記得：“當時我們住在李莊的羊街八號羅南陔家，分前院后院。院里有桂圓樹、花椒樹。羅家住前院，我們家住后院。后來我們搬到板栗坳的茶花院。記得家里一屋子都是頭蓋骨，我很害怕。而父親成天在人頭骨和各種陶罐之間敲敲打打，修修補補。

梁思永與女兒梁柏有在去板栗坳的路上

“我母親叫李福曼，是我大祖母李蕙仙的侄女。她是貴陽人，燕京大學教育系畢業，曾在北京協和大學工作過一段時間，抗戰后就沒再工作，主要是照顧我和父親。我開始在李莊鎮中心小學讀書。后來讀板栗坳的子弟學校。生活怎么苦我沒感覺到，應該是‘少年不識愁滋味’。我跟董作賓伯伯的兒子董敏、董興一起玩。前些年董敏托我堂兄梁從誡從臺灣帶回一些照片，有一張是當年在板栗坳我們一群孩子的照片，還有一張父親在病床上的照片，胡子很長，樣子很憔悴。記得那時在他的病床上，他讓我站在他的床頭背《史記》，背不出來，就讓我自己去拿尺子來打手心。”

史語所的檔案里，有梁思永這樣的筆跡：“弟不擬申請子女學校費用，謹將申請表等奉還。

“弟之列名請求暫墊柴款事，確是欠斟酌，當時只注意于希望研究所能夠幫助境況特別困難的同人們解決燃料問題，但始終絕對沒有要研究所為自己墊款之意，特函致歉，并望能接受此項說明。”

梁思永清正高潔的背影永遠留在檔案里。

搬到板栗坳后，梁思永雖只是在室內伏案，但拼命精神仍不遜在田野。石璋如這樣回憶：“梁先生在昆明時，他罵昆明的氣候不冷不熱，造成人們不死不活，沒有一點進取心。遷四川后，夏天悶熱，冬天濕冷，稱得上有刺激性。第一個夏天，日間工作之暇，他穿著背心短褲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悶熱流汗，蚊子也結隊來叮，不能作工。只好在戲樓院的觀賞臺上燃火熏蚊，大家圍火而坐，談天說地，一面用扇驅蚊，一面用扇取涼，烤火搖扇，別有風味。”

05

他在李莊度過了漫長的五年，

這個病榻上的學人給李莊留下了瘦削而堅強的背影

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給正在重慶出差的李濟寫信匯報了三組的工作情況，并言及自己的病況，信中說：“西北岡器物之整理，本預定十月底完畢。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發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幾不能飲食，下山回家調養，耽誤約半個月，完工之期又展遲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畢之后，即開始繼續報告之編輯。報告中統計制表、編索引等機械工作，擬請研究所指派一專人協助。”

這年，他病情突然加劇。當時他的妹妹梁思莊帶著女兒吳荔明正在去四川的路上，當她們在廣東祖父家里暫住時，收到梁思成從李莊寄來的信：“……三哥（梁思永）到此之后，原來還算不錯，但今年二月間，亦大感冒，氣管炎許久不好，突然轉為肺病，來勢異常兇猛，據醫生說是所謂galloping T.B.（奔馬癆，一種肺病）。好幾次醫生告訴我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舊歷端陽那天，醫生說anything may happen anytime（隨時可發生意外）。形勢異常危急，把我駭得手足無措。其實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醫療看護方面都有了一些經驗，所以三哥占了這一點便宜……竟渡過了這難關，至六月中竟漸漸恢復常軌……”

病榻上的梁思永

用英語寫成的部分也是最機密的內容，梁思成顯然不愿讓家人有更多的擔心。

梁思永的臥病對傅斯年是一個很大的打擊。1942年4月29日，傅斯年在致朱家驊、葉企孫的信中寫道：“思永尤有一特長，本所同人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自己范圍事，弟亦頗覺到敝所有暮氣已深之感。思永身子雖不好，而全是朝氣。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則已（亦不好管閑事），如過問，決不偏私而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為同人所佩。弟數年以來，時思將弟之所長職讓彼繼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準備。抗戰時，弟在京代總干事，思永在長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風服，即他所同在長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稱道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慶時，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漸漸養成一種空氣，俾弟一旦離職，彼可繼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興趣，強焉亦可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見其精力甚好，前計又躍于心中，今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擊矣。”

病榻上的梁思永，除了強撐病體堅持寫作，更多的時間是在枕上閱讀。史語所的檔案里，有20世紀40年代初他在李莊求購或借閱的一批便條。

夏鼐1943年10月31日記載：“上午與高曉梅（即高去尋）君同往謁梁思永先生，其病后已一月多未曾見面。梁先生頗注意康藏方面的史地，談話中常提及此題目。”

史語所與中博院等單位合組川康古跡調查團及西北史地調查團。梁思永的閱讀動機當是為此做準備，只是因身體的緣故未能成行。但他的閱讀定然給參加田野調查的同事提供了文案支持。

梁思永在李莊度過了漫長的五年，這個病榻上的學人給李莊留下了瘦削而堅強的背影。李莊永勝村的李婆婆至今還叫得出梁思永的名字：“我們喊他硬人，他不出門，天天在家寫書看書。他把饅頭切成片，再在炭火上炕一下就吃。后來，他得了病，把肉燉成絲絲，把饅頭掰碎泡在湯里吃。有一天，梁先生說他要走了，只要一兩個月就回來。他是被抬著走的，鋪蓋籠到頭，滑竿一直平起抬，從高石梯抬到李莊街上，然后大船載到重慶住院。”

梁思永一家在李莊羊街八號院內

06

他被選為第一屆中研院院士

抗戰勝利后不久，梁思永偶然從一本外文雜志上看到一個新的醫學成果，即患肺病者若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一側肺萎縮下來，健康的一側肺將發揮更大作用。這個消息令梁思永極度興奮，在各方的關照下，他赴重慶醫治。

梁思永攜家眷乘船來到了重慶，入住高灘巖醫院，在胸外科專家吳英凱的主持下，切除了七根肋骨。1946年，傅斯年通過交通部長俞大維，讓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軍用飛機飛往北平。當時他的身體尚未恢復，他躺在一張帆布擔架上被抬上飛機。考慮到路途的困難，傅斯年再以個人的名義發電報讓在北平的妻兄俞大紱幫忙接機。一到北平，梁思永即由俞大紱等四人抬下飛機，專車護送到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順家暫住，一個星期后搬到東廠胡同原大總統黎元洪居住的院內三間北房居住、休養。此后病情稍有好轉。

1948年，中研院選舉院士。2月20日，董作賓在致胡適的信中，特別言及即將舉行的第一屆中研院院士選舉。董作賓表明，自己愿意放棄膺選為考古學領域院士的機會，勸說胡適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為前者在病中，應該借此“給他一點安慰”，至于后者，“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

8月5日，梁思永致信南京的李濟說道：“弟五月底入協和醫院，住院十二日。檢查身體，結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壓塌狀態良好，胃腸透視都沒有發現毛病。除了氣管里的結核病灶可能尚未痊愈外，可以說沒有病了。不過身體經過這幾年跟病菌斗爭之后，真猶如戰后的英倫，雖然戰勝了敵人，但元氣銷蝕殆盡，要恢復到小康的局面，恐萬分困難。”又說，“弟近間起坐之時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鏈霉素后發生頭暈現象，走起路來搖搖擺擺，不很穩當。”這是梁思永在生命的燭光燃盡前，與史語所同人的最后一次通信。

07

他對著和他相廝相守二十二年的李福曼，平靜地說：我不奮斗了，我奮斗不了啦，我們永別了

1948年底，史語所遷往臺灣，梁思永留在北京。他雖然已臥床不起，但是每天都抱著他那臺美國產的收音機收聽國共戰爭的消息。

1950年8月，梁思永被新生的紅色政權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鄭振鐸還擔任國家文物局局長一職，因此考古所的工作擔子主要壓在梁思永身上。盡管他的病軀已不能從事田野考古，但他仍籌劃著考古所的田野發掘，指導室內研究，在家中主持所里的重要會議。

夏鼐說：“他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見我時，便很興奮地談著關于考古研究所的計劃。他說，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鄭所長（鄭振鐸）和我來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經驗的幾位，帶著一班年輕朋友，在外面多跑跑，訓練年輕的人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務。這種訓練是需要在當地實際工作中親手指點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外地工作，沒有多替他在所內分勞。”

他在病床上，用鉛筆在便條上完成了《殷代陶器》和《考古報告的主要內容》兩稿，對考古報告的編寫有指導意義，使許多青年考古工作者受益匪淺。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臟出現衰竭，身體更加虛弱，只得脫離工作安心在家休養。

到1954年春天，他心臟病發作，入北京人民醫院救治。

3月8日，梁思永讓夫人李福曼打電話叫自己的妹妹、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梁思莊到醫院。據梁思莊的女兒吳荔明講，梁思永在生命垂危的最后階段，一直沒有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聲，一直默默堅持著。“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對著和他相廝相守二十二年的三舅媽（李福曼）平靜地說：‘我不奮斗了，我奮斗不了啦，我們永別了！’”4月2日，梁思永逝世，年僅五十歲。

梁思永去世時是有遺憾的，但最讓他遺憾的，是1948年史語所遷臺時，運走了當年他領隊發掘的西北岡考古報告的草稿。他去重慶動手術之前，盡管只完成了報告第一章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但那是他在烽火戰亂中的心血的結晶，也是他作為一個考古學家的名山大業。

夏鼐日記中，記有1944年1月2日他將赴西北考察前，梁思永說的一段話：“梁先生說自己眼看這肺病是不能痊愈了，不過是時日問題，想勉強起來將未完成的報告寫畢，這是他此生唯一的事業，不知值得冒險否。張大夫仍勸他休息三四年再說，目前不能起來工作，否則病勢一變，前功盡棄。張大夫頗為之傷心，大家聽見亦均為之黯然。”

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得知梁思永過世后，委請梁思永當年的弟子高去尋整理梁的遺稿。自1958年到1976年，高去尋前后歷時十八年，把梁思永先前的八十四頁草稿、十五頁表格和一百四十頁大小草圖寫成八巨冊、一千一百六十四頁、九百三十九幅圖版的考古學經典報告。

李濟在《侯家莊第二本1001號大墓》序中說：“校訂輯補師友的著作，比自己寫一本書更要困難……”原因是梁思永的草書另成一格，頗難認定；經過歲月磨滅，他當年手繪的插圖已經褪色，有些還被誤認為白紙；輯補者補寫出土器物時，每一件都要核對原物……

這輯補包括訂正訛誤等，瑣碎而繁雜。以篇幅而論，高去尋補寫的部分竟是原作的八十倍，而他卻在出版扉頁題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他只是排在后面的輯補。這“輯補”兩字蘊含了高貴的學術道德。梁先生似可含笑九泉了。

歲月如梭，漸漸地，梁思永已變成書頁里一個發黃褪色的名字。梁思永的墓地在八寶山的東側，墓地是其兄長梁思成設計的：漢白玉的邊界，漢白玉的臺階，漢白玉的墓碑，造型莊嚴簡潔。墓碑呈斜面，刻著郭沫若的字跡：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之墓。

（原文《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學重鎮》刊于《名人傳記》2013年第10期 文/岱峻）

責編丨王苑 責校丨張靜祎

排版丨王苑 審核丨許華偉

原標題：《考古人物｜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學重鎮》

閱讀原文